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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其人其事

作者：朱忠康

当“七七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大举入侵中国之际，有一个叫蓝苹的电影演员从上海跑到了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改名为江青，“投奔了革命”，并进入了党校学习，从此她像一只特洛伊木马，楔入到了共产党的内部，像魔虫钻进了牛魔王的肚子里。当它发作时，搅得中华大地腥风血雨，国无宁日，民不聊生。

在延安她认识了当时红得发紫的中共高官康生。1937年的11月29日，从苏联飞来了一架飞机到达延安，飞机上走下了三位中共高官：王明、康生、陈云。康生派往苏联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返回来后马上接替李维汉担任了中共中央党校校长。

康生和江青都是山东诸城县人，江青的母亲曾在康生家中做过帮佣工，而康生又当过江青的母校——诸城高等小学的校长。康生比江青大16岁，两位老乡在“他乡遇故知”，回忆往事，双方都找到了共同的感觉，共同的语言，两人谈得相当投机。一个是党校校长，一个是学员，从此江青在延安有了一座大靠山。

此时的毛泽东，与妻子贺子珍的婚姻出现了危机，贺子珍为了治病，她不别而行，远赴苏联，入东方大学学习。就在贺子珍离开毛泽东身边时，恰好江青从上海来到延安，她乘虚而入，钻了空子，与毛泽东一见钟情，双方打得火热，很快成了毛泽东的夫人。

江青在成为毛泽东夫人前，已经有四次婚史记录，跟四个男人发生过关系。17岁时嫁给了一个中学生裴明伦，不料这个被她相中的男人结婚才两个多月就分了手。18岁时与青岛大学学生共产党员俞启威（黄敬）同居，俞启威被捕后，她来到上海又认识了唐纳。21岁时与唐纳同居，22岁与唐纳等三对新婚伉俪在杭州六和塔前举行婚礼，证婚人就是沈钧儒老先生。

自从唐纳与她结婚后，唐纳曾被逼得两度自杀，第一次自杀就发生在结婚后两个多月时间。江青23岁时，与有妇之夫电影导演章泯同居，逼得章泯与妻子萧琨离婚。

70多年前的中国，正处于外祸内乱时期，在“三纲五常”（三纲指：父为子纲、君为臣纲、夫为妻纲；五常指：仁、义、礼、智、信）、“三从四德”（三从指：女子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四德指：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媒妁之言，包办婚姻”、“男女授受不亲”、“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封建旧礼教包围下，妇女刚从小脚女人的缠足阴影中走出来，女人还是个足不出户的性奴隶。而江青竟已经成为性开放的“革命旗手”，变成一个比现代女子还超前的“超前女性”，换男人就像换衣服那么容易，在短短几年中，已经换了4个男人，基本上是一年换一个。这么一个烂污货曾搅得上海滩电影戏剧界人士“周天寒彻”，难以安宁，但却得到延安共产领袖毛泽东的千般钟情，万般宠爱！

1937年正当抗日烽火连天时刻，正与章泯同居的23岁江青，眼看在上海混不下去了，于是来到了延安，这一次她又换了一个男人，那就是毛泽东。

1938年11月19日，日军飞机已经能够深入中国腹地，延安遭到了日机的狂轰滥炸。就在这轰炸的前一天，45岁的毛泽东和24岁的江青，在延安窑洞里举行了结婚典礼。曾有过4次婚史的江青从来没有生过孩子，但是与毛泽东结婚后，很快就生下了一个女儿，毛泽东给她取名为李纳。为什么不取毛纳、蓝纳、江纳，而取了个李纳，从了她母亲的姓，原来江青的本名叫李云鹤。但是这“纳”字是什么意思，是否有纪念唐纳之意，难道江青与毛泽东结婚有了孩子后，还在想念着唐纳？这样，就在日本侵略军大举入侵中国，全中国人民陷入水深火热，快要当日本的亡国奴之际，毛泽东却在延安正与江青和新生女儿过着“天伦之乐”的生活。

江青与第5个男人毛泽东结婚之后，从此再也没有换过男人。为什么性开放的女人突然变得这么老实安守本分，在延安的山旮旯窑洞里一呆就十多年，而且紧跟丈夫一直到死为止呢？

为什么在“全国抗日运动指挥中心”的延安有这么多的大学，有党校、革大、抗大等，曾聚集了许多来自白区、敌伪控制区和敌后根据地爱国的年青貌美的女学生。而指导这场“抗日运动”的“抗日英雄”毛泽东却不爱这些“红妆”，而爱上了一个曾经与四个男人上过床的江青呢？

