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申章
有关社会经济哲学和科学的事理分析文章
翻云覆雨毛泽东==24、25、26
24、贺龙遭迫害致死
贺龙，开国元老派，名声显赫，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共和国元帅。毛泽东一方面说，贺龙“忠于党、忠于人民，对敌斗争狠，能联系群众。”另一方面，又说“要在军内高级干部中‘打招呼’，对贺龙的野心有所警惕。”伙同林彪一帮人陷害贺龙，两年后贺龙惨遭迫害致死。
1966年9月14日，贺龙赶到中南海游泳池毛泽东住处，毛泽东和贺龙闲聊了几句，便从肘边的茶几上拈起份材料，笑着说：“你不要紧张嗷。对你我还是过去的三条，忠于党、忠于人民，对敌斗争狠，能联系群众。”说着将材料递给贺龙。
贺龙一看，是吴法宪等人的告状信。信的内容是，贺龙的老部下、西南军区的几个干部，作为出席空军党委第十一次全会的代表，到贺龙家看望老首长，彼此闲聊的一些空话。吴法宪据此诬陷贺龙插手空军党委第十一次全会，在幕后操纵部分同志，“把会议搞得乌烟瘴气”。
贺龙心地坦然：几句饭后的闲谈，怎么就是幕后操纵了呢？便请示毛泽东：“我是否找吴法宪他们谈谈？”
毛泽东摆摆手：“有什么好谈的。你不要找他们，不能承认上面的事情。”毛泽东虚情假意地说：“贺老总，我对你是了解的。放心，我作你的保皇派！”
贺龙说：“我想找他们解释一下。”
毛泽东沉吟片刻，说：“那也可以嘛。”随之，毛泽东避开主题，闲扯起历史上的贞观之治来。谈话到了正午，毛泽东挽留用餐，贺龙谢辞。
又过了5天，还是在游泳池，毛泽东再度召见贺龙，说：“问题解决了，没事了。你可以登门拜访，征求一下有关同志的意见。”1
毛泽东如果信守对贺龙的许诺，贺龙就不至被迫害致死。从后来发生的一切事实来看，
只有两种解释：要么是翻云覆雨，说过的话不算话，变了卦；要么是早就成心要整死贺龙，说几句欺骗话，让贺龙一时宽宽心，消磨其反抗心理。
最先提出打倒贺龙的是江青。1966年底一次在讨论《中共中央、国务院对于大中学校革命师生进行短期军政训练的通知》中央工作会议上，江青突然发难，说“为什么不把贺龙揪出来，我有大堆的材料，非常确凿的，他是个大坏蛋！他要搞军事政变。要把贺龙端出来。你们不敢，我去触动他！我什么也不怕，他老婆也不是好人。” 毛泽东当时在场，只说了一句：“此事现在不议。”只表明江青放炮时间不对。现在不议，另找合适的时间再议。而不是根本上就不该放这一炮。
江青如此放肆，叫嚷要揪身为军委副主席、共和国元帅的贺龙，要是没有摸到毛泽东的底，他哪能来的狗胆？
有人分析道：“一般认为，江青代表了毛泽东的态度。动贺龙，只有林彪，份量是不够的。” 2
事实正是这样。人们都以为只是江青、林彪等人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对贺龙搞的陷害。
其实是毛泽东先就定下了调子。据林彪办公室秘书张云生回忆：“1966年9月6日，林彪受毛主席委托，就贺龙问题在军委会上正式‘打招呼’ ……林彪说，军内开展文化大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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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薛 明：《向党和人民的报告——忆贺龙同志遭受迫害的那些日日夜》，载周明主编《历史在这里沉思—1966--1976年纪实》第一集，华夏出版社1986年版第130-161页。杨金路 江海洋：《贺龙被害内幕》，载袁浩等编《统帅部的斗争》，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5-180页。
2、辛子陵《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香港书作坊2007年7月版第553页。
命以来，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及某些大军区都有有人伸手，想在那里制造混乱，企图在乱中夺权。……林彪说他们的总后台是贺龙，因此主席说要在军内高级干部中‘打招呼’，对贺龙的野心有所警惕。到会的几位老帅（军委常委委员）纷纷表态，都拥护毛主席和林彪的讲话。” 1
这个“招呼”一打，林彪一伙就闻风而动。林彪将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的揭发信一份接一份地送到毛泽东那里。向来敏感兵权的毛泽东，才于9月14日单独召见贺龙，说了几句前面所述的宽心话。
江青说贺龙“要搞军事政变”，怎么回事呢？
那是1966年的8月，康生将“二月兵变”的主谋栽诬在贺龙身上，
“二月兵变”纯粹是子虚乌有的事。原来是1966年2月中央军委为加强地方武装建设，决定北京市组建一个团，归卫戍区建制，以担负首都民兵训练和维持社会治安等到任务。这个团组建后，没有营房。经海淀区武装部介绍，有些大学学生下乡搞四清去了，有空房。卫戍区的人到北京大学和人民大学等学校去联系，这些学校也表示可以让部队暂住。后来卫戍区领导认为，部队驻学校不太适宜，决定不住学校。那个团组建后，住到郊区去了。就这么一回事。在1966年7月，北京大学贴出了一张题为《触目惊心的二月兵变》的大字报。当时邓小平还没有被打倒，他在调查后否定了此事。但林彪、江青、康生等人，正在为毛泽东整贺龙找材料，便故意把水搅混。于是便散布“二月兵变”的谣言，把罪名扣到贺龙头上。
他们多次在群众大会上危言耸听，痛斥贺龙私自调动军队进京，要搞兵变；并在体育口组织兵变队伍，在海空军建立他的国防俱乐部……
几乎一夜间，全国上百个大中城市的墙头、电线杆上，都贴出了“贺龙二月兵变”的急电传单。举国为之震惊。
不久，军委关于“贺龙有问题”的打招呼范围，扩大到各总部，各大军区，各大兵种的负责人。
12月28日，贺龙照常参加了中央政治局会议。毛泽东还满面笑容地向他打招呼，叫他坐到前排来。这是毛泽东惯用的麻痹对方，暗施手脚的伎俩。果然，两天后，1966年12月30日，江青、姚文元到清华大学，找贺龙的儿子贺鹏飞，对他说：“你爸爸犯了了严重错误，我这里有材料，你告诉他，我们可要触动他了。”2
之后，北京街头的大喇叭，就公开喊出了“打倒贺龙”的口号，一批红卫兵抄了贺龙的家。
1967年1月9日，经毛泽东批准，由军委副主席林彪主持，在京召开中央军委碰头会。身为军委副主席的贺龙元帅被剥夺了出席会议的权利。同日，贺龙的家被一帮红卫兵占领、抄家。贺龙夫妇去中南海找周恩来总理，周恩来一面命红卫兵撤出，一面留贺龙夫妇住在自己家里。
