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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下令销毁三年大饥荒死亡数据真相(图)

(2015-11-03 20:59:01) 下一个

周恩来下令销毁三年大饥荒死亡数据真相(图)
文章来源: 田俊武 于 2015-11-03 10:03:35 -

1961年底,有三个人曾经对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饿死的人数进行过调查,他们是粮食部长
陈国栋、统计部长贾启允、粮食部办公厅主任周伯萍。这三个人现在周伯萍还在。20世
纪80年代周伯萍在社科院人口所讲课作报告时讲了一个事情,说他们三个人让各省填一
个表,到底饿死多少人,说是几千万。周恩来总理看了这个统计报告后下令让他们赶紧
销毁。过了一个礼拜后,周恩来还不放心,再次致电询问他们你们销毁了没有,他们说
销毁了,甚至连脑子里的记忆都销毁了。本文摘自田俊武的个人博客,原题为《周恩来
为何下令销毁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中国死亡人数统计数字?》。


周恩来工作照

最近看了冯小刚拍摄的电影《1942》,使我对1942年发生在河南的大饥荒有了深刻的了
解。那一年,河南发生百年不遇的大饥荒,有xxx万灾民饿死,甚至发生了母亲煮食
自己亲生婴儿的惨象。面对这一人道灾难,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却置若罔闻,其
对人民生死的关怀甚至不如一个美国记者白修德。在1959年-1961年的三年自然灾害时
期,中国饿死的人数,比起1942的那次河南大饥荒,更是多得难以计数。甚至直到30多
年后的今天,一提起“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亲历过的中国人
都会不寒而栗。

但是,对于在这一“自然灾害”中到底死亡了多少人,人们却知道得甚少,因为这一数
字从未正式如实公布过。前中国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1997年在《中共党史研究》上发
表了《“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一文,承认中国长期以来都将“大饥荒”时期的人
口统计视为绝密,严防外泄。他写道:“我国经常性人口统计资料,是通过公安部门的
户口登记取得的。关于‘大跃进’和随后的经济困难时期的户口登记数字,长期没有公
布。特别是由于这些数字中显示1960年全国人口比1959年净减1,000万,所以当时把它
作为绝密资料。直到1983年,国家统计局经国务院批准,才将这些数字纳入了1983年出
版的《中国统计年鉴》,第一次向国内外公布了1949年到1982年户口登记的每个年度的
人口数字。”中国科学院的一份国情报告中也曾经提到:“三年困难时期,因粮食大幅
度减产,按保守的估计,因营养不足而死亡约1500万人,成为本世纪中国最悲惨的事件
之一”。

为什么中国有1942年河南大饥荒时期饿死的人数准确统计而没有3年自然灾害时期饿死
的人数准确统计?这是因为被誉为“人民的好总理”的周恩来曾下令销毁这一数字。
1961年底,有三个人曾经对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饿死的人数进行过调查,他们是粮食部长
陈国栋、统计部长贾启允、粮食部办公厅主任周伯萍。这三个人现在周伯萍还在。20世
纪80年代周伯萍在社科院人口所讲课作报告时讲了一个事情,说他们三个人让各省填一
个表,到底饿死多少人,说是几千万。周恩来总理看了这个统计报告后下令让他们赶紧
销毁。过了一个礼拜后,周恩来还不放心,再次致电询问他们你们销毁了没有,他们说
销毁了,甚至连脑子里的记忆都销毁了。

由于1959年庐山会议对彭德怀的评判,共产党内出现了极不正常的情况。省委书记们在
毛泽东面前讲假话,但是在实际部门上却讲真话。比如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在毛泽东
那里大包大揽,说四川省形势大好,他们那里有粮食;但是在主抓粮食生产的国务院副
总理李先念和粮食部长陈国栋那里却讨价还价,说中央征购粮食多了,要李先念和陈国
栋少向四川征粮。不仅省委书记说假话,就连周恩来也向毛泽东隐瞒“大饥荒”的真相
。中共党史专家丁抒说,周恩来“大跃进”初期曾主张制止冒进,受到毛泽东严厉批评
后为了自保立即转向支持“大跃进”。就在“庐山会议”期间,国务院内务部向中共中
央报告,14个省发生夏荒,其中9个省夏荒缺粮人口达3亿8,000多万人。所以在批判彭
德怀的时候,周恩来总理其实心里知道彭德怀是有道理的,他其实头脑是清醒的。但他
就是心有余悸,小心翼翼,绝对不对‘大跃进’提出任何负面意见。他对这些坏消息从
来不向毛泽东报告的。

