梁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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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励之堪称学人的楷模

(2012-04-14 14:15:39) 下一个

情感

分类: 感受滴滴

复活节出去串亲,未经常看网络消息,听到方励之逝世的噩耗,已晚了几天。在所知的自然科界学人中我对方先生是最佩服的:聪慧超群、儿女心肠、英雄肝胆、才情妙笔、道德文章。但天不假人,未能对民族的兴达有更多作为。去年末捧读先生博文《金婚之年感恩节致友人》,何其浪漫、何等情怀?终生伴侣曾是美眉才女,亦是巾帼英雄。今又泣读李先生的悼文。真是一对豪杰伉俪、灵魂知己!方先生安息!李先生保重!

 

金婚年感恩节致友人

 

今年是李淑娴和我结婚的第五十年。有同辈友人祝贺金婚。实在说,用贵金属来形容婚姻,多少有点透着俗气。这是来自西方的习俗,也是西方的俗文化。为什麽不用花来命名?百合之婚,兰花之婚,野菊之婚……那怕是狗尾巴草花之婚,也富有生气。

 二十年前,1991,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参加一晚会,主题是庆贺J&N.B.夫妇结婚二十五周年。各路宾客熙熙攘攘,各色大小气球漂浮在大厅里,上面写着“just married”。还真有一点新婚的气氛。普林斯顿大学物理系教授J.T.,借机发表高论。他说,这种party,只有在我们这一代常有,上一代人少有;下一代人可能更不会常有(此公生于1941年,“我们这一代”应指二战前后出生的一代,即如今的金婚和亚金婚一代)。他的理由是:上一代人平均寿命短,夫妇俩都能活到结婚30年的不多,都能活到结婚50年的更是稀有事件了;至于下一代人,平均寿命没问题,但能有百分之几的夫妇在二十,三十年里不生婚变?

言下之意,“我们这一代”的爱情观,已经彻底过时了。

李和我,最喜欢的爱情歌曲,是爱沙尼亚(?)盲人演唱家的“心儿在歌唱”,在海边,心上人依偎着,

像春天泉水在流淌, 是你的话在我心中回响。
像最甜美的梦, 梦见你给了我 春花和阳光。

我心头多欢畅, 我把爱情歌唱。
唯有你一人, 永留我心上。
波浪哗哗响, 活泼又明亮,
爱情像春光, 闯进了我心房。
唯有你一人, 永留我心上。

对堕入情网者,一句“唯有你一人,永留我心上”带来的美感,是不可替代的。爱情是一种美,一种永驻心间的美。

1961年10月6日,在北大物理大楼二楼的一间教室里,李和我举行婚礼。婚礼不是西式的,因找不到出租婚纱和洋礼服的店铺;婚礼也不是中式的,因买不到金双喜大红烛;婚礼更不是当时流行的“革命”式,其核心节目是把西式的交换戒指变成互赠毛选一卷。戒指是爱情和婚姻的信物,以毛选作者充任婚姻的信物,不免太恶心了。

我们没有开喜宴请客,因为没有那麽多的粮票,油票和糖票。为了应付场面,我们只买了两样不要票的东西,高价糖(价钱高于要票糖十倍以上),和一堆又小又涩的梨。老人曾叮嘱我们,在婚礼上切忌吃梨(离)。果然,我们婚后的第一个25年(1961-1986)确是聚少(8年)离多(17年)。第二个25年(1986-2011),情况好转。一个忌讳的有效期是25年,和通缉令一样。

无吃无喝的婚礼,更像一场质询会。质询的重点是李和我的爱情史。李和我从相识,到相知,到相恋,再到结婚,前后经历了九年(1952-1961)。可讲的故事确是不少。

大学四年,1952-1956,青春年少,朝霞满天,李17 – 21 岁,我 16 – 20 岁,没有“少年维特之烦恼”。1952年入校时,北大当局让上海地区的新生8月入校报到,而北京地区新生要等到10月之后才准予报到,因为宿舍尚未完全盖好。当我们北京男四中众弟兄一行来到北大报到时,都被先来的上海新生们管理。从上海来的李,手上持有一份名单,她的任务是核查名单上的每一个人的住地。一轮下来,她没有找到方某的下落。原来,李拿着的名单里,我的名字被误写成方丽芝,她只到女生住地去找。后来,李终于在男新生暂住地(大体育馆)查到了我。问:“你是方励之吗?”答:“在下正是,有何吩咐?”。李和我,就如此相识。

