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作者为博主堂姨， 现居美国。
我家在江西省南昌市是一个大家庭,祖父辈兄弟四人,我的祖父行三(国颐字仪臣),父辈大排行十四人,姑辈十三人.我祖父有四子(行五,行八,行十和行十三),一女(行八).
1937年,在我还不満四岁时,父亲杨元钧(字衡友)因病英年早逝.时逢抗日战争,任小学教员的母亲(卢美贞字含章)带着我与一兄二弟四个一至六岁的幼儿,随着学校逃难於江西赣州,吉安,泰和,庾都,宁都等县,镇,农村.颠沛流离,备极艰辛.十三叔(杨元吉字易三,父亲的幼弟)在上海行医,常常给予母亲经济支援.那时上海和内地县城,尤其是乡间往往不通汇款,要靠朋友或朋友介绍的商人辗转兑换.但十三总是设法把钱转到母亲手中,让我们母子得以维持生活.同时也嘱咐我母亲一定不能耽搁孩子们的学业.这些情景,年幼的我一一深记心中.
记得另一件事是:我们孀居的五伯母蔡淑荃女士,她逃难到西安,后经河南欲赴上海,不幸中途病故于商丘.同行友人帮她草草地料理后事,并通知十三叔,这时十三叔立即奔赴商丘,亲自办妥丧事.这在兵荒马乱的当时,也是常人难以办得到的事.
1945年日本投降,家族人都陆续回到南昌老家—西书院街8号,各房仍是集居分爨.我母亲继续在小学任教.我们四个小孩分别读中学和小学.十三叔仍不时给予资助.我哥哥大峥高中毕业,十三叔即供他到上海读大学.我们三姐弟在老家,十三叔每逢开学必寄来学费,过年必给压岁钱.那时,我们的四祖母(十四叔和十三姑之母)仍健在,但精神有些不正常.还有一位在我们曾祖母时代,即在我们家工作的老管家---老李,每逢过年,十三叔也会给四祖母敬仪,给老李红包,大家庭中的堂兄,堂姐,凡有婚嫁之喜,十三叔都有贺仪.他对家中长辈的孝敬和对晚辈的关爱,都以其行动,深得人心.
这位众人尊敬的十三叔,直到我十四岁时才与他见了面,那是在1947年的秋天,他回南昌省亲,当时他已年近五十,但长相很显年轻,既英俊又潇洒.大家庭中人人为他的到来而高兴,热闹了好几天.在老家的后花园中,有两棵柚子树,那是十三叔小时候与他的兄弟们种植的,几十年了,柚子树长得又高又大,每年开花,清香扑鼻,果实累累,其味极甜美.每年我们小孩们都在柚子成熟时,争相拿竹篙并攀登竹梯打柚子,柚子落地后,大家分而食之.由于在上海的弟妹(大用,大芳,大明,大芹)從未来过老家,这次趁十三叔回上海时,我们特别挑选了两只又大又好的柚子,托十三叔带给他们尝尝.并希望他们以后有机会来老家玩玩.很遗憾的是,他们竟然没有这个机会.据说上世纪的九十年代,大明弟曾出差南昌,想探访一下老家的旧居,可惜旧居已蕩然无存.原址已建成多栋多层的高楼,成为新的居民小区了.
1950年,为了响应党”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当时年仅十七岁的我,热血沸腾,高中尚未毕业,毅然投笔從戎,离乡背井,参军北京,在途经上海时,领导允许访亲拜友一天,我急赴华山路1136号,探望十三叔,婶.十三叔对我的爱国热情倍加赞赏,但为我從此放弃了学业有些不捨.他说:”我本来也想培养妳上大学的.妳既已参军,就要有吃苦耐劳的思想凖备”.当晚,他嘱平如表哥送我上火车,平如表哥也叮嘱我:”妳还很年轻,今后还要注重学习,将来最好学有专长”.长辈的话语,我都记在心中.就这样,我离开了所有的亲人,満腔激情地到了北京长辛店军营受训,开始了部队生涯.直至1956年,從部队转业后,我即以调干生的身份,报名参加了当年的全国统一高考,并被河北农业大学录取,1960年大学毕业后,分配在北京中国中医研究院工作,直至退休.
五十年代中期,十三叔,婶工作积极,思想开朗.早在抗美援朝时,就曾捐献过价值一架飞机的钱款.1956年又衷心拥护党的公私合营政策,心甘情愿的把自已多年辛勤创建的大德医院及其分院,大德高级助产学校,仪韵女中,大德出版社和”妇婴卫生”杂志上交政府.夫妇俩人分别在出版社和医院上班,领取工资维持生活.他们开阔的胸襟,对我教育很大.我想他们与一般人的不同,就因为他们是真正爱国的知识分子.他们原有的道德观和已具备的新科学知识,奠定了他们忠,孝,仁,悌的做人原则.只要是有益于国家和人民的事,他们都尽力而为,从不计较个人的得失.他俩自奉甚俭,家教严格,久居十里洋场的上海,经济收入又丰厚,但他们一心倾注於事业,从不涉足声色场合.家境虽优裕,但子女上学也和普通的孩子们是一样的穿戴,要求子女努力学习,力求上进,要有艰苦朴素的作风.所以子女们在动乱的文化大革命中,家庭遭到突变后,都能自立,自强.每人都先后完成了大学学业,学有专长地立足于社会.十三叔在上海学习和工作数十年,朋友,学生,同事和亲戚众多.