两个狗男女，相互走到了一起。只有一种解释：一个是趋炎附势；一个是追蝇逐臭，把痈疽当乳酪，把腐肉当艳桃了。从此双双沆瀣一气，狼狈为奸，在中华大地上，连续数十年导演了一场场二十世纪人间的大闹剧、大悲剧。

这个中国人民伟大领袖毛泽东的所作所为，连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都不如。毛泽东和当时的一个刚入党的青年俞启威相比，就可以看出毛泽东的人格是多么的鄙琐。

江青的第二个丈夫叫俞启威，江青认识他的时候，他是青岛大学学生，1932年初成为共产党员，这一年的春夏之际，18岁的江青与21岁的俞启威当众宣布同居，江青也于第二年2月加入了共产党。不久俞启威被捕入狱，江青失去党组织关系，只身逃到了上海，住在田汉家里，参加了晨更工学团工作。1933年冬天俞启威被释放出狱，在上海见到了江青，由于俩人都参加了1934年举行的“一二八”事变两周年示威游行，引起警方注意，他们又逃回到了北方。很快，过了几个月，江青再度来到上海，1934年10月，在与地下交通员接头时，被警方抓住。经过两个月的牢狱生活，当她出狱时，迎接她的正是俞启威。

1935年1月，他们又在北京相聚，此时俞启威已在北京大学读书，改名为黄敬。两人一起生活了两个月之后，江青接到了一份速回上海参加排演《娜拉》的电报，此时的江青正想离开俞启威，这份电报正好救了她的急。于是她登上了南下的列车，与俞启威告别。

江青来到上海后正式踏进演艺圈，将李云鹤名字改为蓝苹。《娜拉》演出一炮打响，轰动了上海滩，从此上海人也知道有这么一个叫蓝苹的女演员。

不久她认识了一个忠厚老实的大才子唐纳，很快就过起同居生活，1936年4月在杭州六和塔前与其他两对伉俪举行集体婚礼。结婚不久，有一次俞启威应上海教联的邀请，到上海为左翼文化教育界人士做报告，介绍北平“一二九”运动的情况。会上，江青见到了他，声称要到北方来找他。当俞启威走后，她就丢下唐纳不别而行，来到天津找俞启威。

再说俞启威，自从江青到上海之后，一别就是一年多，没有收到过江青的一封信。他通过报纸才获知江青已在上海与一个叫唐纳的记者结了婚，所以江青一到，他首先就向她祝贺：“知道你结婚了，衷心祝你们幸福，白头偕老！”她向他解释她并不爱唐纳，还想与他再筑爱巢，被俞启威拒绝，并批评她在爱情问题上的草率和不严肃。

正当江青与俞启威在北方见面之际，在上海的唐纳正在翘首盼望着江青的来信。在江青与他分手时，她曾骗他是母亲病了，到了济南后会写信来的，可是这一去，只接到过一封信，后来就沓无音讯了。被江青迷恋住的唐纳越想越不对劲，就直奔山东济南而来。来到江青的姐姐李云露的家中，不见江青踪影，又遭到她姐姐的冷遇。当天晚上，唐纳回到旅馆就自杀了，自杀前写了一封绝命书，详细叙述了他们相爱的经过，以及对她一腔缠绵情爱的忠诚，淋漓尽致地作了一番描绘。经过抢救，唐纳算是活了过来，但是他们之间的婚变和唐纳自杀事件很快在媒体上公布出来，闹得上海满城风雨。在众人劝说下，双方总算重归于好。

不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几个月之后江青为争演《赛金花》的主角与王莹等人闹翻了，金山、王莹等人退出“业余剧人”，另起炉灶成立“四十年代剧社”，单独排演《赛金花》。“业余剧人”团也在章泯导演下排演《大雷雨》，就在此时江青与有妻有孩子的章泯相爱同居了，并逼着章泯与妻子萧琨（著名作家萧三的妹妹）离婚，气得唐纳第二次自杀。上海的大报小报对唐纳和萧琨充满了同情，对江青的所作所为进行了谴责。在众叛亲离的情况下，她深感上海已经混不下去了，就提着行李箱，挥手告别上海，来到延安要参加革命！这时正是日军大举侵略中国的时候：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发生之后不久。