直到大学二年级,我们还有课堂讨论,可以质疑课堂内容。马列主义课的讨论,可以质疑马列经典。在课堂里,还保有一点点辩论自由。这可能是欧洲大学传统在中国残留的影响,蔡元培的办北大的主张皆来自德国的F.洪堡“真实、公正、自由”的原则。欧洲教育重视辩论。古希腊柏拉圖学院的认识论就是,真理是依靠辩论(包括诡辩)而获得。“最高形式的自由是按照自己的良心去自由地了解,自由地阐述,自由地辩论”(密尔顿)。我一直很喜欢诡辩(如芝诺佯谬)的逻辑。其中的智慧,实在不是所谓“抬杠”能相比的。在课堂讨论上,我常试着以此道“标新立异”,挑战正统立论(当年的“标新立异”,后来证明并不全错,那是另外话题),看谁能識别诡辩的诡道。每当我发言之后,第一个站起来反驳,并甩下几句冷言冷语者,常常就是李淑娴。一来一往,使我们相知日深。

1954年秋,大三,北大全校评选优秀学生,必要条件之一是所有课程的考试成绩都必须是5分,即所谓全A学生。北大全校共评出28个优秀学生,竟有7个在物理系三年级。全A生高度集中在物理系,并不奇怪,恩格斯(马克思的赞助者)早说过,“物理学研究最简单的吸引和排斥运动”。据此有人说,物理系就是简单运动系,可简称简单系。还真说对了,揭露复杂现象的简单本质,是物理的追求。因为,“大自然是簡單的”(汤川秀树);“简单是真实的标记,而美是真理的光辉”(E. Chandrasekhar)。世间万物的至极本质,是优美,简单和统一。

爱情的至极本质,是心灵里的优美,纯净和专一。

李和我都在“简单系”的那7个全A学生之中。两条世界线缠绕在一起了。泛彼柏舟,亦泛其流,终于双双落入了至极的情网。一篇日记里写有“燕园里,摇曳的树丛,阑珊的灯光,幽暗里充满着无尽的柔情;高远的天空,严肃而寂静。群星的闪烁,好像在窃窃私语,是不是在羡慕我们?此时此刻,还有甚麽更甜美的,能超过我们的相依相恋?”

1957年,朝霞的日子结束,灾难降临。反右派运动的重要内容之一,是用无产阶级的政治大棒,把不符合阶级斗争原则的年轻恋人,一一生生打散。李和我也一度被打散。

1957年底,李被正式划为右派,开除党籍,我则还没有,按阶级斗争定义,当时相互已属敌对阶级,非分手不可。从那以后,李和我切断了联系。李下乡到京西斋堂劳动改造,我则被下放到河北省赞皇县劳动。天各一方,只剩“唯有你一人,永留我心上”的歌声还不时回响于心上  ……

1959年初,幸运降临:我终于也被开除党籍,高兴极了。按定义,我同李的阶级地位一样了。两条世界线再度相交在一起。其实,李和我的右派罪行是同一桩案子——准备给党中央写一封信。北大反右的后期,是由邓小平和彭真掌握,他们说北大右派质量高,右派帽子数量不应受(毛的)5%上限的制约,可以增加到7% 或更高。李的右派帽子就是在后期追加的。在政治上,科学院跟着北大走,我的名字也被列在近代物理研究所的右派名单中。据闻,时任科学院秘书长的“老右派”杜润生看到名单后说:“这个人太年轻了,哪儿够资格当右派”。顺手把我的名字从名单中划掉。所以,我始终没有一顶正式的右派帽子,恭列漏网右派。

反右运动过后,环视周围的同学和朋友,所有我们知道的反右运动之前的年轻情侣,凡被阶级斗争波及者,无一不被打散。有的人为此终生郁郁。没有人认真统计过,这种事例共有多少。

李和我是幸存者。

所以,婚礼的高潮——当友人要求我们唱歌时,李就唱了一遍“心儿在歌唱”。注意,1961年已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时代。“红太阳”应是心中的“正统”,怎麽还唱“唯有你一人,永留我心上”?幸好,参加婚礼的人,无人向党棍举报。

