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草山上
心里永远有一座开满野花的香草山。羚羊或小鹿在漫坡的绿草和山花中奔跑，空气中弥漫着爱的馨香。。。
看了电视剧《蜗居》深有感触。很多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曾经生活在上海的‘外地人’都有类似海萍的经历。只是我们我们那时还没有能力自己买房，连这个想法都不敢有，只能靠单位分配。往事不堪回首，这也是当年很多在大学里教书的青年教师选择出国的原因之一。现在回想起来，也总算是在上个世纪消逝之前体验了一把作为上海人独有的《七十二家房客》般生活。
研究生毕业后在上海东北角的一所高校教书。最初我被分到一个筒子楼。楼道在中间，光线很暗，但你能看清每家门口都放着个绿色的煤油炉。至于水房在哪里，你可以顺着厕所里传出来的特有气味很快地找到。不管住宿条件如何，总算有了一个安生立命之地。可是我入住宿舍的方式却大大超出了我的想象。从房产科拿到宿舍钥匙之后，我迫不及待地想看看自己今后将要生活的小天地，但是锁打不开。再联系我的室友，她拒绝与我谈话。后来才知道学校有个约定俗成的规矩：每次有新人分进来，老住户就把锁给换了。房产科有时斗不过，就给新教师另找宿舍。可是我没有等来幸运。房产科不想得罪人就把我变成了强盗。在几次交涉未果的情况下房产科让我撬锁而入。我不可能露宿街头，只好如此行。结果就是被原房主一顿破口大骂作为见面礼。工作后的第一个住处就是这样暗无天日，伸手不见五指的房间。身旁还睡着一个从来不见笑脸，从不和我说话，还时刻都想把我赶出去的母老虎。所以每次回宿舍，我都很紧张，深怕迎接我的又是一场恶战。好在她是上海人，周末回家。总算让我有个喘气的机会。后来听说她是物理系的一位实验员。有一次她的一个好朋友在火车上心脏病突发，身旁没有一个人愿意帮忙，结果不治身亡。这件事把她变成了一个想要报复任何人的黑天使。
当时的上海高校规定：上海人若家里房子超过多少面积，就不再参加分房。而若双方都是外地人，结婚就可以排队分房子。我们正好符合第二条。被前男友（现老公）一忽悠，我就赶紧和他去领了结婚证，以便早日脱离苦海。谁知苦海无边。结了婚的我们仍然各自住着集体宿舍。好在他的室友比较友善，我每天按时爬五楼到他宿舍去吃饭。他的宿舍一间房子也是两人合住。两张床挨在一起，中间用一块大木板隔开，一边一对鸳鸯。两口子的情话四个人一起听。毫无私密可言。有一年青年教师们实在忍无可忍，就联合起来到房产科要房子。提出反正是两人一间，就给每家分一间呗。房产科不同意。于是大家就把楼下毕业班学生搬空了的宿舍给占了。其中还包括即将临产的女教师。可是毫无人性的房产科甚至派人把我们各家的门板给卸了。造反失败，鸳鸯们又被分开。当时上海高校青年教师的待遇逼走了多少人。
怀孕了，我的宿舍再也无法住下去了。经系领导多次出面与房产科交涉，我们才分到了外北渡桥附近东长治路的一个石库门房子。那是有人在学校分到房子，把自己的原住房交出来的结果。我们的房子和海萍住的很相似。只是那时的石库门里还没有煤气。家家都烧蜂窝煤。一进门就是公共厨房，各家只有放一个煤炉和几块煤饼的地方。并且若是你的煤饼烧完了，你必须立即放个什么把位置占住，否则一会儿就成了别家领地。这也是我们的邻居教我们的。我们住的还是这石库门中比较好的一间：楼上朝南的一间，叫作前楼。楼梯的坡度至少有75度，非常陡，开始的时候我都不敢上下楼。黑洞洞的楼梯走到一半突然有一个亮光。原来是右边有一扇小门，门里还住着人。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就是鲁迅小说里的亭子间。晚上大家都会出来做饭，厨房里人挤人，浓烈的煤气味令人窒息。里面住户：三教九流，有在小菜场卖菜的，有剃头的，也有在区政府工作的。第一次进门看到门口的水龙头旁围着一堆人，洗菜的，聊天的，我们没敢抬头，匆匆上楼。结果引来他们一顿议论。于是赶紧下楼作自我介绍。其实处长了，邻居还是对我们挺友好的。不会生炉子，他们总是帮我们。拿一块生蜂窝煤跟他们换一块烧得红红的煤饼，放在炉子里，上面再放一块生煤饼， 把眼对好，很快火就会旺起来。每次我们放假回家，他们都要问“回乡下去啦? “, 回来又会打招呼：“乡下回来啦？”。楼下有一家夫妻俩是从新疆下放知青。都在黄浦区政府工作。和我们挺谈得来。两个儿子大的上技校，小的上初中。我们免费为他补课。后来我们搬回学校，他们的小儿子依然来补课。大家成为朋友。有一次我生病，他们做好饭，送到医院来看我。邻居们都亲切地喊我们“大活（学）生“，后来又改喊我‘肚（大）肚皮’。 其实时间长发现他们对我们“外地人”还是挺友好的。只是习惯地把所有外地都叫作‘乡下’，不管这个外地是北京还是其它大城市。
