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新奴才主义——评李泽厚先生的新儒学观点
以前我从未拜读过李泽厚先生的书，不过一直有听说他对中国古代思想史的研究之精辟，但甚憾于没有时间去做那方面的研究，因为我还没有把那一整套《剑桥中国史》读完。
对于古代中国人的思想，我也就只是凭着自己那一丁点对教科书的回忆以及《剑桥中国史》上的理论在理解。所以，当我早两年听说杜维明、牟宗三先生的新儒学的时候，我颇感惊讶，大概的看了看，觉得意思不大，也就没有去深挖。
不过，今天很有幸从《经济观察报》2005.12.12第41版《观察家年会》上面看到李泽厚先生的《儒学四期与转换性创造》，我是怀着崇拜的心情来读李先生的文章的，不料读完后不禁大汗淋漓。 李先生的这篇文章提出了一个重要话题：儒学应该分成四期而不是三期。
这是个学术问题，说说也就罢了，我们替古人担忧也没什么必要，但他马上说，我们要进行转换性创造，这个就把他的新奴才主义的面目抖了出来。听说李先生是湖南人，我也是，我说老乡你真聪明啊，不过有了你我们中国人都完了。 何谓儒学三期还是四期？杜维明先生认为，儒学的发展应分成三个时期：先秦儒学，孔孟之道；宋明理学，王阳明和朱熹；新儒学，牟宗三和熊十力。而李泽厚先生认为，儒学发展分四期：先秦儒学，孔孟和荀子；汉儒，董仲舒；宋明理学，王阳明和朱熹；现在的新儒学。这两种分法究竟有何种不同？三期学派摒弃荀子和汉儒，是为了把儒学的思想抽象化，人学化，以使之成为一门学说。而李泽厚先生的四期学说把一切与儒有关的全部加注到儒学这个概念之中来，使儒学不成之为一门学说，而是要把它变成一种主义，以为治世之道。
从学术上来看，我无意于抹杀荀子、董仲舒和汉儒，毕竟他们的思想举足轻重，对我大中华的几千年发展之历史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没有荀子对孔孟的反思，就不会由他引领法家思想的出现；没有董仲舒的“王道通三”和谶纬之术，就没有几千年古代文人对帝制思想的拥护，也没有这么多神神鬼鬼的传言能导致王朝们的覆灭，更谈不上范缜的《神灭论》了。
荀子引领出法家到汉儒把法家收进来形成外儒内法，儒家的这段历史带来了中国文人的政治抱负，也使得儒家和儒学的概念越来越模糊。今天我们一谈起儒家儒学，除了几个标志性人物之外，并无法给他们及思想下一个定义，结果是儒学思想成了古中国思想的代名词，就好比我们说西方思想，但这不能叫做一门学说。所以我是很赞同杜维明先生等人把儒学的形象还原为人学的努力的，毕竟孔孟的思想核心就是这个。
李泽厚先生提出四期说，其对学术发展所作的贡献是显而易见的。但很明显，李先生已经融入到古代文人的思想之中去了，李先生的政治抱负昭然若揭。李先生在文章中声称，“今天如果我们还讲儒学，就也应该吸收外国的、现代的东西，主动地吸取马克思主义，借鉴包括自由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等进行转换性的创造”，李先生的梦想是，“走出一条既不是过去的计划经济、也不是美国资本主义的，而是中国自己的路，创造出比传统中国、外国模式更加合情合理的社会”。在我早两年自己研究专制主义的时候，就感觉到这样的一种可能的社会形态，这就是专制主义的未来的发展之路。
李先生显然有参与到“和谐社会”的理论建设之中来，而且他这个庞大的工程不可以说设计的不精巧，李先生已经开始为这个工程先行铺路了。 大家都生活在这个时代，都接受着这个时代的教育，不会一点不懂当今的政治模式。今天的中国，的的确确是富有中国特色的，至于是否社会主义那是个争议话题。我们的国家不同于中外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我们的政府和我们的党也丝毫与当今任何政府和党完全不同。这是一个糅合一切的状态，是古中国中庸思想的体现，我们国家没有反对党，却不像西方学者认为的那样处于政治既不稳定之中。我们国家的党在我看来甚至都不能称之为一个党，它是一个代名词，代表着权力、官宦之路以及掌握着权力的一个阶层或集团。