官方一些史料说,作为周恩来的副手,李先念在“大饥荒”期间曾经提出减少粮食征购
。但是,中共中央1959年3月底在上海锦江饭店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把粮食征购
率从1958年的29%猛升到40%。面对中央的决定,李先念也坚决执行,把毛泽东要全国学
习河南省强行征购粮食的讲话越级向全国传达,加剧了各地的饥荒。《麦苗青菜花黄—
—大饥荒川西纪事》一书的作者、曾任解放军成都军区《战旗报》编辑的王东渝指出,
中共中央“先下手为强”的政策严重加剧了四川的饥荒。王东渝对川西地区的饥荒进行
过深入调查和研究。他说,仅温江地区1959年11月到1960年就饿死了50多万人。王东渝
说:“李先念在全国粮食会议上把毛泽东‘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的讲话传达下去
了。后来河南省委财贸书记宋致和在传达会议精神时说,‘李先念同志讲先下手为强,
后下手遭殃。现在如果不抓征购粮食,庐山会议精神贯彻后,群众就把粮食吃光了。

不到粮食,城市生活怎样安排。要求在贯彻庐山会议精神的同时,两手一起抓,一手抓
征粮食,一手抓精神贯彻,早秋下来群众边收割边征购。’这个边收割,边征购就在全
国许多省份执行。这就是造成1959年11月开始全国普遍饿死人的关键原因。”

王东渝还说:“那个冬春饿死人是断粮的问题,是完全没有粮食的问题,完全把粮食给
农民搜光了。中央下的命令就是‘先下手为强’,把粮食统统搜光。他们自始至终认为
农民在瞒产私分。你既然要瞒产私分,你反正都要瞒产,老子干脆给你搜光。搜光了以
后你还是饿不死。为什么饿不死?你粮食是藏起来的。从上到下都是这个观点。
”时任
河南省信阳地委书记的路宪文1993年8月在回忆文章中透露:“1960年夏天副总理李先
念到(信阳地区)光山县调查,车被满路的饿殍挡住,李痛哭流涕,可能想到了自己要
求‘提前强行征购粮食’逼死了信阳农民。”因为这个政策,信阳饿死100万人,史称
“信阳事件”。

按说,李先念管这个事情,他就应该知道下面很困难了,粮食已经是不多了,已经收不
上来了。但是,李先念为什么还是坚持要强行进行粮食征购呢?这里就涉及当时邓小平
的一个讨论:说在四川山村饿死一个人,和在北京街头饿死一个人,影响哪个大?这个
讨论后来演变为“宁可四川饿死人,不可北京饿死人”的观点。邓小平当时担任中共中
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有了邓小平这句话,当时担任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的李井
泉就积极宣扬“丢卒保车”的重要性,四川百姓的身家性命就这样被丢掉了。王东渝在
《麦苗青菜花黄——大饥荒川西纪事》一书中说,1960年底,四川省委在工作会议上再
次提出农村按每人每天半斤留粮,这是1959年底定下的标准。温江地委书记宋文彬说:
1959年底实施这个标准后,一个冬春已经饿死了那么多人,再出乱子怎么办?李井泉反
问宋文彬:“乱子已经出了,是先保京、津、沪,先保成都,还是先保你温江?”据当
时担任巴中县委主管农业的副书记周永开回忆:当时从上到下贯彻的指示是:“京、津
、沪缺粮,如果出问题,影响国际形象,不得了。”然而就是这个每人每天半斤的留粮
,其实也是政府虚夸的结果,温江的百姓实际上连这点粮食也没有。

王东渝说:“根本就没有,因为它是浮夸的。这个账是怎么算的啊?我们的产量是由领
导算、是由各级政府算的,不是农民的实际产量啊。比如说粮食一亩地只打了500斤,
他给你算成1,000斤。算成1,000斤,他说我收你400斤,收你500斤,你还有500斤嘛。
实际上他只有500斤的产量,收完就没有了。很多地方是一粒粮食都没有,全部吃野菜
,全部断粮,全部公共食堂停伙。”

对于四川省委书记李井全的欺上瞒下以及四川饿死人的灾难,邓小平是知道的。在1962
年1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明朗写了封匿名信给中央,控告李井泉
,说四川饿死了很多人,李井泉有责任。这封匿名信被中央收到以后就开始要李井泉在
四川组的小会上检查。李井泉被迫检查,而且在检查的时候还哭了,掉了眼泪,但是四
川的干部对他的检查不满意,因为四川饿死人实在太多了。邓小平两次到四川去为他开
脱,说该检讨的都检讨了,就是那么多问题。四川出的问题中央也有责任,然后说停止
追查李井泉的个人责任,保护李井泉过了关。

