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大警卫员罗瑞卿（图源：VCG）
1965年的罗瑞卿事件，是“文革”之前的重要人事变动之一。罗对毛泽东的忠诚在中共党内有口皆碑，1965年被整肃，令党内高层愕然和震惊。
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毛对他的“大警卫员”（党内对罗的一种褒称）下此狠心？长期以来官方的说法即主流的说法，是源于中央军委副主席林彪猜忌总参谋长罗瑞卿要“夺取军权”，向毛泽东进谗言，毛听信林的诬陷，错误处理了罗瑞卿。
连罗瑞卿的家人也追随官方的说法，将林彪说成为倒罗的始作俑者，坊间的野史演义更是以讹传讹，鲜少有人对此提出异议。然而，历史终究不是官方可以任意涂改的。
解放军山头主义的起源、演变
解放军山头主义的起源与形成有一段较长的时间，然其最开始时则是起源于各个不同的分散的革命根据地。
第一个便是朱德、陈毅带领的南昌起义部队到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合后所形成的红一方面军，在日后的对敌作战中林彪成为实际的领导者。
第二个则是由贺龙为首的在湘西、湘鄂西及洪湖革命根据地创建的红二方面军。
第三个是张国焘、徐向前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创建的红四方面军。
这三大红军主力部队在抗日战争中分别整编为八路军115师，林彪为师长，120师，贺龙为师长，129师，刘伯承为师长。而解放战争时期，这三个师加上原新四军部分，分别成为彭德怀领导的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刘伯承领导的解放军第二野战军、陈毅、粟裕领导的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和林彪领导的解放军第四野战军。
在这一过程中，由于张国焘在延安时期与毛泽东的政治斗争中被清算而脱离革命，红四方面军的主力部队又在西路军事件中丧失殆尽，因而其军事上乃至政治上的影响力大大降低。以林彪为代表的红一方面军和以贺龙为代表的红二方面军成为日后解放军内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以历史的眼光来看，林彪在战功、威望和能力几方面无疑都居于首位。
中共建国后到1959年的庐山会议，军队内部并非相安无事。1958年军队内部开展了“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在毛泽东首肯后，由邓小平、彭德怀挂帅，错整了一大批军队高层主要干部，主要是南京军事学院院长刘伯承元帅，还有粟裕大将、肖克上将等一批人。一年之后彭德怀在庐山上因为就大跃进问题上书毛泽东，被打成反党集团的头头，军内一批干部也随之倒台，如解放军总参谋长黄克诚大将等。通过这两次政治斗争，解放军原四大野战军中的三大野战军首领都几乎都被整肃了，只剩下林彪为首的四野系统保持较为完好，而这恰恰是原红一方面军的老底子。
1959年林彪接替彭德怀主持军委的日常工作。中央军委改组后，毛泽东仍任军委主席，军委副主席则是林彪、贺龙、聂荣臻。这也体现了红一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在军中的掌权。罗瑞卿出身于红一方面军，是林彪的老部下，曾担任过红一军团保卫局局长，延安时期林彪出任抗日军政大学校长，罗任抗大教育长，关系非常密切。1959年林彪亲自提名已经离开军队工作多年的罗瑞卿担任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这一提议得到毛泽东的批准，毛泽东说：“林彪同志选了个好总参谋长，这只有林彪同志才能想得出来。”由此罗瑞卿开始了与林彪在军队工作上再次的合作。新的军委负责处理日常事务工作的班子--军委办公会议，几乎是清一色的红一方面军干部：除了总参谋长罗瑞卿外，还有副总参谋长杨成武、总政治部主任谭政、副主任肖华、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军委办公厅主任肖向荣。由此可以看出军队山头主义的影子，这也说明毛泽东对林彪的信任。
