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日本天皇正式发布终战诏书,宣布终战。
(8月15日通过日本NHK 广播电台播放日皇8-14的诏书录音,正式公布)
对,就是“终战”,而不是投降诏书。
《终战诏书》,全称《大东亚战争终结之诏书》
(日語:大東亜戦争終結ノ詔書),亦称《停战诏书》
《终战诏书》是在1945年8月14日由昭和天皇亲自宣读并录音,
这是日本天皇的声音首次向公众播出。此詔書的廣播又稱為“玉音放送”,
在日语中,天皇的聲音被敬称为“玉音”,“放送”則指广播,因而得名。
玉音放送是日本绝大部分民众第一次听到被神格化的天皇的声音。玉音放送後,陆军大臣阿南惟几、陸軍航空審查部总务部长隈部正美等34名将官切腹或開槍自杀。几乎是在玉音放送后同一时间,太平洋战场的戰事结束。而在亚洲陆上战场,日本军队与各地武装力量的冲突并没有完全停止。在國民政府以及在中国东北的苏联,部分軍隊持續当地日军武裝衝突。直到1945年9月2日,日本代表在美国海軍密苏里号战列舰上签字,才算结束。
《终战诏书》中的语气、措辞,以及“终战”這個暧昧不明的标题历来备受争议,导致日本究竟是“投降”还是“终止战争”、數十年后“日本是否完全履行无条件投降的要求”等議題也仍有争议。[7]但昭和天皇在《终战诏书》中明白表示接受《波茨坦宣言》,因此同盟国四大国(美、苏、中、英)均接受了《终战诏书》。盟軍最高司令官總司令部根据冷战的需要,最终改变了“废除天皇制”的初衷,保留了天皇制。
玉音放送的錄音及播出過程被改編成電影《日本最長的一日》,於1967年上映。
2015-8-15 重播
1945-9-3 签署的 英文 降书 Instrument of Surrend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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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軍華北方面軍司令官根本博中將
根本 博(1891年6月6日-1966年5月24日),中文化名林保源。
出生於日本福島縣,大日本帝國陸軍及中華民國國軍中將,獲受勲一等·功三級。
日本陸軍士官學校23期、日本陸軍大學校34期畢業。
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投降時,在內蒙古擔任駐紮於此的駐蒙軍之司令和日軍華北方面軍司令官。
日軍華北方面軍司令官根本博中將在「投降代表」一欄下簽字。北京 1945-10-10
(右)日軍華北方面軍司令部參謀長高橋坦中將(死於南京監獄)。
根本 和 高桥 前排左二
在日本投降後,從蘇聯軍隊的猛攻下,依然頑強抵抗,保護了四萬名滯留在內蒙古張家口附近的日本國民。
1946年8月,作為最高負責人的根本博,於滯留在中國的日本人回國,
及(华北)北支那方面軍的35萬將士復員結束後,搭乘最後的歸國船隻回到日本。
根本博 當年在南京擔任使館武官時即與蔣介石為舊識,根本博典當了一些細軟,
賣掉自己的財物做為渡航費,另外也找上了原上海貿易商的明石元長及「東亞修好會」的要求,
秘密渡航便由此成行,途中發生船難被美軍救起,美軍給予一些路費,又派了一名日裔的美軍軍官隨行。
1949年6月26日,與做為翻譯的吉村是二等人自宮崎縣延岡沿岸一帶渡航至臺灣。
於7月10日到達基隆,但因當地憲兵與警員並不知情,秘密渡航的幾人皆被禁錮。
隨後,在根本博下獄的報告傳達到國軍上層(彭孟緝中將、鈕先銘中將)後,待遇便一口氣轉變。
於8月1日轉移到臺北的北投溫泉靜養。8月中旬,由湯恩伯居中協調與蔣介石會面。
同年8月5日美國政府向國民黨表明將中止軍事援助,於是蔣介石便接受了根本博等人的協助。
被蔣介石任命为国军中将,
在金門島協助指揮古寧頭戰役,擊退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中國人民解放軍。
中華民國國防部常務次長黄奕炳中將在媒體前以「國防部代表」聲明:
「當年古寧頭戰役,感謝日本友人協助,可以說是雪中送炭」
根本博在回日本之前,蔣中正贈送給他一個由景德鎮官窯燒製,世上只有六個的花瓶。那是為當時的英國伊麗莎白公主(後來的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大婚而訂做。也因此本來應該是成對的花瓶,現今只有一個於中正紀念堂展示。