它内部分成三个等级，最高层实行少数人的民主，中间阶层实行地方的封侯与共和，基层实行类似于“政教合一”的专制。就是这样的一种政治模式，稳稳的玩转了几十年，而且还有着顽强的生命力。把一切发展和思想创新归功于“集体智慧”是完完全全正确的，因为任何一个独立的个体都是无力完成这样一个精巧的统治机构的。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是古中国思想的遗存和发展，这是自汉朝开始的儒法结合的统治思路的延续。
但是，这是有害的，因为这种架构直接维护了等级化的社会制度，任何一个思维活跃的个人都会被这样的社会压得喘不过气来，这也就无怪乎我们没有诺贝尔奖，无怪乎我们总是被指为缺乏创造力，因为我们所有的精力全部耗费在这样的一个体系之中了。 但是，在今天这个时代，单凭马克思主义仍然得不到足够的专制力量。西方学术精神本身是讲究精神独立和逻辑清晰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过程或称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就很容易被学术界指责为修正主义，认为这样做就脱离了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研究范畴。
学术界自然也会影响到公众舆论，这样马克思主义就难以说服大多数人。因此，现在的中国社会普遍缺乏一种共同的价值取向，缺乏中国人的公共精神。这也是当下的“新儒家”们努力推行新儒学的主要原因。 李先生的儒学四期说对于目前的状况而言是一个重要的拐点，这种假以“儒学”称谓的学说很容易套上民族精神的外衣，这也就意味着在这个还远不够重视人权的时代，这样的外衣会使之形成对大众思想的强奸，我们好不容易发展出来一点独立思维的精神又将被抹杀掉，也就更谈不上人格的独立和学术精神。但是，幸好这还只是个萌芽中的思想，一旦成熟起来它会与专制主义的未来发展以及外表和谐内在奴役的社会形态结合起来形成令人恐怖的“三位一体”，那样一来，我们的后人将会不得不再次忍受几千年的令人窒息的奴役。
这种奴役不是简单的像奴隶主对奴隶那样的奴役，而是整个文化形态的整个民族思想的自我奴役，是任何人都无法挣脱的奴役。如果这样的状况真的出现，任何精神思想上的独立都将再次被关进僧院的大门之中，那才是最恐怖的地狱……
以前我从未拜读过李泽厚先生的书，不过一直有听说他对中国古代思想史的研究之精辟，但甚憾于没有时间去做那方面的研究，因为我还没有把那一整套《剑桥中国史》读完。
对于古代中国人的思想，我也就只是凭着自己那一丁点对教科书的回忆以及《剑桥中国史》上的理论在理解。所以，当我早两年听说杜维明、牟宗三先生的新儒学的时候，我颇感惊讶，大概的看了看，觉得意思不大，也就没有去深挖。
不过，今天很有幸从《经济观察报》2005.12.12第41版《观察家年会》上面看到李泽厚先生的《儒学四期与转换性创造》，我是怀着崇拜的心情来读李先生的文章的，不料读完后不禁大汗淋漓。 李先生的这篇文章提出了一个重要话题：儒学应该分成四期而不是三期。
这是个学术问题，说说也就罢了，我们替古人担忧也没什么必要，但他马上说，我们要进行转换性创造，这个就把他的新奴才主义的面目抖了出来。听说李先生是湖南人，我也是，我说老乡你真聪明啊，不过有了你我们中国人都完了。 何谓儒学三期还是四期？杜维明先生认为，儒学的发展应分成三个时期：先秦儒学，孔孟之道；宋明理学，王阳明和朱熹；新儒学，牟宗三和熊十力。而李泽厚先生认为，儒学发展分四期：先秦儒学，孔孟和荀子；汉儒，董仲舒；宋明理学，王阳明和朱熹；现在的新儒学。这两种分法究竟有何种不同？三期学派摒弃荀子和汉儒，是为了把儒学的思想抽象化，人学化，以使之成为一门学说。而李泽厚先生的四期学说把一切与儒有关的全部加注到儒学这个概念之中来，使儒学不成之为一门学说，而是要把它变成一种主义，以为治世之道。
从学术上来看，我无意于抹杀荀子、董仲舒和汉儒，毕竟他们的思想举足轻重，对我大中华的几千年发展之历史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没有荀子对孔孟的反思，就不会由他引领法家思想的出现；没有董仲舒的“王道通三”和谶纬之术，就没有几千年古代文人对帝制思想的拥护，也没有这么多神神鬼鬼的传言能导致王朝们的覆灭，更谈不上范缜的《神灭论》了。
荀子引领出法家到汉儒把法家收进来形成外儒内法，儒家的这段历史带来了中国文人的政治抱负，也使得儒家和儒学的概念越来越模糊。今天我们一谈起儒家儒学，除了几个标志性人物之外，并无法给他们及思想下一个定义，结果是儒学思想成了古中国思想的代名词，就好比我们说西方思想，但这不能叫做一门学说。所以我是很赞同杜维明先生等人把儒学的形象还原为人学的努力的，毕竟孔孟的思想核心就是这个。