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是军队的主要当家人，不仅资历强、能力强，更要得到毛泽东的认可。罗瑞卿出身红一方面军，是林彪的老部下，中共建国后首任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年富力强，工作雷厉风行，办事精明果断，也是毛泽东非常信任的高级干部。林彪当时身体不好，所以一定要选择一位自己信得过，且能办事、会办事的得力助手，而罗瑞卿正是这样一位合适的人选。1959年10月新军委常委会上，林彪说：“我的身体不好，具体处理日常工作有困难，我就委托给罗瑞卿、萧华和谭政他们。总而言之，具体的事情由他们管，需要的话我过问一下。重大问题要集体讨论最后都要请示毛主席。由毛主席定。”
时任空军政委的吴法宪回忆说：“据我所知，庐山会议以后，林彪基本上把所有的事情都交由罗瑞卿去办。军委的工作，实际上是罗瑞卿在那里具体主持。
……林彪实际上没管多少事情”。可以说，林彪主要负责军队的重大方针政策，罗瑞卿则主要负责处理军委日常事务性工作。由此可以看出，林彪对罗瑞卿的充分信任及与罗非同一般的密切关系。
林彪养病，林罗矛盾由此而生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期，林彪与罗瑞卿的合作还是很好的，迅速开创了军队建设的新局面，解放军也达到了它的鼎盛时期。对外，中国打赢了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多次挫败了台湾蒋介石集团在中南沿海地区的进犯，秘密参与了越南的抗美救国战争；对内，军队参与了国家的经济建设，特别表现在抗洪抢险，拥政爱民等活动，军队涌现出了一批被人民广泛传颂的英雄人物，受到全国人民的衷心爱戴。吴法宪回忆说：“林彪主持军委工作的一段时间里，军队工作是最好的。从当时的物质生活和军事装备来说，肯定是比现在差得远。但是当时的部队，政治思想素质，精神面貌，却比现在要好得多。那时候部队高度的集中统一，官兵一致，从而产生了高度的凝聚力。与此同时，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领导同心协力，团结在军委领导的周围，为着共同的目标拼命工作，不计较个人得失。因此，当时的各项工作，包括政治思想，军事训练，国防战备都是很有生气，很有起色的。”
1962年秋天开始，林彪战争年代留下的旧伤复发，有时十分严重，不得不向中央请假养病休息。林彪养病期间，军委日常工作自然就落在当时军委排名第二的副主席贺龙身上。1963年9月27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提出，林彪长期生病，身体不好，建议由贺龙同志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这一提议得到了中央政治局委员们的一致赞同。由于林彪原本就信任罗瑞卿，放手让罗操办军内具体工作，林彪养病后就更少过问军内事宜，军队内部逐渐形成了贺龙、罗瑞卿的格局，林彪的角色似乎逐渐淡出，而罗瑞卿与贺龙之间的关系也由此渐行密切，罗瑞卿与林彪原本密切的关系反而显得渐行疏远，工作上的分歧也逐渐显现。
林彪身体不好而暂时退出军委日常工作，军队方面的事务均由贺龙与罗瑞卿主持，而此时罗瑞卿的砝码却逐渐倾向了贺龙一边。罗瑞卿采取了“冷林热贺”的方针，根据总政副主任梁必业的揭发，罗瑞卿从1964年起就在军委日常工作中扩大林彪的病情，集中宣扬贺龙的“亲政”，使大家信服林彪的病情是在“熬时间”，来日无多了。
此外，罗瑞卿要求大家不要过多地“干扰”林彪，以免“影响”林彪的休息，并要求军委办公厅主任肖向荣把关，对“随便干扰林彪休息”的人予以批评。罗瑞卿还请出总后卫生部副部长傅连暲在军委办公会议上介绍林彪的病情，甚至说出“我们对林总是尽量争取他多活些时间，别的办法是没有的。”
由此，军内逐渐形成两个阵营，贺龙、罗瑞卿为一个阵营，林彪与其他老帅们形成另一个阵营。邱会作说：“在两个阵营中，各有能起作用的主要人物二十多人。从数量上来说，几乎相等，但力量悬殊，最主要的是政治力量和能力不同。林彪阵营有一批能人，这是优于贺、罗阵营的，特别是林彪同毛主席的关系特别密切，这也是特别的优势。贺、罗阵营虽然有同刘少奇、邓小平的关系，但他们同毛主席的关系就大大不如林彪了。这个不如，在某种程度上起决定作用。另外，在军委内部刘伯承、陈毅、罗荣桓、聂荣臻、叶剑英等元帅都是支持林彪的，这样，贺龙在军委内部几乎成了孤家寡人。”
军内两大阵营在“大比武”问题上形成了明争暗斗的局面。全军大比武运动在解放军的历史上是空前的，全军各军、兵种，各大军区都举行了大规模的比武运动，海军在青岛举行了建国以来最大的军事演习，空军也举行了以师为单位的实兵演习，全军分成十八个区举行了比武大会。而这一大规模的比武运动主要是贺龙与罗瑞卿主持执行。
