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小熊总是像个“跟屁虫儿”一般跟在姐姐丫头的后面亦步亦趋，那个样子常常使我想起我和我的弟弟小时候的事情。
别说我这个想法让你讪笑，在我眼里，我家的一对猫儿猫女正像人类的幼儿一样心思单纯、活泼可爱，他们之间的姐弟情与我们人类幼年时的手足之情应该也无大的分别。养过猫猫狗狗的朋友铁定知道我在说什么，并会深以为是。
小时候，我弟弟也是我的“跟屁虫儿”，我走哪儿他跟哪儿，甩都甩不掉，有时候真是讨人嫌得不得了，恨不得从来没有这样一个弟弟，那我就可以尽情地跟小朋友玩而不用拖着这个小尾巴了。
雁北的早春总是刮着呼呼的西北风，黄沙漫漫。就是这样的一个下午，五岁的我成功地金蝉脱壳，甩了三岁的弟弟，骗他说妈妈给他准备了好吃的，而我自己和小朋友们疯玩了一下午。当天已擦黑的时候，又渴又饿的我回到家里，却发现弟弟还没有到家。
那天我妈本来要回医院值夜班的，她匆匆做好了家事，一边陪我吃晚饭，一边等弟弟回家，可左等右等，这小东西仍然不见踪影。天几乎都黑了，我爸也下班回到了家，我妈打发我爸到有和我们年龄差不多的小孩的、我们常去玩的几位邻居家里去找一找，看看我弟弟是不是在人家家里。
七十年代中期，社会还是相当安全的，尤其是象我们居住的学校的家属院，那就更加安全。家长们都是学校里的老师，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同事、熟人；各家的孩子们也都从小一起长大，上同一所幼儿园，同一所小学、中学，所以大人、孩子彼此窜门子是常事儿，有的时候赶上别人家的饭点儿，孩子们被留下来吃顿饭的事情也是十分寻常。
我爸在家属院里找了一圈儿也没有看到我弟弟，但听其中一位邻居说起，她曾在下午四五点钟的时候见到过我弟弟，逗着问他要去哪里，这小东西自信又自豪地说：“我要到马路上看汽车去！”邻居没把他的孩子话当真，由他去了。要知道，走出大大的家属院，穿过长长的、园、绕过一栋栋的建筑而达到校门外的马路上是好大的一段距离呢，对于三岁的小孩子来说，那可是个壮举，在这个学校成立几十年的历史里，还没听说过谁家三岁的孩子办到过这一点。
我爸找了一圈儿没找到，只能寄望于他自己肚子饿了已经回家。但当我爸回家之后看到我弟弟竟然还没有到家的时候，不禁有些慌了，跟我妈一合计，决定两个人一个人在院子里、邻居家继续寻找，一个人就到和家属院一墙之隔的诺大的校园里，以及校门外的马路上去找一找，试一试。
其实最慌的是我，尽管我时常嫌弟弟像一个跟屁虫儿一样粘着我让我玩得不尽兴，可心里却爱极了这个小弟弟，在日常生活中也很会疼他、照顾他。我想这可能是女孩子的天性，喜欢照顾比自己年幼、柔弱的弟妹，或者说，是把他们当了活的玩具，在他们身上开始演戏自己的母性。
爸妈把我一个人留在家里，嘱咐我一定在家死等着等弟弟回家，哪里都不许去，然后两个人就匆匆出了门。
我小的时候算是胆大的，跟男孩子一样爬墙上树，上房揭瓦，可我有一怕，那就是怕黑夜，尤其怕黑夜里一个人独自呆在家里。听那黑乎乎的窗外西北风呼啸，我害怕极了，平时听到的故事里的大灰狼、妖魔鬼怪们似乎都变成了真的，就在家里的每一个角落里、或者家门口前埋伏着，准备把我拿下。我吓得大气儿也不敢出，拿着一只装着爆米花的碗躲在桌子下，背靠着墙，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桌子外的一小块地方，心跳得似乎要跳出来。家里唯一有声音的、能多少给我壮一点胆子的，是那只墙上的小喇叭。
那时候，学校给家属院的每户人家都安装了一个小喇叭，就钉在门口的角落里，供职工们听我们的矿物局自己新闻、了解文化大革命期间革命新动向、新形势，当然，也转播省电台的各种节目，比如样板戏什么的。
那一天，喇叭里正在转播省台的农民节目，在《社员都是向阳花》的音乐想过之后，一个好听的男声响起来：“农民兄弟们，社员同志们，大家好！农村节目又与您见面了，咱们今天要说的是。。。。。。”就在这时，那个男声的音量被放小，另一个男声响起来：“今派出所送来一名走失幼儿，年龄五岁，头戴灰色八路军帽，身穿花褂子蓝裤子，脚穿黑布鞋，请家长速来认领！”
我一听，这不就是我弟弟吗？他身上那件花褂子还是我穿小了给他的，那天早晨因为不想捡我这件衣服穿还躲在被窝里哭了半天呢，可他什么时候变五岁了？我也不知道是喜是悲，是放松还是惧怕，忍不住一下子放声嚎啕大哭起来。
我爸在同事那里听到这个消息后，立马赶到了派出所，当他见到我弟弟时候，我弟弟正安静地坐在人家的办公室里吃着警察叔叔给他的糖果，一张小脸儿上花花的，那是泪水和黄土高坡的黄土混在一起的效果。
我爸自然千恩万谢，感激涕零。听那位警察告诉我爸说，是一位下班的老工人把我弟弟送到派出所的。
那位老工人骑车经过我们校门口的时候，听见有小孩尖利得不同寻常的哭声，要是以往，这位老工人会继续骑车走掉，可那天也不知为什么，他却停下来，顺着孩子的哭声一路寻了过去，结果在一个学生们不久前为植树造林挖下的深坑里发现了我弟弟，当时，我弟弟的嗓子都要哭哑了，浑身上下都是土，浑身因为冷也因为怕而簌簌发抖。
老工人问不出他的姓字名谁，也问不出他家住哪里，就把他送到了派出所，并且没有留下姓名就离开了。
雁北的早春非常寒冷，晚上的气温更低，常常可以达到零下几度。如今想来十分后怕，我弟弟要不是遇到了好心人而遇救，恐怕那天小命就得丢在那个树洞里了。
弟弟找回来让我十分得高兴，一时间对他好得不得了，陪他玩，喂他饭，晚上睡觉也搂着他，就是去幼儿园的路上也紧紧牵着弟弟的手，唯恐他再丢了，当然也不再嫌弃他做我的“跟屁虫儿”了。（要加一句的是我们的幼儿园学校附属的幼儿园，就在校园与家属院的交界处，十分方便，谁家的孩子都是吃饱了饭自己去的，没有家长送。）
我弟的“壮举”也很快就在学校的老师们里传开了，人人都知道李老师家的儿子有了这么一遭“玩丢失”的经历。有一天我牵着弟弟的手去幼儿园，一位碰到我们的邻居打趣说：“让姐姐找条绳子来吧，打个结儿，把你和姐姐都拴在里面，那你就再也丢不了了。”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我真的在妈妈的缝纫盒子里找到了一条长长的松紧带照做了，直到几天之后发现两个人拴在一起太不方便才作罢。
如今，我和弟弟都已长大成人，各自成家立业，但彼此感情却一直非常好。有变化的是，我那个当年淘气的弟弟出落得十分出息，现在，更多的是他在挺我，而不是我在挺他了，但是，我知道，只要有一天他需要我，我会毫不犹豫地放下手中的一切，全力以赴地帮助他，正如我们小时候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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