贺龙在周恩来家住了半个月左右，1月18日，周恩来对贺龙说：“毛主席都和你谈过了嘛，主席还是要保你的嘛。我本想让你就住在中南海的，现在中南海里也有两派，连朱老总的箱子也被人撬了。我还是另外给你找个安静的地方吧。去休息一下。你先去吧，到秋天我去接你回来。”3周恩来的这些话完全是在哄骗贺龙，因为他已经了解到毛泽东要整倒贺龙的底，不便再让贺龙留住了。之后，贺龙夫妇被秘密地送到西山一座小院住下，一直被整死的两年多，周恩来也没有去把贺龙“接回来”。
没有过多久，毛泽东整贺龙的真相就公开了。1967年2月3日，毛泽东在接见阿尔巴尼亚的卡博和巴卢库的讲话中说：“我们的军队也不是没有问题的。像贺龙是政治局委员，罗瑞卿是书记处书记，总参谋长。”
1967年9月11日，在林彪、江青、康生等到人的策划下，一份要求成立专案组审查贺龙元帅“政治历史问题和阴谋篡军反党反对毛泽东思想罪行”的报告，送到了毛泽东的手里。毛泽东也深知贺龙的情况，而且前不久还对贺说过：“放心，我作你的保皇派！”这时，为了笼络住林彪，毛泽东只有昧着良心，也不顾前不久对贺龙的许诺，把贺龙出卖了。两天后，即9月13日，毛泽东圈阅“同意”。同日，正式成立“贺龙专案组”，由周恩来任组长。这个专案组组长的任命，除了毛泽东还有谁够资格呢？这说明并非只有林彪才想整倒贺龙。
这个专案组把凡是在红二方面军、八路军一二○师、晋绥军区工作过，与贺龙有点关系的高级将领都扯了进来，下面设立了总参的“王尚荣专案组”、“雷英夫专案组”； 总政的“金如柏专案组”、“李贞专案组” 等十几个专案组。众多高级将领扯进来的目的，就是要他们供出，1933年蒋介石派政客熊贡卿到红三军招降贺龙，硬说贺龙“投降”。企图把贺龙打成“大叛徒”。
1968年9月18日：林彪、“四人帮”党羽送来一封信，要贺龙“交待”历史上的所谓“罪行”。这是被隔离以来向贺龙提出的惟一重大“问题”：“1933年蒋介石派熊贡卿到湘西，与贺龙是怎样谈判的？参加谈判的是哪些人？最后达成什么协议……”贺龙看完，把信往桌上一摔，怒吼道：“撞她妈的鬼！人都给我枪毙了！栽赃，完全是栽赃！”
其实，这个“问题”是很清楚的。1931年至1933年，在蒋介石多路重兵进剿和党内王明“左”倾路线的干扰下，洪湖、湘鄂西地区的革命事业遭受了惨痛的失败，根据地大部失陷，红军也由2．5万余人锐减到不足3000人。贺龙被迫率部退出洪湖，绕道豫西、陕东，转战七千余里，苦战于湘鄂川黔边，艰苦备尝。也就在这个时候，1933年 12月蒋介石对根据地采取两手政策，他一面以重兵围困红军，一面又亲自委派贺龙早年友好、国民党南昌行辕公署二厅特工、政客熊贡卿对贺龙进行游说、策反。熊先派梁素佛联络，带着熊贡卿以昔日友好的名义写给贺龙的信。说是要来叙旧，并愿意帮助解脱困境。贺龙立即识破了熊贡卿的用心，并认为是对自己的极大侮辱，当即报告了党的湘鄂西中央分局，分局为了搞清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和红四方面军破坏的情况，遂允许熊贡卿前来。熊贡卿来到后，供述了情况。贺龙便下令把他逮捕了。在从茨岩塘到桑植途中的一个山垭口，贺龙激忿地对部队说：“今天，我们要枪毙一个坏蛋，他叫熊贡卿。他是来干什么的呢？是蒋介石派来劝降的说客，这对我们红军是极大的侮辱。同时他又是奸细，我们绝不能放他回去。蒋介石的算盘打错了，他完全是痴心妄想。艰苦困难吓不倒红军，高官厚禄收买不了红军，阴谋诡计也骗不了红军！”接着下令枪毙熊贡卿。
贺龙当即将此情况报告湘鄂西中央分局。中央分局于1934年3月间日，专门就此事经过给中央写了个报告：
“去年十二月蒋介石曾派一代表熊贡卿来游说贺龙同志，企图收编，熊先派梁素佛来，贺龙同志首先即发觉来人之阴谋，认为是侮辱，提到中央分局。我们为要得到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及四方面军之破坏工作的消息，遂允熊来。据熊说蒋已派四个人（有两个是浙江人）到四方面军去，中央苏区亦建立多年工作，此等人均做上层收买工作。我们乃将熊事公开，举行群众审判枪毙之。”
此事早就十分清楚，但是三十多年后，为了要打倒贺龙，就要制造“材料”。所有牵连进来的那些高级将领无一能够提出证据，不能实现 他们的图谋，便搞刑讯逼供，疯狂迫害。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大将就被迫害致死。对于贺龙更是虐待有加。1977年2月，贺龙夫人薛明曾向中央写了一份材料，详细汇报了贺龙的境遇：
他们借口有人来揪贺龙，说是怕人发现我们在这里住，竟把床上的被褥、枕头全部收去，迫使我们睡在没有卧具的床上，用手臂当枕头。夏天借口水源困难，曾有四十五天断了水。每天只给一小壶饮用水，其它的生活用水完全靠积雨水凑合着用……当时贺龙同志已经七十一岁，身体又有病。有一次和我一起抬一大盆雨水，扭了腰。剧烈的疼痛使他十八天靠在椅子上不能动，也不能大便。当时，营部有一个好心肠的沈医生给弄了点草药。为了使贺龙同志大便通畅，我又设法用早已用光的氧气筒的导管，自己用嘴含了洗衣服的肥皂水来给他灌肠。由于这种肥皂水刺激性大，我的口腔黏膜广泛烧坏，吃饭讲话都受到影响。
从这以后，我们的环境就越来越困难。做饭的战士用很短的时间就草草做出一顿饭，基本的营养也失去了保证。原来营部的那个沈医生对我们很好，经常设法给我们买来必须的药品，有时甚至还帮我们买一些食物。但不久这个同志就被调走了。这时真是缺医少药，连每天三片必需的极普通的降糖药也没有保证了……这时，他们几次在暗中搜寻贺龙同志的药品，均未找到，就以“照顾”为名派来了一个王医生……这个王医生一来就恶狠狠地说：“不是组织决定，就单凭你们俩，我是不会来的。”他们不但不给予必要的治疗和照顾，反而说是组织决定的，强令我把自己想方设法为贺龙同志保存下来的很少一点必需的常备药品交出来，全部拿走。说是由他们保管。这个姓王的其实不是医生，是个男护士。
薛明同志的材料上接着写道：当时室内温度只有六度，他们借口暖气管破裂了，无法修理，要我们搬家。贺龙同志坚决不同意搬，私下对我说：“这个房子是总理安排我们住的，我住着放心。如果换一个地方，那就要出鬼了。”可是几经交涉无效，在一个夜里他们强迫我们搬到了山下的一个房间里。
搬家以后，各方面的条件就更差了，连吃顿饱饭都不可能。经常是白水煮白菜、糠萝卜，老得像甘蔗皮似的豆角。有一次甚至竟把饭倒在地上，让我们拣起来吃。在这种非法的折磨下，贺龙同志的身体越来越坏，经常感到饥饿。有时，我们只能偷偷到院子里挖点野菜。过年过节他们杀猪会餐，我们吃忆苦饭。每顿饭后，都是医生看着吃他拿来的药。贺龙的生活、医疗条件日益恶劣，健康状况逐日下降……