邓小平当年作为负责一线工作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对“大跃进”总体上是支持的。1958
年1月间,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批评“反冒进”是泄了六亿人民的劲,是方向性错
误。邓小平2月13日在四川省、地、县、社四级干部会议上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是根
据客观可能的条件加快建设。他强调说,只要是可能的,不是主观主义的,就应该快。
1958年3月份,毛泽东又在“成都会议”上多次批评“反冒进”,甚至上升到路线错误
的高度,说“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邓小平
会议发言时说,“反冒进”是不好的,挫伤了群众和干部的积极性。正因为邓小平在三
年自然灾害时期,基本上是紧跟毛泽东的,所以对于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饿死人数问题
,他也是极端进行隐瞒,并为造成人口灾难事件的李井泉等人开脱责任。

所幸的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中国所发生的惨剧,终于唤醒了当时领导人的某些良知。
国家主席刘少奇以前是紧跟毛泽东的,比毛泽东还左,说的话还极端,比如他在湖北浠
水的讲话和在江苏的讲话,讲得很极端很激进的。后来回湖南调查一个月之后态度就转
变了。《刘少奇在湖南农村蹲点调查的四十四天》这篇文章中说,1961年4月1日到5月
15日,刘少奇率领中央调查组先后在湖南省宁乡县王家湾生产队、长沙县天华大队和宁
乡县花明楼炭子冲蹲点调查。调查期间,刘少奇认真听取了当地民众对公社食堂和‘浮
夸风’等问题的意见。他在宁乡听取汇报时,对当地百姓有关“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的说法表示认同,承认中央政策存在失误。1961年5月31日,刘少奇在中共中央工作会
议上说:“这几年发生的问题,到底主要是由于天灾呢,还是由于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
错误呢?湖南农民有一句话,他们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总起来,是不是
可以这样讲:从全国范围来讲,有些地方,天灾是主要原因,但恐怕不是大多数;在大
多数地方,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

1959年3月,毛泽东在郑州开会期间,要求召开河南省“六级干部会议”,了解农村情
况。上万名干部参加会议,大到省委书记,小到生产队长,谁都不敢讲实话。唯有洛宁
县一个生产队长李成午冒冒失失地讲了真话,抱怨人民公社随意调用农民的粮食、牲畜
、家畜和财产,“80%的劳力都被调去炼钢铁了,地里没人干活了。……人人都挤到集
体食堂吃饭,集体食堂已经坐吃山空,没有粮食下锅了,就用榆树皮、野菜凑合,吃得
解不下大手,孩子哭、大人闹,好多人害上了浮肿病,蹲到地上就拉不起来了”。毛泽
东在3月8日亲自接见了李成午,赞扬说:“一万多人的代表会议,没有人敢这么讲实话
。成午同志说得好啊!看来,‘共产风’是实。”毛泽东还对在场的洛阳地委书记、文
革期间曾经担任中共政治局委员和副总理的纪登奎说:“我去年在北戴河会议上说办人
民公社,没说叫刮‘共产风’。……吃食堂饭,实践证明不行,要搞人民公社,必须去
掉食堂。”有了毛泽东的尚方宝剑,1959年5月,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说:“粮食分配到
户,个人自愿参加(食堂),口粮依人定量,节余全部归己。”还指示将自留地发还社
员,允许社员私养家畜家禽。

