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富治之女为母亲辩诬——读刘小沁的信所引起的深层思考(转）
作者 海军雷达
近日，有史学界好友转来谢小沁（刘小沁）写给中共党史出版社的一封信，并附其母亲刘湘屏和她过去写的两篇材料。我读罢沉思，生出不少感慨，先从头说起吧。 该信全文如下：
中共党史出版社：
我是刘湘屏的女儿刘小沁，人民文学出版社《当代》杂志编辑。
最近看了你社出版的《红星照耀的家庭》一书，其中周少华文中说我母亲不许其父住院，避风港、要政治局批、在批斗现场得不到救治等等内容，完全不符合事实。
早在多年前我们在《作家文摘》报上第一次见到周少华的不实之辞时，我母亲就写过事实真像的有关说明，希冀按照历史原貌解除误会，还历史本来面目，还个人公道。
原以为周少华本人在文革中犯过未经核实就把诬陷周恩来总理的敌伪资料上报江青的过错，有过如此经历的人更应接受不核实必出错的惨痛教训，更应知道在重大政治问题上“实事求是”是多么重要，这不仅是对刘湘屏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对党的历史重大事件是否公正严谨真实的重要问题。还原历史真实面貌，对于研究文化大革命、总结那段历史的经验和教训，避免重蹈覆辙有重要意义。
文革过去三十多年，如果仍像文革时期一样不负责任，惟命是从，将功诿过，人云亦云，甚至墙倒众人推，把莫须有的罪名硬扣到弱势者头上，显然经不起时间检验。历史总有还原真像的一天。
贵社是党史的重要出版单位，希望你们以史学者的专业精神和良知去实事求是，调查研究，不实之处给予纠正。
特转去刘湘屏和我过去写的两篇材料供研究。
此致
刘小沁 2008.12.27
谢小沁的父亲是开国上将谢富治。母亲刘湘屏，山西永济县人，1920年9月生， 1936年参加革命，1937年入党。抗战时期，与谢富治结婚。19岁任山西高平县县长，一直在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工作，抗战中多次负伤，在反“扫荡”战斗中被日寇芥子毒气严重烧伤，差一点牺牲在战场上。
文革结束后，曾任中共10届中央委员和卫生部部长的刘湘屏被隔离审查多年。今年88岁的刘湘屏老人豁达乐观，与世无争，十几年来一直资助几个病困下岗工人和贫困学生。
鲜为人知的是，对于周少华回忆父亲周荣鑫的文章，早在五年前的2003年，刘湘屏就有话要说：
关于抢救周荣鑫同志情况的说明
《作家文摘》上摘登了周荣鑫同志的女儿周少华的文章，文章中说1976年4月12日是我不允许周荣鑫住院，我还表示周住院要经过政治局批准，因此耽误了对周荣鑫的抢救，致使周病逝。
周少华在文章中对我的指责是没有根据的，我有责任说明事实并非如此。
周荣鑫同志发病的事情直接向我反映、请示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我的秘书杨洪年，一个是北京医院的院长林钧才。
那一天我在家里办公，准备参加当天的一个外事活动。大概是上午10点半左右，我接到电话，是杨洪年打来的，他说林院长找我。我问有什么事。杨说周荣鑫同志病了。我问什么病。杨说林院长说病得厉害。我说那就赶快抢救呀，为什么给我打电话。杨说林院长他们已经派人到现场去抢救了，但有些问题还要向我请示。我说好吧，我马上给他打电话。杨说林院长马上会给我打电话。
放下电话不久，林院长的电话就打过来了。他说周荣鑫同志病得很厉害，我已经向卫生部报告了，他们向你反映了没有。我说已经通知我了，刚才我还给秘书说要赶快派人抢救啊。林院长报告说已经派人去现场抢救了，林院长还在电话上说了派去医生的姓名，都是医术比较好的医生。
我问是什么病，他说据派去的医生报告是高血压和心脏病；周部长是在教育部的一个会议上发病的，现在趴在桌子上，不能说话，血压很高，很危险。我说那你们赶快抢救啊，病危了还不赶快送到医院抢救?他说抢救没有问题，医生已在现场抢救了，但遇到一些阻力。林院长问我能不能找一找教育部，以便尽快把周荣鑫同志送到北京医院。
我一听很着急，病危了就应该送医院嘛，找教育部干什么呢?
