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天狼
天弓 神箭
李庆霖1972年12月20日来信说：
在国家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口粮供应和生活费停发后，我插队的孩子劳动分得的口粮年年不够吃，每一个年头里都要有半年或更多一些日子要靠回家里吃黑市粮过日子。我的孩子在山区终年参加农业劳动，不但粮食不够吃，而且没有一分钱的劳动收入。吃油吃菜问题、穿衣问题、疾病问题、住房问题、学习问题以及一切日常生活问题，党和国家应给予一定的照顾，好让孩子在山区得以安心务农。信中还反映了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招工、招生、招干工作中存在的拉关系、走后门情况。
附：李庆霖信的全文：
尊敬的毛主席：
首先，我向您老人家问好！我是个农村小学教员，家住福建省莆田县城厢镇。家庭成分是贫民， 我的教员生涯已有二十多个寒署了。我有个孩子，叫李良模，是一个一九六八年的初中毕业生，一九六九 年，他听从您老人家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很有必要”的教导，毅然报名上山下乡。经政府分配在莆田县山区——荻 芦公社水办大队插队户务农。在孩子上山下乡后的头十一个月里，他的口粮是由国家供应的（每个月定量三十七斤），生活费是由国家发给的（每个月八块钱），除了医药费和日常生活中下饭需要的莱金是由知青家长掏腰包外，这个生活待遇在 当时，对维持个人在山区最低限度的生活费用，是可以过得去的。当国家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口粮供应和生活费发给断绝，孩子在山区劳动，和贫下中农一起分粮后，一连串的困难问题便产生了。首先是分得的口粮年年不够吃，每一个年头里都要有半年或更多一些 日子要跑回家吃黑市粮过日子。在最好的年景里，一年早晚两季总共能分到湿杂稻谷两百来斤，外加两三百斤鲜地瓜和十斤左右的小麦，除此之外， 就别无他粮了，那两百来斤的湿杂稻谷，经晒干扬净后，只能有一百多斤。 这么少的口粮要孩子在重体力劳动中细水长流地过日子，无论如何是无法 办到的。况且孩子在年轻力壮时期，更是能吃饭的。在山区，孩子终年参加农业劳动，不但口粮不够吃，而且从未不见分 红，没有一分钱的劳动收入。下饭的莱吃光了，没有钱去再买；衣裤在劳 动中磨破了，也没有钱去添制新的。病倒了，连个钱请医生看病都没有。 其它如日常生活需用的开销，更是没钱支付。从一九六九年起直迄于今， 孩子在山区务农以来，他的生活一切花费都得依靠家里支持。说来见笑， 他风里来，雨里去辛劳种地，头发长了，连个理发的钱都挣不到。此外， 他从上山下乡的第一天起，直到现在，一度没有房子住宿，一直是借住当 地贫下中农的房子。目前，房东正准备给自己的孩子办喜事，早已露出口音，要借房住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另找住所，看来孩子在山区，不仅生活 上因难成问题，而且连个歇息的地方也成问题。毛主席：您老人家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我完全拥护，叫我把孩子 送到山区去务农，我没意见。可是，当孩子上山下乡后的口粮问题，生活 中的吃油用菜问题，穿衣问题，疾病问题，住房问题，学习问题以及一切 日常生活问题，党和国家应当给予一定的照顾，好让孩子在山区得以安心务农。今年冬，我的又一个孩子又将初中半业了，如果过不了明春的升学关， 是否再打发他去上山下乡呢？前车可鉴，我真不敢去想它！ 在我们这里已经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中，一部分人并不好好劳动，并不认真磨练自己，并不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却倚仗他们的亲友在 社会上的政治势力；拉关系，走后门，都先后优先被招工、招生、招干去 了，完成了货真价值的下乡镀金的历史过程。有不少在我们地方上执掌大 权的革命干部的子女和亲友，纵使是地富家庭出身，他们赶时髦上山下乡才没几天，就被“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调用出去，说是革 命干部子女优先安排工作，国家早有明文规定。这么一来，单剩下我这号 农村小学教员的子女，在政治舞台上没有靠山，又完全举目无亲，就自然 得不到“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而加以调用了，唯一的资格 是一辈子在农村滚一身泥巴，干一辈子革命而已。面对我们这里当今社会走后门成风，任人唯亲的现实，我并不怨天，也不尤人，只怪我自己不争气。我认为，我的孩子走上山下乡务农的道路 是走对了，我们小城镇的孩子，平常少和农村社会接触，长大了让其到农 村去经风雨和见世面，以增长做人的才干，是很有必要的。但是，当孩子 在务农实践中碰到的许多个人能力解决不了的实际困难问题，我要求国家 能尽快地给予应有的合理解决、让孩子能有一条自食其力的路子可走，我想，该不至于无理取闹和苛刻要求吧。毛主席：我深知您老人家的工作是够忙的，是没有时间来处理我所说 的事，可是，我在叫天不应，叫地不灵的艰难窘境中，只好大胆地冒昧地 写信来北京“告御状”了，真是不该之至！
