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在沉寂了60多年后，仿佛在一夜间，松山被越来越多的人记起。
在刚刚过去的春节前后，每天都有数千名旅游者来到这座位于滇西边境、原本默默无闻的大山。狭窄的山道时常被数百辆汽车堵得水泄不通，当地政府不得不派出几十个交通协管人员来维持秩序。
这股突如其来的旅游热潮，是因为一部名为《滇西1944》的电视剧的热播。电视剧的原型，便是1944年发生在这里的松山战役。
当年5月，为了打通中国抗日战争的生命线——滇缅公路，中日两国军队在这座面积18平方公里的大山里厮杀了近百天。中国远征军以伤亡7763人的代价，全歼据守的1300名日军。这次胜利还有另一个非比寻常的意义，这是抗日战争以来，中国军队第一次收复失地。
电视剧唤醒了人们对这块旧日战场的记忆。旅游者们戴着旅行社统一定制的太阳帽，撑着遮阳伞，跟在手持小旗的导游身后，在密如蛛网的交通壕、弹坑和掩体中穿行，并不时停下来拍照留念。
当然，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松山不仅是一处景点。
2009年年底，松山所在的龙陵县政府，组织了一支20多人的工作队，开始对松山战役的战场遗迹进行大规模普查。他们通过勘测战场、走访见证人、寻找史料、征集文物等方式，试图从各个角度来拼接和还原这场惨烈的战役。
如今，随着普查工作的展开与深入，人们讶异地发现，松山就像是一座还未找到现实出口的战争迷宫，隐藏着太多的故事与细节，太多的悲哀与感慨，太多的疑问与谜题。
阵地
来松山的许多游人，手里都拿着一本名叫《1944：松山战役笔记》的书，它被称为“松山旅游最好的导游手册”。提起这件事，书的作者，同时也是这次普查工作的总顾问余戈“颇有成就感”。
余戈的生活原本与松山没什么关系。他是北京某部队杂志社的编辑，平日里就是一个军史爱好者。在一次阅读史料的过程中，他开始对松山产生好奇，因为无论从哪个角度比较，这都是一场实力相差极其悬殊，结果却出人意料的较量。
参加战役的日军最高指挥官，只是一个少佐(注：相当于少校)，而中方阵营中，仅将军就有数十名，校官更是不计其数。
守卫松山的日军大约1300人，其中有300多名伤员，没有空军，火炮很少；而中方参与战斗的部队先后达到了5万余人，多半是身经百战的老兵，士气高涨，还有着绝对优势的制空权与火炮。
日军将松山称为“中国大陆上最为遥远的阵地”，他们在陌生的异国他乡孤军作战；而中方动员了数千名当地民工，还有数百辆美式卡车通宵达旦、源源不断地送来后勤补给。
可是，有着压倒性优势的中国军队，却在松山上苦战了近百天，中日双方的伤亡比率高达6∶1，从军事学的角度来说，可谓“惨胜”。
“总结历史，不能总找些对你有利的东西，那叫哄自己开心”，余戈说，“我想知道松山究竟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中国人会付出那么大的代价。”
2004年9月，余戈第一次来到松山。当那些保存十分完好的阵地遗址出现在他面前时，这个现役军人感觉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震撼”。从那时起，他先后4次造访松山，将松山战役近百日的战况，一天天梳理出来，最终完成了这部包括880条注释、34幅图表、参考文献达115部的45万字作品。
今天，如果你也是第一次来松山，完全可以体会余戈当年的那种心情。
从Google提供的卫星地图中寻找，由北向南流下的怒江可以作为参照物。当你找到横跨怒江的惠通桥，在其北侧紧傍的一座大山即为松山，这是当年滇缅公路上的咽喉要道，西方记者将其称为“东方的直布罗陀”。
如今，在这座最高海拔2200米的山峰上，各种战壕、掩体、明暗火力点和地堡残迹，隐藏在漫山遍野的松林中，被肆意生长的蒿草掩盖，蜿蜒曲折，密如蛛网。许多阵地遗址棱角分明，就像是昨天才刚刚挖掘好。时间久了，你甚至会产生眩晕的幻觉，仿佛能够嗅到某种硝烟、泥土与腐肉的混合气味。
可以说，松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保存最为完整的战场遗址之一。在这儿，战争的历史与现实重合得如此完好，以至于只要拿着当年中日两军的攻防地图，就可以找到大多数地方。
根据史料记载，到1944年5月，日军在松山的滚龙坡、大垭口、松山、小松山、大寨、黄家水井、黄土坡及马鹿塘等战略要地，修筑了7个据点群，每个据点群均以数个最坚固的母堡为核心，四周又有数个子堡拱卫。
堡垒由3层结构组成，第一层是圆木，中间是30毫米的钢板，最外层是盛满泥石的汽油桶，桶外再覆盖上厚厚的沙土。日军曾经做过试验，用500磅的重型炸弹轰击这些坚固的工事，内部人员只能感觉到轻微的震荡。
守卫松山的日军，是第56师团下属的113联队。这些来自九州福冈的士兵许多出身矿工，他们用两年时间几乎挖空了整座松山，地下交通网络四通八达，如同大型蚁巢。其庞大复杂的程度使日本人也承认：“就连我们自己人，能走遍所有松山阵地的人也寥寥无几。”
不仅如此，这支部队还是日军中的模范，在缅甸方面军一年一度的军事大比武中，它一直保持着步枪射击、火炮射击和负重攀登3项第一的成绩。
“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有自己的民族感情。”余戈承认道，“但作为一个军人，我不得不尊敬这样的对手。”
这样的判断，也得到了另外两名中国军人的认同。