1958年极左思潮席卷全国,既使他本人清白进步,但他也不能保证他社会关系中所有的人都洁白如纸,肯定受到”牵连”了,一顶莫须有的”包庇反革命分子”帽子,就这样给他戴上.真是欲加其罪,何乏无词.接踵而来的是被关押,抄家,没收财产,使他身心受到莫大的打击.令人费解的是:一个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对人民卓有贡献的爱国民主人士.
1949年在上海介放前夕,由于他具有进步的思想和行为,被国民党怀疑是共产党份子而遭到逮捕.而今又被自已所信赖的政府莫名其妙的加罪.真是公理何在耶?! 在那史无前例的艰难岁月,他虽因病保外就医,但仍受着莫大的冤屈,然而他并不消极颓废.每日身居陋室,躺卧在床,唯一的精神支柱,就是大量的阅读书报,从中吸取知识养料.身边的书报堆积如山,真是”人在床头卧,心系全世界”.他头脑清晰,心胸开阔.”知识就是力量”这句话,在十三叔身上体现得最为充分了.
1983年,他的冤假错案终于得到了平反,在他有生之年,总算盼到了这一天,历史还了他的本来面目,他是一个光明磊落,堂堂正正的人.在落实政策的过程中,他也不计较他那早已视为身外之物的财产.但他爱国之心永未改变,在发还他壹万两千壹百余元的现款中,他毫不犹豫的捐出壹万元到”爱我中华,修我长城”的有关单位.其余分赠儿女,子姪等.我也受赠一份.多少年来,我们一直受惠於十三叔.又多少年来,我为养家糊口而每日匆匆忙忙.平时除有些书信向他请安外,几乎没给老人有过物质方面的奉献,至今这都是使我感到万分内疚的.
十三叔的一生,孜孜不倦地追求真理,造福於人民.他为人处世,心怀坦荡,品德高尚.既使身处逆境,仍以追求知识为支柱,是知识造就了一个平凡人的不平凡的一生.他的崇高精神,深植我心中,每当我在生活中遇到困难时,它都是激励我勇往直前的动力. 敬爱的十三叔,您高尚的品德和言行.将永留人间.
2008年6月19日 于美国洛杉矶.
我家在江西省南昌市是一个大家庭,祖父辈兄弟四人,我的祖父行三(国颐字仪臣),父辈大排行十四人,姑辈十三人.我祖父有四子(行五,行八,行十和行十三),一女(行八).
1937年,在我还不満四岁时,父亲杨元钧(字衡友)因病英年早逝.时逢抗日战争,任小学教员的母亲(卢美贞字含章)带着我与一兄二弟四个一至六岁的幼儿,随着学校逃难於江西赣州,吉安,泰和,庾都,宁都等县,镇,农村.颠沛流离,备极艰辛.十三叔(杨元吉字易三,父亲的幼弟)在上海行医,常常给予母亲经济支援.那时上海和内地县城,尤其是乡间往往不通汇款,要靠朋友或朋友介绍的商人辗转兑换.但十三总是设法把钱转到母亲手中,让我们母子得以维持生活.同时也嘱咐我母亲一定不能耽搁孩子们的学业.这些情景,年幼的我一一深记心中.
记得另一件事是:我们孀居的五伯母蔡淑荃女士,她逃难到西安,后经河南欲赴上海,不幸中途病故于商丘.同行友人帮她草草地料理后事,并通知十三叔,这时十三叔立即奔赴商丘,亲自办妥丧事.这在兵荒马乱的当时,也是常人难以办得到的事.
1945年日本投降,家族人都陆续回到南昌老家—西书院街8号,各房仍是集居分爨.我母亲继续在小学任教.我们四个小孩分别读中学和小学.十三叔仍不时给予资助.我哥哥大峥高中毕业,十三叔即供他到上海读大学.我们三姐弟在老家,十三叔每逢开学必寄来学费,过年必给压岁钱.那时,我们的四祖母(十四叔和十三姑之母)仍健在,但精神有些不正常.还有一位在我们曾祖母时代,即在我们家工作的老管家---老李,每逢过年,十三叔也会给四祖母敬仪,给老李红包,大家庭中的堂兄,堂姐,凡有婚嫁之喜,十三叔都有贺仪.他对家中长辈的孝敬和对晚辈的关爱,都以其行动,深得人心.