我们的物理启蒙老师黄昆教授也特意来参加我们的婚礼。李和我的恋爱故事,至少有一桩与黄先生有关。1960到1961年结婚前,我每个周末去找李。她当时住在北大女教工宿舍(未名湖畔的均斋)。教工宿舍一般两个人,有时不方便谈话,也影响他人。我们只能到校园里散步。一个周末,冬晚,雪后,气温零下16 C。照例,我们在未名湖周边的几条小路上缓缓绕行,被黄先生撞见。后来,在黄的教研室中,流传一则“新闻”:“李淑娴和方励之在零下16度的气温中谈恋爱”。不知这个纪录是否已被打破了。

如今的金婚和亚金婚一代,当年大都没有享受过新婚旅行或蜜月旅行。那时的婚假只两天。最多去香山和碧云寺一次。

大三时,李和我倒不时于周末去香山碧云寺一游。当时要想去香山碧云寺,又想不耽误吃饭,须在半天内完成。1952秋季 – 1955春季期间,当局对大学生特别优惠,实行伙食供给制,北大大饭厅一日免费供应三餐,不要钱,不要票,不定量,但不准带走。学校还发给每个学生一支捷克造搪瓷白饭碗,男生的饭碗口径是15公分,女生的12公分。中饭晚饭的开始曲是“骑兵进行曲”。一听广播此曲,学生就会从四面八方冲向饭厅,比骑兵还快。那个时代,极少学生有钱下饭馆。从北大到香山一路,也没有一家饭馆。所以,要想去香山碧云寺,必须在大饭厅的两顿饭之间完成。当然,也可以早饭多吃,午饭就免了,但早饭只有馒头稀饭咸菜,至少要吃五个馒头才够。当年男生吃馒头的吉尼斯记录是一顿11个,我最高吃过9个。

如果骑自行车,两顿饭之间来回北大-香山不成问题。李和我常选择徒步。李是北大女子中长跑运动员,耐力极佳。半天走北大-香山一个来回,对她没有问题。我呢,也没有问题。在热恋的时候,Male是绝不会在任何PK 中示弱的。

结婚旅行并非新婚者专有的权利。只要爱情在心中,又有机会,任何时间都可以享受“just  married”。

李和我第一次遇到这种机会,已是锡婚(结婚十年)了。1971年8月,林彪坠机前一个月,文化大革命正在高潮。那年南方天气奇热,许多部门不得不放假。我当时在科大砖瓦厂劳改。被专政者原本是没有假期的。然而,制砖工人也觉得太热,想休息,最后,军代表不得不决定“大赦天下”,一律放假一周!李当时在北大江西鲤鱼洲农场劳动,也请准了假。这是我们结婚以来,第一次享有一个共同的较长的假期。当即决定:去度蜜月或蜜周!

蜜月一词,本来就有两层含义:甜蜜及秘密。对我们来说,秘密更是不可或缺。我们俩个都是被无产阶级专政的贱民。此行必须秘密。我们并不害怕。连年不断的阶级斗争,使非贱民们都失去了玩兴,极少出来旅游,更何况贱民。所以,专政者们绝不会想到一对贱民竟会有兴致有胆量出来游山玩水,尽享天然美和爱情美的交融。我们推断,名胜之处反而是阶级斗争最放松的地方。后来证明,我们的推断100%正确。

蜜周的目标是黄山。以下是黄山旅行之后,我的追记,括号中的字是现在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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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8月12日旁晚,我从合肥动身,李从南昌动身,8月13日上午,我们的火车先后抵达上海。(当时没有手机,亦无卫星电话,无法实时联系。然而,两人选的车次居然几乎同时到达上海站。正应了,有情人,自有灵犀相通)。时间紧迫,不能暴露我们的身分,上海是最“革命”的城市,到处有“红袖套”游荡,上海车站尤其多。我们只相互一笑,原来我发现她一身同我一样黑,她发现我一身也同她一样黑。同等的劳改,同等的太阳晒,同等的黑。黑加黑到是一种很好的保护色。

在上海停留一晚,14日即去杭州。杭州虽好,又是我的老家,但不是此行的目标,也只在姨母家停一晚。

8月15日晨,乘长途汽车从杭州去徽州。车向西行,渐渐地,进入“蜜月”旅游的境界了。车外一派富春江的景色,安恬静谧,山水相依,线条细腻而分明,在阳光之下,真好像杭州织锦上的缕缕绣丝,熠熠生辉。