1964年军委派副总参谋长张宗逊到福州军区作调查研究，总政副主任刘志坚及林彪的夫人叶群到广州军区作调查研究。1964年12月底林彪看到了刘志坚和叶群的报告，并听取了叶群的汇报，于是召见刘志坚等人就当前军队工作作了指示。林彪认为“1964年全军各方面的工作成绩是很大的，部队的政治情绪高，作风好，干劲大，毛主席思想红旗举得高。总的说来，成绩是主要的。但是，现在出现了不好的苗头，军事训练搞得太突出，时间占得太多，军政工作比例失调，冲击了政治。”林彪指示说：“明年的工作要突出政治，大力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大抓毛主席著作的学习，在全军掀起一个更大、更广泛的学习毛主席著作高潮，把毛主席著作当作最根本的必修课。要赶快采取措施，使军政工作比例正常化，恢复1962、1963年的正常情况，纠正最近一个时期出现的失调现象。”随后总政工作组将林彪的指示传达给罗瑞卿，罗瑞卿自己认为“我理解林总的指示是指局部的情况，不是指全体。如果那样，那就是路线错误。”
平心而论，林彪与罗瑞卿的在大比武一事上的分歧基本上是工作方面的不同意见，林彪作为主管解放军的军委第一副主席在抓军队总体工作方面常有自己独到的看法，所谓政治与军事之间的关系问题孰轻孰重的指示也属正常，林彪在充分肯定军事训练成绩的同时也指出政治工作方面存在着某些不足并无不妥。然而，林彪对罗瑞卿的批评还隐含了另一层意思，即贺龙与罗瑞卿的“联盟”违背了毛泽东的初衷，毛是将军队委托给林彪掌管的，毛绝不愿意看到军权落入与刘邓关系密切的贺龙的手中。按邱会作的说法就是“那时候唯一能拿到桌面上的说法，就是大比武冲击了突出政治。”林彪要给大比武降温。尽管林彪与罗瑞卿之间存在一些矛盾和冲突，但这并不意味林彪与罗瑞卿的关系已势同水火，林彪仍然希望罗瑞卿能多团结一些人，特别是与老帅们搞好关系。事实上，林彪与罗瑞卿之间的矛盾和分歧日后被官方和大陆的党史学界无限夸大，成为罗瑞卿倒台的主要原因，这显然与事实不符。
罗瑞卿与老帅之间的矛盾激化
由于林彪养病深居简出，不太过问军内具体工作事务，罗瑞卿与贺龙元帅过从甚密，大权独揽，其“霸道”的一面渐显突出。当年林彪提名罗瑞卿出任军委秘书长和总参谋长时，有人曾经对此表示过某些疑虑，这主要是因为林彪脾气倔犟，而罗瑞卿为人行事又颇有一些“霸道”的意味，这个搭档是否合适，连毛泽东都曾有些犹豫。邱会作回忆说：“可主席认为罗浑身都是‘刺’，问林彪怕不怕刺到他身上？林彪说不怕。主席的言外之意是不太同意罗干；林总说‘不怕’，是有点坚持自己的意见。后来还是总理给主席做了工作，总理对主席说〔大意〕：你让林管军队，他那个人的身体状况，也只能管大事，把握方向，具体工作要找个他熟悉且身强体壮、精力充沛的人。毛主席最后批准了林的意见。”而此时，罗瑞卿与其他元帅和一些老干部之间的矛盾逐渐激化。
时任海军副司令的李作鹏回忆说：“随着罗瑞卿权力越来越大，据我所知，当时已有老帅对罗在军委的日常工作中，小事不请示，大事不报告，对老帅工作不支持等颇有微词，叶帅、聂帅就是其中的两位。当然向军委第一副主席林彪的请示报告就更少了，林彪批评罗瑞卿‘根本不来见面’。”
据时任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回忆：“罗瑞卿主持军委办公会议，对领导国防科技战线的聂荣臻只当成一个方面的负责人，而没有从军委副主席考虑他的意见，对聂帅的尊重远不如贺龙〔那时的军委只有林、贺、聂三位副主席〕。罗瑞卿对贺龙和他自己主管的国防工业，非常下力气。对于聂荣臻主管的国防科委的工作，罗瑞卿有的是自己决定了，有的是和贺龙一起去管了，少了和聂帅商量，多了直接下命令，这就产生了矛盾。公道地说，罗瑞卿对聂帅支持不够。比如科研的物资供应方面，聂帅在得不到足够支持的情况下，有些事干脆绕过罗，直接找我商量，要我为他办。当时我国正在三年困难时期，钱少物又缺，而我国核武器研制正好到了关键时刻，需要物资和财力上的支持。凡是聂帅向我提要求的，我都当作急事特办了。这样一来，聂帅很满意，罗瑞卿就不太高兴了。”
罗瑞卿与叶剑英的矛盾也渐为突出。1963年秋，叶剑英从总参编辑的《军训简报》上看到南京军区推广郭兴福教学方法的报道，甚感兴趣。叶剑英于12月亲赴南京军区深入考察，并给予很高的评价。年底叶剑英正式向中央军委写报告介绍了郭兴福教学法的内容和特点，并建议军委在全军予以推广。这份报告当即得到毛泽东的肯定和赞扬。1964年1月底罗瑞卿代表中央军委在南京军区主持召开全军训练会议，会议就开展学习郭兴福教学法作了部署。令人感到蹊跷的是，发现并积极介绍郭兴福教学法的叶剑英却没有与会，而是到广州军区组织人员研究制定《连队基础训练方法二十条》。其中的隐情叶剑英后来才发泄出来。据邱会作回忆：“1965年8月初，叶帅把我叫到他的家里去，对我发牢骚说：‘罗瑞卿很会往自己腰包里装东西，我在南京发现和总结了郭兴福的军事训练方法，罗瑞卿并不在意。后来毛主席做了很好的批示，罗就打主意了，还在南京召开全军军长会议，兴师动众地抢功，后来又发展成大比武。’”原来叶剑英不愿与会是与罗瑞卿矛盾所致。