2012年20日看电影《1942》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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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insong99 回复 悄悄话 Nilson714就是一人渣,看来共产党在饥荒年代给你糖吃了!昧着良心说话,简直不配为人。你不怕上帝惩罚?
沈成涵 回复 悄悄话 中监委组长谈饿死3500万人大饥荒
实报饿死人数遭批斗
中监委调查组组长李坚:亲历1961年安徽饥荒调查
我将材料上报王从吾,王从吾跟安子文商议过,中监委副书记钱瑛也有明确指示。领导决定,由中监委办公厅对原报告略加修改后,以我个人的名义,报送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
1957年夏天,中共中央决定组建高规格的,以朱德、董必武为首的中央监察委员会,与中央组织部在北京西单北大街198号合署办公。当时中组部已经在这个院里面了,两个部门的行政后勤管理合成一套。当时中央组织部大约有300人,中监委大约有120人,在五层的大楼里中监委占一、四两层。
我父亲李坚那时任中监委农村工作处处长,负责检查处理在三农问题上违纪违法的省级官员。我家也随之搬进位于西单的组织部宿舍,但是生活方式全然不变。
记得中组部大院里有一个行政楼,是座1920年代建造的小洋楼,我对之记忆清晰。因为1958年大炼钢铁,在那楼后面修了一个小高炉。我曾亲手摸过中组部、中监委干部们炼出来的所谓的“钢”。其蜂窝状的外形,经常让我联想到商店里卖的萨其马点心,只是拿在手里沉甸甸的。以我当时6年的人类社会生活经验,我知道那不是可以吃的东西,但是不懂得,那些有知识的大人们炼出这些东西,却又丢弃在院子角落里废弃不用,究竟是为了什么?
那个年代,身处京城的我决不可能明白这一切狂热行为的后果是什么,也想象不到中国的基层百姓将会为此付出何等惨痛的代价。我只知道父亲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少,整日沉默寡言;在家的时间越来越少,常常是一连几个月被派往各地。
终于有一天,我看到身边所有的人都变得郁郁寡欢,因为吃不饱饭。接下来,人们改变了问候的方式,经常以挽起裤腿,互相按压一下皮肉是否浮肿,来代替传统的“吃了吗”的寒暄。
三年困难时期,我十来岁,正是身体发育的时候,可是能记住的就是挨饿。我记得小学生一个月才给十几斤粮食的定量,印象中整天用秤称米蒸饭、熬粥什么的,就觉得老也吃不饱。饿得面黄肌瘦的我,整天心里想的就是一个字“吃”,脑海里常常把机关大院炼出的废钢渣,幻想成为大块的萨其马。
那时期,自己感受深的也有几件事。一件事是中央机关组织到内蒙古打黄羊,大家分黄羊肉。我父亲是个部门头头嘛,那年头的领导就得照顾点儿别人,所以他分的是羊的肺和脖子,没什么油水。但是炖出来的那个汤,觉得特别香。
另一件事是那年夏天,我父亲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住在离家不远的民族饭店。吃早餐前,他特地跑回家,带上我一起到饭店餐厅,把他饿肚子节省下的一张餐票给我用。饭后他问我,吃了几个花卷,吃饱没有?我说,我吃了6个,但没有了,所以还没有吃饱。其实我哪里知道,很多孩子却因为缺少一口粮食而永远失去了生命。
困难时期是何时结束的,我不清楚。只是有一次学校食堂宣布,从今天开始,又可以敞开吃饭了。那一顿饭,我永远不会忘记。我也不记得到底吃了多少,总之吃完饭,我已经撑得站不起来了,只能蹲在地上,一点儿一点儿地挪回宿舍躺下。
当历史进入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说它相当于一颗亿万吨级当量的核弹决不为过。
1967年的北京城,大字报可以说无墙不在。当时有个干部在中组部的院墙上贴出一张大字报称:1958年至1962年间,中国总计饿死3500万人??芸炷钦糯笞直ň捅蝗饲宄?袅恕?
虽然中组部大院和大字报那时对社会公众开放,但是在短时间内,恐怕没有几个人会在上千张毛笔书写的大字报中注意到那一段文字。但是,这消息却在中组部院内逐渐传开。
我就是那时候第一次听说了这个数字,只不过对3500万是个什么级别的“当量”并无感觉,因为在当时混乱多变的环境中,我们全家都面临着自身的生存焦虑。谁知,这个数字却直接关联着我家的命运。中组部、中监委院内的大字报写道:李坚是反党、反中央政策、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李坚是刘邓黑司令部领导下的黑帮分子,思想右倾,主张包产到户,主张在政策制定上考虑农民利益等等。
接着,造反派们重点追查的,就是我父亲当年调查安徽等地饿死人事件的问题。造反派们认为,查出饿死了那么多人,是给毛主席革命路线抹黑。最为严重的是,以我父亲名义写给中央的报告被刘少奇拿在了手里,成为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质问攻击毛泽东、逼迫毛泽东认错的“黑炮弹”!
我父亲居然是提供反毛主席黑炮弹的人,那还得了!这是我幼小心灵上的重负,一直是个心结。当时,我反复追问,父亲都不说。直到多年以后,父亲在回忆中才把此事详细说了出来。以下为父亲李坚的讲述。
工作组三赴安徽
从1954年我在华北局纪委任农村工作处副处长算起,到1965年去大连搞四清,整整11年里,我每年在家的时间不超过1个月。也就是说,我这10年都在全国各地奔波工作。