2010年3月9日，为了辨清这些阵地遗址的具体形态与功能，余戈特意请来了两名军事专家——昆明陆军学院原副院长肖智林，国防大学工程兵学院野战筑城教研室主任施卫国。
这两个人都参加过上世纪80年代的南疆作战，对于阵地研究又是老本行，但眼前这片遗址，还是令他们时不时地发出惊叹声。他们把这片阵地称为“军事建筑学上的杰作”，肖智林甚至半开玩笑地说：“即便是今天的解放军，也未必能构筑出如此标准的犹如教科书一般的阵地来。”
这天傍晚，普查队一行人结束了一天的工作，正往山下走，眼前的一轮落日，正缓缓从地平线上消失。这不禁让余戈想起，在许多日本士兵的回忆录里，都提到松山战场上的“残阳如血”。
“这些真实的阵地与场景，本身就有‘戏剧性’，是任何影视剧编不出来的细节。”余戈感叹道，“当你把研究的视角缩小，总会发现历史与现实间存在的种种巧合，这些相互交织的细节，特别打动人。”
死者
很多年以后，戈叔亚依旧记得，自己第一次见到松山战场的阵地遗址时受到的惊吓。
那是20多年前，出于对这段隐秘历史的兴趣，还在昆明一家公司上班的戈叔亚独自来到了松山。当他精疲力尽地爬到山顶，猛然展现在眼前的场景，吓得他一屁股坐在地上，半天爬不起来。
在那个有着温暖阳光的午后，在那片寂静无人的松树林里，当年的战壕和弹坑清晰可见，上面长满了茂密的野草。偶尔有微风吹过，野草微微晃动，戈叔亚仿佛看到，一个个正做着战术动作的日本兵正向他扑来。
他一刻也不敢再待下去。在慌慌张张下山的路上，他甚至还产生了某种幻觉，脚下那些密如蛛网的战壕里，仿佛有着一具具戴着有飘带的日本军战斗小帽的骷髅，正伸出一只只没有皮肉的手，来抓他的脚。
戈叔亚的第一次松山之行，就这样演变成一场彻底的逃窜。
至今，这个现年56岁的云南民间学者，已经先后来过松山30多次，他和余戈一起，担任这次松山战场普查的顾问。在这座被炮火耕犁过无数次，浸透了近万人鲜血的大山里，他有着自己的感触。
“因为我那样丢人地逃跑过，所以我更可以想象，当年我们的父辈，迎着日军坚固的阵地和密集的火力网，仰着头冲上山时的心情。”他说。
的确，无论是参加过战斗的老兵，还是见证过那场战役的乡民，当他们向普查队的工作人员回忆起那场惨烈的战役时，死亡都是永远的主题。
在那个年代，中国士兵的单兵作战装备十分落后，他们穿着粗布制成的灰色军服，穿着自扎的草鞋，没有钢盔，虽然刚刚配发了新式的美式武器，但大多数士兵在开战前还不懂得该怎样使用。
不仅如此，对于山地进攻作战，中国军队也缺乏足够的经验。此时正值滇西的雨季，阻扰中国军队向日军阵地冲击的，除了密集的火力、连绵不绝的铁丝网和地雷阵，还有滂沱大雨和泥泞的山路。
住在松山青木寨的杨德方，松山战役时还是个年轻小伙子。他和许多当地农民一样，为中国军队运送弹药、食物，抢救伤员和埋葬死者。在老人的记忆中，中国士兵在进攻时，似乎不懂得隐蔽自己，“洋号一吹，他们一窝蜂地叫喊着往上冲，日本人机枪一扫，他们像柴垛一样一片一片倒下……”
不过，正如美国人说过的那样，“中国士兵的吃苦耐劳是第一流的，只要有良好的装备和训练，可以和世界上最优秀的士兵媲美”。在松山，中国军队显露出了令人赞叹的顽强与勇敢。
崔继圣，是当年主攻松山的中国军第八军荣誉第一师第三团的代理副团长。老人向戈叔亚回忆，松山的许多阵地，都反复经过多次争夺，中国军队前仆后继，付出极大代价。他的步兵团担任主攻松山主峰任务，战前有1600多人，完成任务后，仅存200多人。
崔继圣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战斗，是团部组织了一支敢死队，每人发法币5000元，如果拿下阵地，再发5000元。在当时的昆明，一碗米线的价格是20元法币。
钱用蓝色的布包包好，敢死队队员们把钱背在背上，流着眼泪向日军阵地出发了。过了一阵，消息传来，敢死队占领了阵地。随着后续部队上去的崔继圣，被眼前的一切惊呆了。
钞票和包钱的小蓝布包撒满了整个阵地，双方士兵的尸体层层叠叠，许多扭在一起厮打的士兵还在呻吟和蠕动。活下来的士兵，在不断地踢打日本人的尸体，甚至用枪托砸，用刺刀扎，一个士兵扎着扎着，突然趴在地上嚎啕大哭，因为他的全家都被日本人杀死了。
在清理战场时，士兵们还发现了一具日本军官的尸体，躺在一个炸开的地堡里，一脸络腮胡子，双手绑着绷带，右脚的大脚指头，还紧紧地扣在一挺机枪的扳机上。人们默默地站在他的身边，注视着这个可怕的对手。
在昆明一家公司当看门人的洪绍坤，当时是昆明防守司令部的训练教官。松山战役结束后，司令部派他和几个参谋到前线，清点和收集松山战斗中缴获和剩余的军用物资，并及时上报。
老人向戈叔亚回忆，车子还没有到山脚，一股浓烈的尸臭味就扑鼻而来。一个战斗部队的军官带着他们，沿着大垭口部队进攻的路线上山，几个大兵走一路哭一路，因为他们所看到的东西，“第一是尸体，第二是尸体，第三还是尸体”。
沿途，到处都是还保持着临死时各种姿态的尸体，以及被炸飞的残骸。活着的士兵，胡子和头发都长得吓人，有些人在尸堆中走来走去，收集枪支，寻找失踪者或活着的战友，更多的人麻木地坐着，在一面破烂不堪的青天白日旗下抽烟和发呆。
洪绍坤在松山住了一个多星期，每天都听到推土机“突突突”的声音。那是工兵部队在掩埋尸体，他们用推土机把尸体推到挖好的大坑里，不辨认遗体，不清点人数，也根本不登记死亡名单。有时候，尸堆里还会发出呻吟和蠕动，司机就停下来，拉出还活着的人，然后再继续干活儿。
战后，在松山，流传着各种版本的闹鬼故事。一个当时在滇缅公路开车的司机向戈叔亚回忆道，当时所有的车队，都不敢在夜里过松山。因为据说每逢夜里，山上总会传来阵阵叫声、哭声和歌声。有中国人，也有日本人的，听起来令人毛骨悚然。
