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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梁漱溟的友谊源远流长
被誉为“最后的儒家”的梁漱溟与毛泽东同岁，初识于1918年。梁漱溟只有中学毕业的学历，自学成才。
蔡元培读了他一篇论文 聘梁任北京大學 印度哲學讲习。他是中国民主同盟的发起人之一，
当过民盟秘书长。他一生独立思考，表里如一，忧国忧民，直言敢谏。
解放前梁漱溟几次去延安会见毛泽东，商讨国是，争论问题。
1950年3月，毛泽东在家里会见他。开饭时，他对毛说：我素食多年，请给我一两样素菜。
毛说：不，今天全都用素菜。
毛与梁，是知识分子和知识分子的交流，很特殊，不奇怪。他们的友情交往一直持续到1953年10月。
政协 人大开会 都有程序 规则方圆，必须遵守。比如 代表发言，顺序，每人发言时间多少分钟，都有早已决定并执行的规矩和细则。
这不是某个个人的私下会谈，漫无边际，斗转星移，通宵达旦，月落日出。
梁漱溟 不是不知道这些规则，耍横牛儿，侈谈雅量，有辱斯文，自招不齿！
毛梁在会议上的辩论是主义之争，不是私情
毛 是有情有义的，梁 很不地道 很不体统！
1974年9月30日晚，重病中的周恩来总理最后一次出席国庆25周年招待会。当时，毛主席、周总理刚刚起用邓小平同志主持党和国家的第一线工作。为了落实党的政策，与“文革”以来的任何一年不同，有一批在“文革”中受冲击的老干部、老民主人士、老教授、老专家被邀请出席了这次国庆招待会。当时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即现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也有许多位知名学者应邀出席了。
国庆招待会之后，当时的哲学社会科学部领导小组给毛主席、周总理写了一份简报，反映出席国庆招待会的知名学者的雀跃之情。
毛主席阅后很高兴，在这份简报上批示：“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名单上的人参加招待会甚好，可惜没有周扬、梁漱溟。”
凡是经历过“文革”的人。都听说过“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的名言，却并不知道后边还有一句“可惜没有周扬、梁漱溟”。
这是因为当时的特定情况，没有能公开全部引用这段批示。周扬是一位在宣传部门和文艺界担任过重要领导职务的中共党内的
革命家、文艺理论家，在“文革”中受到严重冲击，毛泽东在这里点了他的名对于解放党内的领导干部有重要意义。
至于梁漱溟的特殊身份，可不是一般意义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而是自1953年来实际上被确定的只能起“反面教员”
作用的有着“花岗岩脑袋”的“反动分子”。因此毛主席1974年10月的这个批示，其重要性一是点梁漱溟的名有其
统一战线政策上的典型意义；二是证实了即便1953年之后毛与梁中断了见面长谈，
但毛泽东并没有忘却梁漱溟这位特殊的老朋友。从这两方面看，毛泽东的这个批示，既是政治性的，又是充满友情味的。
1938年1月，毛泽东还邀请梁漱溟前往延安访问。
日本投降后，1946 年初，梁漱溟二赴延安，中共方面非常欢迎，并对他赴延安的具体行程、路线等，作了周密安排。他到延安后，立即提出要见毛泽东。毛泽东知道后，放下手中繁忙的工作，马上会见梁漱溟。时隔数年两人再次相见，都非常高兴。梁漱溟就提出，希望毛泽东找10位中共领导人（包括毛在内），听他陈述自己对当前中国的一点意见，如能满足，感激之至。毛泽东答复他：“明天，我们党在延安的主要领导人都来和您见面。” 第二天，工作人员陪梁漱溟来到一间小会议室，中共主要领导人已在里面等着了，毛泽东见梁漱溟到了，首先迎上来同他握手，其他中共领导人朱德、任弼时、彭德怀、张闻天等也分别上前与他握手。
1950年1月，梁漱溟应毛泽东、周恩来的盛情之邀，来到北京。当时毛泽东、周恩来已经应斯大林的邀请，到莫斯科多日了。因此他并没有马上见到毛泽东和周恩来。但毛泽东和周恩来赴莫斯科之前，已经安排好统战部的领导干部细心接待梁漱溟，无论食宿，都安排得十分周全，这使他十分感动。
3月10日，毛泽东和周恩来由莫斯科返抵北京。中央对迎接毛泽东、周恩来十分重视，除了中央领导人到北京火车站迎接外，还安排许多民主党派人士到火车站迎接。中央统战部知道毛泽东、周恩来对梁漱溟来北京十分重视，特意把他排在迎候队伍中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第一个。毛泽东一下火车，在刚刚见过几位中央高级领导人后，敏锐的目光立刻发现了梁漱溟。他大步走过去，握住梁漱溟的手说：