我们的工作方法主要是跑两头:一头是各省省委,另一头是农村基层。省委这一头是开会、听汇报,农村那一头就在公社或者生产队与农民“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 就是要掌握第一手材料,向中央汇报。
当年,中国农村大批患浮肿病、大量死亡的根源,是搞人民公社,吃集体食堂,以及浮夸造假、虚报高产等等。这些因素如果是在个别时间、个别地点起作用,影响可能有限。但是在大跃进那么一个特定的形势下一起爆发,造成的合力作用就太可怕了。
1960年春天以来,干部群众不断给中监委写信,反映安徽一些群众生活困难,有些已经得肿病死亡。之后,安徽省监委副书记刘作垣来中央监委开会,反映了安徽饿死人的问题。
中监委常务副书记王从吾和中监委常委们对这些群众来信极为重视。当年,委派审理处处长刘力生、信访科科长张珉和李竹林等同志到安徽潜山县了解群众生产和生活情况。8月,派张珉、曹思恒去安徽宿县、萧县、全椒县了解情况。11月,派审理处副处长李振海去安徽阜阳地区临泉等县了解人口外流等情况。但是,中央派出的这些工作组仅查出问题严重,却无法查实饿死人的具体数字。
由于安徽的问题极其严重,中监委第二书记董必武曾亲自到阜阳地区调查。为了对董老封锁消息,当地领导派汽车沿公路来回巡逻,不许死者家属戴孝,不准在掩埋死人的地方起坟头标志。一发现有人死在公路上,就赶快把尸体拉到砖瓦窑场埋掉,其状非常悲惨。
12月,中共中央书记处根据中监委反映的情况,再派出以中监委候补常委、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王维纲为首的联合工作组到安徽了解肿病死人的问题。工作组成员由团中央杨海波、内务部朱农、公安部李震、中办王愈明、中监委刘力生和张珉、中组部段学夫等多人组成。不久,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兼省监委书记曾庆梅、蚌埠地委副书记单敬之为了掩盖肿病死人的真实情况,向中央告工作组的状。仅仅一个月后,联合工作组就因此而被迫撤回。
1960年12月28日至1961年1月3日,王从吾主持中监委会议,听取赴安徽工作组的汇报。王维纲、杨海波、王愈明、朱农分别汇报了蚌埠、阜阳、芜湖和安庆地区的群众生产生活情况。安徽的曾庆梅、单敬之也参加了这次会议。
这次会议之前,王从吾向中组部部长安子文作了汇报,反映了安徽省委不但不向中央报告情况,还派人监视中央工作组活动、向中央“告黑状”的问题。因此,中央政治局委员谭震林、柯庆施一同找曾庆梅、单敬之谈话,严厉地批评了他们,并拿出安徽凤阳县委办公室主任张少柏的检举材料,指出了饿死人的问题。曾、单二人表示承认错误。
1961年1月3日,王从吾在中监委党委会上说:“1月2日,我与曾庆梅、单敬之谈话指出:一、你们回去后一定要彻底揭开盖子口。二、封锁消息不对,单敬之要写出书面检讨报中监委。三、对张少柏同志应该予以表扬。党内这样的人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在那种情况下敢于说实话是好同志。你们要保证,不准对他打击报复。四、安徽省委为什么不向中央报告情况?这是违背党章规定的。”曾庆梅当时表态,称完全同意工作组的意见,准备检查扣压人民来信的问题,并承认向中央告工作组的黑状是错误的。
但这次会议后,安徽省委仍然认为中央工作组调查了解的问题“不属实”。于是,中监委再派我带领第四次中央工作组,前往安徽。
实地调查
我从1960年起,担任了中监委农村处处长。我本来就是在农村长大的孩子,加上多年的农村实地调查,让我既了解农民的愿望和心声,也清楚一些共产党基层干部欺下瞒上的各种招数。因此我们事先就商议好,在前往合肥途中,火车到达蚌埠站之前,就突然提前下车。我、张珉、刘正荣三人分头行动,搞得前来迎接陪同的那位安徽省委干部措手不及。
我自己走下公路,沿土道朝村子里走。才走了几百米,就看到有死人躺在路边。一个男人头戴皮帽子,好像是从北面走过来后死在那里。还有一个妇女骨瘦如柴,躺在地上奄奄一息。
进入村庄之后,我说明来意,群众立即向我反映了饿死人的惨状。随后,闻讯赶来的村镇干部们又提供了书面材料和肿病死人的数字。这样,我掌握了第一手的情况和这些数字材料,接下来与安徽各级干部交谈就容易了。
当时的安徽控制在时任华东局第二书记兼山东、安徽两省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手里。大跃进、放卫星、谎报亩产万斤粮、刮共产风、强行搜刮农民家中存粮等等,安徽都是搞得最绝、最狠的重灾区之一。待到出现饿死人的后果和责任,曾希圣所做的就是掩盖真相。
他听说我下来调查,就派人秘密监视我们的行动。安徽发生大批人口饿死问题后,省委常务书记桂临西指示省监委要顶住中央工作组的压力,说不能从省监委这里打开缺口,并派省监委副书记陈×监督,对我们这次的中央工作组继续封锁消息。各级政府给农民规定了多项强制性纪律,如死了人不准立坟头,不准穿孝衣;活人不准逃荒,否则抓住就是流窜犯等。我调查途中,就亲眼看见一串串被绳子捆住、由武装民兵押解的逃荒者。
这种情况下,我们找当地同志谈话,经常是到野地里个别谈话,这样才能尽量减少当地干部惧怕曾希圣打击报复的心理。蚌埠地区监委一个叫邓×才的老红军向我反映,蚌埠地区1960年春天的饿死人数在100万左右。我们又到了凤阳,找到张少柏,又到了定远,都是采取秘密私访的办法了解情况。
之后我又乘安二飞机到了阜阳,和我同行的是安徽省监委干部李东汉。他告诉我,曾希圣把持的安徽省委大搞浮夸风,虚报粮食产量,明明连农民的口粮都不够,还要向外调运粮食。在阜阳,据地委书记魏超云汇报,当地饿死人数也是100万左右。