“松山，中国人是胜利了，可胜得这样凄楚；相反，日本人是失败了，却又是败得那样悲壮。我该如何赞美这个在人力物力上占几十倍优势，却付出了难于启齿的代价才取得的惨胜呢？”在一篇文章中，戈叔亚这样感叹道，“这场战役，就像是一块巨大的纪念碑，它记载了中国军队的荣誉与耻辱，喜悦与悲伤，丑陋与美丽，胜利与失败。”
60多年过去了，但在松山，关于那场战役的记忆似乎从未走远。
战后被炮火炸得只剩两棵松树的大山，如今已经是满山遍野的松树林，昔日的壕沟和弹坑也爬满灌木和荒草，偶尔还长出几株稀疏的桃花。农人和水牛代替士兵与火炮，在山路上慢悠悠地行走。但这里的人们，却依旧生活在随处可见的与战争有关的细节里。
被日军烧毁的房屋的残垣断壁，至今仍然耸立着；日军用来修筑堡垒的铁皮，被老百姓当成瓦片，盖在屋顶上；在许多老房子的立柱、窗棂和门板上，还可以看到枪眼和弹痕；没有爆炸的大口径炮弹，可以用来做捣碎谷物的臼；高射机枪的弹壳可以做成随身携带的烟锅；甚至坦克履带，也可以用来搭建炉灶。
对战争，松山人的情绪十分复杂。战争一度破坏了他们的家园和赖以谋生的稻田，但另一方面，战争留下的这些“遗产”，却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全新的出路。
松山太穷了。战争之后，滇缅公路被逐渐弃用，这个两国军队付出近万人生命反复争夺的要地，就这样成为弃儿。这里的农民除了种植粮食和烟草，很难找到别的谋生方式。而开始收购废铜烂铁的供销社，成了他们几乎唯一的生财之道。
曾有一个男孩带戈叔亚去看过自己的收藏品。在这个男孩家的菜园里，戈叔亚惊讶地看到，沿着篱笆墙，放置着几十件不同型号、不同口径的子弹、炮弹、手榴弹、爆破筒、掷弹筒和地雷，完全可以开一个小型的弹药博物馆。更让他吃惊的是，这个男孩十分准确地向他介绍，这些弹药是哪个国家制造的，用什么武器发射，威力有多大，俨然是一个军事专家。
不止是这个男孩，几乎每一个松山的居民，都有在山上挖掘战争遗留物品的记忆，走访这些“挖山人”，也是普查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
曾经有一份统计资料显示，在中国八年的抗日战争中，中国部队一个军在一次战役中所消耗的弹药数量，参加松山战役的第八军排在第一位。而究竟消耗了多少弹药，这些“挖山人”有着最为直观的判断。
50岁的护林员杨金满还记得，小时候，母亲每天都背着背篓带他上山，用一尺来长的小锄头在山地里四处挖掘弹片。最多的时候，一天可以捡到三四斤废铜和六七斤的废铁。他甚至还听说，有一个外地人牵了3头毛驴，在松山上挖了一个月，挖出的弹片，整整堆满了租来的一间房子。
“他发大了！”杨金满颇为羡慕地说。
松山人对于死人骨头没什么畏惧心理。通常战斗最激烈的地方，弹壳是最多的，死人骨头也最多。杨金满小时候和小伙伴常玩儿的游戏之一，就是拿着死人头骨往山坡下滚，看谁滚得远。如果这天挖山的收成不好，他们也会拿死人头骨出气，拿着锄头用力砸下去，“啪”地一声碎成几块。有时候，能在一些头骨里发现金牙，把它撬下来，便是一份“不得了”的收获。
杨金满小时候，一斤大米的价格是1角3分5厘，而供销社收购的价格，铜是1元5角钱一斤，铁是3分钱一斤。供销社不收购尚未爆炸的子弹和炮弹，一些“脑袋灵光”的松山人，开始学着拆卸尚未爆炸的炮弹。
这显然是一份危险的工作。在人们的记忆中，几十年来，在拆卸炮弹时被炸死的人有10多个，被炸伤的人不计其数，有一家的父子两代人先后因此丧生。
被炸死的那个父亲，是松山远近闻名的“拆弹专家”。人们都说，他手上拆过的炮弹，先后有数万枚。上世纪60年代，出事那个晚上，老人在堂屋里拆卸一枚中国远征军使用的20毫米战防枪弹。这是一种小型炮弹，老人或许是不太在意，拿着劈柴的砍刀就直接下手了。
杨金满是这次事故的目击者之一。他的家离这个老人家不太远，在隐约听到传来的巨响声后，当时只有10多岁的杨金满跑到老人家，看见老人躺在一片血泊之中，头部被炮弹炸出了一个大口子。
时隔40多年后，2006年春节，在同一个地点，悲剧再次发生。有邻居送来一枚没有爆炸的日军75毫米山炮弹，希望老人的儿子帮忙拆卸，当地人经常把这种炮弹的弹壳，作为捣碎谷物的臼。
那天傍晚，杨金满刚护林回来，准备吃晚饭，突然听到惊天动地的一声巨响，连忙冲出门去。他看见，这户人家的房子已经浓烟滚滚，房顶被炸飞了，老人的儿子被炮弹炸成了两段。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过去60多年后，这个老人的儿子，或许是这场战争最后一个牺牲者。
这些年来，随着松山被列入国家文物保护单位，这儿已经不再允许私人性质的“挖山”活动。但让人们感到兴奋的是，多年来早已熟视无睹的昔日战场，一夜之间成了城里人趋之若鹜的旅游景点。
如今，在松山，有商业头脑的人们已经开起了各种小型超市，这里除了买卖各种食品饮料，还开始代售起与松山战役有关的书籍和地图。一家名叫“松山随宜餐馆”的小饭店，也挂出了“松山羊肉汤”的招牌，售价着实不菲，一份70元。
杨金满的生活轨迹也发生了极大的转变。这个护林员总是穿一件带橘红色荧光条的制服马甲，每天蹲守在山下的停车场，看到有游客前来，就兴奋地迎上前去招呼，他已经成了这个尚未完全开发的旅游景点里最早的导游员。
在邻居眼里，杨金满并不是一个勤劳的人，因为生活懒散，他是村里唯一一个没有盖新房的。但他家保留下来的这座破旧不堪的老院子，将来却有可能成为松山人气最旺的景点之一。
普查队的工作人员通过老照片的比较发现，杨家的老屋，正是当年日军野战医院的所在地，这是60多年后唯一保存下来的日军营舍遗址。从老屋墙璧和窗棂上的累累弹痕，人们可以推测出当年在这儿发生的激烈战斗。门框上的一节已经发黑的旧电线，也是当时日军使用的“原装货”。