1969年6月8日早晨。贺龙照常听过广播以后，突然一阵恶心，连续呕吐三次，呼吸急促，四肢无力。这是糖尿病酸中毒的表现。薛明万分焦急，立即向监护人员报告，请求医生救治。但是，医护人员根本不作认真诊断治疗，只是让那个所谓的“医生”给打了一针“止吐针”，也没能止住呕吐。我催促了五次，他们一直借故拖延；直到晚八点钟才来了两个医生。我向他们请求立即抢救。医生没有做详细检查，就给贺龙输上葡萄糖和生理盐水，吊上瓶子就匆匆走了。他们是向在外屋直接掌握这次“救治”的专案人员“请示”去了。趁他们出去的时候，贺龙对薛明说：“要小心。他们要害死我。”确实，对一个危重的糖尿病人，却将那危害病人生命的葡萄糖输了一夜，整整2000CC，他们是要用医药谋杀贺龙。
第二天，6月9日天一亮，医生要贺龙去住院。贺龙不愿去。他说：“我没有昏迷，我不能去住院，那个医院不是我住的地方。”但医生坚持要住院，并声称是“组织上决定，非去不可。”不由分说，贺龙被抬出房门，送上救护车，送到解放军总院。早上八点钟到医院时，贺龙的神志还是清醒的，在一切治疗和抢救条件都具备的情况下，六个小时后，他却死了。当日晚，贺龙遗体秘密送往八宝山，以“王玉”的名字火化，没有一个亲人在场。赫赫共和国开国元勋，就这样负屈含冤、蒙垢饮恨地死去了。
一个曾使敌人闻风丧胆的元帅，一个蒋介石曾花十万大洋买不去的头颅，却在自己亲手打下的江山里，在他崇敬的领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中死去。
贺龙死后，得知贺龙的血糖高达1700，比以往他的血糖高出十几倍。单凭这个数字就能说明他们对贺龙进行无情摧残、折磨的程度。
贺龙是“文化大革命”中第一个被整死去的元帅，而“文化大革命”的始作俑者是毛泽东。毛泽东一方面说：他要当贺龙的保皇派，要保贺龙。另一方面，他又放风、“打招呼”说贺龙有野心，并批准成立专案组，致使贺龙遭到非人的折磨、迫害。这充分说明，他对贺龙是不仅前后两种绝然不同的态度，说话不算数、出尔反尔的故态，同时，还使用了两面派手法，当面对贺龙说一些让他放心的话，背地却把贺龙往火坑里推。
1974年9月底，中共中央发出了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推倒了毛泽东、林彪一伙强加在贺龙身上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次年6月9日，在贺龙逝世六周年之际，中央举行了“贺龙同志骨灰安放仪式”。周恩来总理带病参加了骨灰安放仪式，并代表党中央为贺龙致悼词。48年前，在贺龙入党仪式上，周恩来曾说过：“贺龙同志是一个好同志！”现在，追悼会上，周恩来又说：“贺龙同志是一个好同志！”并在贺龙遗像前一连鞠了七个躬。1982年10月，中共中央进一步做出了《关于为贺龙同志彻底平反的决定》，彻底推倒毛泽东、林彪、江青和康生一伙强加给贺龙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对贺龙战斗的、革命的、光辉的一生，作出了历史的公正评价。
毛泽东为什么要整死贺龙？为了防范贺龙搞政变。
有学者分析道：“毛泽东和林彪认为，刘邓是没有能力发动一场军事政变的，有能力发动一场军事政变的是周恩来。……周恩来在贺龙心目中有极高的信仰，他们肝胆相照的友谊已持续了四十年。周恩来如果来个新版的‘南昌起义’，贺龙、朱德、刘伯承、陈毅、聂荣臻五位元帅会跟着走，徐向前对西路军问题心怀怨气，也会跟着走，叶剑英是参谋长出身，没有自己的山头，他在长征中毛泽东与张国焘分裂的时候，投了毛泽东的票，如今毛泽东如果跟周恩来摊牌，他很可能投周恩来的票。自己在红一方面军的两大支柱之于—的彭德怀元帅被打倒了，他要站出来也会支持周恩来。罗荣桓元帅过早地去逝了。这样一算，在世的九个元帅，有八个会跟周恩来走，毛林无论如何难以抗衡这一巨大的军事、政治势力。将军们跟着走的会更多，党政干部、知识界会出现闻风而从的局面，这在毛泽东心目中是最危险，最可虞、最担心的。”
“不管贺龙有没有错误，文化大革命初期必须先剥夺他的兵权，把他打倒（可以制造任何理由），这在毛泽东的‘伟大战略部署’中是秘而不宣的关键性的一步。把南昌起义的总指挥先放倒，新版的‘南昌起义’就搞不起来了。” 1
毛泽东有点像曹操，“宁使我负天下人，勿使天下人负我。”但他唱的红脸，当面说要保贺龙，背后纵容林彪一伙下手，置贺龙于死地。贺龙没有反毛，这一点毛泽东心里清楚；先害死再平反，这也是他的‘战略部署’。”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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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辛子陵《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香港书作坊2007年7月版第550、551页。
2辛子陵《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香港书作坊2007年7月版第558—559页。
25、先说“秋白是个好同志”，后来又说他是叛徒
瞿秋白是我党早期领导人，担任过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1 9 3 5年6月被国民党杀害。就义前曾写下《多余的话》，是对自己一生的自白。
瞿秋白被杀害的消息传到毛泽东耳里时，正在长征途中，他对冯雪峰说：“不仅是你失去了一个好朋友，我也失去了一个好朋友。”19 3 9年的一天晚上，萧三与毛泽东一起散步，萧三不禁谈起瞿秋白等人“不幸牺牲，可痛可惜”。毛泽东听罢，也感叹道：“是呵！假如他活着，现在领导边区的文化运动该有多好啊！”l 9 46年瞿秋白夫人杨之华从新疆监狱出来后，一到延安，毛泽东就请她吃饭，说：“秋白是个好同志。”