北京医院新北楼收治病人的标准，早就明确规定包括周荣鑫同志在内的各部部长。这个标准卫生部自己定不了，当时是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指示制定的。这一文件的初稿是北京医院起草、卫生部和国务院值班室讨论，纪登奎同志审查后由我口头向小平同志汇报的。小平同志同意后我又让林钧才正式行文，由我签字上报小平同志和中央政治局的。小平同志和中央政治局批准了这一文件。具体由北京医院来执行。
这些情况不仅我知道，林钧才院长和北京医院都是清楚的。我说：政治局批准过北京医院新北楼收治病人的标准，周荣鑫同志不仅符合标准，前一段有病就住在新北楼，你们还让我找谁呢?林钧才院长为难地说：部长啊，现在这种情况你也了解，周荣鑫同志是在教育部的会上病倒的，还是要想办法给教育部说一说，不然我们不好办，我请示你就是这个意思。
当时正是运动初期，林院长只敢说遇到一些困难和阻力，也不敢具体指明是什么人。我们只能心照不宣了。
我也不熟悉教育部的人，具体情况又不清楚，我怎么能找教育部呢?当时是纪登奎同志分工管卫生口。原来分管我们卫生系统的是吴桂贤，她要走，就临时让纪管卫生口了。我和纪登奎很熟，我告诉林院长，我马上给纪登奎打电话。林院长一听，马上就说，希望快一点给纪打电话。
我把林钧才院长的电话放下后，马上就给纪登奎同志打电话。电话是纪的秘书小杨接的。小杨叫什么名字，我现在忘记了。我说：小杨，我找纪登奎同志讲话。杨秘书说他休息还没有起来，晚上开会睡觉很晚。我说我有一件大事要报告登奎同志，周荣鑫同志病了，北京医院已派医生去教育部现场抢救了，比较严重，送院遇到困难，一时还没有转到医院。杨秘书问我有什么困难，我说我不在现场，具体情况我也不清楚，但医院找我帮他们找教育部解决，我怎么找教育部，因为登奎同志现在管我们这儿。我只有找登奎同志，你赶快给他讲，帮助解决一下。小杨说等纪起来马上就给他报告。我说心脏病不能等，你尽快请登奎同志处理。
中午纪登奎同志就给我来了电话，说你说的事情我知道了，我已经过问了，马上转医院抢救了。我当时对纪说：登奎同志，我马上有一个外事，现在走不开，你是不是能尽快到医院关照一下。纪登奎同志说：我下午就去看他。这就是纪登奎同志的回话。
这就是我处理抢救周荣鑫同志的经过，北京医院当时就派医生到现场抢救，我既没有说过不让周住院抢救，也没有说过须经政治局批准。相反，我是在接到报告后的第一时间就立即想办法帮助他住院的。
1976年到l981年，卫生部对我隔离审查。卫生部专案组说有人揭发你对周荣鑫同志不予抢救进行迫害。这件事情家属也有意见，要我老实交待。我向专案组说明这是对我毫无根据的诬陷，并提供了与此事有关的杨洪年、林钧才、纪登奎秘书及纪登奎本人为证，让专案组找当事人调查核实，我可以当面对质。
我告诉专案组，在这件事上，我只和杨洪年，林钧才，纪登奎的秘书，纪登奎四个人通过电话，专案组有必要找他们本人直接核对情况。他们可以证明我非但没有干扰抢救周荣鑫同志，而是立即报告纪登奎想办法尽快送他去医院。当时去教育部现场抢救周的医护人员也可以证明，医生出诊应有记录，周荣鑫同志的病历也会有相应记载。专案组可以一一找这些当事人查证我说的情况是否属实。
我对专案组说：这件事情发生的时间、地点、人物和经过并不复杂，完全可以说清楚。和我通过电话的人一共只有四位。如果不是我当机立断立即给纪登奎同志打电话请他过问帮助，北京医院和林钧才院长是很有压力的。我在抢救周荣鑫同志的问题上是起了积极作用的，我可以问心无愧地说，我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周荣鑫同志的事情。
