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追踪】
鬼使神差的日子——顾准逝世三十五周年祭
·朱学勤·
十二月三日，顾准逝世三十五周年。鬼使神差，一个毕业多年的学生碰巧回校，邀同门同饮，我也忘记这一晚是顾准三十五周年忌日，却不由自主说起他在世往事，众生无语，停箸黯然。夜半回归，朋友转来柴静博客上一篇悼亡文字，长达八千五百言，情真意切，结语说：“我们都是顾准的后人”。我不敢相信这就是那个经常在央视调查栏目上出现的女记者，写信问同在传媒工作的儿子，这是ＣＣＴＶ的“柴静”吗？那样一个地方能出这样一个人？儿子尚未回信，一个学生的短信到了，确证如此，而且约我写稿，纪念这个应该纪念的日子。
顾准的人间悲剧，这些年已经发掘得差不多了。那天我与学生说的是这一悲剧的反面，将近二十年前，我采访顾准家族时遭遇的另一人物——施义之先生。我想让学生明白的是，人间若有悲剧发生，总有其正、反、里、侧，只有把方方面面都看到，才能探及悲剧纵深。否则，只能落入新华体，再树一个好人好事，平面走形，那才是对悲剧的亵渎。
一九九一年我写“迟到的理解”，先在香港发表，后在大陆“文汇报”转载。一位顾准家族中的年青人——北京社科院研究生学报的高南先生，看到文中提及顾准临终，欲见老母而不得，母子相距不过数百米，却酿成生离死别悲剧这一段，担心我不了解内情，再写下去可能出错，自费坐火车来上海，告诉我这一家族的一些内情。闻之心惊，于是反过来坐火车去北京，请他陪同，去寻访那个“阻扰”顾准母子相见的“罪魁祸首”，前公安部主官，顾准妹夫——施义之先生。
初见施义之，七十开外，双鬓染霜，穿一身军装无帽徽无领章——我称“素服”，虽落魄，却留有军人威仪。此时已被开除军籍、党籍，门可罗雀，门厅亦浅陋。我因此前不久脱军装，见有同样“素服”之前辈，则感亲切。他听说我也是落难之人，遂有感慨：“怪不到你能来看我，你大概能理解。我们这一家为什么总是跷跷板，总要有一头是反革命？顾准倒霉时，我是军政委，公安部军代表；现在顾准翻案，成了思想界前驱，我却成为反革命，双开除。”这就打开了话匣子，可惜当时经济窘迫，没有录音笔伴随，以下文字为记忆所及，文责在我，无关施老先生。
施为一九四九年前参加部队的老军人，大军南下，经无锡宜兴，娶顾准之妹，遂成顾准家人。此后又北上，为陆军驻山西某部军政委。文革第二年，毛号召三支两军，施义之进入公安部任军代表，排名在谢富治、李震之后。谢无暇理部务，交李、施掌政。李震为一九三五年清华一二九运动参与者，是中共陆军将领中少有的知识分子。林彪事件后，李在公安部大楼的地下室暖气管道旁离奇身亡，为文革中军界高层两大死亡案之一，另一案为昆明军区政委谭甫仁夫妇在熟睡中被同一大院内军人枪杀。李案发生，周恩来震惊，亲自调人组建专案，倾向于认为李震是他杀，有政治阴谋，限期破案。施义之参与专案组，调查后排除他杀，以自杀结案。李震死后，依军代表主管一切，公安部实际当家人即为施义之，故而外界传言顾准妹夫为公安部部长，虽不确，也非讹言。当天施义之与我谈了一下午，有两件事让我意外，深感历史难写，尤其写人，言及深处，难处自现。
一是七○年代初，宁夏西、海、固地区发生大规模回民暴动。部队武装平叛后，周恩来令施义之去当地视察。临现场，见民众赤贫如洗，眼含憎恨，施内心震撼，向周恩来驰报，称当地为“老、少、边、穷”，应开仓赈济，方能平息乱源。并有具体建议：海军被服仓库有军大衣闲置，应尽快发放，火车运送，让难民度过严寒。周允其请，遂有西、海、固当年到处是难民身披蓝色军大衣之奇观。今日大陆文件用语，“老、少、边、穷”已集为固定词组，即施义之首创。文坛作家张承志因采访西海固著“心灵史”而闻名，早于张十年，施已进入西海固。