“文化大革命”前，我党对瞿秋白有过三次评价。第一次是1 9 4 5年4月2 0日中央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仪》指出，瞿秋白同志是当时党内有威望的领导者之一，在被打击以后仍继续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在1 9 3 5年6月，英勇地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下。第二次是在1 9 5 0年1月3 1日，毛泽东同志为《瞿秋白文集》题词：“瞿秋白同志死去15年了，在他生前许多人不了解他，或者反对他，但他对人民工作的勇气并没有挫下来。他在革命困难的年月里坚持了英雄的立场，宁愿向刽子手的屠刀走去，不愿屈服，他的这种为人民工作的精神，这种临难不屈的意志和他在文字中保存下来的思想，将永远活着，不会死去。瞿秋白同志是肯用脑子想问题的，他是有思想的，他的遗集的出版，特有益于青年们，有益于人们的事业 ，特别是在文化事业方面。”第三次是1 9 5 5年6月18日，瞿秋白就义2 0周年纪念日，中共中央在八宝 山革命公墓举行瞿秋白遗骨从福建长汀迁至北京的安葬仪式。周恩来主祭，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代表中央作了瞿秋白生平的报告，就瞿秋白对中国革命的贡献作总结，对他的一生给予高度的评价。报告全文铭刻在瞿秋白的墓碑上。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 “四人帮”把瞿秋白写的《多余的话》翻了出来，说他是“自首叛变的铁征”，“出卖我党我军重要机密”，“暴露了党的地下关系”，从而把瞿秋白同志说成是“叛徒”。
毛泽东也说：瞿秋白在敌人监狱里写过一篇《多余的话》，是“叛徒”。于是给瞿秋白扣上“叛徒”的帽 子，其坟墓被掘，暴骨扬灰。其亲属遭到批斗。瞿秋白夫人杨之华被关进监狱，后被放出，三天即死。
“四人帮”被粉碎后，瞿秋白的名誉得到恢复。
瞿秋白写的《多余的话》，调子比较低沉。但文中一没有出卖党和同志；二没有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主义和共产党，反而宣传苏区建设；三没有投靠国民党乞求苟生；四没有吹捧国民党。可见《多余的话》不是瞿秋白“自首变节”的自白书。
陆定一认为，《多余的话》是瞿秋白的一份遗书，是作为总书记的“自疚”，他没有能够纠正王明的错误 路线，致使革命遭受损失而感到自疚。瞿秋白深深感“异己”思想历程之艰难，才有“心忧”，才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无私地、急切地把自己克服“异己”思想的经验总结出来，留给后人借鉴。他在《多余的话》卷首引《诗经·黍离》语：“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对瞿秋白被捕问题进行复查的孙克悠同志在《让史实评说》的纪念文章中写道：“在瞿秋白先烈就义6 5 周年之际，我重读了《多余的话》，深感《多余的话》是瞿秋白同志在就义前，怀念党、怀念亲爱的同志，向他们诀别，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用隐晦的文字对他的革命生涯和思想历程所作的总结，是他在临刑前以百分之百的布尔会维克为标准，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利刃，以大无畏的自我批评精神，勇敢、理智、深刻、彻底地进行自我思想剖析的产物。瞿秋白同志不仅无情地剖析自己的思想，还把遗体献给医学院进行解剖研究，表现了他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浩荡胸襟”。1
瞿秋白在长汀狱中给郭沫若的信中写道：“历史上的功罪，日后自有定论，我也不愿多说……”历史已作出了公正的评说，还瞿秋白以清白。
毛泽东为什么要不顾事实、也不顾历次党的有关结论，硬要说瞿秋白是所谓“叛徒”呢？在一篇题为《瞿秋白案复查纪事》中，可以使人得到答案，不妨将其中的一段摘录于后：
“《从公安部借来瞿秋白案审查卷宗2 O卷，足有三尺厚。内中有蒋军第三十六师师长宋希濂、参谋长向贤矩、军法处长吴淞涛、政训处长蒋先启、参谋彭励、机要秘书陈定、司书高春霖、排长冯心田（枪杀瞿秋白的刽子手）；中统特务王杰夫、钱永健、朱培横；福建保安十四团二营营长李玉（带队追捕瞿秋白）、排长曾起（劫金后枪杀何叔衡）、士兵范金标、赖忠顺（俘获瞿秋白）以及周月林等人的供词。公安部十三局在罗瑞卿部长直接指导下，积十年之功对瞿被俘后情况经过严密调查、侦审，已于 1964年 10月19日完成《瞿秋白烈士被害问题调查报告》。证据确凿，事实清楚，中央决策者完全可以据此作出瞿秋白在狱中对敌斗争坚决、从容就义的结论。而这正是常州秋白故居陈列馆被下令停办之后两个月。又过两月，北京的军事博物馆、历史博物馆也先后将陈列中的秋白形象完全除掉。历史事件的真伪，历史人物的沉浮，就这样被毛泽东等人为了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玩弄于股掌之中了。
这究竟是为什么？原来是为了给刘少奇扣上“叛徒”的帽子，需要制造一股所谓“叛徒问题”的空气，瞿秋白就成了一个垫背的了。陈铁健在《瞿秋白案复查纪事》2中说到了这一点。
“1979年秋天，我们到秦城监狱提审戚本禹。此人是“四人帮”同案犯中最顽固分子。据狱警说，戚入狱后始终声称他是毛泽东路线忠实执行者，一切行动都照毛泽东的指示办理，有百功而无一罪。拒绝与同案犯同时放风，只能单独“散步”。他很狡黠，坐定后，直勾勾地打量我们每个人，问我是不是学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前身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他直言不讳，说他写批判李秀成文章，开初只是认为中国“防修反修”，可从近代史上找同类例证，影射彭德怀晚年反毛也是“晚节不终”。文章在1963年发表受到周扬、翦伯赞及史学界强烈批评，戚已准备写书面检查。年底，江青找戚谈话，说是你给党做了重要的事情，主席表扬了你，很满意你写的文章。主席认为党内叛徒问题始终未能解决，你的文章提出这个问题，为党立了一功，你可别骄傲，要继续写。可以请教康生的“九评”（指与苏共论战的九篇评论文章）写作班子。戚写完第二篇文章，到钓鱼台找康生。康生等要戚不必跟着批评者的观点跑，而要高屋建瓴，抓住要害予以反击，务使对手无还手之力。1964年戚文第二篇发表，明确提出叛徒问题，从李秀成、汪精卫、彭德怀到赫鲁晓夫，大批特批，其势汹汹，顿时在学术界引起纷乱。不少人问：这是怎么回事？
刘少奇的所谓历史问题，就是后来被确认为 “叛徒、内奸、工贼”的六字“铁案”，而“叛徒”是其核心内容。这时我才恍然大悟：翻死人的案，是为了打活人，即以“路线斗争”为名，采取种种手段，必欲置反对派于死地而后止。刘少奇在几十年前谴责王明一伙制造党内斗争时，把它斥之为‘黑暗的’、‘罪恶的’党内斗争。结果 他真的死于比王明路线更黑暗、更罪恶的‘文革’浩劫之中，而瞿秋白也成为这幕丑剧的一个牺牲品。”
26、 叫人不要相信康生的话，毛泽东却言听计从