专案组做为一级审查组织，不应该偏听偏信，而应该去找这些当事人调查取证。专案组和相关档案中是会留有查证这件事情经过的文字记录或相关材料。
1985年，经过对我长达9年的专案审查，卫生部给中央《关于刘湘屏问题的审查报告》对我做出政治结论。其中专门有一项所谓我 “利用职权，刁难老干部住院治病”的罪状。但没有一个字涉及到周荣鑫同志。这说明经过专案组内查外调核实，强加于我的“见死不救”、“不让往院”、“要政治局批准”等等耽误周荣鑫同志抢救的罪名根本是不符合事实的。
运动初期，有些人说话是不负责任的，我们都经历过党内运动，对“事出有因、查无实据”该有切身感受，群众说过头话和做过头的事情在所难免。但我们党历来注重调查研究，也历来主张实事求是，这是毛主席和邓小平同志一贯提倡的。群众议论捕风捉影，但党的审查和定案应该重证据、重调查研究，定案须实事求是、客观公正，不能信口开河。如果人云亦云、无中生有，肯定是经不起历史检验的。党的报刊杂志不经核实就刊登不符合事实的文章，以讹传讹，损害的不光是我个人的名誉，也败坏了党的声誉和公信力。
刘湘屏（签字） 2003年
然而，同样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谢小沁母亲的情况说明石沉大海，无人理会。
五年后的今天，《红星照耀的家庭》一书继续重复周少华的一家之言，上海《新民晚报》等报章也刊登了周少华的文章。谢小沁再次投书党的出版社： “希望你们以史学者的专业精神和良知去实事求是，调查研究，不实之处给予纠正”
于是，目前对于教育部长周荣鑫同志之死，我们至少知道有两种不同的说法。能听到被掩盖五年的微弱声音，让人们自己去分析和判断，这无疑是我们社会开放改革进程中的一种进步。
再追溯到16年前的1992年，谢小沁曾给《人物》杂志一封信，这就是她提供给中共党史出版社的另一篇材料。
《人物》杂志：
你刊l992年第六期所登项南《该我开炮了》—文中所说：“谢富治的老婆……竟然动手打了谭老—个耳光。”纯系造谣！
1967年8月20日在人大会堂的批谭大会有周恩来、李先念、谢富治等参加，与会群众近万。只要是正派的，实事求是，不见风使舵的好人，都能证明刘湘屏根本没有打过谭震林。知情者还应记得，当时刘本人也是被八机部造反派拉去陪斗的。
关于刘打谭的谣言是1978年《人民日报》纪希晨的文章中第—次提到。在对刘湘屏长达三年多的隔离审查中，曾被做为罪状。刘湘屏当时即给党中央写信申述，要求党重证据，重调查研究，找当事人核查此事。经卫生部专案组深入查证，证明确系不实之词。故在给刘的政治结论中去掉了这—条莫须有的罪状。
贵刊可向卫生部专案组核实，也可以直接向当时在场的干部群众查证。当时与会的干部，群众近万人。我想他们看到项南的不实之词，只会对党的实事求是作风发生疑问，《人物》杂志的真实性，可靠性也会受到损害。
“—损俱损”的人，要求“—荣俱荣”的项南登报更正致歉恐是“天方夜谭”。只寄希望《人物》不是势利眼，才贸然致函。
此致
敬礼
刘湘屏的女儿刘小沁
工作单位：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2．11．12
毫不奇怪，谢小沁的信自然无法摆脱石沉大海，无人理睬的命运。
然而，在同样一本《红星照耀的家庭》的书中，谭震林的子女并没有认可媒体和网络上流传多年的所谓“刘湘屏动手打谭老—个耳光”的说法，这是耐人寻味的。
谢小沁在给朋友们的信中说：
“谭震林伯伯及子女就很正派，虽然书报杂志上到处都编造我妈打他耳光，但谭震林本人及子女自己的文章中都没有这条莫须有的罪名。他们能够事实求是非常令人尊重的！