聂荣臻与叶剑英对罗瑞卿的不满日益加深，邱会作就曾亲身予闻聂、叶二人的谈话。邱回忆说：“一九六五年，大约是五、六月间，军委常委会在京西宾馆举行。会前，叶、聂两帅在休息室谈罗的问题。我进去了时他们还在谈。我欲退出，他们却招手让我坐下，我听到叶帅说：‘他真是利令智昏了，人长、脚长、手也长！’聂帅说：‘坏就坏在手长上！’虽然他们说的那些话未指出人来，我的脑子一转，也就知道是指谁了。叶帅还对我说：‘我们谈的问题，你是懂得的，将来你会知道更多的问题，估计你已经知道我们是说谁了。我们还要给一些同志打招呼。’关于罗瑞卿的问题，叶、聂不仅仅是打招呼的问题，而是教导我们要与罗的错误作斗争。”
罗瑞卿与贺龙的关系过从甚密了，不免就与其他老帅们有了冲突和矛盾。贺龙、罗瑞卿主管军队与国防工业，而聂荣臻则主管国防科委，聂荣臻任命副总参谋长张爱萍为国防科委常务副主任，而贺龙与罗瑞卿也任命张爱萍为国防工办副主任。张爱萍成了“一仆三主”--副总参谋长、国防科委副主任、国防工办副主任。张爱萍一直想把这几摊子事撮合起来，可就是搞不成，哪家都不干，所以只能靠张爱萍千方百计从中协调。连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都向张爱萍打招呼：不要让两个老帅打架喔！
正是由于老帅们与罗瑞卿的矛盾不断加深，叶剑英、聂荣臻日后成了军内倒罗的主要力量。而这一点恰恰是官方和国内党史工作者们刻意隐讳不提的，因而也就无法解释为何在后来的倒罗事件中叶剑英等人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林彪对罗瑞卿的批评与规劝
由于林彪养病深居简出，不太过问军内具体工作事务，罗瑞卿与军委其他老帅们关系不睦，引发了老帅们的反弹，自然也会到林彪处告状、发牢骚，这不得不引起林彪的重视。对于罗瑞卿，林彪一直是信任和重用的，也放手让罗瑞卿充分发挥其所长。但是对于老帅们的抱怨、告状，林彪出于对罗瑞卿的维护，也必须对罗有所批评和规劝。
1965年5月2日，罗瑞卿倒上海面见林彪汇报工作，林彪当面提醒罗瑞卿要加强沟通。林彪还特别拿出毛泽东选集和党章，向罗瑞卿宣读了其中有关加强组织纪律性的内容，目的就是要罗瑞卿特别注意这方面的关系。林彪规定了五条：1、加强通气、遵守组织原则；2、林在北京时，X日通气一次；3、林不在北京时，X日通气一次；4、重大问题，立即通气；5、去林处，不要事先通知。显然林彪是很认真的，是希望罗瑞卿经常与他沟通，一来不致发生误会，二来也避免节外生枝而引发其他老帅们的不满情绪。
1965年一次军委扩大会议上，罗瑞卿代表军委作总结报告，但因人选、程序和方法上引起了一些意见。林彪感到罗瑞卿对老帅们不够尊重，因此批评罗要多通气，多尊重和请示其他老帅。另一件事是部分军内高干对全军五级干部定级名单不满，向林彪反映，林事前对此一无所知。毛泽东日后还曾对此大发议论说，罗瑞卿“不是军委主席嘛，也不是军委副主席，党内也不是政治局委员，怎么由他作总结发言？听说有的老帅组织了一个班子，准备了一两个月的总结发言稿，怎么不让这几位老帅发言呢？听说罗长子的总结发言事先没有经过军委其他领导看过？大将也不只他一个嘛，现在许多老帅和大将怎么没工作干？怎么都养起病来了？党政军的工作难道就靠罗长子一个人干？”
对于罗瑞卿出现的这些问题，林彪一直耐心予以批评。林彪曾说“我从一九六一年就开始敲打罗，主席说我是甩袖掌柜，我就敲打罗，人是我推荐的嘛，总是要负责任嘛！毛主席对民兵工作有指示，徐帅管民兵工作，你罗长子要听嘛，徐帅按主席的指示讲，没有错嘛。你罗长子不能耍骄傲，你对人家不礼貌，人家说我用的人没教养，这不对嘛。”邱会作对此回忆说：“林总曾对他提了两点：一是，政治与军事的关系，政治是第一位的，不要搞昏了头；二是，要多团结一点人，总是比不团结人好，你待人处事要把我〔林彪〕放进来，你看不上人家，人家会说你的态度就是我的态度。”
叶剑英在日后批判罗瑞卿的讲话中，有这么一段语重心长的发言：“罗瑞卿同志跟了毛主席近四十年，受过毛主席许多年的言教身教。在近四十年中，也在林彪同志直接领导和指挥下做过许久的工作，耳濡目染，宁有几人？罗瑞卿同志当总参谋长也是林彪同志和总理推荐的。林彪同志信任他，放手让他工作，对他工作中的错误，多次批评，诚心教育，忍耐等待，足足六年。罗瑞卿同志对林彪同志的批评、指责、教育，如果自己认为有委曲之处，何以不报告毛主席？而竟同刘亚楼等同志密谈！跟毛主席几十年，还不把毛主席看作父兄师长。难道这样做法，不是有意背着毛主席，故意和林彪同志作对吗？”