可见当时这位刚入党的俞启威，在得知江青已经与唐纳结婚，江青又来找他要重温旧梦时，并没有被江青的甜言蜜语所迷惑，相反批评了她一顿。

那么俞启威是何人？他就是后来成了中共领导人物之一的黄敬，在与江青分手后，当过中共冀中区委书记、冀鲁豫区党委书记、平原分局书记、晋察冀中央局书记等职。1949年后成为天津市第一任市长，1952年调任中央人民政府机械工业部部长，1956年任国家技术委员会主任，八大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

自从江青成了毛泽东夫人之后，江青曾多次要找黄敬“谈谈”，但都遭到了黄敬的拒绝。

1938年黄敬到延安来开会，江青约他“一起谈谈”，被他断然拒绝，不愿与她见面。

50年代初，毛泽东正在找前妻贺子珍的儿子，江青心中不是个滋味，想找黄敬来“谈谈”，又被黄敬拒绝。

1957年毛泽东发表了一首《蝶恋花·答李淑一》，诗中有对前妻杨开慧充满怀念的“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词句，令江青醋意大发，她又约黄敬来“倾谈……”，又被他拒绝。

这个泼妇还对毛泽东说：“你怀念杨开慧，我想念唐纳！”她给郑君里去信，打听唐纳在国外的地址。文革开始后，为了追查这封信的下落，她密令林彪集团在上海的爪牙江腾蛟，化装成红卫兵对上海文艺界人士百般抄家，并迫害他们。郑君里就是因为这样成了江青的眼中钉而被抄被抓的，在狱中受尽折磨迫害致死。

在审判江青的法庭上，郑君里的夫人黄晨愤怒地控诉：“江青害得我们家破人亡！”

被江青陷害过的人，不管是恩人还是仇人，一般都是没得好死的。为了不让三十年代在上海的丑事曝光，她对电影戏剧界知情人物反复抄家达十多次，顾而已家连续抄了17次，陈鲤庭家被抄了10次，郑君里家已被抄得数也数不清了。这还不够，一个个知道她底细的人都被迫害致死，郑君里、舒绣文、顾而已、应云卫等人被批斗而惨死，上官云珠跳楼自尽，徐韬跳钱塘江自沉。曾与她争演《赛金花》主角的王莹在狱中受尽酷刑而死。

曾与她在六和塔前一起参加婚礼的三对伉俪中，其中一个新郎是电影明星赵丹，他曾是全国人大代表，文革中也被挂上“混世魔王”的牌子屡遭批斗。

1960年赵丹为了拍《鲁迅传》去了杭州，正巧与江青住在同一个宾馆，江青一定要见他，竟在宾馆的大门口突然紧紧地把赵丹抱住，要亲他，害得赵丹躲也躲不开，又是尴尬又是害怕。心想江青如今是中国第一夫人，稍有不规行动，就是犯上作乱，人命关天啊，这可是了不得的大事啊！第二天一大早，他就胆战心惊地坐火车离开了杭州。

文革前夕，1965年的一天，江青和康生就把他找了去，在人民大会堂山东厅里劈头盖脑地把赵丹骂了一通。赵丹和江青、康生都是山东人，这下子老乡对老乡也不客气了。文革一开始赵丹就被捕，在狱中受尽了折磨，上海的“四人帮”准备杀他，幸亏林彪事件发生，才死里逃生。这位人民艺术家，在新疆被反动军阀盛世才逮捕，受尽了酷刑，几乎被害死，重庆方面已经为他开过了追悼会，他的妻子叶露茜以为他已死，改嫁他人。赵丹被关了五年之后逃出了魔掌，想不到在文革中又被江青关了五年半。

直到赵丹死后，还有着许多恶毒的咒语朝他和女儿身上泼来。称赵丹与江青曾有个恋史，舞蹈家赵青是赵丹与江青所生。即使当事人金山一再证明，是他送叶露茜到医院的，是他亲手抱着刚诞生下的赵青交到赵丹手里的，但是人言还是相当可畏，害得赵丹在文革之后始终未能拍成一部电影，一生中拍过40部电影的艺术家，抱着终身的遗憾离开了人世。

江青对于有恩于她的人也要下毒手。三十年代当江青处于穷困了倒危难之际，曾住在一间小阁楼亭子间里，连吃饭都成了问题，经常饿着肚子。一个给别人帮佣的女佣人名叫秦桂贞，曾给过她许多帮助，偷偷地把东家的饭菜送给她吃，在她病时给她洗衣洗物悉心照顾她。想不到在江青成为革命旗手之后，竟把这个恩人秘密地抓了起来，从上海押到北京，把她剃成光头，在牢中折磨她7年。见到她快要死时，才把她放了出来。