即使在高压下,安徽党政军内也有一批有良知、有正义感、为民请命的干部。时任安徽省监委副书记、老红军翁可业,为人正直刚烈。他找到我说,要拼死向中央反映真实情况。但是他有一个条件。他说:他讲出实情后,曾希圣肯定会整他,因为前有庐山会议上的彭德怀为鉴。他说他儿子叫翁京生,如果他被曾希圣整死,希望我能够帮他儿子找份工作,给他一条生路。我答应了他。翁可业1960年春天已经调查了蚌埠15个县饿死人的情况,他将相关的书面材料(复写底稿)以及其他人搜集整理的材料提供给了我。他还满腔悲愤地对我说:“饿死这么多人,安徽已经被曾希圣搞成什么样子了!” 汪瑜(安徽省军区司令员的夫人)等几位在省监委工作的女同志,也都支持他向中央反映情况。
我根据这些线索,再顺藤摸瓜,下去核实。由于大搞公社化,办食堂集中吃饭,收缴了各家各户的铁锅炼钢铁,以至于大食堂断炊关闭。这时,当地老百姓做饭连锅都没有,我看到农民们在家里只能用陶土瓦罐之类的容器煮些野菜树皮吃。到后来,所有长在地里的植物都吃光了。我的笔记里当时记载有许多人吃人的事例。当时那种惨状,今天的人们简直就无法想象。
从生产队到公社,再到每个县,统计数字逐级汇总,最后,得出安徽全省饿死人350万这个数字。
经过这些工作,我基本做到了心中有数,最后才到合肥与省委有关领导正式见面。
以个人名义写报告
情况调查清楚之后,我们回到了北京。我在中监委的办公会上汇报,安徽省饿死人的数字是300多万。
回北京后,我又派张珉、张顺参加了安徽省召开的全省监察工作会议。他们与各县参加会议的同志逐一核对了饿死人的数字,最后的总数超过了300万。
中组部部长安子文、中监委常务副书记王从吾、中监委常委刘澜涛听了我的汇报后,让我写一个书面材料。我写出了《关于安徽肿病死人、封锁消息、大批惩办干部的情况报告》。
在这份报告里,我将安徽饿死人的总数(截至1961年3、4月间)正式上报为300万。我主要考虑到两点:一是有少数县、乡我没能亲自去核实,依据的是这些县、乡报告的数字;二是事关重大,还是以稳妥保守为好。
我将材料上报王从吾,王从吾跟安子文商议过,中监委副书记钱瑛也有明确指示。领导决定,由中监委办公厅对原报告略加修改后,以我个人的名义,报送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由于当时国内政治形势极为复杂多变,中监委、中组部的领导们这样做,也是迫不得已。
我这个官儿,古代叫监察御史,要想干好,就不能怕死,一要对百姓负责,二要对历史负责。万一最高领袖怪罪下来,我作为调查的执行者和报告的写作者,最直接的责任当然要由我来负。
报告同时送交了曾希圣和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阅。据悉,他们看到材料后大怒,说我调查的情况没有先向安徽省委和华东局汇报,是告安徽省委的黑状。而且,翁可业等人后来还是挨整了。
好在后来刘少奇同志看了报告后,严令安徽每个县都要如实报告饿死人的情况,有再不报告者,开除党籍。
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批评一些领导干部,搞一言堂最终会霸王别姬——主要就是针对曾希圣说的。有材料披露,刘少奇后来曾手持一份报告对毛主席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
那份报告,指的就是安徽饿死人的报告。
“执行了刘少奇路线”
可是刚刚吃上几年饱饭,文化大革命又开始了。1967年和1968年,中监委的造反派们不知从哪个渠道得知了我写的这份报告,他们对我最为愤怒的一点就是:“李坚在调查安徽饿死人事件时,估计了一个庞大的死人数字,为刘少奇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逼着毛主席认错检讨提供了黑炮弹。”
1969年,由康生的亲信郭玉峰控制的中组部业务组对我所做的干部审查结论是:“李坚在中央监委工作期间执行刘少奇路线。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经过革命群众揭发和立案审查,犯了走资派的错误。现将审查结果报告如下:攻击农村合作化,刮单干风,特别是在三年整风困难时期,他到安徽、山东、河南等省,深入了解干部违法乱纪、群众生产生活和整风整社问题。最为严重的是,1961年3月,李坚根据王从吾的指示,到安徽搜集和估计了一个庞大的死人数字。这个材料经王从吾、钱瑛密谋,以李坚个人名义送材料到刘少奇资产阶级黑司令部,为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猖狂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提供了炮弹。”
我是在农村里长大的孩子,再苦再累的劳动我也不怕。可是,说我“估计”了一个庞大的死人数字,我永远不服。
调查安徽饿死人,我是一个县一个县地走,一个村一个村地走,一个生产队一个生产队地核实数据,最后汇总出来350多万这个数字。我反复考虑之后正式上报为饿死人300万,怎么能说是估计出来的数字呢?
况且我作为党的纪检监察干部,当时的想法就是对人民负责,为冤屈饿死的亡灵负责。一定要把真实的情况上报给中央,让中央领导知道基层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是我做农村监察工作的职责所在。至于真实数据给了中央之后会怎样,那不是我所能预料得到的。