當時國民黨與白團的駐日總召集人岡村寧次有意招募舊日本軍,來防禦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進攻。後以「臺灣募兵問題」此一名稱被國際媒體廣泛報導後,引起駐日盟軍總司令部關注而宣告流產。根本博秘密渡航至臺灣的事件也遭日本國會查問,當時的日本首相吉田茂,在國會答詢時模擬兩可。因此事件而導致白團對根本博不滿,所以根本博未能加入白團。
1952年6月25日,搭乘民航空運公司(CAT)機回到日本。3年前秘密渡航的事件獲得不起訴處分。之後在鶴川的自宅過日,1966年5月5日,在孫子出生的第一個節日後,因健康狀況惡化而入院。同月21日曾一度出院,但於24日突然死亡。享年74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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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亲令南京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不许判冈村宁次有罪,要无罪释放!】
硅胶塑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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冈村宁次(1884年5月15日-1966年9月2日),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1944年11月 - 二战结束)。
中国派遣军统辖了日军在中国大陆的所有部队,兵力为100万左右。
历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第11军军长等,官至 勋一等功一級陆军大将。
1945年8月初,收到了其他国家的电台有关日本即将投降的消息。
8月11日,收到了大本营核心内容为“即将接受《波茨坦公告》”的电报,
但冈村不希望投降,因其指挥的中国派遣军的兵力还基本完整。
8月14日,冈村上奏天皇,要求拒绝公告,继续进行抵抗作战。日本国内继续进行作战的呼声也很强烈,
此时冈村上奏天皇,使得他被视为秉持“继续作战”观念的人的首领。
8月15日,昭和天皇表示已经决定接受《波茨坦公告》。通过电报得知这个消息后,岗村改变了想法,
表示“承詔必謹”,严格地命令下级官员和士兵遵从投降的命令。
中国战区日本投降代表、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大将在对华投降书上签字盖章
其左眼镜者 为 参谋长小林浅三郎中将
在总司令(译者注:即冈村宁次)官邸报告上述情况后,总司令官立即表示不同意,并表明了:‘与国民政府紧密结成一体,断然对付中共’的方针。(62页)
1946年6月,国共两党的战争全面爆发。在何应钦、汤恩伯等人的建议下,冈村宁次被秘密聘为国防部高级军事顾问,以发挥他所谓的军事“天才”。此前,冈村宁次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时根据对八路军作战的经验而编纂的《剿共指南》,也被译成中文后大量印发给国民党军各级指挥官。
当年(1948年)3月29日夜,我离南京,自30日寄居于上海某氏邸,由中山高志博士为我治疗,等候审判。我在上海的寓所极为秘密,新闻界人物均以为我在上海战犯监狱,或监外就医。实际早由总参谋长训令淞沪警备司令对我进行监护,便衣人员经常出入寓所担任戒备。【149-150】
在此期间,冈村宁次著述颇丰,撰写了《毛泽东的兵法及对付办法》、《围点打援是共军的作战特点》、《从敌对立场看中国军队》、《以集中兵力对集中兵力歼灭共军》等一系列协助国民党与共产党作战的文章。蒋总裁见之大喜,此后,国民党军事当局每策划一次新的作战计划,其作战厅总会有人来造访冈村宁次,拐弯抹角地向他打探一下关于战事的看法,甚至后来冈村宁次被内定“无罪释放”临回国之前,负责死守大上海的汤恩伯还去追问他对长江防御的“高见”。
1945年9月10日清晨,何應欽召岡村寧次去見他。岡村寧次立刻前去,衹帶一名參謀,當場被任命為中國戰區日本官兵善後連絡部長官。中國政府派令岡村寧次為中國戰區日本官兵善後連絡部長官,把日本全軍及僑民的遣返事務委任岡村寧次來辦理。