“梁先生，您也到了北京，我们又见面了！您身体可好？家眷都来了吗？改日来我家做客，长谈，再来一个通宵也成！”梁漱溟紧紧握住毛泽东的手，笑着说：“好，一切都好！”其他的话则一时想不起来说了。
建国后，毛泽东邀请梁漱溟从重庆来到北京，并在中南海家中接待了他。 当毛泽东征询梁漱溟对国事有何意见时，
梁漱溟坦率地说出了自己的看法：“如今中共得了天下，上下一片欢腾。但得天下易而治天下难，这也可算是中国的古训吧。”
梁漱溟意味深长地说：“纵观本世纪以来的中国，要长治久安，殊不易啊！” 毛泽东回答：
“治天下固然难，得天下也不容易啊！众人拾柴火焰高，大家齐心协力，治天下也就不难了。”
那天，毛主席留梁漱溟在家中共进晚餐。
建国初期，毛泽东对梁漱溟的约请很多，并常常就一些具体的国家大事征求他的意见。
他们之间的谈话有时愉快，有时不欢而散，比如对是否入朝参战之事，梁漱溟就表示了与毛泽东相反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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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53年9月11日下午的大会上，梁漱溟根据自己准备的，作即席发言。他说：
连日听报告，知道国家进入计划建设阶段，大家无不兴奋。前后已有多位发言，一致拥护，不过各人或由于工作岗位不同，或由于历史背景不同而说话各有侧重罢了。我亦愿从我的岗位（政协一分子）和过去的背景说几句话。
我曾经多年梦想在中国能展开一伟大的建国运动。四十多年前我曾追随过旧民主主义革命，那时只晓得政治改造，不晓得计划建国的。然而我放弃旧民主主义革命已有三十年了。几十年来我一直怀抱计划建国的理想，虽不晓得新民主主义之说，但其理想和目标却大体相合。由于建国的计划必须方方面面相配合，相和合，我推想政府除了已经给我们讲过的建设重工业和改造私营工商业两方面之外，像轻工业、交通运输等等如何相应地发展，亦必有计划，希望亦讲给我们知道。此其一。又由于建国运动必须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来完成我们的计划，就使我想到群众工作问题。在建设工业上，我推想有工会组织可依靠就可以了；在改造私营工商业上，亦有店员工会、工商联和民主建国会；在发展农业上，推想或者是要靠农会。然而农会虽在土改中起了主要作用，土改后似已作用渐微。那么，现在只有依靠乡村的党政干部了。但据我所闻，乡村干部的作风，很有强迫命令、包办代替的，其质其量上似乎都不大够。依我的理想，对于乡村的群众，尤其必须多下教育工夫，单单传达政令是不行的。我多年曾有纳社会运动于教育制度之中的想法，这里不及细说，但希望政府注意有更好的安排，此其二。
还有其三，是我想着重点说出的。那就是农民问题或乡村问题，过去中国将近三十年的革命中，中共都是依靠农民而以乡村为根据地的。但自进入城市之后，工作重点转移于城市，从农民成长起来的干部亦都转入城市，乡村便不免空虚。特别是近几年来，城里的工人生活提高得快，而乡村的农民生活却依然很苦，所以各地乡下人都往城里（包括北京）跑，城里不能容，又赶他们回去，形成矛盾。有人说，如今工人的生活在九天，农民的生活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这话值得引起注意。我们的建国运动如果忽略或遗漏了中国人民的大多数——农民，那是不相宜的。尤其中共之成为领导党，主要亦在过去依靠了农民，今天要是忽略了他们，人家会说你们进了城，嫌弃他们了。这一问题，望政府重视。
梁漱溟的这篇发言，是受到毛主席严厉批评的导火线。
梁漱溟作了这篇发言后的第二天，即9月12日，参加政协常委会扩大会议的大多数人，又列席了中央人民政府扩大会议。在彭德怀司令员作抗美援朝情况报告后，毛主席即席讲话。他说，有人不同意我们的总路线，认为农民生活太苦，要求照顾农民。这大概是孔孟之徒施仁政的意思吧。然须知有大仁政小仁政者，照顾农民是小仁政，发展重工业，打美帝是大仁政。施小仁政而不施大仁政，便是帮助了美国人。有人竟班门弄斧，似乎我们共产党搞了几十年农民运动，还不了解农民？笑话！我们今天的政权基础，工人农民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这一基础是不容分裂，不容破坏的！毛主席说这番话，并没有点出梁漱溟的名字。如果事情到此为止，梁漱溟不再站出来辩委屈，争是非，也许事态不会扩大到后来那种剑拔弩张、不可收拾的地步。无奈梁漱溟是一个不甘蒙屈和好强逞能之人，他听完毛主席的这番话，一方面甚感意外，一方面很不服气。他想，我何曾是反对国家的总路线呢？我实际是拥护总路线的一员，只不过是说了点心里话，想贡献给领导党，提醒注意某些问题，根本没有想到损害总路线，损害工农联盟。梁漱溟一面想，一面就提笔给毛主席写信，但信未写完，就宣布散会了。
