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粥的厚古薄今
流水前溪去不留，余香骀荡碧池头。燕衔鱼唼能相厚，泥污苔遮各有由。委蜕大难求净土，伤心最是近高楼。庇根枝叶从来重，长夏阴成且少休。
今天西方所使用的民族这个词来自于希腊语ethnos，犹太教或基督教用来指称异教徒或无神论者，十九世纪才演化出今天的词意：具有独特语言文化种族标志的群体。从一个排斥性（教徒vs.非教徒）的概念发展为一个包容性（所有的人都属于某个民族）的概念，民族做为一个社会分类反应了后启蒙时期人们应对西方社会中存在的差异，身份认同，暴力等问题的方式的变化。
但是很显然，民族这个概念，并没有帮助人们建立一个更宽容的更人道的世界，相反，它常常成为暴力甚至彻底消除异类的根据和放弃和平的理由。更值得一提的是，在西方，虽然所有的民族研究（ethnic study）都承认民族是一个普遍性的概念，但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民族无一例外的成为一个界限标志指向有色人种。譬如在美国，这种WASP的定义里，民族做为一种属性，在Anglo－Saxon血统的美国人身上是不存在的，做为欧洲移民后裔的美国人，他们的民族性随着他们祖籍在欧洲地图上从西北到东南方向的推移逐步递增。
分类（categorization）是人类认识自然和社会的起点，也是有着先天暴力倾向的行为，就民族而言，更是如此。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存在着两个关于民族的定义的对立，一方面，是普遍的，描述性的，中性的民族（人人皆属民族）；另一方面，是特殊的，地方的，外国的，化外的，只属于被贴上了他者标签的民族。然而做为一个抽象概念，民族性倘若人人都有，那么结果只能是人人都没有。所以剩下的，只能是关于民族的具体的，行为的，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想象。而此种关于民族的具体分类，和关于种族的分类一样，有着与生俱来的等级优劣的含义。两种定义的区别，仅仅在于忽悠民众的不同需要。
在西方，尤其美国的白人社会，将某个群体定义为（少数）族裔，被认为是一个极端的政治上颇为前卫的姿态，它用包容的自由主义文化逻辑代替了从前的直接建立在等级体系基础之上的种族和民族歧视，并在修辞上用“多元主义（multi-cultiuralism）”和“多样性（diversity）”民主化了民族这个分类标志。
但是，民族分类中的内在的等级优劣使得多元主义成为又一个批量制造贫民窟的得力助手，这个贫民窟，不仅仅是城市中心的少数族裔聚居区，还包括官僚体系，公司，学校等机构内部的边缘群体。原因在于，当一个群体被定义为一个民族群体，它同时也被限制在了一个过去时，一个人性发展的早期阶段。虽然“他们”和“我们”一样都是人，但是在人性发展上被禁锢于过去的顽固的“他们”在自己的族裔文化里面是被压抑的，只有在“我们”的宽容和接纳下“他们”才成为了和“我们”平等的人。
很多国家的国民身份是建立某个或某几个具体的民族的文化历史基础上的，而美国的建国基础，是有意地选择了抽象的理想主义的概念为基础：自由，平等，民主，融合，机会，社会正义，等等。那么，在民族问题上，普遍原则和具体操作之间的矛盾是一个可以解决的失误吗？答案是否定的。因为这种矛盾，正是这些普遍原则本身的结果。正是这些普遍原则的霸道，使得民族群体的定义只能在“美国人”这个范围之外完成：所有那些身份上带破折号的美国人，African-Americans, Italian-Americans, Asian-Americans, Chinese-Americans, 都同时拥有特殊的族裔身份和普遍的美国人身份。但是当他们属于自己的族裔的时候，他们是不符合普世的人性原则的，他们的族裔特征必须被他们的美国人的身份所否定并留在过去。
很显然，第一篇里面的例子表明，这一分析，也适用于美国以外的地区。
“民族化”（ethnicization），是在全球范围内商品化过程中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拿中国为例，中国当然不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人权有问题的国家，但是做为商品的人或人权却有着鲜明的（中国的）民族特性。真正的交易，正是围绕民族这个概念进行的：中国人这个民族概念成为一个文化政治关系的产物，它不仅仅意味着由某个民族的人所占据的空间，同时也取决于观看或阅读中国评判其对错的美国观众的信仰，欲望，态度，和生活方式。当中国人的人权成为一个西方化或美国化了的事件，它的参与者自然不仅仅是中国的政府政治异见者和政治犯，同时还包括了美国的国会跨国公司媒体好莱坞的演员和导演， 美国的人权活动家，和美国的选民。
人权问题的鲜明的“中国制造”的商标包含有一个我们熟知的二元对立： “他们”（中国人），是野蛮的，异于主流的，不正常的，需要拯救的他者；我们（美国人）是正义的，高尚的，恪守人类普世准则的拯救者。虽然在表达同情的时候，中国人的民族性是不应当被人道主义关怀所强调，因为我们都是“人”，但是又是获得道德优越感所必须的，对于美国的观众而言，中国人必须被确认为一个被自身文化所束缚的民族，需要美国人的抗议和解救。这种确信使得中国人做为中美贸易的商品由一个压迫的否定概念，转而成为一个可以在道德上被认可得肯定的概念。
商品化的民族关系在晚期资本主义进入流通体系，这一颇具戏剧化的现象所遵循的显然不是古老的人道主义的存在主义逻辑，而是一个不那么人道的资本主义逻辑，其基础，借用韦伯的话，是宗教的。
To be continued....
我等得眼睛都绿了...发发慈悲吧...
说得太对了,我反正是一听到民族主义的各类口号就要头疼.为什么原本一个普遍性的概念,却在实际的运作中指向狭隘的方向?除了各自利益的驱使,还有别的理由吗?
你这个系列很值得重视,我会紧随跟读,好好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