在延安整风期间，发生过“抢救运动”，许多从国民党统治区投奔延安的爱国青年受到“抢救”，即怀疑他们是特务，对他们进行批斗、审讯、关押，搞“逼、供、信”，使不少爱国青年受到精神和肉体上的摧残。事后，一个特务也没有搞出来。毛泽东不得不向大家作检讨、赔礼道歉。这事是他轻信了主管情报工作的康生，夸大事实，弄虚作假，对敌情过于严重估计的结果 。当他知道这个情况后，提出了一些挽救措施，如提出“抢救运动”不能发展；结论要有证据；一个不杀，大部不捉等。“到延安撤退前夕，毛主席逐步发现康生这个人不大可靠。特别是康生在‘抢救运动’中一系列的表现，使毛主席认为这个人‘左’，用毛主席当时的话来讲：“我们党内‘左’得不能再‘左’的人就是康生。你们切记，不要相信他的话。”1
这些话是不错的。毛泽东叫人不要相信康生的话，知道他“左”得不能再“左”。可是为什么，后来，毛泽东却把他当做心腹和亲信，许多坏事、馊主意都言听计从呢？
先说一下康生其人。康生自1927年加入共产党，一贯以极左的面目投机钻营。党的“七大”之后 ，康生的实权下降。七届二中全会后在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下任副职，他十分 不满，终日装病，静观形势，待机再起。1956年竭力反“右派”，1959年又任《毛泽东选集》编委会副主任、中央文教小组和理论小组组长 。他打着马列主义“理论权威”的幌子，用高调门吹棒毛泽东，制造个人迷信，神化毛泽东，得到毛泽东的欢心。他是毛泽东晚年时期的大奸臣，他对党的事业败坏之深、影响之广，实为我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都罕见。毛泽东对这样的一个大奸臣，不仅不除掉，反而大加重用。康生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当上“中央文革小组”顾问、政治局常委、直至中共中央副主席。康生的许多无中生有、捕风捉影、无耻造谣、恶意中伤的恶劣行径，毛泽东不调查、不核实，随便一接过来，就当指示发出去。有的所谓“最高指示”，实际上是康生的一些屁话。这里仅简列以下几条。
一、康生发明“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毛泽东接过来成为“最高指示”
1962年9月，在北戴河会议期间，批判彭德怀所谓“翻案风”的过程中，又发生了批判小说《刘志丹》的事。小说原本是描写20年代末30年代初西北地区革命斗争事迹的，以当地的领袖刘志丹作为书名，作者请当年担任过陕甘宁苏维埃政府主席、刘志丹的战友习仲勋同志审阅。习仲勋同志认为没有写好，提出意见：要把刘志丹放到大革命的时代背景中去写，要体现毛主席领导革命的正确思想。小说中有一处说到高岗当时在一个问题上的主张是对的，习仲勋提出不要写高岗。高岗曾是西北地区革命的领导人之一，新中国建立后任过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和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因与饶漱石一起搞了反党活动，是“高饶集团”头目，被开除党籍，后来自杀身亡。不料，这么一件平常小事，却被康生抓来大做文章。他硬说，这本书是为高岗翻案的。他提出 ：“现在的中心问题，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来宣传高岗？”这就为毛泽东批判“翻案风”制造了一个靶子，于是，在批判彭德怀“翻案”的过程 中，对小说《刘志丹》及有关人员开展批判。在批判中，把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等当年西北地区革命领导人打成“反党集团”，进而升级为“彭、高、习反党集团”。说小说是他们的反党纲领。9月24日，毛泽东在会上讲话时，康生递了一张条子说：“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毛泽东在会上念了这张条子，接着说：“近来出现了好些利用文艺作品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事。用小说来反党反人民，这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不论革命、反革命，都是如此。”毛泽东后来还说过：利用小说反党，是康生发明的。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这句话成了“最高指示”，在报纸上用黑体字标出，同时成为批判一切文艺作品的棍棒。1
二、康生胡说文艺界搞修正主义，毛泽东也这样说
在1961年前后，康生、江青曾极力从右的方面干扰文艺界调整工作，强迫一些剧团演出久已禁演、停演的戏给他们看，在社会上造成很坏的影响。不久，他们又以“左”的面目，对文艺界特别是戏剧、电影等进行全盘否定。1964年6月11日，康生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插话中，把部分演员的高薪同所谓修正主义联系起来，他说：“这一部分人如果不好好地改造，他就成为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的一部分”。就在这次会上，毛泽东同康生一起插话说：唱戏这十五年根本没有改，什么工农兵，根本不感兴趣，感兴趣的是那个封建主义同资本主义，所谓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当康生谈到高薪演员等属于高薪阶层时毛泽东补充说，包括高薪文学家，高薪教授，高薪科学家。6月23日，康生在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人员座谈会上又说：“社会主义社会的京剧剧目大部分还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封建的忠孝节义那一套，真正反映社会主义社会的东西很少，或者没有。”，这是“严重问题，而十几年来，这个问题我们没有解决。”接着，江青列举了一系列数字，说明在舞台上“主要的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早两年还有一些牛鬼蛇神”。她说：这对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是会起破坏作用的，这绝对不是替广大群众劳动人民服务，而是替“地、富、反、坏以及资产阶级分子”等少数人服务。对此发言，毛泽东也很欣赏，于6月26日批示：“已阅，讲得好。”之后 ，就有了毛泽东关于文艺工作的两个批示和各个领域批判的展开。