二是一九七六年清明第一次天安门事件，民众籍悼周而抗议，公安部派出大批便衣侦探，一日三“参”，随时密报。施义之在密报照片中，赫然发现叶剑英座驾，牌照号码历历在目。惊魂之下，徘徊再三，施决定扣压这张照片，隐匿不报。此事天知地知，密报者不知，叶本人不知，毛泽东不知，仅施一人知。车内究竟是叶，抑或他人？施事前不敢与叶言，事后不久已经沦为阶下囚，更不能与叶言。唯一可测可度者，毛泽东病中闻天安门乱起，倘获悉叶帅座驾于广场出没，断不会仅以老病开缺之。“黑手”云云，有此证据，上挂下联，镇压之凶狠，株连之广大，将大出一圈。此事说小，不过是一军人对前辈动恻隐之心；说大，则大至血海般干系，有可能牵动下半年怀仁堂事变能否发生，如何发生。我为施义之当年敢有如此担待而感佩，也为他此后遭遇而唏嘘。如果说他“反革命”，真罪状是在这里，而不在被指控的其它方面。我今披露此事，一是为老人去世十几年，墓木已拱，史料虽为孤证，待考，却也不能随其埋葬；二是为包括我本人在内的史学同行引戒，知史方治史，一九七六年两件大事，上半年广场沸腾，下半年宫苑突变，并不像当事者自言、官史者编撰那样简单。
第三件意外，施义之自己并未说及，我是为施言所动，回沪后征信于顾准家族另一知情人，偶然获悉。顾准晚年妻离子散，孩子们投靠谁，谁在庇护？我们当年或追述或纪念，却把这一背景忘记了，其实还是施义之。顾准遗孤数人，施义之亦有子女数人，皆为知青，上山下乡，年终返京探亲，就在施家打地铺，一地铺睡十几人。节后离京，施义之让原部队警卫员去内蒙草原打黄羊，施操刀均分，一人一份，送他们上路。上峰提醒施义之，不该收容反革命子女，要注意影响。施回答：他们的父亲是反革命，我已经与他划清界限，他的孩子是“可教育好子女”，我不能把他们推出门外，总要有一点人道主义？顾准晚年欲见老母而不可见，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
施当时已觉身处险境，尤其是第一次天安门事件后。有一次借工作汇报，向江青请辞，脱离公安部，返回老部队。江青怒斥：这是革命需要，你不要不识抬举！从此不敢请辞，一直到一九七六年下半年怀仁堂事件发生，天地翻转，施作为“三种人”或“谢富治代理人”，被隔离，被审查，终被双开除，沦为“牛鬼蛇神”。
我与施义之只有这一次“初见”，再无“复见”。当时交浅言深，感谢他信任，说好第二次带录音机去，记录他的“口述史”。不料刚回沪，十天后高南来电话，说施老先生突发脑溢血去世。发病原因很多，但那一天见面后，他一连几天难以平静，也是原因之一。此后是我难以平静，老人遽然离世，岂非我之罪？
我今以施义之往事，纪念顾准逝世三十五周年，以赎前衍。是否亵渎顾准？起顾准于黄泉，他也会同声一叹：“我们这一家为什么总是跷跷板，总要有一头是反革命？”顾准之悲剧，虽千万人吾往之，可谓“惊天地”；施义之用尽被弃，也是悲剧，可谓“泣鬼神”，这是悲剧之正反，却发生在同一个家族里，这就是一个家族的悲剧了，而是时代悲剧。所谓“惊天地而泣鬼神”，从此我另有所解。祭神，神如在，鬼也在，这就是我们的时代。生活比文学更文学，已不劳小说家言，面壁虚构。但在我们的文学中，是读不到神鬼天地，人间世界的。而我长远不读文学，尤其是现当代中国文学，文学回避了生活，也会跳大神，那是另一种神。说“当今中国文学处于最好的时代”（王蒙近语），唱“纵做鬼，也幸福”（王兆山近诗），既不“惊天地”，也不“泣鬼神”，只是讨活人欢喜。这两人是应该搭档，一起去法兰克福的。离开这些“二人转”，去读真实的日子，能纪念顾准，能纪念一个前任部长的悲剧，也能戳穿另一个前任部长的诳语。
原文载于：http://my.cnd.org/modules/wfsection/article.php?articleid=25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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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快递 : 易中天：顾准的绝望之望