1945年9月12日至1948年3月底,“联络班长”冈村宁次被中国政府软禁在南京。
1947年4月30日,新聞局舉行首次記者招待會,局長董顯光在回答記者時稱:「岡村寧次係日軍投降及遣送事宜之聯絡班班長,其工作尚未完畢;至於本身戰罪部分,尚待將來決定。」
1948年3月底被解往上海候审。同年8月中旬被正式送进上海战犯监狱,但不久以“保外就医”名义在上海黄渡路秘密住所被监视居住。
1949年1月26日,中华民国政府军事法庭在上海宣布其“无罪”,并被释放回国。岡村寧次判決文,節錄如下:
岡村寧次判決文(節錄):
國防部審判戰犯軍事法庭判決,三十七年度戰審字第二十八號
岡村寧次,男,年六十六,日本東京人,前日本駐華派遣軍總司令官,日本陸軍大將,被告於三十三年(1944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受日軍統帥之命,充任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官,所有長沙徐州大會戰日軍之暴行,以及酒井隆在港粵,松井石根、谷壽夫等在南京之大屠殺,均係發生在被告任期之前,原與被告無涉。且當時盟軍已在歐洲諾曼第及太平洋塞班島先後登陸,軸心既形瓦解,日軍陷於孤立,故自被告受命之日,以迄日本投降時止,閱時及各該轄區之直接監督長官落合甚九郎、菱田元四郎等負責,該落合甚九郎等業經本庭判處罪刑,奉准執行有案,此項散處各地之偶發事件,既不能證明被告有犯意之聯絡,自亦不能使負共犯之責。綜上論述,被告既無觸犯戰規,或其他違反國際公法之行為,依法應予諭知無罪,以期平允。……三十八年(1949年)一月二十六日
軍事法庭採合議制,五位法官中三位在判決書上簽字同意,庭長石美瑜和另一位法官拒絕在判決書上簽字。
後來國府代總統李宗仁下令重新逮捕冈村宁次,但最終冈村宁次還是被國府釋放回日本。
1949年1月29日一早,冈村宁次秘密乘美国船归国。
返國初期,一直避免公開發表一切有關國際政治或某一個人談話。
1955年,担任日本军人组织“战友联盟”副会长,后任“乡友联盟”会长、名誉会长。
1966年死于东京,终年82岁。
中華民國方面稱岡村寧次在1949年招募日軍軍官成立白團,1950年白團成員在「革命實踐研究院軍官訓練團」(後來改稱「實踐學社」)擔任教官。
中華人民共和國方面則聲稱,岡村寧次1950年被聘为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军事实践研究院”高级教官。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之后,日本本部指示冈村宁次将所辖地武器装备尽数交付中共八路军,以期搅乱中国政局,可让日本减轻部分压力。
同期蒋介石亦有指示:维持所辖地秩序,等待国军接收占领区。冈村宁次权衡利弊决定听从蒋介石指示,并与蒋达成交接防区后让参战部队尽快回国的条件,期间大部分犯有屠杀暴行的中下级军官及士兵均未得到应有的审判。
傳聞他在日軍投降後的合作態度與抗日戰爭期間對華北共產黨的清剿成果,使得蔣介石對其身為中國戰區最高負責人的戰爭責任並未加以追究。
其后有关我个人的战犯问题,在中国政府和军部内进行过多次讨论。1946年6月下旬,联络参谋透露会议内容的片断如下:
(1)1946年4月22日,在某次会议上,何应钦将军曾列举许多理由,为冈村免罪,蒋主席虽表同意,但指出要考虑政治方面的策略,研究处理办法。
(2)6月25日,在战犯审理会上国防部二厅王处长建议,可任冈村为总联络班长,留驻南京,与会者多数同意。
(3)最近参谋总长陈诚曾向蒋主席建议,冈村在战争结束后功绩显著,应予宽大处理,如此对将来中日关系亦属有利。蒋主席默不作声。【144页】
(1948年)8月22日典狱长孙介君来我居室,由斋藤弼州翻译,探问病情并密谈如下:
“先生前在塘沽协定时和在停战投降时,均未采取对中国不利的措施,中国有识之士均甚嘉许。蒋总统本无意使先生受审,然考虑国内外的影响,不得不如此。但绝不会处以极刑。至于无期也好、十年也好,结果都一样,请安心受审。在受审时,对中国民众所受灾难,要以表示痛心为宜。判决后可根据病情请求保释监外疗养,无论是审理和入狱只是形式而已。”【1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