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的俄文翻译们】

 

 

毛主席的俄文翻译们

 

（1949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访问苏联，在抵达莫斯科车站时，毛泽东受到苏联党政领导人布尔加宁（右一）、莫洛托夫（右二）等的热烈欢迎）

主席右侧为王稼祥 （时任驻苏大使）

 

师哲

师哲(1905-1998)，本名师习德，以俄语译家与苏联问题专家名世。1925年留苏，入基辅联合军官学校，1938年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长任弼时秘书。1940年回国，长期兼任毛刘周朱的俄文翻译，多次出席中苏两党最高层会谈，协助中共领导人处理中苏事务。1957年主动请求调离中央，任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1958年“犯错误”开除党籍，下放故乡陕西扶风农场。1962年先软禁后监禁，1966年夏关入秦城监狱，编号6601(即1966年第1号犯人)。前后蹲监13年，流放5年。1980年复出，任中国社科院东欧中亚研究所顾问，1987年瘫痪在床。晚年在《我的一生——师哲自述》中详细记述了关入秦城监狱的前前后后。

1948年,在西柏坡。图中右起为 毛泽东、师哲、米高扬、伊万·科瓦廖夫

主席身后 即为师哲

 

日内瓦 左起：章文晋、王稼祥、周恩来、师哲、王炳南、张闻天、雷英夫、李克农

 

左为师哲

服务毛主席的苏联工作人员们帮助中国贵宾把要带的物品搬上汽车，

并把毛主席、周总理一直送上汽车。她们连大衣都没来得及穿，

站在冰天雪地里目送毛主席、周总理离去。

望着望着，她们个个都流了泪，特别是瓦利娅哭得泪人一般，双手捂住自己的脸，泣不成声。

看见这种情形，我请求主席允许我下车，代表他向她们再作一次告别。

 

我安慰了她们，向她们再次表示感谢，并再三告诉她们后会有期。我同送行的一位上校说起此情，他说那些服务人员觉得毛主席比斯大林更亲切。管理食堂卫生的老太太说毛主席关心他们，理解他们，爱惜他们的劳动，不浪费电，注重清洁卫生……毛主席自己把屋子收拾得干干净净，出出进进很有规矩。因而使他们备受感动。

随着与苏方接触的日益增多，我才知道照顾毛主席、周总理的服务人员全都是从斯大林、其他政治局委员身边和克里姆林宫里选调出来的。她们接待外宾，如为中国客人服务，只限于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等。招待其他宾客，即使是苏共中央政治局的客人，服务人员却是另一套人马。瓦利娅、玛露霞都是斯大林的贴身服务人员，无论是在克里姆林宫，在别墅，还是在南俄休养地，我多次遇到的都是她们。而接待毛主席的也正是她们。

毛主席以他的德高望重、慈祥可亲，博得她们的敬重和爱戴。周恩来则以他特有的生动活泼、平易近人的作风和忠厚长者的风度，使服务人员乐于接近他、亲近他。

 

李越然 　　

1949年8月某日，在北京中南海，我第一次在毛主席身边担任俄文翻译。当年我22岁，是在我们的前辈师哲同志的领导下参加这次工作的。

 

毛主席签署《共同宣言》，中间站立者为李越然

毛主席访苏时与李越然（右一），李银桥（左一）及前驻苏大使刘晓合影

 

 

李越然（右二）随周总理、贺龙副总理访问苏联、波兰、匈牙利

 

 

李越然（左四）随同毛主席和伏罗希洛夫在天安门城楼上

 

 

阎明复

我第一次给主席当翻译，是在1956年9月中共八大期间，后来调到中办翻译组，给主席当翻译的机会就多了；最后一次翻译则是在1965年2月，毛主席接见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那次。

 

 

1956年阎明复为毛泽东担任翻译时合影

1957 莫斯科

 

 

在苏联最高苏维埃联盟院和民族院两主席举行的宴会上,彭真团长致辞,阎明复进行现场翻译。

 

冬天日短夜长，大概快五点了，我也饿了。于是我说：我交代完了。专案组装出一副惊讶的样子说：怎么，完啦？我说：是呀，完啦！专案组说，怎么完了呢？你最主要的还没有交代呢！我倒是真惊讶地问道，有什么最主要的还没交代呢？专案组神气十足地说：“你‘里通苏修'还没交代！”我听了哈哈地笑了两声说：“我‘里通苏修'？毛主席还表扬我是反修英雄呢！”

其实，毛主席从来也没说过我是反修英雄。毛主席说过：“小阎不怕外国人！”说的是毛主席同赫鲁晓夫“吵架”时，我当翻译不怯场，理直气壮。专案组竟一口咬定说我“里通苏修”。我气极了，就未加思索地脱口而出：“毛主席表扬我是反修英雄。”专案组当然不知道毛主席是否讲过这类话，更不敢否定，毛主席讲过的话谁敢否定！于是，他们说：毛主席表扬过的人多着呢。我说：那好，你们就查吧，纯粹是……本来想说白白浪费时间，话到嘴边又咽下去了。

应该说，我的这个专案组从一开始就没大声地训斥过人，没有搞过“逼、供、讯”。

 

毛岸英 毛岸青  莫斯科

 

 

 

毛主席的英文翻译

当属 冀朝铸 和 唐闻生， 这二位都是少小在美长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