发布者 thchen 在 10-09-09 01:49
易中天
1974年11月11日，顾准被确诊为癌症晚期，癌肿大如鸡卵，卡在心脏与气管之间，并已扩散，实际上已无法医治。这时的顾准，可真如批判他的那些人所言，只有“死路一条”了。对于顾准这样的革命者来说，死原本不足畏。甚至，由于他多年来受尽苦难受尽折磨，死亡于他，可能还是一种解脱，至少不比生来得沉重。然而顾准却死不暝目。
因为直到临终那一刻，他的五个子女没有一个来看他。
顾准的子女和他正式断绝关系，大约是在1967年底。此前，同年1月18日阴历小年夜，妻子汪璧已提出离婚，在家的孩子也开始不再理他。这当然是因为顾准第二次被打成“右派”，并且成了“极右派”，而“文化大革命”已全面展开，政治形势变得更加严峻。在这个人人朝不保夕的日子里，顾准继续留在家中，只会给这个家庭带来更大的灾难。考虑到“1957年以来我欠下这个家庭这么多债，以后不应该再害亲人”，顾准同意了妻子和子女的要求。而且，说实在的，他不同意也得同意。
但，藕虽断，丝相连；人还在，心不死。离开家庭孤身一人过着形影相吊生活的顾准，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妻儿。他甚至痴情到这种程度：刚刚挨完批斗，擦一把脸，便抓紧时间搞翻译，还天真地幻想着今后能用这些稿费补贴子女。至于一次次的找寻，一次次的联络，一次次的托人传话，就更不在话下。现在，他已经病入膏肓，行将就木，就是想“害人”也害不了啦！在这人生的最后日子里，他多想看看自己的子女呀！哪怕只看一眼也好啊！
被老友陈易称为“英雄肝胆，儿女心肠”的顾准，此刻几乎只剩下这唯一的一个心愿了。他的另一个心愿——完成宏大的研究计划，已无法实现。但不能再写作，是没有法子的。再见子女一面，总是可以想办法的吧？这个念头如此的强烈，以至于顾准咬紧牙关，又做了一件违心的事。
在顾准被确诊为癌症晚期后，在他朋友们的强烈呼吁下，经济研究所决定给他摘掉“右派”帽子，但前提条件或者说必须履行的手续，则是在一张预先写好“我承认，我犯了以下错误……”的认错书上签字。这对顾准，无异奇耻大辱，同样将死不瞑目。因此，尽管来人反复说明，他们完全出于好意，顾准仍倔强地表示，承认错误是万万不能接受的。他不需要、也不在乎摘什么帽子。但是，当他听朋友们说，“如果你摘了帽，子女们就会来看你”，顾准忍痛含泪用颤抖的手签下了这个死都不肯签署的文件。他流着泪对骆耕漠、吴敬琏说：我签这个字，既是为了最后见见我的子女，也是想，这样也许多少能够改善一点子女的处境。这可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顾准的这份痴情实在感天动地，就连经济所“革委会”的负责人也动了恻隐之心，去信给顾准的幼子，要他们来医院护理。
然而得到的答复是：不来，不来，就是不来！顾准的幼子顾重之(一个才二十出头的年轻人)回信说：“在对党的事业的热爱和对顾准的憎恨之间是不可能存在什么一般的父子感情的。”“我是要跟党跟毛主席走的，我是决不能跟着顾准走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采取了断绝关系的措施，我至今认为是正确的，我丝毫也不认为是过分。”
他们终于一个都没来。恩断义绝，何至于此，何至于此啊！
顾准的家庭悲剧，无疑是当时千万个家庭悲剧之一例；与“有问题”的父母“划清界线”，也是当时带有普遍性的一种行为，而且受到肯定和鼓励。问题是，并非所有“黑帮”、“走资派”、“三反分子”、“牛鬼蛇神”的子女配偶，都跟他们断绝关系。刘少奇的没有，邓小平的没有，陈寅恪的没有，钱锺书的没有，我认识的一些人也没有。就算声明“划清界线”、“断绝关系”，也不过是明断暗不断，或者在运动初期揭发批判，运动后期又重返家庭。至少，在其弥留之际，总要来尽点人子的义务。正如顾准怅然慨叹的：“人都快死啦，还怕受什么影响？”像顾准子女这样“绝情”的，还真不多见。