头一个批示是1963年12月12日，在中央宣传部编印的《文艺情况汇报》第116号上，毛泽东批给北京市委彭真、刘仁的批语：“此件可一看。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经发生变化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入手，认真地抓起来。”“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第二个批示是1964年6月27日，毛泽东在中央宣传部写的《关于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批示：“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正，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薄一波在其回忆录中说：毛泽东“在做两个文艺批示时，由于不适当地强调阶级斗争，根本的指导思想上发生了失误，观察问题的方法也就随之扭曲了，离开了科学的方法论轨道，自己违反了自己所倡导的正确原则和方法。”2
这两个批示做出以后，文艺界立即掀起一股大批判的浪潮，一大批电影、小说、戏剧、美术、音乐作品被否定，一大批文艺界的代表人物和领导干部如夏衍、田汉、阳翰笙、邵荃麟、齐燕铭等人受到批判。文艺界的大批判 ，很快扩展到其他领域。从1964年起，哲学界批判了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冯定的《平凡的真理》和《共产主义人生观》；经济学界批判了孙冶方的生产价格论和企业利润观；史学界批判了翦伯赞的“历史主义”，以及农民战争史研究中的“让步政策”论，等等。一时间，大批判的浪潮遍及整个文学艺术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
三、康生说《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毛泽东也如是说
“文化大革命”发端的那篇姚文元写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是康生先捏造说：这个剧与彭德怀罢官有联系，而毛泽东则把这一谎言当成根据和借口，以达到他的政治目的。
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历史学家吴晗写的《海瑞罢官》，本意是响应毛泽东的号召，要像海瑞那样的勇气，敢讲真话，敢于批评他的缺点。不料，吴晗却被康生、毛泽东毫无根据地诬陷为是为彭德怀翻案，罗织罪名，置于死地。
1964年，康生就多次向毛泽东说过：“吴晗的《海瑞罢官》同庐山会议有关，是替彭德怀翻案。”他不顾事实，硬说《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
1965年10月11日，姚文元写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上海发表后，1965年12月21日在杭州，毛泽东同陈伯达、关锋等人谈话时说：“戚本禹的文章（指《红旗》杂志第十三期的《为革命而研究历史》，该文不点名地批判了以翦伯赞为代表的历史观）写得好，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好处是点了名，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第二天，毛泽东向彭真等人明确指出，《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彭真不同意这种说法。他向毛泽东说明：据调查，吴晗同彭德怀没有联系，《海瑞罢官》同庐山会议没有关系。由于彭真的坚持，毛泽东只好说吴晗的问题两个月之后再做政治结论。1966年2月8日毛泽东在武汉听取彭真、康生汇报时，曾问道：“《海瑞罢官》同彭德怀翻案是否有联系？”彭真据实作出了否定的回答。于是，毛泽东将事情和盘托出：“我说过吴晗文章的要害是罢官，这是康生向我讲的，是康生的发明权。”以后，康生多次在公开场合声明：毛泽东肯定了他的发明权。这样，经过康生“发明”，毛泽东肯定，《海瑞罢官》这出戏，就毫无根据地成了为彭德怀翻案、向党进攻的政治问题了。于是由此顺藤摸瓜，由批判吴晗到批判“三家村”，到整倒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进而“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就燃起来了。
由于康生的“发明”和毛泽东的肯定，才有了姚文元的批判文章。这篇文章是江青经手搞的。但是，主意是毛泽东根据康生的“发明”而出的。江青说：“因为主席允许，我才敢去组织这篇文章”。毛泽东自己也承认：“当时我建议江青组织一下文章批判《海瑞罢官》，就在这个红色城市（指北京）无能为力，无奈只好到上海去组织。最后文章写好了，我看了三遍，认为基本可以，让江青回去发表。”1事实上，吴晗写的关于海瑞的文章，是在1959年上半年，庐山会议还没有召开，彭德怀罢官的事还没有发生；为彭德怀翻案的事，是在1962年北戴河会议期间的事，吴晗在三年前写的东西，怎么能为三年后发生的事情翻案呢？康生、毛泽东就能说出这种荒唐的话，干出这样荒唐的事。
四、康生说《二月提纲》是错误的，毛泽东也如是说
由于毛泽东说了“吴晗的问题两个月之后再做政治结论”，以彭真为组长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成员还有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于2月3日开会，对姚文元文章在社会上引起的思想混乱，进行研究，提出有利于学术界正常讨论的政策性意见，以便指导运动。会上，彭真提出了“放”的方针。同时指出：吴晗的问题是学术问题，已经查明吴晗同彭德怀没有关系，因此 不要提庐山 会议，不要谈《海瑞罢官》的政治问题。彭真还说：像郭（沫若）老这样的人都很紧张，学术批判不要过头，要慎重。“左派”也要整风，不要当学阀。康生在会上发表了完全相反的意见，主张谈吴晗的政治问题、要害问题，要把斗争锋芒针对吴晗，要保护“左派”。彭真不顾康生的反对，指示列席会议的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许立群等人起草给中央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 》。