文革结束后,安子文自安徽流放地返京,临时住在北京前门饭店。我作为下级看望上级,心里想的是问候领导的健康和在安徽数年的生活状况。不料进门一见面,安部长开口第一句话就说:“你那个饿死300万人的数字,我核实过了,应该是350万。”
我解释说,我调查的数字也是350万,只是在当时那种环境下,出于各种考虑,才正式上报为300万。
(本文根据对李坚及其子李卫平的访谈、李坚与李卫平的多次谈话以及李坚当年的几份手稿编写而成。)
nilsen714 回复 悄悄话 “饿死三千万”的始作俑者是美国人口学家,AJ。科尔。1981年科尔参与由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的有关中国问题的研究项目,并与1982年发表的《1952-1982年中国人口的迅速变化》论文中声称1960年代中国饿死三千万人。他的基本论点也是荒谬的。他在估算1959,1960,1961年的死亡率是基于从1950年到1957年,中国人口死亡率急剧下降的惯性曲线,这个荒谬至极,当中国人口死亡率降到一定程度,势必趋于平缓,但AJ。科尔声称1959,1960,1961年的死亡率下降的没有以前那样快,就意味着中国人口死亡率这三年在大幅度的增加。
nilsen714 回复 悄悄话 1960年左右,当时有几万苏联专家和他们的家属在中国工作,他们遍布全中国各地包括边远贫穷地区,而且他们都有随身携带的便携式照相机,至今为止怎么他们当中就没有一人有饿死人的照片?没有一人有饥民到处沿街乞讨要饭的照片?怎么他们当中就没有人写过一篇当时中国大饥荒的文章?特别是当中国和苏联交恶时,当时的苏联的报纸,杂志,电台,电视台等媒体也没有中国1960年饿死人的照片,没有饥民到处沿街乞讨要饭的照片,没有当年在中国工作过的苏联专家攻击中国有饿死人大饥荒的文章。几万当年在中国工作过的苏联专家和他们的家属是中国当时三年自然灾害中最公正,最中立的直接亲身经历过的历史证人。历史不能被抹黑,历史更不容被篡改!
nilsen714 回复 悄悄话 1960年发生的自然灾害,22年后的1982年竟然编造出“饿死几千万”的谎言。精神稍微正常的人都会问,“饿死几千万”,世界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大饥荒,当时1960年世界30亿人到1981年世界46亿人为什么竟没有一人知道?台湾,香港,澳门几千万与大陆血肉相连的亲骨肉没有人知道“饿死几千万”,海外几千万华人也没有人知道“饿死几千万”,当时在中国的大批其他国家的外交官,记者,新闻媒体以及中国以外的,全世界的记者,新闻媒体,中国问题专家,观察家及情报机构居然都丝毫没有察觉到“饿死几千万”。奉劝一些人不要自作聪明,侮辱全世界人民的智商!
沈成涵 回复 悄悄话 没粮食吃,必然会饿死人,信仰再坚定也不行。
中国历年粮食产量及年均增加率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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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粮食(亿吨) 年均增加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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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   1.1318
1950   1.3213   16.7%
1951   1.4369   8.7%
1952   1.6392   14.1%
1953   1.6683   1.8%
1954   1.6952   1.6%
1955   1.8394   8.5%
1956   1.9275   4.8%
1957   1.9505   1.2%
1958   2.0000   2.5%
1959   1.7000   -15.0%
1960   1.4350   -15.6%
1961   1.4750   2.8%
1962   1.6000   8.5%
1963   1.7000   6.2%
1964   1.8750   10.3%
1965   1.9453   3.7%
1966   2.1400   10.0%
1967   2.1782   1.8%
1968   2.0906   -4.0%
1969   2.1097   0.9%
1970   2.3996   13.7%
1971   2.5014   4.2%
1972   2.4048   -3.9%
1973   2.6494   10.2%
1974   2.7527   3.9%
1975   2.8452   3.4%
1976   2.8631   0.6%
1977   2.8273   -1.3%
1978   3.0477   7.8%
1979   3.3212   9.0%
聊聊看 回复 悄悄话 谁家死了人,就是死了人;谁家没死人,就是没死了人。死了人的要悲伤,也不能逼没死人的也悲伤;没死人的不悲伤,也不能逼死了人的不悲伤。死了人的原意反共,那就去吧;没死人的原意拥共,那也就去吧。不要硬逼着别人做自己想做的事,那是专制。
flager 回复 悄悄话 我老家安徽北部,尤其是农村,几乎每一家都有饿死人的,大家聊天时问老一代人怎么死的?

