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鹤慈：从删改的毛泽东关于北平和平解放电文看张东荪
【1949年1月1日，中央军委关于与傅作义谈判的6点方针的电报中就明确说：“惟我们希望傅氏派一个有地位的、能负责的代表，偕同崔先生及张东荪先生一道秘密出城谈判。……如张东荪出城不能保守秘密，则张可以不出来。”（《北平和平解放前后》55页，北京出版社）另一封关于与傅作义谈判中应注意的问题的电报中，也多次提到张东荪：“因为傅作义派人出来谈判，具有欺骗人民的作用，并有张东荪在场，故我们应注意运用策略。……使张东荪看了认为我方宽宏大量，完全是为保全平津人民的生命财产而出此。……如张东荪不愿久待，即可派车送他来中央所在地，并派人妥为照料。----------------------谢泳：再说张东荪】
而今天网上所有提到这份电报的都只是说【中央军委的指示说(一)因为傅作义派人出来谈判，具有欺骗人民的作用，并有张东荪在场，故我们应注意运用策略。】
【使张东荪看了认为我方宽宏大量，完全是为保全平津人民的生命财产而出此】已经被删除。
谢泳是引用的中国公开出版的“《北平和平解放前后》北京出版社”
其实，别说我祖父做了什么，就是我自己做了什么，对正在争论问题没有任何影响，这些人是得了革命大批判的真传，批判不看争论的内容，而只看说话的人的出生，成分，阶级，甚至是要查祖宗八代。把人搞丑替代辩论。
我不想利用有一个出色的祖父来增加辩论中自己的分量，因为祖父到底不是我，但我也不会放任别人用抹黑祖父来替代辩论。
辩论中，一些人离开辩论的主题，一而再的转移到我的祖父的问题，今天先简单给一个回答。
所谓的张东荪投共，张东荪过去一直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批判者，是自由民主的鼓吹者，张东荪在49年前后的确是和共产党走在了一起，但张东荪变了吗？
张东荪和中共走到了一起，变了的是中共，不论是不是为了夺取政权的欺骗，49年前后的中共强调进行的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强调搞联合政府。是中共表面上走向了张东荪，不是张东荪放弃了自己的原则，理想而走向了中共。
这些历史现在不想多谈，现在回到前面的电报。
删除的【使张东荪看了认为我方宽宏大量，完全是为保全平津人民的生命财产而出此】活灵活现的画出来毛泽东这个独夫民贼，相对与毛泽东公开发表的文字，这些属于军事机密的电报更能够真实的再现毛泽东，他没有想到这些电文能够被公开。
【使张东荪看了认为我方宽宏大量，完全是为保全平津人民的生命财产而出此】的言外之意就是我们根本不宽宏大量，根本不在意【保全平津人民的生命财产】，一个残暴阴险，视人民为草芥为刍狗的玩弄权属的流氓活脱脱的现于纸上。
就是删除了这句话，就【并有张东荪在场，故我们应注意运用策略】一句话，也证明张东荪是独立于中共的，这里的运用策略，不是针对傅作义，而就是针对张东荪。试想，毛泽东对一个已经投共的自己人，还需要运用策略？
为什么需要对张东荪运用策略，运用策略想瞒的，想骗的是什么，后面的删除部分就是答案。因为毛泽东要的是江山，是天下，他自己说过，中国人死一半他都不在意，而他知道，张东荪想的是人民。
一个以为保全平津人民的生命财产为原则的人，难道可以算是投共？
张东荪做什么官了？
他拒绝了毛泽东给的一切官职，而仍然在燕京大学当教授。
在49年建国后的封官许愿，你争我抢中；他主动的把政协委员让给了曾昭论。
不错，他是当了中央政府委员，但你能够找到一个中央政府委员不要警卫，不要秘书，不要具体官职，只在大学当教授的？
当年毛泽东请他住进中南海，他拒绝，给警卫，拒绝；只同意为了安全，从燕京大学的燕南园搬到燕京大学内的朗润园。
49年以后，他仍然坚持走自己的路，下面将引用月儿翻译的美国国务院的材料证明。就是中共给了中央人民委员，他仍然想方设法的想让中国不走和苏联联合的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
49年建国，49年就在公安部立案，51年毛泽东就下了反革命的结论。
张东荪在1968年1月被“逮捕”的时候，已经82岁。他被抓走以后，他的家人五年中一直不知道他被关在哪里。直到1973年，家人被通知，张东荪死在“秦城”监狱中。
当张东荪被逮捕并关入“秦城”的同时，他的大儿子、北京大学生物系教授张宗炳也被逮捕，也被关入“秦城”监狱。但是张宗炳和他的父亲互相并不知道他们都被关在同一监狱中。
张宗炳是北京大学生物系教授，曾在美国取得博士学位。他在监狱中精神错乱。被秘密关押７年以后，1975年被释放。出狱后，精神逐渐恢复正常。
“秦城”监狱位于北京郊区。这是一座特种监狱，不关押普通犯人，权力当局专门用这个监狱来关押一些地位很高或者名声很大的非刑事“罪犯”，也就是说，这是一座在法律之外的监狱。这座监狱修建并启用于文革以前，在文革中则大派用场。特别是在1968年，这座监狱关入了大量的共产党高级干部，包括文革以前督造这座监狱的公安部负责人。同时，“秦城”也关押了张东荪和张宗炳这样的人，所谓“高级知识分子”。