我母亲对谭老板非常尊重，谭伯伯对她也非常器重赏识。多少歪曲历史的谣言假革命之名，离间和伤害了同志间的感情！我母亲非常伤心。谭家子女在《红星照耀的家庭》一书中坚持说真话，令人欣慰！我和老母由衷地向他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读罢上述文字，笔者自然会想到一个问题，对于中央铁定的林彪、江青“两案”所涉及到的犯有罪过或错误的人员，他们还有没有话语权？是否也应该倾听他们的声音？实事求是的原则对他们是否也适用？
中国漫长的封建专制历史，是不给阶下囚话语权的，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哪里容许你申辩？中共建国之后，只要是最高领袖钦定的“反革命”，也同样被剥夺申述的人权，文革冤狱遍于国中，国家主席刘少奇被戴上三顶帽子，永远开除党籍，允许他为自己辩护吗？彭德怀、贺龙等开国元勋死于非命，允许他们为自己申辩吗？这个传统一直延续，至今余威眈眈，所以才有不少人的回忆录拿到境外出版，再“出口转内销”。前不久，《南方周末》有一组“改革八贤”的好文章，我景仰这八贤，但觉得明显少了一个第九贤，谁都知道，谁心里都有数，就是不能说，不准说。体制使然。
历史人物的研究从来就是复杂和困难的，多年中共党内斗争的残酷性决定了中共历史人物的研究尤其复杂和困难。由于长期以来的政治惯性，说假话大行其道，说真话倒成了一个很不容易的事。在对待中共党史中国近代史上的人物和事件的认识上，长期受到一种非科学态度的影响。例如把文革史的研究列为禁区，长期的愚民政策与中国人底层社会的流民文化相结合，进一步强化了中国人根深蒂固的英雄崇拜的臣民心理，皇上圣明，成王败寇，人云亦云，—损俱损，—荣俱荣，墙倒众人推。这才有韶山冲里的香火鼎盛、顶礼膜拜，才有北大孔副教授之流的极左分子横行于学界，恣意强奸历史。国情使然。
但是，打入另册的人是不是就一无是处呢？任何历史人物都是复杂的多面体，就拿谢富治来说罢。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当年伟大统帅把江山社稷交给了夫人，又提拔女儿当北京市委副书记，提拔侄儿当大军区政委，提拔表亲的孙女当外交部副部长；他的亲密战友副统帅也不甘落后，夫人当政治局委员，女儿当空军报领导，儿子当空司作战部副部长，连胖司令也惧虎三分。
当时身在高位、握有重权的谢富治呢？ 1969年，谢小沁从大学提前毕业，谢富治要女儿改姓，怕她沾父亲的光，谢小沁只好从母姓。谢富治把谢小沁送到兰州军区空军，从甘肃定西兰空通讯修配所当战士再分配到陕西闫良的轰五飞机制造厂锻练。谢小沁的弟弟则于1967年被谢富治发配到中缅边境当兵，是第一批入越作战的部队，在越南一呆三年，死里逃生，直到父亲病危才调回国到葫芦岛基层当兵，后来，挖坑道受伤腰椎压缩性骨折，这才调回北京。中国的上将之子出国作战，出生入死，惟此一人。
这些历史恐怕人们闻所未闻。站在历史高地上说句公道话，无论谢富治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有什么严重问题，在严格要求子女、不为子女谋私利这一点上，谢富治做得不赖。这就是历史的真实性和复杂性。