叶剑英是文革初期军内倒罗的最主要人物之一，也是自始至终卷入最深、最为知情的人士，他的讲话在军内具有相当大的代表性和影响力，而以叶剑英在军内的地位和作用，叶绝非是林彪所能支使、操纵的了的人物。林彪对罗瑞卿的批评和规劝看来并未起到应有的效果，军内倒罗的力量则不断聚积，终有一天要爆发出来，而那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了。
军中倒罗力量的酝酿和兴起
大陆官方和党史学界将罗瑞卿的倒台简单地归结为林罗龌龊，而毛泽东为了发动文革换取林彪的支持听信了林彪馋言而牺牲了罗瑞卿，这一流行的说法却掩盖了一个重要的史实，即倒罗是军中一些最高层将领的一次联合行动，这里既包含了解放军山头派系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而更多的是还是对罗瑞卿为人“霸道”的强烈不满。罗瑞卿原本是林彪一系的最主要干将，是原红一方面军的骨干成员，也是林彪最为信得过的部下，但是罗瑞卿却与红二方面军山头的主帅贺龙的关系过于密切，对其他老帅和军中将领不够尊重，长此以往这些人心生怨气，终于联手起来搞掉罗瑞卿。
1965年6月，叶剑英专程去大连向林彪告状。叶剑英事后将林彪和叶剑英的看法向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交底。邱会作回忆说：“叶帅说：我才从林总那里回来，我向林总汇报了主席对罗的看法，主席说，‘我说罗长子浑身是刺吧，刺到了你的身上，不知刺到林彪同志没有？’我们谈了很多问题，今天就同你谈长子的问题。”叶剑英明确说：“林总指出：长子这个人变了，可能是官大，权大，他一身从头到脚都是官。他当总参谋长之初，还注意总参谋长的身份，现在是独揽一切，他俨然是军队统帅了，把我和聂都不放在眼里，刘帅、徐帅和你〔叶〕就更不在话下。”“长子同他的”同盟“〔指贺龙〕已经搞起了一个圈子。他有了小圈子就把杨成武、李天佑、吴法宪、萧劲光、李作鹏、邱会作等人放到圈子外，反而作为他们的‘争取’的对象了，有时还给他们穿小鞋。有的人不愿穿小鞋，有时还敢顶起来。”叶剑英最后说，“长子竟然咒骂起林总来了，让林总让贤、让权，这是很多人想不到的。但仔细一分析，应该是可以想通的。第一，‘长子’急于上台，是把宝押在林总身体不好之上的。第二，‘长子’搞大比武，就是想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军事家，捞到政治资本，好‘光荣’上台。第三，‘胡子’是历来就搞自己山头的。他自己的山头，人手并不多，于是就注意召集‘散兵游勇’，把‘无家可归’的人，搞到自己门下来。第四，‘胡子’、‘长子’利用了林彪身体不好，筑起了自己的圈子，特别是把林总很信任的人都挖过去了〔叶帅指的是萧华、梁必业、吴克华等人〕，这是影响很大的。”叶剑英此时还向李作鹏打招呼。叶将李找到西山叶家谈工作。叶说：“这个人〔罗瑞卿〕很霸道，目空一切，到处伸手，要注意哩。过去我们想巴结他，也巴结不上，这种人不会有好下场。”
叶剑英不仅向林彪告状，更直接向军委主席毛泽东告状。1965年秋，受毛泽东的委托，林彪、叶剑英开始就罗瑞卿的问题向下面“打招呼”
显然，如果没有毛泽东的同意，任何人都不可能对罗瑞卿这个中央里的“重臣”动手，包括林彪在内。
1965年12月初，总政主任萧华、第一副总参谋长杨成武、总政副主任刘志坚集体向毛泽东告罗瑞卿的状，时间长达十小时。毛泽东表态说：对罗的霸道，我想得出来，并对林彪同志讲过几次。他搞阴谋，就是新问题了。你们告诉林彪同志，要他安心养病，罗瑞卿的问题由中央来处理。
1965年11月，毛泽东部署的倒罗事宜已然箭在弦上，叶剑英再次奉毛命赴苏州见林，传达毛泽东的倒罗指示，要求林彪不要再保罗瑞卿了。林彪则借口身体不好不愿出面。此时的毛泽东干脆要叶群专程到杭州汇报。11月30日叶群在苏州给空军司令吴法宪打电话，要吴派一架飞机送叶群去杭州见毛。据吴法宪回忆：吴当即下令从上海派了一架里2型飞机送叶群到杭州。叶群事后告诉吴法宪，她于当天下午见到毛，向毛作了汇报，还把一些单位反映罗瑞卿反对“突出政治”的材料呈送毛。毛要叶群当晚返回苏州，还要林彪在苏州提高警惕，注意安全。原空军副参谋长王飞当时与叶群同在江苏太仓县参加四清工作，王回忆说：“我听叶群说，是接到毛主席秘书的电话，她才去杭州向毛主席汇报罗瑞卿的问题的。”