护林员的工作，使杨金满对松山比其他人更为熟悉。他的收费也很便宜，游客们可以按照他服务的质量任意给钱。从春节至今，他已经有了2000多元的收入，这抵得上他原本大半年的收入了。
因为长期在松山“蹲点”，戈叔亚和杨金满的关系很好。看着这个老朋友现今的生活，戈叔亚说他很难形容自己的心情。
这仿佛是时光对战争的一种嘲弄。在这座大山里，日本军队曾经耀武扬威地据守过，中国军队也曾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但最后，活下来的士兵成了匆匆的过客，死去的士兵，白骨被弃诸荒野，无人收殓，只有这些最不起眼的农民，才是这座大山真正的主人。
纪念
3个月来，普查队的工作人员搜集到无数关于这场战役的细节。对于这场战役的复原，就在这一个个细节的浮现中，开始逐渐完整起来。
但在余戈看来，这是一份迟到了60多年的努力。一些细节被重新找到，但更多的细节，却遗失在人们有意无意的疏忽里，被历史的尘埃湮没得干干净净。
最让余戈耿耿于怀的，是缺乏7000多名牺牲的普通中国士兵的确切信息：“你见过中国军队的阵亡名单吗？只到军官一级，至于士兵，只是数字而已。”
他常和人提到这样一个例子。1944年5月11日，中国军队强渡怒江进攻松山，来自美国、日本、中国的史料中，都记载了这天渡江顺利，只有一名士兵落水牺牲的情况。但这个士兵叫什么名字，为何落水，却只字未提。
幸运的是，在随后对史料的阅读中，余戈发现了一份对当时负责渡江的198师工兵连连长董嗣勋的口述访谈。这个90岁的老连长说，落水牺牲的这个士兵名叫邓超，来自湖南。当天，远征军在强渡怒江时，登陆艇上的邓超担心横在江上的钢索刮倒同伴，好心前去推扶，不料水流湍急，不慎失足落水。
“我最害怕看到的，就是写到阵亡者时用‘一名士兵’带过，每一个牺牲者都是有价值的，他们的名字应该和那些军官一样留存史册。”余戈说。
有时，甚至连数字的准确性都成问题。余戈曾对《第八军松山围攻战史》中所附参战人员和伤亡统计表进行逐一核算，他发现，这份最权威的官方文件里的伤亡人员，竟然整整漏算了1000人。
最具有参考价值的史料，是中国官方对于这场战役的记录。那不过是一两本作战部队编写的叙事简略的油印本小册子。尽管有那么多战争亲历者，但留下资料的却微乎其微，尤其是那些具有战地真实经历的老兵口述史料，实在是太少了。
其实，在松山战役之后，中国军队曾为自己的阵亡将士修建过公墓。在老人回忆里，当年，松山山道两边整齐排列着装满泥土的汽油桶，每个油桶上放着一盆鲜花，鲜花边上，插着写有阵亡者姓名的小木片。在松山主峰下，还有一块国军103师留下的墓碑，墓碑上刻着所有阵亡者的姓名。
上世纪60年代，这个阵亡将士公墓被彻底摧毁。刻有烈士姓名的石碑，先是被人砸成两截，然后被抬到小学里做石阶，顽童们的小脚无数次地在石碑上踩来踩去，上面的名字日渐模糊，直到再也看不清楚。
日本人也在用各种方式纪念着自己的阵亡者。
松山战役幸存下来的10余名日本老兵，回国后都发表了回忆录，战记和日记。关于松山战役的书籍，起码有十几种。
1974年，在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第二年，第一批日本人获准访问了中国的边陲城市昆明。这些日本人向当时的云南省革命委员会提出一个要求，希望允许他们到滇西祭奠日本士兵的亡灵。
这个不合时宜的要求被拒绝了。据目击者回忆，全体日本人当即失声痛哭。
1979年，在中国人的帮助下，一些日本人拿到了一些松山的泥土。回国之后，在日军113联队战友会举行的慰灵式上，这些泥土作为“灵沙”，被分给了阵亡者的家属。
到上世纪80年代，日本人终于来到松山。他们通常不跟松山人说话，表情肃穆。上山之后，许多人就地跪下祷告，甚至嚎啕大哭。来得最多的一个老兵，已经到过松山20多趟。
到今天，在松山还是偶尔可以发现这种祭奠的痕迹。几周前，有游客发现，在一处战壕的隐蔽角落里，放置着一些包装袋上印刷着日文的食品，在战壕边上的树枝上，还有人细心地扎上了一朵小白花。
普查队也曾和日本来的旅游团迎面撞上过。3月初的一个早晨，正要上山勘测的余戈一行人，在停车场遇见了一群日本老人。虽然他们否认了自己老兵的身份。但带队的中国导游说，这些日本人来自福冈，这正是113联队的兵源地。一个眼尖的工作人员还发现，人群中一个看起来稍微年轻一点的老妇，正望着松山抹眼泪。
看着这些络绎不绝的日本老人来祭奠亡灵，戈叔亚心里油然而生一种复杂的感觉：“到今天，有几个中国人还记得那些抱着成仁之念冲在自己兄弟最前面的团长、营长、连长、排长；心存对死亡的恐惧、但仍然拼死前行的战士；战士死光后持枪奋然而上的马夫、卫生兵、勤务兵；还有吹响招魂号角的号手？”
这种鲜明的对比，让余戈很是感慨：“我们这个民族的思维模式里，有着根深蒂固的胜者王败者寇的历史实用主义观念。‘王’与‘寇’的定性，一转眼就将刚刚流淌的鲜血和付出的无数生命擦得干干净净。”
一个阳光灿烂的午后，戈叔亚又独自一人爬上松山。在半山坡一块平地上，有几个背着背篓的小姑娘，正在一处地堡的遗址里玩耍。曾经喷射出致命枪火的堡垒，如今已经是一个长满野草的大坑，边缘还开着几朵不知名的紫色野花。一个小姑娘摘下一朵，拿在手上，还让戈叔亚给她拍照留念。
往前走没多远，戈叔亚又碰上一个70多岁的山民。在攀谈中，戈叔亚问道：“老乡，你知道这座山上哪儿战死的人最多吗？”
“就是她们玩儿的那个地方。”老人指指那些小姑娘，“我年轻的时候见过，一堆死人头骨，有100多个呢。”