这个心狠手辣毒如蛇蝎的女人，嫁给了毛泽东之后，更是毒上加毒。毛泽东更是一个杀人不见血，吃人不吐骨的大刽子手。他把一个个战友、同志、老乡打入到十八层地狱，死时连名字都不给留下。到了文革江青终于露出“峥嵘”，想当女皇帝，与“马克思加秦始皇”丈夫联合起来，群魔大闹中国，从建国到文革足足大乱了几十年。

当中国人民在日本人的统治下正在过着水深火热受煎熬的生活时，毛泽东和江青却在过着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美满生活。毛泽东所以能成为中国的大汉奸大卖国贼，与江青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翻开江青的历史，这个女人不但在生活作风上荒淫无耻，而且在政治上也是一个变节投降的特嫌分子。1934年10月的一个晚上，她在上海兆丰公园等待与团中央地下交通员乐若接头时被捕。审讯她的是审讯组里的一个黑大个赵耀珊。他先声夺人大喝一声：“李云鹤，你必须老实交待怎样加入共产党的？你都进行了哪些破坏活动？如果不如实招供，就别怪我不客气！”说完就扬起了皮鞭在她面前晃了晃，威胁地说：“这根鞭子是不吃素的，一鞭子下去，就是一个血印子，而且会永远留下一条伤疤！” 

蓝苹低下了头，小声无力地回答说：“我没有加入过共产党。”

赵耀珊霍的一声站了起来，挥手就给她一记大耳光，打得她两眼直冒金星，险些跌倒。她再也没有勇气抗争下去了：好汉不吃眼前亏，见好就收。什么革命、真理、正义、解放事业，统统地见鬼去吧，只要保住命，比什么都重要。她于是乖乖地把她如何加入共产党的经过，又从事过什么活动，都一五一十地招了出来。第二天，又在中统特务面前起誓发愿，要与共产党一刀两断，弃暗投明。她痛心疾首地表白自己：“你们把我从火坑里搭救出来，我一定不会辜负你们的期望，我要用自己拉马牵镫的行动，来报答你们的恩德！”

果然蓝苹以姿色和演戏的本领讨得了特务们的欢心，对她实行了优待政策，住进了优待室。不久特务们在监狱里聚首喝酒会餐，他们叫来了蓝苹为他们唱歌助兴，她为他们一首接着一首地唱着。被酒灌得满脸通红的特务们，情绪高亢，不断地为她鼓掌和喝彩。

1934年12月底的一天，训练股长阎松年和赵耀珊来找蓝苹，让她在一份自首表格中填上名字，她签上名字之后，阎松年握住蓝苹的手激动地说道：“我们要把这份表格送到南京特工总部，等批下来后，你就自由了。我们不打不相识，通过这次打交道，我们算是交上了朋友。出去之后，不会忘记我们吧！”

蓝苹满含泪花，充满了感恩之情说道：“哪里，哪里！你们对我恩重如山，我永远忘不了的。没有你们的关照，我就是死里逃生，也会被扒掉一层皮。我将会用自己的行动，来报答你们对我宽大之恩！”

蓝苹出狱之后不久，跟着俞启威来到北方，两个月后，应邀演《娜拉》再次来到上海，经过洪深的介绍，认识了崔万秋。

崔万秋是“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军统）上海特区直属联络员，但是他的公开身份是《大晚报》副刊主任，编辑文艺副刊《火炬》及影剧副刊《剪影》，活跃于文艺界。他自称让谁红得发紫，就能使谁当上明星，让谁声名狼藉，就可以让他臭名远扬。他是个不用屠刀而杀人不见血的刽子手！从此俩人出入于餐馆、电影院、跳舞厅和交际场上，而《大晚报》上也经常刊登蓝苹的花边消息，使她成为上海滩家喻户晓的明星。蓝苹的《娜拉》上演成功，一炮打响，与崔万秋的卖力宣传是分不开的。

1936年9月是蒋介石的五十寿辰，蓝苹特地排了一出戏为蒋介石祝寿，《大晚报》又发消息、又写专访、又登剧照，称她是“典型的北国女性”，山东戏剧运动的“功臣”，让她一时窜红起来。

