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曾慧燕：悲欢离合30年

如果说我们中国人今天在批判“共产极权制度”给中华大地带来灾难的同时“不如忏悔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是否都有责任？？？”！因为在当今世界任何一个国家，也不可能在发生了几千万人死亡的残酷人间悲剧下，还让这个杀害了几千万无辜同胞的政权存在！！！而且类似的“高铁死亡人祸”还在中华大地一幕幕上演！我们除了谴责共产党以外，是否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要忏悔呢？？？！！！
如果我们中国人还不知道“忏悔”的话，那我们中国人的“任何死亡”都是“天谴”！！！
愤怒起来吧中国人！只有中国人都愤怒起来，才能使我们脱离只属于“悲伤的中华民族”《专利》！！！
王小华冒死进言
曾慧燕：悲欢离合30年
请看博讯热点：反右50周年
(博讯北京时间2011年8月03日 来稿) 
 
     ——我不是右派，但我是右派的女儿。 (博讯 boxun.com)

     「天上鸟飞兔走，人间古往今来。沉吟遥指，数英才多少兴亡成败。」
     今年是「反右」运动30周年纪念。历史的旧事，真的一去不复返吗？我们在泪水中泡浸得太久的心灵，怎样才能恢复正常？一九五七年，在中华民族历史上，是何其悲惨的一页。但当时并未引起人们足够重视。以至十年后，再来一场文化大革命的浩劫。
    「历史在香港沉思」
     对于「反右」和「文革」，由于中国封建株连的影响，我是一个身受其害者。早在襁褓之中，父亲就成了「右派」，被发配青海柴达木盆地劳动教养。身为澳大利亚归国华侨的母亲，在巨大的社会压力下，怀着对爱情的幻灭和一颗破碎的心，忍痛与父亲办了离婚手续而远走高飞。从此我成了飘零燕，开始苦痛充溢的人生。
     经过长期的沉思苦索，我终于在纷乱的思绪中理出一个头绪：造成我们民族那么多苦难，除了当权者要负责任外，还要归究我们的民族，缺乏一种忏悔精神。虽然对「反右」、「文革」的反省，许多人都正在做，但大多数都停留在谴责「四人帮」身上。他们固然是十恶不赦，死有余辜，但他们只不过是四个人，能有那么大的能耐吞噬千千万万个生命吗？如果不是传统的历史文化和直接的社会政治原因，如果不是中共建国以来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如果不是我们每个人身上还有许多民族性的弱点，我想，在经历了「反右」的「前车之鉴」后，是不应再发生「文革」的。
     然而，不该发生的事情仍然发生了。令人担忧的是作恶者大多没有受到惩罚，也没有复苏的良知折磨他们。还是天津作家冯骥才说得好：「历史的过错原本是一宗难得的财富，丢掉这财富便会陷入新的盲目。」在「反右」这一千古奇冤仍未彻底清算的今天，「五七」幽灵仍在神州大地游荡，我们只有像巴金老人那样，在解剖社会的时候，先从解剖自己入手，不回避自己的责任，自觉地与民族共同承担痛苦，与民族共忏悔，把个人反省与历史反省结合起来，才能防止类似悲剧的再发生。
     因此，在「反右」运动30周年的前夕，我这个右派的女儿，有责任要让「历史在香港沉思」。在未征得仍在内地生活的父亲的同意下，我决心把我知道的事实写出来，希望每一位中华儿女都能吸取历史的教训，「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也只有这样，中华大地才能开满爱与希望的鲜花。
    把苦酒
     ——泼在我们的身后？
     把甘露
     ——洒在我们的前头……
     光荣，光荣，「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有谁願意接受这种光荣呢？
    动员大会后，父亲他们统统要交出带来的衣物，换上棉被、棉袄、棉衣、棉裤、棉帽、棉鞋、棉袜……一身是棉，令人想起今后的日子一片冰冷。
    两天后，万籁俱寂，半夜时分，哨子吹醒了父亲的恶梦，两千个「战俘」背起背包踏上「征途」。他们排成两行向火车站前进，周围遍布全副武装、戒备森严的军警。
     站在火车旁边，父亲忘掉了妻离女散的悲伤，不禁哼着「祖国在前进，列车在飞奔，壮丽的河山尽入眼，林立的烟囱我入神……」的歌儿。他初时想得蛮天真：坐火车，从南到北，欣赏锦绣河山的风光，不错呀！谁知，一声令下，他们被驱赶上猪车，每节车厢一百人，挤得活像沙丁鱼罐头似的。车厢四周是密封的，只有两个长约七吋、宽五吋的小窗在上角，透进稀薄的光线和空气。车厢的一角放置便桶一个，大小便都得公开「表演」。大家不禁面面相觑，这怎么会是「光荣」地去参加边疆建设的人群呀？
    火车从广州开到韶关，铁匣门打开了，有人递进饼干，说是几天的粮食。此后每天从铁匣门递进两三次开水，给他们和着饼干当饭吃。几乎人人都吃不惯这种东西，最初一天，大家还能勉强进食，以后便食不下咽了，与绝食无异，不少人都对着饼干流泪。