梁漱溟回到家，继续写这封信。信中说：你说的一些话，是说我。你说我反对总路线，破坏工农联盟，我没有这个意思，你说得不对，请你收回这个话，我要看看你有没有这个雅量。信里还特别指出他发言时毛本人不在场，希望毛主席给个机会，由他当面复述一遍他原来发言的内容，以求指教，解除误会。
9月13日上午，梁漱溟将信在会场上当面交给毛主席。主席约他当晚谈话，即在怀仁堂京剧晚会之前约20分钟，连复述梁漱溟原来的发言内容，时间都不充分。梁匆匆说完后要求主席解除对他的误会，而主席则坚谓梁是反对建设总路线之人，只是不得自明或不承认而已。梁漱溟十分失望，但态度坚决，言语间与主席频频冲突，不欢而散。梁漱溟并不作罢，他还想再寻觅机会在大会上复述自己的观点，让公众来评议。
9月14日、15日继续开会。15日会上李富春主任作建设重工业报告后，梁漱溟即请求发言，会议主席允许可于次日再讲。16日，梁漱溟登台发言，一是复述9日在小组会上的发言，二是复述11日在大会上的发言，并以上述发言之内容，再三陈述自己并不反对总路线，而是热烈拥护总路线的。
在16日当天的会上，没有人批评梁漱溟。
到了9月17日的会上，有位中共领导人（总理？）作了长篇发言，中心内容是联系历史的一些事实，证明梁漱溟的反动是一贯的。其间毛主席作了若干分量很重的插话，主要有：“你（指梁漱溟，下同）虽没有以刀杀人，却是以笔杀人的。”“人家说你是好人，我说你是伪君子！”“对你的此届政协委员不撤销，而且下一届（指1954年）政协还要推你参加，因为你能欺骗人，有些人受你欺骗。”“假若明言反对总路线，主张注重农业，虽见解糊涂却是善意，可原谅；而你不明反对，实则反对，是恶意的。”梁漱溟在现场听到这些话后，深感自己因出言不慎而造成的误会已经很深很深了。怎么办？依然是倔犟好胜的个性支配着他。梁漱溟破釜沉舟，视一切而不顾！在主席台上的中共领导人讲完后，他要求当场发言作答，会议主席嘱他作准备，明天再讲。
9月18日下午，继续开会。会场的人数超过以往，大多数是临时列席的；会议进行到中间，轮到梁漱溟发言。他拿着昨晚在家准备的稿子，一上台就开门见山地说：“昨天会上中共领导人的讲话，很出乎我的意外；当局认为我在政协的发言是恶意的，特别是主席的口气很重，很肯定我是恶意。但是，单从这一次发言就判断我是恶意的，论据尚不充足，因此就追溯过去的事情，证明我一贯反动，因而现在的胸怀才存有很多恶意。但我却因此增加了交代历史的任务，也就是在讲清当前的意见初衷之外，还涉及历史上的是非。而我在解放前几十年与中共之异同，却不是三言两语说得清楚的，这就需要给我比较充裕的时间……”
梁漱溟的答辩发言刚刚开了头，会场上便有一些人打断他，不让他再往下讲。而梁漱溟呢，正迫不及待地要往下讲清事情的来龙去脉，以解除落在自己身上的大误会。相持之下，梁漱溟离开讲稿，把话头指向主席台，特别是毛主席，以争取发言权。梁漱溟说，现在我唯一的要求是给我充分的说话时间。我觉得，昨天的会上，各位说了我那么多，今天不给我充分的时间，是不公平的。我很希望领导党以至于在座的党外同志考验我，考察我，给我一个机会，就在今天。同时我也直言，我还想考验一下领导党，想看看毛主席有无雅量。什么雅量呢？就是等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都说清楚之后，毛主席能点点头说：“好，你原来没有恶意，误会了。”这就是我要求的毛主席的雅量。毛主席这时插话说，你要的这个雅量，我大概不会有。梁漱溟紧接着说，主席您有这个雅量，我就更加敬重您；若您真没有这个雅量，我将失掉对您的尊敬。毛主席说，这一点“雅量”还是有的，那就是你的政协委员还可以当下去。梁漱溟说这一点倒无关重要。毛主席生气地说，无关重要？如果你认为无关重要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如果有关重要，等到第二届政协开会，我还准备提名你当政协委员。至于你的那些思想观点，那肯定是不对头的。梁漱溟毫不放松地说，当不当政协委员，那是以后的事，可以慢慢再谈。我现在的意思是想考验一下领导党。因为领导党常常告诉我们要自我批评，我倒要看看自我批评是真是假。毛主席如有这个雅量，我将对您更加尊敬。毛主席说，批评有两条，一条是自我批评，一条是批评。对于你实行哪一条？是实行自我批评吗？不是，是批评！梁漱溟还坚持说，我是说主席有无自我批评的雅量……