在刚刚过去的春节前后，每天都有数千名旅游者来到这座位于滇西边境、原本默默无闻的大山。狭窄的山道时常被数百辆汽车堵得水泄不通，当地政府不得不派出几十个交通协管人员来维持秩序。
这股突如其来的旅游热潮，是因为一部名为《滇西1944》的电视剧的热播。电视剧的原型，便是1944年发生在这里的松山战役。
当年5月，为了打通中国抗日战争的生命线——滇缅公路，中日两国军队在这座面积18平方公里的大山里厮杀了近百天。中国远征军以伤亡7763人的代价，全歼据守的1300名日军。这次胜利还有另一个非比寻常的意义，这是抗日战争以来，中国军队第一次收复失地。
电视剧唤醒了人们对这块旧日战场的记忆。旅游者们戴着旅行社统一定制的太阳帽，撑着遮阳伞，跟在手持小旗的导游身后，在密如蛛网的交通壕、弹坑和掩体中穿行，并不时停下来拍照留念。
当然，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松山不仅是一处景点。
2009年年底，松山所在的龙陵县政府，组织了一支20多人的工作队，开始对松山战役的战场遗迹进行大规模普查。他们通过勘测战场、走访见证人、寻找史料、征集文物等方式，试图从各个角度来拼接和还原这场惨烈的战役。
如今，随着普查工作的展开与深入，人们讶异地发现，松山就像是一座还未找到现实出口的战争迷宫，隐藏着太多的故事与细节，太多的悲哀与感慨，太多的疑问与谜题。
阵地
来松山的许多游人，手里都拿着一本名叫《1944：松山战役笔记》的书，它被称为“松山旅游最好的导游手册”。提起这件事，书的作者，同时也是这次普查工作的总顾问余戈“颇有成就感”。
余戈的生活原本与松山没什么关系。他是北京某部队杂志社的编辑，平日里就是一个军史爱好者。在一次阅读史料的过程中，他开始对松山产生好奇，因为无论从哪个角度比较，这都是一场实力相差极其悬殊，结果却出人意料的较量。
参加战役的日军最高指挥官，只是一个少佐(注：相当于少校)，而中方阵营中，仅将军就有数十名，校官更是不计其数。
守卫松山的日军大约1300人，其中有300多名伤员，没有空军，火炮很少；而中方参与战斗的部队先后达到了5万余人，多半是身经百战的老兵，士气高涨，还有着绝对优势的制空权与火炮。
日军将松山称为“中国大陆上最为遥远的阵地”，他们在陌生的异国他乡孤军作战；而中方动员了数千名当地民工，还有数百辆美式卡车通宵达旦、源源不断地送来后勤补给。
可是，有着压倒性优势的中国军队，却在松山上苦战了近百天，中日双方的伤亡比率高达6∶1，从军事学的角度来说，可谓“惨胜”。
“总结历史，不能总找些对你有利的东西，那叫哄自己开心”，余戈说，“我想知道松山究竟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中国人会付出那么大的代价。”
2004年9月，余戈第一次来到松山。当那些保存十分完好的阵地遗址出现在他面前时，这个现役军人感觉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震撼”。从那时起，他先后4次造访松山，将松山战役近百日的战况，一天天梳理出来，最终完成了这部包括880条注释、34幅图表、参考文献达115部的45万字作品。
今天，如果你也是第一次来松山，完全可以体会余戈当年的那种心情。
从Google提供的卫星地图中寻找，由北向南流下的怒江可以作为参照物。当你找到横跨怒江的惠通桥，在其北侧紧傍的一座大山即为松山，这是当年滇缅公路上的咽喉要道，西方记者将其称为“东方的直布罗陀”。
如今，在这座最高海拔2200米的山峰上，各种战壕、掩体、明暗火力点和地堡残迹，隐藏在漫山遍野的松林中，被肆意生长的蒿草掩盖，蜿蜒曲折，密如蛛网。许多阵地遗址棱角分明，就像是昨天才刚刚挖掘好。时间久了，你甚至会产生眩晕的幻觉，仿佛能够嗅到某种硝烟、泥土与腐肉的混合气味。
可以说，松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保存最为完整的战场遗址之一。在这儿，战争的历史与现实重合得如此完好，以至于只要拿着当年中日两军的攻防地图，就可以找到大多数地方。
根据史料记载，到1944年5月，日军在松山的滚龙坡、大垭口、松山、小松山、大寨、黄家水井、黄土坡及马鹿塘等战略要地，修筑了7个据点群，每个据点群均以数个最坚固的母堡为核心，四周又有数个子堡拱卫。
堡垒由3层结构组成，第一层是圆木，中间是30毫米的钢板，最外层是盛满泥石的汽油桶，桶外再覆盖上厚厚的沙土。日军曾经做过试验，用500磅的重型炸弹轰击这些坚固的工事，内部人员只能感觉到轻微的震荡。
守卫松山的日军，是第56师团下属的113联队。这些来自九州福冈的士兵许多出身矿工，他们用两年时间几乎挖空了整座松山，地下交通网络四通八达，如同大型蚁巢。其庞大复杂的程度使日本人也承认：“就连我们自己人，能走遍所有松山阵地的人也寥寥无几。”
不仅如此，这支部队还是日军中的模范，在缅甸方面军一年一度的军事大比武中，它一直保持着步枪射击、火炮射击和负重攀登3项第一的成绩。
“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有自己的民族感情。”余戈承认道，“但作为一个军人，我不得不尊敬这样的对手。”
这样的判断，也得到了另外两名中国军人的认同。
2010年3月9日，为了辨清这些阵地遗址的具体形态与功能，余戈特意请来了两名军事专家——昆明陆军学院原副院长肖智林，国防大学工程兵学院野战筑城教研室主任施卫国。