当蓝苹在上海走红的时候，比蓝苹小三岁的张春桥也于1935年春天从济南来到上海闯荡世界，也投进了崔万秋怀抱，受到了崔万秋的赏识、信任和重用，成为上海滩上的一个“文棍打手”，化名为狄克，与鲁迅展开论战。当1936年1月1日，蓝苹在崔万秋的《大晚报》《火炬》副刊上发表《随笔之类》一文时，3月15日张春桥化名狄克，也在该报副刊上发表了针对鲁迅的《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的文章。

蓝苹和张春桥，不但同为一个崔万秋后台老板，而且都是山东老乡，三人共同组成了“一主二仆”人物。“军统”头子沈醉，在1983年出版的回忆录《我这三十年》一书中曾写下了亲身的所见所闻，他写道：

我当时去崔家，经常见到蓝苹，她有时还为我倒茶，因为崔是上海《大晚报》副刊《火炬》的编辑，常在该报写‘北国美人’等类文章来给蓝苹捧场。一个四等演员有这样的人来捧场，当然是求之不得。我不但记得很清楚，而且在粉碎‘四人帮’后，知道那个在崔家见过的穿着蹩脚西装的狄克，就是张春桥，我的脑子里也有印象。

沈醉的文章告诉我们，早在文革前三十年，“五人帮”中的两个核心人物早已勾结上了。

后来蓝苹和张春桥又先后去了延安，打入共产党内部。共产党统治中国后，一个成了权倾一时的中国第一夫人，一个成了理论宣传界摇笔杆子的耀眼明星。到了文革，俩人更是紧密地组合在一个文革小组的领导班子中，成了毛泽东大乱中国群魔乱舞的魔头。

江青有过这么一段不光彩的历史，所以当了革命旗手后，很害怕当时的知情者，于是她采用杀人灭口的方法。被她批斗、逮捕、迫害致死的达十多万人。

江青和张春桥的特务叛徒历史问题，毛泽东知道不知道呢？毛泽东是心知肚明的。1973年邓小平复出不久，4月9日邓小平夫妇到北京西郊玉泉山前来看望在那里治病的周恩来，周恩来对他说：“张春桥是叛徒，但是主席不让查。”讲完后又特别嘱咐邓小平夫人：“卓琳，你不要说出去啊。”1975年四届人大召开的前夕，江青集团正为抢班夺权由她来组阁而大闹特闹时，就在毛泽东81岁生日的那天，1974年12月26日，周恩来小心翼翼地又向毛泽东报告了江青和张春桥历史上的问题。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在回忆录《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里如此写着：

一向顾全大局的周恩来，坦诚而严肃地向毛泽东谈了江青和张春桥的历史问题。毛泽东表示，他已经知道有关江青、张春桥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当初，为了用江青和张春桥等人发动‘文革’，毛泽东不让提这个问题。到了现在，事情发展到这样的地步，毛泽东更不会提这个问题了。要是换了别的人，如果有所谓的历史‘问题’，早就会被批判打倒。可是在‘文革’中，根本没有什么衡量是非对错的统一标准。政治的需要，就是标准。

毛泽东明知睡在他身边的文革大员都是历史上有问题的特务和叛徒，却不但不批判不打倒，而且还委以重任。就在周恩来与毛泽东这次谈话后不久，1975年1月5日，张春桥被任命为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1月13日四届人大召开的大会上，除了周恩来作了《政府工作报告》后，就是张春桥作的《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在12名副总理的名单上，就有张春桥的名字，于是，副总理不是邓小平一个人了，而是有12个副总理，其中就有张副总理。从此，江青、张春桥一伙人，一下子就拥有了党权、政权、军权。

江青和张春桥这段丑恶的历史，要是落在别人的头上，早已是被整得千刀万剐死无葬身之地了。让我们看看当年江青、林彪集团整邓小平时的情景就知道了。

“‘文革’中，一个人如果仅仅犯了‘走资派’错误或是‘路线’错误，就不容易打倒，或是打倒了也容易‘翻案’。一定要有‘历史问题’，诸如叛徒、特务等，才算是铁板钉钉的‘罪行’，打倒后才可能使其永世不得翻身。”

