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天狼
天弓 神箭
“西安事变后他（毛）最初是要公审枪毙蒋介石的，遭到斯大林强力反对后，他一改态度，之后才全力推促和平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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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言，纯属胡诌！
12月12日清晨5点半，东北军进攻华清池，蒋介石正在起床披衣，他就出登后山逃跑，越墙而出，墙外下临深沟，蒋介石跌伤了腰。然后就一路爬到骊山半山腰上的一块石头中躲藏。张卫队官孙铭九率卫队营官兵冲进5间厅，一摸被子仍然是热的，蒋的假牙还在，知道没有跑远就向后山搜，搜了一个多钟头。
到了8点钟，人找到了。
蒋当时对孙铭九说，你把我打死好了。孙说：“我是奉副司令的命令来请委员长，到城里去谈抗日的问题。”然后，就把蒋背下山。在骊山这里，当年还有“精诚救国，感召金石”几个大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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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2月12日上午，张学良和杨虎城等人向中共中央发电报，电文如下：
东、来兄：
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及重要将领陈诚、朱绍良、蒋鼎文、卫立煌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人士，改组联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并将红军全部集中环县，以便共同行动，以防胡（指胡宗南）敌南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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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虽然是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影响下发生的，但发动事变完全是张学良、杨虎城独立决定的，事先并未告知中共方面。
事变一发生，张学良连夜电告中共中央：“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联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1]稍后，张、杨又联名电邀中共中央速派代表来西安共商大计。
得到消息的当天，毛、周、博就几次来到张闻天住的窑洞紧急商谈处理西安事变的方针政策。中共中央同西安方面的来往电报接连不断。12日深夜，毛、周复电张学良，提议“立即将东北军主力调集西安、平凉线，十七路军主力调集西安、潼关线”，“红军担任钳制胡（宗南）、曾（万钟）、毛（炳文）、关（麟征）、李仙洲各军”，“恩来拟来兄处协商大计，如何盼复”。[2]
在情况尚不甚清楚的情况下，中共中央于12月13日举行政治局会议，讨论西安事变问题和对策。
毛泽东首先发言，肯定这次事变是革命的，是抗日反卖国贼的，它的行动、它的纲领，都有积极的意义，它没有任何帝国主义背景，完全是站在抗日和反对“剿共”的立场。这一事变的影响很大，打破以前完全被蒋介石控制的局面，有可能使他的部下分化转到西安方面来。我们对这次事变，应明白表示拥护。同时，也要估计到蒋介石的部下，如刘峙等可能进攻潼关，威胁西安，胡宗南也可能向南移动。在兰州、汉中这些战略要点，我们应立即部署。我们应以西安为中心，以西北为抗日前线，来影响和领导全国，形成抗日战线的中心。我们的政治口号是召集救国大会。中共中央暂不发表宣言，但在实际行动上应积极去做。[3]
接着周恩来发言，他提出在巩固西北三方联合的同时，要推动、争取国民党的黄埔系、CC派、元老派和欧美派积极抗日，他还提出不要与南京政府对立。[4]针对会上“审蒋”“除蒋”等不同意见，
张闻天在发言中强调：“我们不采取与南京对立方针，不组织与南京对立方式（实际是政权形式）”，“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联合非蒋系队伍。在军事上采取防御，政治上采取进攻”，“我们的方针：把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转到全国性的抗日统一战线”。[5]面对这一突发事件造成的复杂形势，他还提醒大家要慎重，不要急躁，不要自己给自己造成困难。[6]在与会者发言后，毛泽东最后作结论时说：“现在处在一个历史事变新的阶段，前面摆着很多道路，也有许多困难。我们不是正面反蒋，而是具体指出蒋介石个人的错误，不把反蒋抗日并列。应该把抗日援绥的旗帜突出出来。”[7]
这次会议接受了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等不与南京政府对立的意见，确定了“除蒋”条件下争取南京政府的初步方针。这个方针虽然是不成熟的，但却为不久后形成的最终决策奠定了基础。[8]
http://www.yhcqw.com/36/10360.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