这两个人都参加过上世纪80年代的南疆作战，对于阵地研究又是老本行，但眼前这片遗址，还是令他们时不时地发出惊叹声。他们把这片阵地称为“军事建筑学上的杰作”，肖智林甚至半开玩笑地说：“即便是今天的解放军，也未必能构筑出如此标准的犹如教科书一般的阵地来。”
这天傍晚，普查队一行人结束了一天的工作，正往山下走，眼前的一轮落日，正缓缓从地平线上消失。这不禁让余戈想起，在许多日本士兵的回忆录里，都提到松山战场上的“残阳如血”。
“这些真实的阵地与场景，本身就有‘戏剧性’，是任何影视剧编不出来的细节。”余戈感叹道，“当你把研究的视角缩小，总会发现历史与现实间存在的种种巧合，这些相互交织的细节，特别打动人。”
死者
很多年以后，戈叔亚依旧记得，自己第一次见到松山战场的阵地遗址时受到的惊吓。
那是20多年前，出于对这段隐秘历史的兴趣，还在昆明一家公司上班的戈叔亚独自来到了松山。当他精疲力尽地爬到山顶，猛然展现在眼前的场景，吓得他一屁股坐在地上，半天爬不起来。
在那个有着温暖阳光的午后，在那片寂静无人的松树林里，当年的战壕和弹坑清晰可见，上面长满了茂密的野草。偶尔有微风吹过，野草微微晃动，戈叔亚仿佛看到，一个个正做着战术动作的日本兵正向他扑来。
他一刻也不敢再待下去。在慌慌张张下山的路上，他甚至还产生了某种幻觉，脚下那些密如蛛网的战壕里，仿佛有着一具具戴着有飘带的日本军战斗小帽的骷髅，正伸出一只只没有皮肉的手，来抓他的脚。
戈叔亚的第一次松山之行，就这样演变成一场彻底的逃窜。
至今，这个现年56岁的云南民间学者，已经先后来过松山30多次，他和余戈一起，担任这次松山战场普查的顾问。在这座被炮火耕犁过无数次，浸透了近万人鲜血的大山里，他有着自己的感触。
“因为我那样丢人地逃跑过，所以我更可以想象，当年我们的父辈，迎着日军坚固的阵地和密集的火力网，仰着头冲上山时的心情。”他说。
的确，无论是参加过战斗的老兵，还是见证过那场战役的乡民，当他们向普查队的工作人员回忆起那场惨烈的战役时，死亡都是永远的主题。
在那个年代，中国士兵的单兵作战装备十分落后，他们穿着粗布制成的灰色军服，穿着自扎的草鞋，没有钢盔，虽然刚刚配发了新式的美式武器，但大多数士兵在开战前还不懂得该怎样使用。
不仅如此，对于山地进攻作战，中国军队也缺乏足够的经验。此时正值滇西的雨季，阻扰中国军队向日军阵地冲击的，除了密集的火力、连绵不绝的铁丝网和地雷阵，还有滂沱大雨和泥泞的山路。
住在松山青木寨的杨德方，松山战役时还是个年轻小伙子。他和许多当地农民一样，为中国军队运送弹药、食物，抢救伤员和埋葬死者。在老人的记忆中，中国士兵在进攻时，似乎不懂得隐蔽自己，“洋号一吹，他们一窝蜂地叫喊着往上冲，日本人机枪一扫，他们像柴垛一样一片一片倒下……”
不过，正如美国人说过的那样，“中国士兵的吃苦耐劳是第一流的，只要有良好的装备和训练，可以和世界上最优秀的士兵媲美”。在松山，中国军队显露出了令人赞叹的顽强与勇敢。
崔继圣，是当年主攻松山的中国军第八军荣誉第一师第三团的代理副团长。老人向戈叔亚回忆，松山的许多阵地，都反复经过多次争夺，中国军队前仆后继，付出极大代价。他的步兵团担任主攻松山主峰任务，战前有1600多人，完成任务后，仅存200多人。
崔继圣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战斗，是团部组织了一支敢死队，每人发法币5000元，如果拿下阵地，再发5000元。在当时的昆明，一碗米线的价格是20元法币。
钱用蓝色的布包包好，敢死队队员们把钱背在背上，流着眼泪向日军阵地出发了。过了一阵，消息传来，敢死队占领了阵地。随着后续部队上去的崔继圣，被眼前的一切惊呆了。
钞票和包钱的小蓝布包撒满了整个阵地，双方士兵的尸体层层叠叠，许多扭在一起厮打的士兵还在呻吟和蠕动。活下来的士兵，在不断地踢打日本人的尸体，甚至用枪托砸，用刺刀扎，一个士兵扎着扎着，突然趴在地上嚎啕大哭，因为他的全家都被日本人杀死了。
在清理战场时，士兵们还发现了一具日本军官的尸体，躺在一个炸开的地堡里，一脸络腮胡子，双手绑着绷带，右脚的大脚指头，还紧紧地扣在一挺机枪的扳机上。人们默默地站在他的身边，注视着这个可怕的对手。
在昆明一家公司当看门人的洪绍坤，当时是昆明防守司令部的训练教官。松山战役结束后，司令部派他和几个参谋到前线，清点和收集松山战斗中缴获和剩余的军用物资，并及时上报。
老人向戈叔亚回忆，车子还没有到山脚，一股浓烈的尸臭味就扑鼻而来。一个战斗部队的军官带着他们，沿着大垭口部队进攻的路线上山，几个大兵走一路哭一路，因为他们所看到的东西，“第一是尸体，第二是尸体，第三还是尸体”。
沿途，到处都是还保持着临死时各种姿态的尸体，以及被炸飞的残骸。活着的士兵，胡子和头发都长得吓人，有些人在尸堆中走来走去，收集枪支，寻找失踪者或活着的战友，更多的人麻木地坐着，在一面破烂不堪的青天白日旗下抽烟和发呆。
洪绍坤在松山住了一个多星期，每天都听到推土机“突突突”的声音。那是工兵部队在掩埋尸体，他们用推土机把尸体推到挖好的大坑里，不辨认遗体，不清点人数，也根本不登记死亡名单。有时候，尸堆里还会发出呻吟和蠕动，司机就停下来，拉出还活着的人，然后再继续干活儿。
战后，在松山，流传着各种版本的闹鬼故事。一个当时在滇缅公路开车的司机向戈叔亚回忆道，当时所有的车队，都不敢在夜里过松山。因为据说每逢夜里，山上总会传来阵阵叫声、哭声和歌声。有中国人，也有日本人的，听起来令人毛骨悚然。
“松山，中国人是胜利了，可胜得这样凄楚；相反，日本人是失败了，却又是败得那样悲壮。我该如何赞美这个在人力物力上占几十倍优势，却付出了难于启齿的代价才取得的惨胜呢？”在一篇文章中，戈叔亚这样感叹道，“这场战役，就像是一块巨大的纪念碑，它记载了中国军队的荣誉与耻辱，喜悦与悲伤，丑陋与美丽，胜利与失败。”