会场上发生了这种前所未有的与毛主席的顶撞，你一句，我一句的场面，会开不下去了。不少到会者呼喊：不听梁漱溟胡言乱语，民主权利不给反动分子，梁漱溟滚下台来！……
但梁漱溟坚持不下讲台。他望着主席台，要听主席台上的意见，特别是毛主席的意见。主席台上无人表示要梁漱溟下台。毛主席口气缓和地说：“梁先生，你今天不要讲长了，给你十分钟，讲一讲要点好不好？”梁漱溟答：“我有很多事实要讲，十分钟怎么够？我希望主席给我一个公平的待遇。”
于是会场再一次哗然。许多人接连发言，对梁漱溟的态度表示愤慨！
毛主席又说：“不给他充分的说话时间，他说是不公平，让他充分说吧，他就可以讲几个钟头，而他的问题又不是几个钟头，也不是几天，甚至不是几个月可以搞清楚的。特别是在场的许多人都不愿意听他再讲下去。我也觉得，他的问题可移交给政协全国委员会辩论、处理。我想指出的是，梁漱溟的问题并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借他这个人，揭露其反动思想，使大家分清是非。他这个人没有别的好处和功劳，就有这个作用。因此我主张他继续当政协委员，现在我又提议让他再讲十分钟，简单地讲一讲，好不好，梁先生？”
梁漱溟依然回答：“我有许多事实要讲，十分钟不够，希望给我一个公平的待遇。”
会场又出现高潮，僵局无法结束。
毛主席最后说：“你这个人呵，就是只听自己的，不听大家的。不让你讲长话，你说我没有‘雅量’，可大家都不让你讲，难道说大家都没有‘雅量’吗？你又说不给你充分的时间讲话是不公平的，可现在大家又都不赞成也不想听你讲话。那么什么是公平呢？在此时此地，公平就是不让你在今天这个政协委员会上讲话，而让你在另外的会上讲话。梁先生，你看怎么办？”
“听主席决定。”梁漱溟回答得很干脆。
但会场再度一片喧闹、愤慨。
有位高明的人提出，请主席付诸表决，看让梁漱溟讲话的人多，还是不让他讲话的人多？少数服从多数。
表决时，毛主席等少数人是举手赞同梁漱溟讲话的，但大多数人举手反对。于是梁漱溟被轰下了台，一场僵局宣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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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53年9月以后，梁漱溟仍然是全国政协委员，他的工资照发，对他也没有进行任何处分。 梁漱溟能主动闭门思过，与何香凝的帮助分不开。梁漱溟几十年后在回顾这段历史公案时曾经这样说：“何香凝先生的发言在当时和事后，有三点引起我的注意。第一，在那种场合，她是唯一在发言中明确肯定了我过去是反蒋抗日的。也就是说，我并不是一生中对国家、民族没有做过一件好事的人。何先生说的是事实。那时候，因日寇进攻广西，桂林失守，我们退到贺县百步，我在那里主持民主同盟的发展工作，有许多反蒋抗日的朋友在那里，何先生是大家所敬重的一位。我同她时常见面，对时局的看法亦很相近。第二，她的语气缓和，发言中左一个梁先生，右一个梁先生。这在当时，发言者除毛主席等少数人还时而对我这样称呼外，大多数人都对我直呼其名。第三，她提醒我要闭门改过，补救前途。这是使我醒悟自己不该与毛泽东顶撞的最早的规劝之言。”
梁漱溟还对自己对毛泽东的态度进行了自责。在这件事发生30多年后的1986年，已经94岁高龄的梁漱溟先生意味深长地说：“多年来，我一直不愿意细谈这桩事。为什么?并不是怕把自己的错误公之于众，因为自己是个平常人，是好是坏只与个人相关，无碍于国家民族，不足轻重，我所顾虑的是另一位当事人――毛主席，他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之一。1953年9月，由于我的狂妄自大、目中无人，全不顾毛主席作为领袖人物的威信，当众与他顶撞，促使他在气头上说了若干过火的话。如果说当时意气用事，言语失控，那么也是有我的顶撞在先，才有毛主席对我的批判在后。”梁漱溟对毛泽东的感情，由此可见一斑。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梁漱溟陷入了巨大悲痛之中。他认为，中国人民失去了一个好领袖，共产党失去了一个伟大的领导人。在悼念毛泽东的日子里，梁漱溟的心情是十分难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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