    「充军」柴达木
     车轮滚滚，列车在北上途中，沿途经过什么地方，父亲他们一无所知。只是到了郑州站时，要换上西行陇海线列车，才来了一个特别戒严，把他们驱赶上另一列火车。大概又行驶了两天，到了一个不知名的地方（当时，往青海西宁的铁路还在兴建中），领队透过播音器呼喊：「大家带齐衣物下车，准备集合！」经过五六天来的挨饿、失眠、缺水，人人都感到四肢疲惫无力，身体健康的人叫苦连天，老、弱、病、残的更是奄奄一息。不过，在充足的阳光和空气中，吃几个馍馍，比前几天的干粮容易入口多了。有些人虽然一点也不能进食，但带队的可管不了这么多，哨子一响，队伍便要开步走，刚开始已溃不成军，不少人一举步便晕倒了，呻吟者有之，喘气者有之，但并没有人来抢救，有些更被人从背上踩过。
     父亲当时三十多岁，正值盛年，身上二三十斤衣物压得他喘不过气来，其它人可想而知如何吃力了。从火车站到汽车站仅两公里，但大家几乎是连爬带滚才到达。经集合点名，据说沿途跌倒二三百人左右，约占总人数的七分之一。
     这时，领导不那么讳莫如深了，公开表示先要去青海省省会西宁市。
    经过二十小时的汽车颠簸，到了西宁集中营，住的是帐篷。
     休整了三天，又要上路了，蜿蜒西行，据说要坐三四天的汽车。车跑了一天，两眼所见只是莽莽平沙，耳边只闻大漠风响，以及汽车单调的引擎声，一个人影也见不到，只看见一间孤零零的泥砖屋，据说这是县府所在地。
     后来，父亲等人才知被「充军」到柴达木盆地去了。这地方，那时仿佛处在没有世纪的洪荒时代。二十万平方公里广袤的戈壁沙海。路是靠开拓者的脚板踏出来的。他们第一天行车的终点，据说就是柴达木盆地的首府，到达时已是深夜，盆地四周漆黑一团，看不到其面貌。
     第二天开始行车的情况极像《昆仑山上一棵草》的电影镜头。车子是凭借指南针的指引，在没有路迹的戈壁滩上，像蜗牛一样向前蠕动。沿途看见无数辆四脚朝天的破烂车子躺在黄沙上，令人不寒而栗。车辆继续前行，渐渐攀登上海拔3196米的青海湖。这是中国最大的咸水湖，湖中有小岛。难以置信的是，这样的高原竟会出现一个无边无际的湖泊。一时间，父亲忘掉了忧伤，好像溶解在这无边的白浪里，又恍如置身于开天辟地的混沌世界中。
    侥幸逃过劫数
     一边是浩瀚的湖水，远处雪浪拋空，云海茫茫；一边是连绵起伏的山峰。这样又走了一天多；第二天，背着青海湖又继续向西行了一天多。最后，车子停在一片布满沙柳包的地段上。周围荒凉得可怕，看来是一个人迹罕到的地方。这便是他们改造的营地了。
     劳动确能创造世界。父亲他们靠一双手，用铁刨刨平了沙柳丛林，这些沙柳，对父亲他们取暖御寒起了重要作用。不多久，他们砌起几十座泥砖平房，再在平房周围筑起围墙堡垒，正式建立「马海劳教场」，他们从帐篷转入平房居住。
     塞外的隆冬，寒风凛冽，滴水成冰。气温低达零下三四十度。在营房里，虽有热炕取暖，但由每天上午十时开始，都要外出劳动四五个小时。人们开始百病丛生。先是感冒，继而肺病、心脏病接踵而来。最可怕的是冻僵病，脚趾一冻伤，就要钳掉。幸运的，即使医好也变成残废；不幸染上破伤风的，便要向阎罗王报到了。
     知识分子怎经得起那些繁重的体力劳动及疾病侵袭！父亲的身体不到三个月就垮了，在工地上晕倒，醒来才发觉躺在病床上。谁知，「祸兮福所倚」，在卧病过程中，医生知道他出身医生家庭（先祖父是名医），具备一些医学常识和懂得打针，待他病情好转时，便叫他协助护理病人，后来又叫他当护士长。这样竟使他摆脱艰苦的户外劳动，逃过死亡阴影。
     在病房中，每天都有病人死去。一年下来，同来的人已约有六分之一不幸死亡。父亲经常要和其它护理员一起，用双轮车将同伴的遗体运到离营房几里远的沙滩上，掘一个两尺深的坑，草草掩埋。
     父亲就眼巴巴看着与他同一学校的难友余老师悲惨死去，并亲自掩埋了他的尸体。父亲积聚多时的泪水再也忍不住了，他在余老师的「坟」前，放胆地流泪，默默地控诉「阳谋」。为了表达他的哀思，他摘来一枝红梅放在余老师的「坟」头，吟了一首诗：
    不是寒彻骨，哪得扑鼻香？枝头红数点，含情伴夕阳。
    归途上，他又吟诗一首：
    冷月寒梅自高洁，落絮飞花碾作尘。
    黄沙滚滚风雷动，野旷天低遥望春。
     劳教过程中，适值三年困难时期。父亲有时饿得发慌，幸得母亲在港顾念旧情，给他寄过好几大包东西。所以父亲后来虽然恨母亲在患难之中舍他而去，但对她「雪中送炭」这点救命之恩念念不忘。
    改造好仍要改造
     一九六○年冬，在远离社会、远离亲友的荒原中度过漫漫长夜后，父亲与一批幸存的人被宣布：改造好了，「右帽」从今摘掉！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55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