这位众人尊敬的十三叔,直到我十四岁时才与他见了面,那是在1947年的秋天,他回南昌省亲,当时他已年近五十,但长相很显年轻,既英俊又潇洒.大家庭中人人为他的到来而高兴,热闹了好几天.在老家的后花园中,有两棵柚子树,那是十三叔小时候与他的兄弟们种植的,几十年了,柚子树长得又高又大,每年开花,清香扑鼻,果实累累,其味极甜美.每年我们小孩们都在柚子成熟时,争相拿竹篙并攀登竹梯打柚子,柚子落地后,大家分而食之.由于在上海的弟妹(大用,大芳,大明,大芹)從未来过老家,这次趁十三叔回上海时,我们特别挑选了两只又大又好的柚子,托十三叔带给他们尝尝.并希望他们以后有机会来老家玩玩.很遗憾的是,他们竟然没有这个机会.据说上世纪的九十年代,大明弟曾出差南昌,想探访一下老家的旧居,可惜旧居已蕩然无存.原址已建成多栋多层的高楼,成为新的居民小区了.
1950年,为了响应党”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当时年仅十七岁的我,热血沸腾,高中尚未毕业,毅然投笔從戎,离乡背井,参军北京,在途经上海时,领导允许访亲拜友一天,我急赴华山路1136号,探望十三叔,婶.十三叔对我的爱国热情倍加赞赏,但为我從此放弃了学业有些不捨.他说:”我本来也想培养妳上大学的.妳既已参军,就要有吃苦耐劳的思想凖备”.当晚,他嘱平如表哥送我上火车,平如表哥也叮嘱我:”妳还很年轻,今后还要注重学习,将来最好学有专长”.长辈的话语,我都记在心中.就这样,我离开了所有的亲人,満腔激情地到了北京长辛店军营受训,开始了部队生涯.直至1956年,從部队转业后,我即以调干生的身份,报名参加了当年的全国统一高考,并被河北农业大学录取,1960年大学毕业后,分配在北京中国中医研究院工作,直至退休.
五十年代中期,十三叔,婶工作积极,思想开朗.早在抗美援朝时,就曾捐献过价值一架飞机的钱款.1956年又衷心拥护党的公私合营政策,心甘情愿的把自已多年辛勤创建的大德医院及其分院,大德高级助产学校,仪韵女中,大德出版社和”妇婴卫生”杂志上交政府.夫妇俩人分别在出版社和医院上班,领取工资维持生活.他们开阔的胸襟,对我教育很大.我想他们与一般人的不同,就因为他们是真正爱国的知识分子.他们原有的道德观和已具备的新科学知识,奠定了他们忠,孝,仁,悌的做人原则.只要是有益于国家和人民的事,他们都尽力而为,从不计较个人的得失.他俩自奉甚俭,家教严格,久居十里洋场的上海,经济收入又丰厚,但他们一心倾注於事业,从不涉足声色场合.家境虽优裕,但子女上学也和普通的孩子们是一样的穿戴,要求子女努力学习,力求上进,要有艰苦朴素的作风.所以子女们在动乱的文化大革命中,家庭遭到突变后,都能自立,自强.每人都先后完成了大学学业,学有专长地立足于社会.十三叔在上海学习和工作数十年,朋友,学生,同事和亲戚众多.
1958年极左思潮席卷全国,既使他本人清白进步,但他也不能保证他社会关系中所有的人都洁白如纸,肯定受到”牵连”了,一顶莫须有的”包庇反革命分子”帽子,就这样给他戴上.真是欲加其罪,何乏无词.接踵而来的是被关押,抄家,没收财产,使他身心受到莫大的打击.令人费解的是:一个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对人民卓有贡献的爱国民主人士.
1949年在上海介放前夕,由于他具有进步的思想和行为,被国民党怀疑是共产党份子而遭到逮捕.而今又被自已所信赖的政府莫名其妙的加罪.真是公理何在耶?! 在那史无前例的艰难岁月,他虽因病保外就医,但仍受着莫大的冤屈,然而他并不消极颓废.每日身居陋室,躺卧在床,唯一的精神支柱,就是大量的阅读书报,从中吸取知识养料.身边的书报堆积如山,真是”人在床头卧,心系全世界”.他头脑清晰,心胸开阔.”知识就是力量”这句话,在十三叔身上体现得最为充分了.
1983年,他的冤假错案终于得到了平反,在他有生之年,总算盼到了这一天,历史还了他的本来面目,他是一个光明磊落,堂堂正正的人.在落实政策的过程中,他也不计较他那早已视为身外之物的财产.但他爱国之心永未改变,在发还他壹万两千壹百余元的现款中,他毫不犹豫的捐出壹万元到”爱我中华,修我长城”的有关单位.其余分赠儿女,子姪等.我也受赠一份.多少年来,我们一直受惠於十三叔.又多少年来,我为养家糊口而每日匆匆忙忙.平时除有些书信向他请安外,几乎没给老人有过物质方面的奉献,至今这都是使我感到万分内疚的.
十三叔的一生,孜孜不倦地追求真理,造福於人民.他为人处世,心怀坦荡,品德高尚.既使身处逆境,仍以追求知识为支柱,是知识造就了一个平凡人的不平凡的一生.他的崇高精神,深植我心中,每当我在生活中遇到困难时,它都是激励我勇往直前的动力. 敬爱的十三叔,您高尚的品德和言行.将永留人间.
2008年6月19日 于美国洛杉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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