中午时分,汽车费力地爬过翌岭关,进入安徽省境。皖南的山,依旧葱葱郁郁,但水比浙江少,只有一些小溪在大山的夹缝中艰难地淌过。公路已没有柏油路面,都是土路。乡村更原始、更闭塞。下午一时,车在绩溪县的一个小镇休息,旅客下车吃饭。绩溪正是胡适的老家。中国的第一个“全盘西化”的倡导者,就出生在这个闭塞的山峦之中。

车到岩寺时,天已近黄昏了。所幸那时旅游者极少,方园30公里的黄山,一天的旅客不到30人。所以,还有车在天黑之前把我们送到山脚下的黄山宾馆。一眼就看到宾馆正墙上贴着斗大字的标语“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接待处人员并未查问我们的身份,就像接待其他革命旅客一样,接待了我们。革命旅客的住宿费一个人一天八角(只有男女分住的大房间)。一顿饭一角五分。

黄山宾馆位于山坳里,很清幽。听得到流水声。一条溪水就在宾馆前的涧底流过。晚饭后,我们攀缘而下,到达涧底。这里,水声更大了。天已全黑。嶙峋的涧石,溪流溅出的水花,隐隐可见的白龙桥,一切似都被浸没在月光的淡淡银辉里。溪水很凉。空气也很凉。车中一天的暑气全消去了。清凉的水,也涤去了我们一天的仆仆风尘━━不,清洗了阶级斗争的污垢,让爱情有一个干净的空间。这时只有我们两个人,真想在这涧底一直坐下去,任凭溪水冲刷我们的心灵,任凭淡淡的银辉渐渐地散去……

8月16日一早6.30,我们就上路了。一小时之后,到达半山寺。从此,路更陡,山势更形险峻,渐渐进入黄山的主体。

黄山上的石头形状多变而且怪异,左看是圆,右又是方,远观很大,近看反而又小,扁长相杂,锐钝相间,毫无一定之规。好像所有石头都是活的,随心所欲地生长,没有任何羁绊。遗憾的是,许多黄山的石景都被取了拟人或拟神的名子。有的名字不错,有的太俗,如‘童子拜观音’‘丞相观棋’等等。因此,在半山寺,我们没等老僧讲完所有石景的命名,就继续向上爬去。

应当把启示权保留给黄山的石头,应当把想像权保留给每一个游人,应当把爱情的诠释权留给每一对恋人。

随后的两个半小时里,我们登上了黄山的两个主峰,1750公尺的天都峰,1880公尺的莲花峰。一般游人大都要安排两天分头去爬上述两峰,至少也要各用半天。我们之所以能在半天内一扫两峰,全赖劳改给了我们充沛旺盛的体力。加之,假期短暂,不能不加快一切速度。

幸好,那天风和日丽,使我们能走完━━不,是半跑完——黄山最重要的峰和景。天都峰是黄山群峰中最陡峭的。登上天都峰所必经的一段石坡,完全没有石阶,只在山石上凿有一排小洞,可供半个多脚踩入,匍匐向上攀越。有的地方还要靠手拉铁链助力。鲫鱼背是一米多宽的山脊,两面临渊,每年都有轻心的攀登者葬身其中。终于一切顺利,当我们登上峰顶后,长长地舒了一口气。(1987年我们曾再登黄山,是坐缆车,完全失去了徒手攀越的美感)。

天都峰的确是美。小小的峰顶,插向深空。像是一座小岛,屹立在聚散无常的飞云之中,任凭它们去冲撞、翻滚。在这里,空气变得稀薄了,风变得清冷。这里是世俗世界的上限。芸芸众生的爱恨情仇,都消逝了。就像“神曲”天堂篇所写的,在天堂的最高层,上帝也不存在了,只留有但丁和他理想的心上人——贝缇丽彩——的无尽欢悦。极目望去,才看得见山下远远的被阳光照得通亮的河川、土地,和充满爱恨情仇的人间。