原因究竟何在？是他的子女不好吗？不是。顾准曾对他的“小朋友”徐方 (咪咪)说：我的子女，那可是叫花子吃老鸭——个个好哇！是他们当真来不得吗？也不是。军宣队发了通知，经济所“革委会”也希望他们来，政治上还能有什么问题？再说顾准的告别仪式，长女顾淑林和长子顾逸东也去了么！难道活人见不得，死人就见得？到医院去护理病人是“划不清阶级界线”，参加告别仪式就是“阶级立场坚定”？讲不通嘛！那么，是他们和父亲没感情吗？更不是。顾准是不怎么管家顾家。早期工作忙，没时间；后来当右派，没资格。何况被隔离审查和送去劳改又有好几次。但不等于子女们就从未得到过父爱，更不等于对他们父亲的死活就无动于衷。参加告别仪式那天，顾淑林和顾逸东特意提早一个半小时赶到协和医院，等着向父亲的遗体告别。仪式结束后，姐弟两人抱头痛哭，“心中的哀伤难以言传”。事后，顾逸东把一切责任都揽了下来：“过去的事情，都是我这个做兄长的责任，请求世人不要责怪我的弟妹。”可见，他们既非无情无义之人，也非品质恶劣之人，然而他们的所作所为却又实在难以让人接受和理解。
是不好理解，再怎么说，顾准也是他们的爹呀！没错，当时的顾准确实又“黑”又“脏”，谁沾边谁倒霉，但也不是人人避之唯恐不及。顾准的弟弟陈敏之、老朋友骆耕漠、弟子吴敬琏等等就没有回避（顾准病危时他们都在床前陪伴），就连张纯音的女儿咪咪（徐方），一个十几岁的小女孩，也和顾准成为朋友。就在顾准的子女拒绝来医院看望护理他时，远在兰州的咪咪却给她敬爱的顾伯伯写信说：“我就是你的亲女儿。”两两对比，难道不发人深思吗？难怪当顾淑林和顾逸东参加告别仪式时，一位老先生看他们的眼光，会“像刀子一般”。
我曾经一遍遍问自己，有些话，有些事，顾准能不能不说、不做？结论是不能。 1962年秋，顾准曾在苏州和张秀彬、徐文娟夫妇彻夜长谈。在说到历次运动和极左路线造成的种种灾难，说到“大跃进”和“共产风”时，顾准悲从中来，愤怒地喊道：“老和尚不出来检讨，不足以平民愤啊！”表妹徐文娟闻言大惊失色，这不是“犯忌”吗？顾准当然也知道这话有“违碍之处”，但他不能不说。因为他在商城县之所见，不是什么“形势大好”，而是哀鸿遍野，人争相食。他亲眼看见老百姓一个个被活活饿死，生计无着，求告无门。如果他不说出来，天良何在？
不能说，又不能不说，这是矛盾所在，也是痛苦的根源。
这种痛苦于知识分子尤甚。因为知识分子非他，乃是社会的良知与良心。如果知识分子发现了社会的错误，看见了社会的不公，也装聋作哑，视而不见，充耳不闻，甚至昧着良心说假话，那就愧称“知识分子”，没脸在世上做人。但是，面对社会的错误和不公，知识分子又是最无能为力的。百无一用是书生。他一无权，二无势，三无财，四无力，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又能干什么？唯一能做的，也就是把眼之所见耳之所闻心之所想说出来吧？叫他不说，哪里做得到？
因此，该说还得说。而且，还得说真话，不说假话。这里说的“真”，不是真诚，而是真实。“文革”中，有多少人“真诚”地说假话啊！以至于事后一想起来就羞愧难言——不仅为“假话”，更为“真诚”。显然，真实才是更重要的。你可以不把所有的真实都说出来，但说出来的必须真实，这也是一条底线。
至于顾准，对自己的要求就更高了。他不但要求自己所说的全部真实，而且还要把所有的真实都说出来。这就注定了他必定要受苦受难。因为即便只是不说谎，有时也是要受罪的。“文革”中，顾准因为不肯按照某些人事先指定的内容或思路交代问题、出具证明，便不知挨了多少打。但在顾准看来，无论出卖灵魂，还是出卖朋友，都是不可容忍的可耻行为；而实事求是和决不为虎作伥，则是做人的起码准则。为此，他甚至不愿意对与他有隙、曾经整过他的人落井下石，更不要说把患难与共的同志和朋友出卖给恶魔了。1965年2月，他被康生下令秘密逮捕。面对威胁利诱，顾准不惜以绝食相抗争，打死不开口，使张闻天、孙冶方、骆耕漠、狄超白、林里夫、巫宝三、李云等人和各个时期的熟人无一受到政治牵连，自己却因“态度特别恶劣”而罪加一等，成为“极右派”。