为了找到邓小平的历史问题，搜寻他的“叛变自首”罪证，他们兴师动众，煞费苦心，在一年半时间里，“邓小平专案小组”先后派出外调小组93批，每组由二、三人组成，外调人员223人次，地域涉及15个省、市、自治区，跑遍了140多个市、县，行程达30多万公里。赴广西的三人小组，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就跑了4个地区，22个县，提审调查了220多人。在北京一地，他们更是几乎跑遍了所有的部门，曾多次往返先后出入于中组部、中宣部、交通部、公安部、统战部、化工部、一机部、七机部、水产部、解放军总政治部、中央办公厅、中央调查部、中办机要局、对外文委、新华社、人民日报社、北京市革委会、北京卫戍区、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民航总局、中科院、社科院、宗教局、中央高级党校、解放军政治学院、中国历史博物馆、空军司令部、海军司令部、北京农业大学、解放军政治学院、最高人民法院、中国人民银行、马列主义编译局、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民革中央、秦城监狱等许多部门和单位。江青和林彪集团浪费了大量的人力财力，忙碌了一阵，结果什么都没有捞到，“邓小平专案调查组”无法进行下去而不得不撤销了事。

江青和张春桥不但是国民党特务，历史上有问题，而且江青的哥哥就是日本人的汉奸。

江青生于1914年3月山东诸城。其父李德文，小名叫“李狼贼”，在诸城开有小客栈和木匠铺，娶有大房和二房太太，江青是二房李栾氏所生唯一孩子。本来盼望生下一个小男孩，结果生下的是个女孩，于是取了个名字叫李进孩。她上有同父异母的姐姐，故她小名叫“二妮”。七岁时上小学，取名为李云鹤，有“鹤立鸡群”之意。上到五年级时与教师顶撞，朝教师吐口水，被校方开除。这一年她父亲去世，跟着母亲来到天津与姐姐一起生活。

江青的哥哥叫李建勋，（解放后改名为李干卿），当江青七岁时，受到邻居女孩谩骂，第二天她哥哥率领十多名警察把女孩的家人狠揍了一顿，江青第一次尝到了报复的乐趣。李建勋在日伪和国民党时期曾任过警长、巡官、局员、津浦铁路防奸组组员。1939年，在日本宪兵队特务指挥下，李干卿两次写信对江青进行策反。解放后，他任济南铁路局机务公寓管理员，由于贪污，在“三反”运动中受到记过处分。1959年中南海警卫局到山东省公安厅调查李干卿的历史问题，山东省特地成立了“李干卿问题调查组”。

江青得知公安部门正在调查她哥哥的材料，大为愤怒，决定报复。文革运动中，凡是曾调查过江青哥哥的有关人士都被抓了起来，他们是：山东省公安厅厅长张国峰、副厅长李秉政；省交际处处长陈静波；省公安厅警卫处处长于杰；济南铁路局公安处副处长王茂青；分处处长曲和钧；保卫股股长史殿安。除张国锋一人因患癌症外，其余6人全部由专机押往北京。张被日夜折磨而整死，6人受尽了酷刑和屈辱。从1968年4月29日押走一直到1977年8月宣布平反，他们被关了9年3个月。

江青的姐姐叫李云露，15岁时嫁给了奉系军阀张学良的部下王克铭为妻，江青发迹后，她带着儿子到中南海来住，成为江青的管家。而这位哥哥始终没有进过中南海。1959年毛泽东到济南巡视，在列车上接见了这位舅老爷，算是给了江青一个面子。但是毛泽东只跟他握了握手后，就送走了他。这个大汉奸大卖国贼怕身份暴露，见过小汉奸小卖国贼之后，赶紧拍拍屁股走人，立即命令列车加足马力朝南急驰。可见毛泽东是知道这位妻兄——内兄底细的。

小汉奸有了大汉奸和大卖国贼的庇护，不仅平安无事，而且消灭了一切知情者。

江青哥哥是日伪的汉奸，江青本人是不是日本人的汉奸呢？她到延安早不去晚不去，为什么偏偏在“七七”抗日战争发生时来到延安呢？是不是日本人派入延安打入中共内部的女间谍？这只有让知内情的人来搞清楚了。不过从毛泽东后来的一系列行为中就可以看出，所干的几乎都是汉奸卖国贼的事。至于江青在中国干下了倒行逆施一系列罪行，所干的每一件事，无不都是日本鬼子要想干的事。她和丈夫毛泽东把中国人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与日本军国主义要灭亡中国，把中国人当亡国奴没有什么区别。

本文所写的江青丑恶历史，与她的滔天罪行相比，只不过是冰山一角。幸亏叶永烈先生已经替她写过传了，对她的罪行进行了充分的揭露。中共组织的最高人民法院对她也作出了判决，也算是一次了结。但是拔了萝卜并没有带出泥，幕后的和前台的罪魁祸首毛泽东却没有揭露和审判，相反却依然当作大圣人来歌功颂德。这不仅是中国人民的遗憾，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的遗憾。 

 2009-2-21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