下午一时,我们又赶到了第三个主峰━━光明顶,到达北海宾馆,这是黄山的海拔最高的宾馆。当夜就住在北海宾馆。

第二天凌晨起床看日出。此后,开始下山,就是归程了。

下山的当晚住在屯溪。第二天一早乘汽车北去芜湖。芜湖是安徽最繁华的城市,但它给我们唯一的记得住的印象是,在这里卖的面条里的肉都是臭的。李和我当夜再从芜湖乘火车赶到南京。到南京时,已很晚了,我们就在南京车站大厅里过了一夜,尽管没有床,没有枕,还有车站旁玄武湖里滋生的蚊虫的骚扰。但还是睡得很香。六天的紧张游程,已使身体疲惫不堪。

8月19日上午到安徽明光(嘉山),这是李的老家,也是我们的旅程的终点,“蜜月”(“蜜周”)就此结束。我们在此分手,各自回北大和科大继续去当反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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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1971年还没有好相机,胶片也都是过期的,加之动荡的年代,留存下来的首次结婚旅行的图像记录很少。图1勉强可以弥补这一点。依稀可以看出1971年的痕迹。


图1:李淑娴在一制高点,远望“猴子”,“猴子”则在“观海”(1971年8月16日,方摄)。

后来,李和我还有过类似的结婚旅行。

十九世纪,也许包括二十世纪,新婚燕尔者最向往的蜜月旅行的目的地,是亚得里亚海边的威尼斯,一座浪漫的,梦幻的,诗般的水城。1983年,我们结婚的第22年(接近银婚了),也有了这样的机会。

1983年,威尼斯的游人还不多,懒鸽子也少,相比于黄山游,太悠闲了。我们在圣马可广场逗留期间,也没有看到成双成对的蜜月旅行者。我们可能是那几个小时里整个圣马可广场上唯一的一组双人行,加之李的服装颜色较为明亮。被一些游人误认为我们是一对新婚旅行者。热心来帮我们照相。为新人照相,可分享好运。一张不够,咔嚓,再加一张(图2)。殊不知,当时我们的儿子已经上大学了。


图2:1983年10月8日,李和我在威尼斯圣马可广场。

迟来的威尼斯“蜜月”游,虽然一样地心情舒畅,还是夹杂着一丝的惆怅。诗人徐志摩曾为威尼斯写有:

我灵魂的弦琴,
感受了无形的冲动,
怔忡,惺松,
悄悄地吟弄,
一支紅朵蠟的新曲,
出咽的香濃
但这微妙的心琴哟,
有谁领略,
有谁能听!

紅朵蠟(Gondola)船夫的歌,使诗人倍感神伤,因为他刚刚丢失了“谁领略,谁能听”中的“谁”。我们丢失的,则是最好的年华,岁月,和时光  ——  被夺走的年华,被夺走的岁月,被夺走的时光。

五十年的婚后岁月,就是一次漫长的结婚旅行。所到之处并不只有浪漫,只有微妙的弦琴,只有“波浪哗哗响,活泼又明亮”,更多的时候是在十八层或九层的地狱,和七层的炼狱里艰难跋涉(中式的地狱有十八层,无炼狱。洋式地狱,按但丁的模型,是九层,外加七层炼狱)。中式地狱里的景象,同但丁在“神曲”里所写的洋地狱和炼狱几乎一样,只要把“神曲”里的“神棍”等词汇转换成“党棍”等,就够了。

但丁在地狱和炼狱里跋涉时,总得到贝缇丽彩有形或无形的关照。一样,在人生的旅途中,有险阻,有颓唐,有失望。无论何时,只要“唯有你一人,永留我心上”的歌声在心中泛起,就会有一种温暖感,依托感,一种纯净,专一,甜蜜的感恩美感,那就是永驻心间的爱情美。

这种爱情观,已经彻底过时了。

2011年,Tucson

 

我的丈夫方励之 

李淑娴 


我们相遇在美丽的燕园,在青春时光,充满幻想,怀抱理想,在自由气氛的北京大学。人生似乎撒满阳光,道路光辉又宽广。

励之在信中写道:当我还在分不清友谊与爱情的青少年时期,撞见了你。生活好似明净的湖面上的一条小船,自由且自信,只要愿意就可以驶向任一幻想的彼岸。生活的信条是,一切都应当美好,一切都必然美好,只要自己的心底是美好的。的确,一切都是诗,我将青春的热情献给了你,我将青春的精力献给了智慧的大雄宝殿。