林彪给毛泽东的信中说：
主席：
有重要情况需要向你报告，好几个重要的负责同志早就提议我向你报告。我因为怕有碍主席健康而未报告现联系才知道杨尚昆的情况，觉得必须向你报告。为了使主席有时间先看材料起见，现先派叶群送呈材料，并向主席作初步口头汇报。如主席找我面谈，我可随时到来。
此致敬礼！
林彪11月30日
林彪在给毛泽东信中，开头即说“好几个重要的负责同志早就提议我向你报告”，林彪信中所提的“好几个重要负责同志”是谁呢？当然就是叶剑英、聂荣臻、杨成武这些军中要人。另据王年一教授保留在美国哈佛大学的一份手稿，林彪此信中还有一句话“有关情况是叶剑英元帅刚刚告诉我的”，此一情节首次披露于麦克法夸尔与沈迈克所著《毛泽东最后的革命》一书。惟王年一手稿所言的出处何来未有明确的说法，考虑到王年一是一位严谨、认真的文革史学者，其说法应不会是空穴来风，在此我们也存录备考。
林彪通过叶群向毛泽东送交了哪些材料？据日后上海会议印发的材料，其中包括：
1、1965年11月30日林彪给毛泽东的信；
2、1965年10月25日雷英夫给林彪的信；
3、1965年10月25日雷英夫《我对罗总长的几点具体意见》；
4、1965年6月张秀川《罗总长对突出政治的错误看法》；
5、1965年11月27日李作鹏、王宏坤、张秀川给林彪的信；
6、1965年5月20日林办工作人员的揭发材料；
7、1965年10月15日张秀川给林彪的信；
8、1965年4月15日刘亚楼给罗瑞卿的信；
9、张秀川：《罗总长对主席思想的错误观点》；
10、雷英夫：《罗总长对待主席指示的几个问题》。
另外还有一份1965年12月6日雷英夫电话报告纪要，应是后来补充进来的材料。
“倒罗”是毛泽东初期重要战略部署
一些学者认为，毛泽东打倒罗瑞卿是满足了林彪的要求，更有人否认毛泽东打倒罗瑞卿是发动文革打倒刘少奇之前的一次战略部署，指责“西方文革史学者”的研究是搞“学术猜测”，且“富有想象力”，但是与此同时又不得不承认这一事件与党内政治紧张相联系，与复杂的国际国内动向相联系，也与党内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走向相联系。这种为毛泽东的所作所为作辩护显得那么苍白无力。难道身居要职的罗瑞卿的倒台仅仅是军内政治斗争的一个巧合？为何它的发生不早不迟，恰恰就在姚文元抛出《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之后不久发生呢？
邱会作在其回忆中对此问题有很深刻的认识和见解，邱说：“1956年苏联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反斯大林，以及随之发生的波兰事件、匈牙利事件等一系列国际共产主义史上的重大事件中，共产党领袖人物生前死后的悲剧结果，对毛主席刺激非常深。1959年第一次庐山会议毛主席打倒了彭德怀，是按党内分裂考虑的，后来毛主席就把彭德怀往‘里通外国’方面去想了。起初毛主席对威胁他权力的防范还是泛指的，1962年七千人大会前后，按毛主席自己后来说的，对刘少奇警惕了。在这种背景下，贺龙与刘少奇、邓小平的历史和现实关系就成了一个无形的纽带，把罗瑞卿联系起来了。原来‘毛泽东―林彪―罗瑞卿’统帅人民解放军的概念模糊了，‘刘邓―贺龙―罗瑞卿’的模式为一些高级干部所习惯，这是毛主席没有料到和最不愿意看到的。我认为这在客观上导致了罗瑞卿下台，并为贺老总日后遭难埋下了祸根。”
毛泽东的文革战略部署在其开始时并不为人所知，毛泽东也极为机巧地隐藏了他要打倒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的真实意图。毛泽东的政治手段是，从党中央核心的外围开始，搞层层“剥笋”策略，从批判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开始，再顺藤摸瓜揪出吴晗背后的彭真，然后再一步步地将斗争矛头指向刘少奇。而军队是毛泽东发动文革最终的保障，军权绝对不能落入刘邓一系列人手中。文革前毛泽东处于“二线”，党中央的实权在身为“一线”领导人的刘少奇、邓小平手中，毛泽东对刘邓所推行的政策心中不快，常常居住在南方，自云“北京空气不好”。军队高层内部由于林彪身体不好，放手罗瑞卿，而罗瑞卿又与贺龙关系密切，贺龙则与刘少奇、邓小平的关系密切。这就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高度警惕。毛泽东一旦发动针对刘邓的斗争，军权无论如何也不能旁落，必须掌握在自己信得过的人的手中。综观中共建国后的历次政治斗争，毛泽东莫不如此行事，盖无例外。