《提纲》提出：在学术问题的讨论上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以势压人。2月5日，他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前将《汇报提纲 》送给常委同志，并让许立群在会上作了汇报，他也作了一些说明。2月8日，彭真和陆定一、许立群专程到武汉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没有 表示 不同意，只是一连问了两次吴晗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彭真都作了否定的回答。彭真以为毛泽东对《汇报提纲 》没有表示 不同意，也就是同意了。回北京后，彭真让许立群代中央起草一个批语。2月12 日，由邓小平批发，中央正式批准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问题讨论的汇报提纲》简称《二月提纲》。
康生本来就不同意，但多数的小组成员同意，且经中央批准，他也没有办法。他就鼓动 江青背后告状，说什么《二月提纲》是错误的，甚至说是背着他干的。于是，毛泽东也跟着变了。原本在2月8日，彭真和陆定一、许立群向毛泽东汇报时，当面没有表示不同意，不是彭真等人理解的“表示同意”，而实际上根本不同意。1966年3月28、29日，毛泽东对康生说：“《二月提纲》是错误的，是非不分，当时我没有明确指出，以为是常委讨论过的。”1你既然认为是错误的，为什么特地征求你意见时不谈呢？既然以为是常委讨论过的，为什么不遵守领导集体的决定呢？毛泽东自认为他是凌驾于中央领导集体之上的，不但不遵守领导集体的决定，而且，还要趁机发起反攻，毫无根据地说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这都是党内的大事，不经过政治局，不经过其他中央领导人，他一说要解散，就要解散。
毛泽东、康生、江青都不满意《二月提纲》，他们决定去搬掌握枪杆子的林彪，搞出一个什么《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毛泽东亲自对《纪要》修改了三遍，作了十一处修改。这个纪要向彭真和在北京的中央领导人示威：他有枪杆子作后盾，掌握武力的人参预了，你们谁敢乱说乱动？
根据毛泽东的旨意，4月9-12日，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康生传达毛泽东的谈话，系统批评彭真在这次学术批判中的“严重错误”。会议决定：（一）起草一个通知，彻底批判五人小组汇报提纲的错误，并撤销这个提纲；（二）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报毛泽东和政治局常委批准。14日，毛泽东对陈伯达起草的撤销《二月提纲》的《通知》作了重大修改，加上了“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等话。这个经过毛泽东重大修改的通知就是“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于5月16日毛泽东亲自主持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这个《通知》一发出，一场“政治大革命”即全国大乱就全面爆发了。
五、康生策划“第一张大字报”，毛泽东立即支持、批示向全国广播
还在《五·一六通知》之前，毛泽东已经很不满意地说过：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4月16-20日，毛泽东亲自主持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对彭真的所谓“反党罪行”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决定撤销《二月提纲》，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建立文化革命小组。这期间，毛泽东多次严厉批评彭真，说北京市委“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说彭真按他自己的世界观改造党，却为自己准备了垮台的条件，凡是有人在中央搞鬼，我就号召地方起来反对他们，叫孙悟空大闹天宫，并要搞那些保护玉皇大帝的人。现象是看得见的，本质是隐藏的。本质也会通过现象表露出来。彭真的本质隐藏了三十年。
由于康生已知道《五一六通知》内容和毛泽东对以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的不满，为了把矛头直指彭真和彭真领导的北京市委，于5月14日，组织了一个以他妻子曹轶欧为组长的调查组到北京大学，去调查北京大学的问题、北京市委大学部的问题、北京市委的问题。他当面向全组成员交待：“要从北大开始”“往上揭”，“揭发（北大校长）陆平、（北京市委大学部）宋硕、市委”。调查组的目的是“调查彭真在学校搞了哪些阴谋和发动左派写文章”。曹轶欧到北大后找到聂元梓（哲学系党总支书记、大字报的祸首）等人，“动员他们往上揭，明确要他们揭发陆平、宋硕、市委。”“要揭陆平的盖子”，“要一锅端”。他们一方面把搞到的材料由曹轶欧转给康生，并鼓动聂元梓等人写大字报，认为这样作的影响大、作用大；另方面还派人每天到北京市委大楼去摘抄内部大字报，送给康生。康生说“你们到北京市委抄的大字报很有用处”。
1966年5月25日，在北京大学贴出了由聂元梓等七人签字的、题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的大字报。这张大字报，在校内外引起强烈反响。起初有一些同意和响应的大字报，不久更多的维护党委、对大字报进行批驳的大字报出来了，并占了上风。当晚，华北局书记（也是北京市委负责人）李雪峰、国务院外办负责人张彦及高教部领导来到北大。李雪峰说：是党中央和总理让我们来的。他委婉地但是明确地批评大字报“内容有点泄露党的机密”。他说：中央批转国务院外办关于文化革命对外宣传的规定，要注意保密，内外有别。党有党纪，国有国法。总理代表国家，总理说的，我们不听，那也不太好呀！张彦重新传达了中央批转的国务院外办的文件，又传达了总理的指示。他说“总理特别强调：作为党和国家机关的纪律，就是要严格执行内外有别。”这使写大字报的一伙人，感到有压力。与康生、曹轶欧联系的张恩慈给他们打气说：不管怎样围攻都要顶住，不能作检讨。这实际是康生的指示。