艰难的历程,打碎了必然美好的体系。1957 年的反右,使遭劫的大多数恋人不得不分手,我们的心却仍然紧相联。在寒冬的未名湖畔,我们通宵达旦地绕行,绕行…….用励之的话说:“让我们把爱冰封,等春天来了,她的花会开得更美更艳”。他正面回答科学院党委的问话:“我可以服从组织,不和她联络,但我不会忘记她,我爱她”。

他下乡劳动锻练,我下乡去劳改。其间,他信守诺言,没有文字书信,没有见面约会,我却不时收到没有署名的邮件,分期寄来意大利歌曲及小夜曲集。终于有一天,我在劳改地接到他的紧急呼唤,熟悉的字,简单的话:“回来一见…….”。又是北京的寒冬,在路边的小饭馆里,他不无高兴地说:“为甚麽要让两颗相爱的心强被分开,我不再有组织束缚,我也不在乎工作的变动。”……..

当我再回到燕园,贬为摘帽的贱民。此时,我们的相爱已从过往被羡慕的一对变成另类。励之坦然相对:“没有必要用有限的生命力去作无谓的功,或者无谓的消耗,而最最重要的是永远保持着一颗甘愿奉献给最美好事业的心”。

婚后平静的生活,两个孩子,慈爱的老人,这就是天伦。励之不断求索:甚么是最美好的事业?当十年动乱把这小小的四口之家拆为三份,励之下到煤矿挖煤,我被发配到血吸虫疫区劳改。在孤独的不眠中,他思索,他向我倾诉:天伦的环境,奋进的生活,使我很满足。我曾多次说过,小小的325房间(我们婚后住在北大16 楼325)对我有无穷的魔力,是我的心所依傍,这决不仅仅是家,而是创造的活力之所在啊!分离之后,我才更感到我相依于你的是甚么?没有你的感情的浇灌,我的理智的王国也会变得枯竭。

在孤独中,在失去实验及书本条件下,康德的墓志铭:“有两种东西,我们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们所唤起的那种惊奇和敬畏就会越来越大地充溢我们的心灵,这就是繁星密布的苍穹和我心中的道德律。”吸引他转向天文。他不顾及挨受批判,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创建中国科大也是中国第一个天体物理小组。

他的坦诚,他的正气及对真理的追求,他的不在乎官位利益,使他在常人看来的顺境中又一次次遇险。濒临险境,首先安排他的学生出国,各个找到合适的深造地。被驱出中国后,念念不忘故土,不忘学生和同事;学生经费困难,说服要捐助我们尚未完成学业儿子的费用转为资助中国学者之用,一直延续十多年。

在众多邀请之下,他选定此地,不是为物质优越,是他对事业的热衷。在这里,他以一贯的热情,投入教学,研究及各项活动,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是突然倒在他的computer前面,左手握着文章及夏季活动计划,面对Skype,突然中断……….。

当他已病了多时,我曾劝说选择更悠闲的生活方式。这使我们想起,我们结婚时,没有婚宴,没有戒指,他特地刻了一块方章(淑娴励之)以誌。此章为一楚辞专家看见说:“这是一完整句,其意是:悠闲自在地磨刀” 为此,励之写过一首小诗自娱,他认为悠闲自在就是作自己热爱的事,才会有自在,才会有心灵的享受,绝不是无所事事。他笑我多虑:“生死是常事,有何可惧,我们的生活如此丰富,经历如此多彩,不少人两辈子也得不到这么多。够本了!”

励之走了,如此匆匆,他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励之在八十年代,在科大作过一次computer的科普报告,名为“灵魂不死”。若把精神,处事原则,规则……..理解为灵魂,励之的灵魂是不死的。他的灵魂在他的亲人中,在他亲密的学生中,在未来的后继者中,它将会越来越被理解和继承。

他生而有幸,一生作自己愿意且喜欢的事,科学的,人文的,政治的,不计给自己带来的后果。

他应也有遗憾,走得太匆忙,不及亲手去做该做而能作好的事。

我有幸与他相逢,相爱,向守,共度风雨,生死与共。我为有他而不枉此生。如今过早失去他,是我一生最大的痛。他是我的丈夫,爱人,我的灵魂,我的心。

在我们简单的婚礼上,我深情地唱过:唯有你一人,永留我心上………如今,五十年余过去,他仍然在我的心上,心痛地,灵魂的,永远地。

励之,看着我,伴着我,等着我!

2012年4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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