毛泽东在倒罗前采取了一系列步骤：
（一）更换中央办公厅办主要领导人。1965年11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免去杨尚昆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任命汪东兴为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是毛泽东的警卫人员出身，与杨的工作阅历和能力，无法相比，但是由汪东兴掌管中办，毛泽东才更放心。
（二）调整军事系统高层人事布局。1965年6月7日，中央确定杨成武由副总参谋长提升为第一副总参谋长，该任命由周恩来以国务院总理名义公布。一周之后的6月14日，毛泽东又再批准杨成武为军委副秘书长。1965年11月15日，军委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肖向荣被停职审查，由军委副秘书长、第一副总参谋长杨成武兼军委办公厅代主任，调国防科委副主任路扬为办公厅第一副主任。杨成武地位的上升意味着毛泽东对罗瑞卿信任度的降低，也形成对罗瑞卿的权力的限制和防范。
（三）毛泽东的直接批示。1965年12月2日，毛泽东在兰州军区党委一个报告上批示说：“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于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这一批示就是针对罗瑞卿而来。显然，为了最终打倒刘少奇，毛泽东就必须首先要搞掉刘少奇和邓小平掌控的中央书记处，拿下“彭、罗、陆、杨”这几个人，只有先扫清了外围力量和前沿阵地，才能进一步扩大战果直捣刘邓“司令部”，这才是罗瑞卿事件最本质的原因。
有人指出：“打倒彭、罗、陆、杨，是毛泽东打倒刘少奇和邓小平的前哨战，而倒罗又是其中的重要一役，在文革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当时毛泽东处于政治权谋的考虑有意隐藏自己的‘打倒刘少奇’的政治企图，不想公开充当‘倒罗发起者’的角色〔即不想过早暴露打倒刘少奇的图谋〕，从而将整件事栽到林彪的头上。而林彪则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得。’长期以来由于毛泽东的图谋权术得逞，从官方到坊间都普遍认为倒罗的发起者是林彪，使林彪长期蒙受不白之冤。”
现在我们客观地分析这一事件，林彪并不是第一个向毛泽东提出罗瑞卿问题的人，叶群在向毛泽东汇报罗问题前，早有叶剑英、聂荣臻、杨成武、萧华、刘志坚、谢富治等人汇报过了，这才会引出林彪致毛信中所说的“好几个重要的负责同志早就提议我向你报告。”这些人中谢富治负责公安部的工作，与军队问题、林罗关系毫不相干，谢富治也不是林彪一系人马，这是毛泽东自己要动手倒罗的另一个重要佐证。事实证明，毛泽东早在1965年夏季就已经开始着手处理罗瑞卿的问题，并在军队内部预先作了调整和部署。11月30日毛泽东主动将叶群从江苏省太仓县召到杭州，想就罗瑞卿与林彪的关系问题问个究竟。换句话说，毛泽东在解决罗瑞卿问题前还要再从林彪那里印证一下那些老帅们的意见，并要林彪就这个问题表示自己的态度，林彪再不表态就被动了，于是就有了叶群赴杭州向毛汇报这一幕。但是林彪向毛泽东反映罗瑞卿的问题，并不意味着林彪要打倒罗瑞卿，这是全然不同的两个概念。林彪曾经对罗瑞卿有过批评，但至今尚未见到在对罗做组织处理〔打倒〕的问题上，林彪表过什么态度，迄今为止也没有见到林要求毛、希望毛打倒罗的史料。提前向军队系统高级干部就罗瑞卿问题打招呼的是毛泽东，批示罗瑞卿搞折中主义的是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的上海政治局扩大会议批罗的是毛泽东，要邓小平在北京召开会议继续批罗的是毛泽东，决定撤销罗瑞卿一切职务并分别由叶剑英和杨成武继任的还是毛泽东。军队内部派系的纷争、罗瑞卿与老帅们的矛盾正好被毛泽东所利用，而林彪与罗瑞卿之间的矛盾则被无限夸大成为打倒罗瑞卿的一个口实。显而易见，毛泽东倒罗绝非是满足了林彪的要求，恰恰是满足了毛泽东自己的要求。
上海会议、北京会议
1965年12月毛泽东亲自坐镇上海，召开中央常委扩大会议，着手解决罗瑞卿问题。此时的罗瑞卿正在云南昆明视察，听取昆明军区政委阎红彦、第二政委李成芳等的汇报并在军区常委扩大会议作了报告。12月11日，罗接到通知中止行程，乘飞机到上海“参加会议”。周恩来指示吴法宪派一架飞机，配备最好最可靠的机组，到昆明接罗瑞卿到上海。吴法宪说他当即报告周恩来，“准备派空军运输十三师的副师长时念堂去驾驶这架飞机”。