当年对林彪的评价曾是中国政治生态中的一大混沌闹剧，史学研究中的一大荒诞丑闻。当副统帅在位时，如日中天之际，井冈山上“朱德的扁担”就变成了“林彪的扁担”，画家的新作令人眼花缭乱，长征路上的娄山关只有统帅和副统帅两个人；当副统帅葬身大漠，似乎他从孩童时就是个坏小子，军史中十大元帅变成了九大元帅了。我们相当多的党史学者，文学家、影视剧作家、画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出于政治的需要而邀功，或政治高压下而自保，人格扭曲，变成俯首摇尾，跟着风跑的犬儒，为打扮“历史这个小姑娘”而搅尽脑汁，他们或许是很有学问的聪明人，独独缺乏知识分子的良知和风骨。
这种史学犬儒繁衍不息，今天也不少见。前些年《解放军文艺》有一篇写谢富治的文章，说他“六亲不认”，情节离奇，流传全国。谢家人找出版社交涉，这才知道此文通篇是谎言谣言，编辑登门向谢家道歉了事。
去年的电视剧《井冈山》把朱德总司令写成一个可有可无的傻老头，大家还不是干生气没有招？
历史将永远记住萧克老将军。文革中，他不怕风险，明确指出，林彪不是南昌起义的领导者；然而，林彪成为国人皆曰可杀的“林贼”，一些人躲避都来不及，他又为林彪说好话，纠正中央批发的材料中对林彪的不实之辞。
萧克老将军是治史者的楷模。他主张研究历史“不唯上，不唯亲，不唯权势”。他说：“历史的事实是最大的权威。”“搞历史研究的同志必须‘求实存真’，不能作违心之论。”他把“求实存真”四个字作为治史者的铁律。他很欣赏东汉哲学家王充的两句话：“誉人不增其美，毁人不益其恶。”换成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写好人好事，要写得适当，不要再去涂粉；讲坏人，讲敌人，也不能讲过头。1996年7月，萧克老将军把王充的话题赠《炎黄春秋》杂志，以资告诫和勉励。
这些年来，所谓“红色后代”时兴为自己的父兄写历史回忆录，这本是件好事。但这些书良莠不齐，里面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学问可大了。父母是正面人物者，就加金贴银，例如毛家的少将媳妇回忆她母亲的那本书，就把本来在新疆监狱中表现不太好的老娘描写成坚强的革命战士；他的博士儿子描写伯伯的那本书，硬说他大伯开着坦克，英雄无比，带兵直取柏林，这种子虚乌有的瞎编和疯话让有历史常识的人捧着下巴找牙医；再说上面提及的周荣鑫的女儿周少华罢，这位当年南开大学的红卫兵小将，1967年向江青写信并送去30年代上海旧报里的“伍豪启事”，成为刺向周恩来心中一把利刃的始作佣者，她在回忆其父的大作里会如实坦白这件大事并说明当年父亲是认可她的“革命行动”吗？
当然也有好的，周秉德回忆伯伯周恩来，罗东进回忆父亲罗荣桓，罗点点回忆父亲及其他党史方面的著作，都写得真实而令人信服。去年陈毅的儿子陈丹淮曾公开辟谣，他针对不少书籍里关于文革初期陈毅大骂林彪且预见到林彪会背叛毛主席的描写，笑道：“没有这回事！当时父亲也不可能有这样的预见。”
父母是反面人物者，则揽功诿过，百般辩解，希冀为不堪回首的历史粉饰于万一。
所以，人们在看“红色后代”们所写的书的时候，切莫全盘接受，要独立思考，多问问懂历史的老人。
人们有理由希望中国的“红色后代”们，好好学习萧克老将军，在写你的父辈时要说真话，不要说假话，不要以为自己可以随心所欲，杜撰史实，可以悄悄掺点“三聚氰胺”别人却不知道。历史不属于你的私人财产，你不尊重历史，你就会成为历史的笑柄。 升平世界，朗朗乾坤，知道历史真相的人多着哪，小心说假话让人家抓住尾巴。只有忠于史实，才能心定气爽，只有忠于史实，才能走近真理。
我们正期待着中共党史出版社能给谢小沁一个满意的答复。
http://sigong.blog.sohu.com/107846131.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