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前半生之初入职场

 

1955年大学毕业后，父亲留校工作了一段时间，随后调入西南地质局机关工作，开始了他人生真正的职场历程。母亲则被分配到局属野外勘探队，从此长期奔走在山川之间。两人的岗位虽然不同，却在同一个系统里，并肩走进了新中国建设的洪流之中。不久，四川省地质局在成都成立，他们又被分到该局。旋即，四川省地质局成立科研所，母亲被调到所里。这样，两人都在成都工作，虽然常年出差不回家。这是地质工作的性质决定的。

 

1957年，反右运动爆发。在此前的“大鸣大放”中，许多干部、知识分子纷纷畅所欲言，父亲也曾被同事劝说要“提些意见”。然而他谨小慎微，强忍住一句话也没说。正是这种克制，让他在随后铺天盖地的批斗中幸免于难。几十年后父亲仍常感叹，这一忍救了自己一生的前程。而他身边几位才华横溢的同事，却因一句直言被打成右派，从此荒废数十载，令人唏嘘。

 

母亲经常陪同苏联专家外出野外考察。那时的考察场面颇为隆重：有解放军战士持枪护卫，苏联专家居于车前显眼位置，其他随行人员——包括母亲——则坐在后车厢里。家中相册里至今保存着一张发黄的照片，定格了这一幕。母亲常说，这些出差既是锻炼，也是考验。

 

1959年，父母在全国即将进入困难时期之际结婚。那时物资极为匮乏，婚礼办得异常简朴，没有酒席，也没有亲友齐聚的热闹场面，只是在同事间散些喜糖，以示喜事。新房是单位分配的宿舍，家具同样由单位提供。两人把各自的被子搬到一起，便算是成了家。就是这样一场几乎无声的婚礼，却饱含他们对未来生活的全部憧憬与坚毅。

 

然而同一年，大饥荒的阴影骤然降临。四川尤为严重，父亲的父亲——也就是我的爷爷——因营养不良导致旧病复发，于1960年去世。同年，父亲的大姐也没能熬过饥饿，撒手人寰。饥荒年代，地质局的粮食定量被大幅削减，食堂里端上的只是清汤寡水，职工们个个饥肠辘辘，浮肿成了常态。局里只得开放院中空地，允许职工开荒种地。父母在那片土地里密密麻麻种上豇豆、牛皮菜等生长迅速的蔬菜，收获后腌成泡菜充饥，勉强支撑生活。

 

父亲在饥荒中仍竭力照顾弟弟们。他把三叔和四叔接到成都上学。三叔幸运地考上了成都工学院的大专班，包吃包住，从此走上稳定的道路。后来他感谢父亲改变了他的命运。而四叔则没那么幸运，高中毕业后未能考上大学，只能在粮食紧张的情况下返回农村，最终因贫困和疾病早逝。

 

与四川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父亲在出差北京、湖北、江西时，看到这些地方供应依旧充足，街头处处有包子馒头出售。这让他对所谓“全国普遍灾荒”的说法产生了怀疑，也更加体会到四川人民当年的困苦。

 

熬过艰难岁月，1964年后国家经济出现短暂的繁荣，供应恢复，物价低廉。母亲常常出差在外，父亲便时常带我去对街的嘉兴饭馆改善生活。那是童年记忆中少有的温暖画面。

 

这段时间，因为经济改善，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威望达到顶点。其头像常常登在报纸头版，与毛泽东并列，功高震主，预示着风暴的到来。

 

母亲在这段时期参加过“四清”工作队，下乡深入农村，直面基层的贫困现实。她说，她曾经到贵州勘探。相比贵州山区的赤贫，四川农村已算不上最苦。她甚至因此在晚年拒绝前往贵州旅游，直言那片土地让她心有余悸。

 

在此期间，父亲的工作能力得到上级认可，常常有机会直接接受省委副书记杨超的指导。1965年，他因业务能力突出，得到了李局长和王总工程师的认可，被提拔为副处长，并被派往野外队锻炼，准备不久后升任处长。正当前途一片光明时，一个意想不到的隐患却浮现出来：父亲在一次青霉素皮试中发生了严重的过敏性休克。虽然当时未引起足够重视，但这段经历埋下了他日后健康上的隐忧。

 

这一时期，父母经历了国家的巨变与个人的艰难。他们的青春在动荡中燃烧，却在彼此的陪伴与责任中，顽强走过了那段坎坷的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