谨此致倾大安
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小学李庆霖 敬上
1972年12月20日
1973年4月25日，毛泽东复信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小学教师李庆霖：“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毛泽东让汪东兴，从自己的稿费中取出300元寄给李庆霖，还问汪东兴，李庆霖是不是党员？如果是党员，可以考虑推举他为“十大”代表，如果不是党员，可以让他出席四届人大。
1973年4月29日晚，周恩来主持会议，叶剑英、李先念、张春桥、王洪文等参加。周恩来在宣读李庆霖的来信和毛主席的复信时，充满激情地说：“一定要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项工作做好，不能再让毛主席操心。”
1973年6月10日，毛泽东主席给李庆霖的复信印发全党。
晚年的李庆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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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庆霖（1929年－2004年）福建莆田人。1952年任福建莆田县某中学校长，1957年年被划为右派，受到降职降薪处分，被分配到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村小学任教。
1972年冒险写信给毛泽东“告御状”，反映儿子李良模当知识青年“口粮不够吃，日常生活需用的购物看病没钱支付”的问题。受到毛泽东重视并亲自回信：“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成为中央高层调整知识青年政策、补助生活困难、改善供应，对迫害知青的地方干部严厉整肃的一个契机。1973年6月10日，中共中央以中發(1973)21號文件形式，將毛泽东和李慶霖之間的往返信件印發至全國基層公社一級，李慶霖成了為知青鳴冤叫屈的先驅，中央高层因此调整知识青年政策、补助生活困难、改善供应，对迫害知青的地方干部严厉整肃。[2]不久被誉为“反潮流英雄”；后任莆田县革委会教育组副组长、莆田县“知青办”副主任，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人大常委会委员、国务院知识青年领导小组成员。1973年在《红旗》杂志第11期上发表《谈反潮流》，說「反潮流是馬列主義的一個原則」。[2]福建造反派头目认为他与中央首长江青等说得上话，故极力结交攀附以壮声势。1976年毛發動的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中，李慶霖到處演說作報告，表態支持造反派。
1976年11月被隔离审查，1977年11月正式被捕入狱。1979年被莆田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在崇安县监狱裡管理图书室，播放广播、出版墙报。连续两次减刑，1988年减为10年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5年。在莆田四中工作的妻子张秀珍受牵连，也被开除公职，戴上“反革命”的帽子。后虽停止了她的“监督改造”，但没有恢复其公职。
1994年8月提前出狱后赋闲在莆田东门凤山街居仁巷一条偏僻小胡同的家中。毛泽东汇给的300元，一直存在莆田市工商银行凤山路储蓄所，从未取出；只取过利息。靠县民政局发放的210元生活补贴（后有调整提高）度日。生活拮据，连老伴住院开刀，是同事、朋友相助才支付了医疗费。晚年患有神经官能症，常常觉得气喘心悸，靠服用安定片入睡。曾多次婉拒记者采访，自言“一生坦诚，功过任由评说”。
由于当年这个小人物的一封信，改变了1700万知青的生活状况和命运，他被称作“李青天”；当年的知识青始终对他心存感念。听说他在劳改农场，就有一些到武夷山风景区旅游的知青买了水果、糕点，步行10多里去探望。2004年2月他辞世时，人们才从消息中发现，他的名字已经永远和中国知青上山下乡运动联系在了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