60多年过去了，但在松山，关于那场战役的记忆似乎从未走远。
战后被炮火炸得只剩两棵松树的大山，如今已经是满山遍野的松树林，昔日的壕沟和弹坑也爬满灌木和荒草，偶尔还长出几株稀疏的桃花。农人和水牛代替士兵与火炮，在山路上慢悠悠地行走。但这里的人们，却依旧生活在随处可见的与战争有关的细节里。
被日军烧毁的房屋的残垣断壁，至今仍然耸立着；日军用来修筑堡垒的铁皮，被老百姓当成瓦片，盖在屋顶上；在许多老房子的立柱、窗棂和门板上，还可以看到枪眼和弹痕；没有爆炸的大口径炮弹，可以用来做捣碎谷物的臼；高射机枪的弹壳可以做成随身携带的烟锅；甚至坦克履带，也可以用来搭建炉灶。
对战争，松山人的情绪十分复杂。战争一度破坏了他们的家园和赖以谋生的稻田，但另一方面，战争留下的这些“遗产”，却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全新的出路。
松山太穷了。战争之后，滇缅公路被逐渐弃用，这个两国军队付出近万人生命反复争夺的要地，就这样成为弃儿。这里的农民除了种植粮食和烟草，很难找到别的谋生方式。而开始收购废铜烂铁的供销社，成了他们几乎唯一的生财之道。
曾有一个男孩带戈叔亚去看过自己的收藏品。在这个男孩家的菜园里，戈叔亚惊讶地看到，沿着篱笆墙，放置着几十件不同型号、不同口径的子弹、炮弹、手榴弹、爆破筒、掷弹筒和地雷，完全可以开一个小型的弹药博物馆。更让他吃惊的是，这个男孩十分准确地向他介绍，这些弹药是哪个国家制造的，用什么武器发射，威力有多大，俨然是一个军事专家。
不止是这个男孩，几乎每一个松山的居民，都有在山上挖掘战争遗留物品的记忆，走访这些“挖山人”，也是普查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
曾经有一份统计资料显示，在中国八年的抗日战争中，中国部队一个军在一次战役中所消耗的弹药数量，参加松山战役的第八军排在第一位。而究竟消耗了多少弹药，这些“挖山人”有着最为直观的判断。
50岁的护林员杨金满还记得，小时候，母亲每天都背着背篓带他上山，用一尺来长的小锄头在山地里四处挖掘弹片。最多的时候，一天可以捡到三四斤废铜和六七斤的废铁。他甚至还听说，有一个外地人牵了3头毛驴，在松山上挖了一个月，挖出的弹片，整整堆满了租来的一间房子。
“他发大了！”杨金满颇为羡慕地说。
松山人对于死人骨头没什么畏惧心理。通常战斗最激烈的地方，弹壳是最多的，死人骨头也最多。杨金满小时候和小伙伴常玩儿的游戏之一，就是拿着死人头骨往山坡下滚，看谁滚得远。如果这天挖山的收成不好，他们也会拿死人头骨出气，拿着锄头用力砸下去，“啪”地一声碎成几块。有时候，能在一些头骨里发现金牙，把它撬下来，便是一份“不得了”的收获。
杨金满小时候，一斤大米的价格是1角3分5厘，而供销社收购的价格，铜是1元5角钱一斤，铁是3分钱一斤。供销社不收购尚未爆炸的子弹和炮弹，一些“脑袋灵光”的松山人，开始学着拆卸尚未爆炸的炮弹。
这显然是一份危险的工作。在人们的记忆中，几十年来，在拆卸炮弹时被炸死的人有10多个，被炸伤的人不计其数，有一家的父子两代人先后因此丧生。
被炸死的那个父亲，是松山远近闻名的“拆弹专家”。人们都说，他手上拆过的炮弹，先后有数万枚。上世纪60年代，出事那个晚上，老人在堂屋里拆卸一枚中国远征军使用的20毫米战防枪弹。这是一种小型炮弹，老人或许是不太在意，拿着劈柴的砍刀就直接下手了。
杨金满是这次事故的目击者之一。他的家离这个老人家不太远，在隐约听到传来的巨响声后，当时只有10多岁的杨金满跑到老人家，看见老人躺在一片血泊之中，头部被炮弹炸出了一个大口子。
时隔40多年后，2006年春节，在同一个地点，悲剧再次发生。有邻居送来一枚没有爆炸的日军75毫米山炮弹，希望老人的儿子帮忙拆卸，当地人经常把这种炮弹的弹壳，作为捣碎谷物的臼。
那天傍晚，杨金满刚护林回来，准备吃晚饭，突然听到惊天动地的一声巨响，连忙冲出门去。他看见，这户人家的房子已经浓烟滚滚，房顶被炸飞了，老人的儿子被炮弹炸成了两段。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过去60多年后，这个老人的儿子，或许是这场战争最后一个牺牲者。
这些年来，随着松山被列入国家文物保护单位，这儿已经不再允许私人性质的“挖山”活动。但让人们感到兴奋的是，多年来早已熟视无睹的昔日战场，一夜之间成了城里人趋之若鹜的旅游景点。
如今，在松山，有商业头脑的人们已经开起了各种小型超市，这里除了买卖各种食品饮料，还开始代售起与松山战役有关的书籍和地图。一家名叫“松山随宜餐馆”的小饭店，也挂出了“松山羊肉汤”的招牌，售价着实不菲，一份70元。
杨金满的生活轨迹也发生了极大的转变。这个护林员总是穿一件带橘红色荧光条的制服马甲，每天蹲守在山下的停车场，看到有游客前来，就兴奋地迎上前去招呼，他已经成了这个尚未完全开发的旅游景点里最早的导游员。
在邻居眼里，杨金满并不是一个勤劳的人，因为生活懒散，他是村里唯一一个没有盖新房的。但他家保留下来的这座破旧不堪的老院子，将来却有可能成为松山人气最旺的景点之一。
普查队的工作人员通过老照片的比较发现，杨家的老屋，正是当年日军野战医院的所在地，这是60多年后唯一保存下来的日军营舍遗址。从老屋墙璧和窗棂上的累累弹痕，人们可以推测出当年在这儿发生的激烈战斗。门框上的一节已经发黑的旧电线，也是当时日军使用的“原装货”。
护林员的工作，使杨金满对松山比其他人更为熟悉。他的收费也很便宜，游客们可以按照他服务的质量任意给钱。从春节至今，他已经有了2000多元的收入，这抵得上他原本大半年的收入了。