笔者听过前民政部副部长刘景范和作家陈明描述“秦城”监狱的情景。他们都曾经在那里被长期关押。那里对被关押的人施行的肉体的和心理的折磨，和普通人被关的监狱有所不同，但是恶毒程度是一样的。在“秦城”，把被关押者一个一个单独囚禁，数年里不能和人说话，更不能和家人通信，是一个特点。
张东荪的妻子刘拙如，在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的图书馆工作。张东荪被逮捕，他的妻子也因此在她的单位中被“批判斗争”，并且被“扭送”到海淀公安局，她在那里被监禁了近一年。（“由革命群众扭送公安局”是当时流行的说法，是一种通过各单位的“革命群众组织”出面来捕人的办法，被广泛使用。）
张东荪有三个儿子。和他一起被关进“秦城”监狱的张宗炳是长子。老二张宗燧在英国取得博士学位，从事理论物理学研究，文革时是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老三张宗颖学社会学，在天津市文化用品公司工作。
文革开始后，1966年，张东荪的三儿子张宗颖和其妻子吕乃朴遭到“斗争”后一起自杀。
1969年，在“清理阶级队伍”中，二儿子张宗燧在北京中关村中国科学院宿舍中自杀。
张宗炳的儿子张鹤慈，1963年时是北京师范学院学生。他与几个中学同学结社写诗和议论政治。他们的活动被公安部门发现，他们被逮捕。经过审讯关押后，张鹤慈被送往茶淀劳改农场“劳动教养”三年。三年期满后正逢“文革”，他又被加重处理：“戴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他在“劳改农场”一共待了16年。
张宗颖的儿子张佑慈，文革时在天津当工人，他的父母在1966年自杀后，他因“企图给父母报仇”等“反革命罪行”，被判刑15年。1978年张佑慈获“平反”被释放时，已经在监狱中被关了10年多。
就这样，在文革中，张东荪自己被关死在监狱中，张家的三个儿子，两个自杀，一个被长期关押后精神失常。他的两个孙子被判重刑，长期监禁。
这样的遭遇听起来就象恐怖小说：一家人一个接一个地落入悲惨结局。张家人的遭遇和恐怖小说的不同之处，不在于恐怖的程度，而在于在小说中往往说出所有的恐怖的细节，那些细节却都出于虚构；对张家人来说，可怕的细节实实在在真真切切地发生过了，可是却从未被记述下来。文革中的事情，最真实的也是可怕的细节，往往被隐瞒了，或者被掩盖了。我们只是从这些词语：逮捕（不经过正常法律程序），秘密监狱（“秦城”），秘密关押，“由革命群众扭送公安机关”，精神失常，自杀，“劳动教养”，以“反革命罪”判刑，来了解这种恐怖的程度 。其实，在相当程度上，连细节都未有机会说出的恐怖，是更加深重的恐怖，对千千万万的别的人有更大的恐吓和威慑作用。
另外的一个不同之处是，在恐怖小说里，制造恐怖的是一个或者几个坏人，是一种个人的行动，一般属于私仇。在张家的故事中，就其中的每一个个人的死来说，其中私仇的因素也许不可完全排除，但是使这一大家那么多人共同遭遇其所遭遇的，只能是“文革”：文革的目标和手段，以及文革得以产生其中的制度。
文革要打击所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按照毛泽东的说法，因为知识分子的世界观是资产阶级的，所以他们就是资产阶级。），所以张东荪和他的儿子被打击。文革要打击一切反对的思想，所以张东荪的孙子遭到严厉处罚。文革封闭中国，国门紧锁，所以众多受害者无路可逃，只能逐个被整治，束手就擒。
张家所遭受的恐怖绝不只是针对他们一家的。和他们类似的人都遭受恐怖和迫害。张东荪的长子张宗炳大学毕业后，以第一名成绩考取当时的公费留学，到美国的康乃尔大学取得博士学位。朋友们都说他是绝顶聪明的人，流传着关于他的过人才智的有趣故事。除了生物专业上的成就，他还会数门外国语，并且在诗词绘画书法上都很有造诣。他口才也好。因此，张宗炳和陈同度教授一起，文革前被认为是北京大学生物系讲课讲得最好最生动的两位教授。1980年代初他精神病愈后，在北京大学教公共课“普通生物学”，上百人来听课，常能讲得台下掌声四起。但是，另一位和他一样受学生欢迎的生物教授陈同度，却已经在1968年8月28日，在文革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被“审查”和折磨，服毒自杀了。
“文革”对人的打击杀伤总量，由于缺乏记载和报道，更由于不准阅读档案资料，普通人很难对此进行统计。但是从了解到的局部情况，比如说一个家庭，我们可以看出打击杀伤的密度，从而也可能作出一些总量的估算和对整个文革大图景的基本评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