我没有《蜗居》里海清演的海萍那么泼辣，敢跟邻居为油盐酱醋吵得热火朝天。他们做饭的时候我们睡觉，等厨房从锅碗瓢勺交响曲中安静下来之后，我们才下来做些吃的。第一次知道这种石库门的房子是从鲁迅的小说和赵丹主演的电影《七十二家房客》。当时搬进来的时候也有一点好奇。想体验一下这种市井生活的酸甜苦辣。
如厕之事是很私密的。但在这里却没有私密可言。家家用马桶。每天早上一大早总是被楼下刷马桶的声音吵醒。媳妇们穿着碎花的睡衣，踏着拖鞋，端着痰盂或马桶往弄堂口跑。公共厕所在大街上。晚饭后是高峰期。内急不分时间。有时你不得不‘轧闹忙’（凑热闹）。先拿着纸在外面排队，进去了还要接着排。用老公的话说是先看别人拉，然后别人再看你拉。一长排蹲位没有隔墙，一字排开，声势浩大，排山倒海。若不能忍受公厕就只能依靠马桶。也好不到哪里去。每家只有一间房。我们邻居中基本都是两代三代共处一室。有一次我去楼下一位阿姨家。她家上中学的儿子正坐在马桶上办事。我走也不是，坐也不是，就只好装作没看见。
住在这里的好处是方便，离闹市区近，过了外北渡桥就是流光溢彩的外滩。出了弄堂口就是菜场。地道的上海小吃都藏在弄堂里。外脆里嫩的生煎馒头，油豆腐粉丝汤，飘着着虾皮紫菜，辣油的豆腐脑，咸菜肉丝面。一毛多钱就能吃到十分地道的阳春面，清清爽爽的面汤上飘着翠绿的葱花，面条一根一根的非常劲道。
搬走的那天，楼上后楼的阿娘拖了地，木楼梯湿漉漉的。老公从楼梯上摔下来，手里捧着的电表摔扁了。眼镜摔坏了，脸上还摔破了一块。在孩子出生之前，我们就以这样狼狈的方式与石库门告别了。
后来抱着儿子去地段医院打针，特地去看了街坊。楼下的阿奶奔走相告：“肚（大）肚皮回来了“。大家跑过来看大肚皮的儿子，有的抱他，有的亲他。好热闹呢。
住过石库门，你就理解了上海人的斤斤计较。螺丝壳里做道场。在这样狭窄的空间里生存，彼此没有空间，不是你碰我，就是我碰你，不精明哪行。《蜗居》里宋思明的一段台词总结得好：原本这光鲜亮丽的背后，就是衣衫褴褛，国际化大都市，就像是一个舞台，所有的焦点，都会聚焦在镁光灯照射的地方，观众能看到的，只是华美壮丽的一面，可这光线照不到的地方，即便是有灰尘，甚至死耗子，谁又会注意呢。
有比我早来几年的老师，孩子都六七岁了，还跟别人合住一间。
真不是人过的日子。
像我从四川过去上大学。最开始的时候也好多的不明白。后来我父母在我出国前来上海住了一个月，也感觉上海人生活不容易。
我们四川虽然不富裕，但关键是消费也低，整个资源多，所以最后生活上购买力反而很强。上海面上收入多，实际上需要负担的开销也更多，到最后也就留了个面子和大都市的确有更多的文化生活和精神思想的好处。
没有厕所的公房其实我小时候在四川也是的。家家户户都要到楼下公厕上厕所，门口走廊做饭。但是出于很多很多原因，四川人都没有发展出精明。
上海人的优越感可以理解。在以前的中国，上海是一个非常不同的地方，政策上经济上都有各种优势。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上海人的优越感就有些如同现在的中国人看国外的状况了。所以我不过对上海人偶尔发出你们四川有像样的马路哇这样的话笑笑。就跟外国人觉得中国还是青砖黑瓦吃狗肉差不多的道理。现在外国人也去中国去得多了。上海人对外地了解也多了。在我读书的时候，上海同学就已经纠正自己爸妈的看法了。
后来留上海的外地同学也多。但实话实说。绝大多数人可能到最后未必会满意。下一代的生存环境很严峻。各种难。虽然同学都是高收入人群，都是一开始就生两个，但毕竟资源少。当初可以凭着自己优秀读书读出来。现在就像我同学讲的，下一代恐怕读书读出来都没用。
不能那么来看问题。我从小就生长在上海，也从上海出国。一贯后的外来人士持欢迎态度。
上海之所以能发展迅速。不是上海人（其实往上三代很少有本地人，都是各地移民）比别人聪明多少，只是因为她是一个移民城市，各地的人才集聚上海才给上海带来了强大的生命力。
上海本地教师当时对这种外地教师先拿到公房的现象都十分气愤，能跑的都到国外了，所以现在在上海各大企事业单位掌权的都是外地的有高学历的博士们，硕士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