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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次谈话中,罗瑞卿突然问我:你们查看刘少奇的档案是什么目的?我听后感到很不对头,便对他说:这件事我建议你核实一下。
我说:1953年初,
高岗对我说,
毛主席让看一下东北敌伪档案中有关刘少奇1929年在奉天被捕的情况,要我去组织落实。
我当时问高岗这件事跟其他人说过没有,他说跟陈云说过。
我又问他,东北呢?他说没有。我说,这件事不能扩大,传开不好。说这事时,高岗的秘书在场。
之后,我在东北局组织部布置工作时,将审查干部工作分成两个组,一个组查现实表现;一个组查阅敌伪档案,查阅的对象不做特别限定,避免给人留下是专门查看某个人的印象。这件事即使是后来任组织部长的郭峰,和具体承办这项工作的同志也不知道查阅敌伪档案的目的,查阅结果是按敌伪档案的原本情况上报的。
罗瑞卿听后没有再说什么。但是从以后的情况看,这件事显然是起了激化矛盾的作用,不然怎么会给我加上“用了极其恶劣的手段攻击刘少奇同志”的罪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