一般的回答都是“过贱年饿死的”, 没有悲伤,很木然,因为每家都一样。

差别就是每家饿死一个人还是饿死几个人。
flager 回复 悄悄话 我奶奶是60年饿死的,我妈告诉我她仅仅一天就在路上看到8具饿死的尸体,

她邻居也饿死了。

地点:安徽北部
瀛客 回复 悄悄话 中国是一个地域辽阔的国家,自然条件千差万别,差距巨大,再加上城乡差别,现实中有不同侧面的中国。今天在海外的大部分华人都是生活在条件较好的地区,他们周边的人或许没有成为那场人祸的牺牲者,但丝毫不能成为否定那场灾难的理由。就是,城市和一些条件较好的地区可能没有饿死人,但是在一些条件差的地区有可能大量饿死人。要做出科学的结论,一定要客观、公正、全面,绝不能搞盲人摸象。
nilsen714 回复 悄悄话 @THR太行人 你硬要把“APPEAR to be” 等同于“SEEM to be(似乎是)”,不丢人吗?



nilsen714 回复 悄悄话 “APPEAR to be” 与 “SEEM to be(似乎是)”是不同的 ,APPEAR to be 是肯定的语气,SEEM to be 是不确定的语气,谁能否认这个区别?



THR太行人 回复 悄悄话 nilsen714 真是不遗余力的造谣啊:

原文"Widespread famine does not APPEAR to be at hand", 经他的口变成:

“大规模的饥荒现在没有发生”
nilsen714 回复 悄悄话 事实真相,1961年和1962年美国政府中央情报局局长连续两年提交给美国总统和美国政府各部门首长的绝密报告中否认当时中国饿死几千万人。
1。“大规模的饥荒现在没有发生”,节选自1961年4月4日的美国政府CIA报告原件(去掉空格):h ttp://w ww.foia.cia.gov/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_conversions/89801/DOC_0001098172.pdf
第1页,结论,第1条。
2。“从没有发生过像过去民国时期的大饥荒”,节选自1962年5月2日的美国政府CIA报告原件(去掉空格):
h ttp://w ww.foia.cia.gov/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_conversions/89801/DOC_0001098211.pdf
第3页,第8条,最后一句。
X723 回复 悄悄话 死人死了死不開口的,所它叫沒死人是死無對証.反正中國一直把自己的失誤當學費大方得很,在當官的眼睛裹中國的人是最不值錢的東西.難怪鄧小平要送人家两千萬中國人.
soullessbody 回复 悄悄话 周为虎作伥,大奸大恶。
THR太行人 回复 悄悄话
你家没饿死,就没人饿死了? 59年华东省份洪水淹死了很多人。你家没人淹死,就是没有洪水了?

情况最严重的就是左的最厉害的3,4个省份。其中包括李井泉领导下天府之国的四川。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89%E5%B9%B4%E5%9B%B0%E9%9A%BE%E6%97%B6%E6%9C%9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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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nwei 发表评论于 2015-11-04 02:26:01
死了9%的人?
谁家有亲人死人?
朋友死人?
喜欢听别人饿死了,自己和家人几百上千亲戚朋友都活着。
几年自然死亡有多少?
本不想多说,听多了,烦了,专门问过老人,一个100万人的城市没饿死一个人,一个几十万人很穷的老家县也没听说饿死了人。
当然肯定有饿死了人,饿死一个也是罪,,但不能靠胡说过瘾
hunwei 回复 悄悄话 死了9%的人?
谁家有亲人死人?
朋友死人?
喜欢听别人饿死了,自己和家人几百上千亲戚朋友都活着。
几年自然死亡有多少?
本不想多说,听多了,烦了,专门问过老人,一个100万人的城市没饿死一个人,一个几十万人很穷的老家县也没听说饿死了人。
当然肯定有饿死了人,饿死一个也是罪,,但不能靠胡说过瘾
linmiu 回复 悄悄话 一直觉得所谓人民的好总理是那个封建王朝的支柱,他也许对某几个熟识的人很有人情味,但对广大人民冷酷无情,从未考虑他们的利益,何况早年还干过灭门惨案。当然他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但这个政府化的大黑帮作恶更多,对中国犯下的罪罄竹难书!只有清算他们的罪孽,这个国家才会有公正和希望。
flager 回复 悄悄话 中国共产党来到人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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