因为长期在松山“蹲点”，戈叔亚和杨金满的关系很好。看着这个老朋友现今的生活，戈叔亚说他很难形容自己的心情。
这仿佛是时光对战争的一种嘲弄。在这座大山里，日本军队曾经耀武扬威地据守过，中国军队也曾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但最后，活下来的士兵成了匆匆的过客，死去的士兵，白骨被弃诸荒野，无人收殓，只有这些最不起眼的农民，才是这座大山真正的主人。
纪念
3个月来，普查队的工作人员搜集到无数关于这场战役的细节。对于这场战役的复原，就在这一个个细节的浮现中，开始逐渐完整起来。
但在余戈看来，这是一份迟到了60多年的努力。一些细节被重新找到，但更多的细节，却遗失在人们有意无意的疏忽里，被历史的尘埃湮没得干干净净。
最让余戈耿耿于怀的，是缺乏7000多名牺牲的普通中国士兵的确切信息：“你见过中国军队的阵亡名单吗？只到军官一级，至于士兵，只是数字而已。”
他常和人提到这样一个例子。1944年5月11日，中国军队强渡怒江进攻松山，来自美国、日本、中国的史料中，都记载了这天渡江顺利，只有一名士兵落水牺牲的情况。但这个士兵叫什么名字，为何落水，却只字未提。
幸运的是，在随后对史料的阅读中，余戈发现了一份对当时负责渡江的198师工兵连连长董嗣勋的口述访谈。这个90岁的老连长说，落水牺牲的这个士兵名叫邓超，来自湖南。当天，远征军在强渡怒江时，登陆艇上的邓超担心横在江上的钢索刮倒同伴，好心前去推扶，不料水流湍急，不慎失足落水。
“我最害怕看到的，就是写到阵亡者时用‘一名士兵’带过，每一个牺牲者都是有价值的，他们的名字应该和那些军官一样留存史册。”余戈说。
有时，甚至连数字的准确性都成问题。余戈曾对《第八军松山围攻战史》中所附参战人员和伤亡统计表进行逐一核算，他发现，这份最权威的官方文件里的伤亡人员，竟然整整漏算了1000人。
最具有参考价值的史料，是中国官方对于这场战役的记录。那不过是一两本作战部队编写的叙事简略的油印本小册子。尽管有那么多战争亲历者，但留下资料的却微乎其微，尤其是那些具有战地真实经历的老兵口述史料，实在是太少了。
其实，在松山战役之后，中国军队曾为自己的阵亡将士修建过公墓。在老人回忆里，当年，松山山道两边整齐排列着装满泥土的汽油桶，每个油桶上放着一盆鲜花，鲜花边上，插着写有阵亡者姓名的小木片。在松山主峰下，还有一块国军103师留下的墓碑，墓碑上刻着所有阵亡者的姓名。
上世纪60年代，这个阵亡将士公墓被彻底摧毁。刻有烈士姓名的石碑，先是被人砸成两截，然后被抬到小学里做石阶，顽童们的小脚无数次地在石碑上踩来踩去，上面的名字日渐模糊，直到再也看不清楚。
日本人也在用各种方式纪念着自己的阵亡者。
松山战役幸存下来的10余名日本老兵，回国后都发表了回忆录，战记和日记。关于松山战役的书籍，起码有十几种。
1974年，在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第二年，第一批日本人获准访问了中国的边陲城市昆明。这些日本人向当时的云南省革命委员会提出一个要求，希望允许他们到滇西祭奠日本士兵的亡灵。
这个不合时宜的要求被拒绝了。据目击者回忆，全体日本人当即失声痛哭。
1979年，在中国人的帮助下，一些日本人拿到了一些松山的泥土。回国之后，在日军113联队战友会举行的慰灵式上，这些泥土作为“灵沙”，被分给了阵亡者的家属。
到上世纪80年代，日本人终于来到松山。他们通常不跟松山人说话，表情肃穆。上山之后，许多人就地跪下祷告，甚至嚎啕大哭。来得最多的一个老兵，已经到过松山20多趟。
到今天，在松山还是偶尔可以发现这种祭奠的痕迹。几周前，有游客发现，在一处战壕的隐蔽角落里，放置着一些包装袋上印刷着日文的食品，在战壕边上的树枝上，还有人细心地扎上了一朵小白花。
普查队也曾和日本来的旅游团迎面撞上过。3月初的一个早晨，正要上山勘测的余戈一行人，在停车场遇见了一群日本老人。虽然他们否认了自己老兵的身份。但带队的中国导游说，这些日本人来自福冈，这正是113联队的兵源地。一个眼尖的工作人员还发现，人群中一个看起来稍微年轻一点的老妇，正望着松山抹眼泪。
看着这些络绎不绝的日本老人来祭奠亡灵，戈叔亚心里油然而生一种复杂的感觉：“到今天，有几个中国人还记得那些抱着成仁之念冲在自己兄弟最前面的团长、营长、连长、排长；心存对死亡的恐惧、但仍然拼死前行的战士；战士死光后持枪奋然而上的马夫、卫生兵、勤务兵；还有吹响招魂号角的号手？”
这种鲜明的对比，让余戈很是感慨：“我们这个民族的思维模式里，有着根深蒂固的胜者王败者寇的历史实用主义观念。‘王’与‘寇’的定性，一转眼就将刚刚流淌的鲜血和付出的无数生命擦得干干净净。”
一个阳光灿烂的午后，戈叔亚又独自一人爬上松山。在半山坡一块平地上，有几个背着背篓的小姑娘，正在一处地堡的遗址里玩耍。曾经喷射出致命枪火的堡垒，如今已经是一个长满野草的大坑，边缘还开着几朵不知名的紫色野花。一个小姑娘摘下一朵，拿在手上，还让戈叔亚给她拍照留念。
往前走没多远，戈叔亚又碰上一个70多岁的山民。在攀谈中，戈叔亚问道：“老乡，你知道这座山上哪儿战死的人最多吗？”
“就是她们玩儿的那个地方。”老人指指那些小姑娘，“我年轻的时候见过，一堆死人头骨，有100多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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