另据空军34师〔专机师〕副师长时念堂回忆：“吴法宪亲自向他交代：
1、专机上午11点半准时在上海虹桥机场落地，不准提前，也不能延迟；
2、专机从昆明起飞后直飞上海，中途不能有转弯点，更不能落地；
3、机组人员全部配备手枪，在空中如果有特别行动时，你们要听中央的。空中要注意监视他们的行动。”由此可见，此时的毛泽东、周恩来早已做好了一切万全的准备，只待罗瑞卿抵沪，即可发起批罗运动。
如今的大陆党史学界众口一词，皆说所有与会的人员都不知道上海会议的目的何在，似乎仅有毛林二人知悉会议内容。这无疑是一个天大的谎言！事实却是军内所有与会者除了贺龙一人不知会议内容外，其他人都心知肚明，且配合默契。文革史家余汝信指出：“因为罗所处的敏感位置，毛泽东当然认为会前知情的人越少越好，以免走漏风声。惟多种材料及回忆表明，常委中除毛、林之外，起码周恩来、邓小平是知情的。据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毛泽东到达上海的当天，12月5日，即召周恩来从北京飞上海。当天，周在毛召见后，即成为毛有关批罗指示的实际执行者。其他与会者中，起码陶铸、谢富治、叶剑英、萧华、杨成武、李作鹏、张秀川、王尚荣、雷英夫等是知情的。政治局成员中，刘少奇、彭真、贺龙等不知情并不奇怪。在毛的心目中，罗与他们走得那么近，提防还提防不及，岂能让他们事先知情！彭真毛就干脆以在京‘看家’为名不让他到会。”
1978年8月3日，罗瑞卿在德国波恩逝世，享年72岁。1980年5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罗瑞卿同志平反的通知》。
2016-11-05 16:00:40 by houtou72
现在文章中都没有多少着墨周恩来的作用。更很少分析以周恩来为首的旅欧支部小团体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而把许多罪责都归于老毛身上。周恩来才是最大的作俑者；老毛几次想拿下他都被周成功地把老毛的火力转移到别处甚至老毛自己的根基上去了。
陈毅在南昌起义前刚刚回国，周立即封了他作为团政治委员，还嘱咐他别嫌小，保证一有机会就委以重任。这从他的履历可以得到佐证；以他的能力文不及饶漱石，武远逊粟裕等远矣，但处处都能压人一头，都是因为有周为后盾的缘故。贺龙在文革初期与其说被周保护起来不如说是被周监视控制，在适当的时候交出。而作为对照，周当年是怎样保陈毅的大家都知道：他亲自参加批斗陈毅的批斗会，直接高声叫道：“要打到陈毅除非从我周恩来身上踩过去！”。老毛就是这样被人利用自己的疑心一点点一次次地把自己的羽翼除去了，以致最后无人作后卫竟以叶帅为顾命侍卫。可惜了老毛一世的壮志和英名！
现在人们都把文革中的疯狂归咎于老毛头上。实为大谬！周为了保住自己对抗毛，一次次的将毛的矛头四两拨千斤般的从毛周围的人拖出一个替死鬼。文革中开始时周恩来是中央文革小组长（后来是顾问）。而全国的武斗是在干部权利受到动摇后由部分红二代组成的联动组织带头搞起的打砸抢。不成后，又在全国各地成立了保守派组织‘赤卫队’以保卫各级干部不受冲击，全面压制造反派。这才引起全国的造反。当赤卫队被打散后，造反派在1968年一月开始的各地夺权大会中，全国各地的夺权大会都统一性地排斥了另外的一部分组织。这个统一的行动说明了有人不甘心被夺权而有意分裂造反派，以搅黄文革达到保护自己的目的。从此，全国各地的造反派无一例外地被分裂成好派和屁派：由此，席卷全国的武斗打砸抢动荡便一发不可收拾。这根本就不是老毛指使的，而是维权派挑起的全国混乱以彻底搞乱老毛的文革运动。当时刘邓陶已倒台了，除了周谁有那样的权利安排全国的统一行动？文革派不可能安排自乱以保护‘走资派’。
前公安部长李震因为受江青逼迫向其交出了周要他保管的一张江青坐在黄金荣腿上的照片之后不久就被人发现死在工作大楼地下室里。并且其家属立刻被赶出了中南海而失去应有的干部家属待遇：联想到周对顾顺章全家十数口的处死连未成年的孩子都绝杀殆尽的处事特点，李家搬出中南海可以理解，但家属立刻失去应有的待遇就很不寻常了！
柯庆施的死亡也是不寻常：在老毛向邓（总书记）询问以柯代替周当总理的可行性之后就突然中毒横死，足见老毛根本没有意识到周的旅欧支部组成的利益集团。
李志绥在他的回忆录因为了发表，其中有太多的虚浮。但是他对对周的为人描写，因与此无关而相对来说真实性可靠得多。
周为什么不止一次的向人们说不要将来在他的照片上打叉？他害怕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