李泽厚先生提出四期说，其对学术发展所作的贡献是显而易见的。但很明显，李先生已经融入到古代文人的思想之中去了，李先生的政治抱负昭然若揭。李先生在文章中声称，“今天如果我们还讲儒学，就也应该吸收外国的、现代的东西，主动地吸取马克思主义，借鉴包括自由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等进行转换性的创造”，李先生的梦想是，“走出一条既不是过去的计划经济、也不是美国资本主义的，而是中国自己的路，创造出比传统中国、外国模式更加合情合理的社会”。在我早两年自己研究专制主义的时候，就感觉到这样的一种可能的社会形态，这就是专制主义的未来的发展之路。
李先生显然有参与到“和谐社会”的理论建设之中来，而且他这个庞大的工程不可以说设计的不精巧，李先生已经开始为这个工程先行铺路了。 大家都生活在这个时代，都接受着这个时代的教育，不会一点不懂当今的政治模式。今天的中国，的的确确是富有中国特色的，至于是否社会主义那是个争议话题。我们的国家不同于中外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我们的政府和我们的党也丝毫与当今任何政府和党完全不同。这是一个糅合一切的状态，是古中国中庸思想的体现，我们国家没有反对党，却不像西方学者认为的那样处于政治既不稳定之中。我们国家的党在我看来甚至都不能称之为一个党，它是一个代名词，代表着权力、官宦之路以及掌握着权力的一个阶层或集团。
它内部分成三个等级，最高层实行少数人的民主，中间阶层实行地方的封侯与共和，基层实行类似于“政教合一”的专制。就是这样的一种政治模式，稳稳的玩转了几十年，而且还有着顽强的生命力。把一切发展和思想创新归功于“集体智慧”是完完全全正确的，因为任何一个独立的个体都是无力完成这样一个精巧的统治机构的。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是古中国思想的遗存和发展，这是自汉朝开始的儒法结合的统治思路的延续。
但是，这是有害的，因为这种架构直接维护了等级化的社会制度，任何一个思维活跃的个人都会被这样的社会压得喘不过气来，这也就无怪乎我们没有诺贝尔奖，无怪乎我们总是被指为缺乏创造力，因为我们所有的精力全部耗费在这样的一个体系之中了。 但是，在今天这个时代，单凭马克思主义仍然得不到足够的专制力量。西方学术精神本身是讲究精神独立和逻辑清晰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过程或称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就很容易被学术界指责为修正主义，认为这样做就脱离了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研究范畴。
学术界自然也会影响到公众舆论，这样马克思主义就难以说服大多数人。因此，现在的中国社会普遍缺乏一种共同的价值取向，缺乏中国人的公共精神。这也是当下的“新儒家”们努力推行新儒学的主要原因。 李先生的儒学四期说对于目前的状况而言是一个重要的拐点，这种假以“儒学”称谓的学说很容易套上民族精神的外衣，这也就意味着在这个还远不够重视人权的时代，这样的外衣会使之形成对大众思想的强奸，我们好不容易发展出来一点独立思维的精神又将被抹杀掉，也就更谈不上人格的独立和学术精神。但是，幸好这还只是个萌芽中的思想，一旦成熟起来它会与专制主义的未来发展以及外表和谐内在奴役的社会形态结合起来形成令人恐怖的“三位一体”，那样一来，我们的后人将会不得不再次忍受几千年的令人窒息的奴役。
这种奴役不是简单的像奴隶主对奴隶那样的奴役，而是整个文化形态的整个民族思想的自我奴役，是任何人都无法挣脱的奴役。如果这样的状况真的出现，任何精神思想上的独立都将再次被关进僧院的大门之中，那才是最恐怖的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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