顾准为扞卫人格尊严和保护他人吃了不少苦头，却也赢得了相当多的尊敬。和他共过事尤其是共患难过的人，都公认他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宁折不弯的硬骨头，也是可以以生死相托的正派人。因为顾准对朋友不但忠诚信任，而且体贴入微。老战友陈易因为议论毛泽东和江青而被打成“反革命”，顾准不顾自己身处逆境，常常去看望他，却不让他来看自己。顾准对他说，我是死老虎，名分已定，你还没有结案，别让他们找到岔子。陈易说话嗓门大，顾准怕他祸从口出，陪他散步时总是挑僻静处走。1974年12月2日23时，顾准的生命已细若游丝，却惦记着守护在旁的弟子吴敬琏，要他“打开行军床休息”。谁都没有想到，顾准拼死挣扎讲出的这句话，竟是他的“最后遗言”。
人间自有公道，付出总有回报。顾准的侠义赢得了敬重，顾准的真心换来了友情。顾准临终前，守护在他身边的，正是这些以心换心的朋友。双目几近失明的学部委员(即院士)骆耕漠，拄着拐杖，顶着寒风，四处奔走央告，八方辗转求人，终于让顾准住进医院，延得名医 (其间亦多亏中国医学科学院党委书记杨纯和铁道兵某兵团政委张崇文的侠肝义胆)。年过六旬的林里夫，不顾自己头上有“帽子”，身上有重病，坚持每天由他为主护理顾准，做饭、喂药、倒便，一手包下。林里夫和陈易还把自己的女儿也喊到医院来帮忙。挚友张纯音，弟子吴敬琏，更是一有时间就守在床前。在最后的岁月里，有如此之多的友情，顾准真是“痛并快乐着”。
的确，顾准是不幸的。直到含冤去世，都没能见上子女一面，也没能见到睽违十载的老母亲。那时，他的慈母就住在公安部大院，距顾准的住处只有一街之隔，却彼此望穿双眼不能一见。在那个不见天日的年月里，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顾准，只能孤身一人在无边的黑暗中蜷缩着身体舔食自己的鲜血、泪水和耻辱。顾准又是幸运的，他有那么多关心他爱护他的好人。在他两次落难之后，是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两次收留了他。这实在是顾准不幸中之万幸。经济所是一个人才荟萃的地方。张闻天、孙冶方、骆耕漠、狄超白、林里夫、巫宝三，还有年轻的张纯音、吴敬琏，皆为一时之选。更重要的是，他们都是正直正派重感情的人。这就造成了一个奇迹：当人与人的关系变得比狼与狼的关系还不如时，顾准的周围却散发着人间的温暖。没有这温暖，顾准活不下来，也不可能留下那么丰富的思想遗产。
事实上，正如王元化先生所说：“人活着不仅需要使自己温饱，还需要精神养分，而友情就是其中的一种。”也正如王元化先生所说，顾准能获得如此之多的友情，“证明中国有些人纵使处在最恶劣的环境下，仍旧良心未泯，他们心中那朵正义的火焰始终在燃烧”[《〈顾准全传〉序》］。是啊，没有良知、良心、正义感，就不会有什么真正的友情，更不会有知识者和思想者的友情。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知识固然重要，人品就更重要。顾准的幸运，就在于他遇到的人，不但学问好，而且人品好。在这些人看来，他们在顾准危难之时伸出的援手，不过是一个正派人该做的事，是应当应分的。正如事隔多年以后骆耕漠接受采访时淡淡地说的：“做人嘛，应该这样。”
做人，才是最根本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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