当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遭到反击的时候，康生背着在中央一线主持工作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将大字报内容和引起强烈反响的情况向在杭州的毛泽东密报。毛泽东在6月1日中午见到大字报内容，马上打电话给康生、陈伯达，要他们在电台广播，并写了如下批语：“此文可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打破。”毛泽东还说：“这张大字报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北京公社的宣言，比巴黎公社意义更大。”康生找了王力、关锋和曹轶欧，向他们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要他们按毛泽东指示精神写一篇评论员文章。
当晚8时30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联播节目中广播了这张大字报的内容。6月2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以《北京大学七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一个大阴谋》为题，全文刊发了这张大字报，同时发表了王力等人写的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这篇文章反映了康生的观点，说：“你们的‘党’不是真共产党，而是假共产党，是修正主义的‘党’。你们的组织就是反党集团。”《人民日报》头版通栏大标题上把陆平、宋硕、彭佩云戴上“黑帮分子”的帽子。这篇评论员文章向全党和全国人民传达了这样的信息：毛泽东的话，高于党中央的集体领导，也破除了党的纪律。号召人们可以打破原有纪律的约束，向任何与毛泽东思路不一的人进攻，不论其职位有多高、资格有多老。
两个月后的8月5日，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写道：“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同一天，毛泽东为这篇评论写下一段批语：“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广大革命师生及革命干部对于错误的领导，就广泛地进行过抵制。”这表明，所有原来 的组织、纪律、制度，都可以废除，把群众煽动起来，搞乱应有的社会秩序，以便为他的打倒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服务。1966年10月25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还很得意地说：“一张大字报（北大的大字报）一广播，就全国轰动了。”“文化大革命这个火是我放起来的。”
北京大学这张大字报主谋是康生，由他和他的老婆曹轶欧策划、授意下泡制的。1967年1月22日和29日，康生在两个场合都作了自我表白：“1966年5月，派了一个调查组到北大，聂元梓同志的大字报就是在我爱人他们的促动下写的”。“这张大字报的矛头是针对彭真和北京市委的”。有人向他说，聂元梓名声不好。他却说：“聂元梓这个人不太好，在延安时我就知道。可是现在，就是混蛋王八蛋，也要支持。”
上面的事情说明，是康生策划、泡制了北京大学这张大字报，正合毛泽东的意图，从整彭真和北京市委发难，点燃预谋已久的搞乱全党和全国的文化大革命的鬼火。由此，这把火，迅速燃遍全国。毛泽东把几个“造反派”写的大字报，给它戴上“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桂冠。这一来，犹如打开希腊神话中那个潘朵拉盒子，妖魔鬼怪，魑魅魍魉纷纷蜂拥而出。从此，神州大地上开始了混乱、疯狂、荒诞和灾难的全国浩劫，持续长达十年。
六、诬陷贺龙搞“二月兵变”，毛泽东也相信
康生利用1966年2月发生的一件小事，诬陷政治局委员、共和国元帅、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贺龙搞“兵变”，毛泽东也信以为真。使功勋卓著的贺龙元帅，惨遭迫害致死。
1966年2月，中央军委为加强地方武装建设，决定北京市组建一个团，归卫戍区建制，平时担负民兵训练，维持社会治安等任务，战时作为扩编地方武装的基础。这个团组建后，一时没有 营房，经海淀区武装部介绍，有些大学的学生下乡搞“四清”去了，有些空房可资利用。找房的人便去北京大学、人民大学、石油学院、农业大学等处联系。几所学校表示可借部分空房给部队暂住。卫戍区一位领导认为，部队住学校不太适宜，决定 不住学校。后来，那个团组建后，住到了郊区一个靶场。
到了夏天，“文化大革命”首先在北京大学等高等院校掀起，特别是林彪那个杀气腾腾的“五一八”讲话，胡说什么有人想搞“政变”。经过 这么一煽动，一些不明真象的人也特别“提高警惕”。北京大学团委的几个人想起了二月间部队有人来校借房子的事，怀疑是为“兵变”作准备，便写了一张题为《触目惊心的二月兵变》的大字报。大字报很快被传抄出去。北京师范大学、人民大学也贴出了相同内容的大字报。
康生知道时事后，如获至宝。半个月后，他在北京师范大学群众大会上、添油加醋地宣称：“在今年二月底、三月初，北京市彭真这个大黑帮跟贺龙一起，私自调动军队搞兵变，策划把无产阶级专政推翻，变成他们资产阶级专政。他的计划之一是在北大、人大每一个学校住一营部队。这个事情是千真万确的，而且在北京大学看过房子，在人民大学看过房子，这件事是包含极大阴谋的！”还说什么“兵变”的总参谋长是许光达，许是贺龙的人。
这样，本来跟“兵变”扯不上一点关系的小事，被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这么一口咬定，“二月兵变”就成“事实”了。
1966年8月，林彪授意空军的吴法宪、海军的李作鹏写了诬陷贺龙的材料，还有 军委办公厅警卫处原处长宋治国受叶群指使写了诬陷材料，说贺龙领导的体委“私自销毁120部电台。”9月8日，林彪在军委 常委会议上诬陷贺龙“搞颠覆活动”。康生趁风纵火，把谣言放大了许多倍，危言耸听地说：贺龙私自调军队搞“二月兵变”，在北京郊区修了碉堡；贺龙去苏联与苏修的将军共谋推翻毛主席的领导；贺龙在体育口阴谋组织政变队伍，给体委发了枪、炮，炮安在什刹海，炮口对准中南海。空军、海军都有他的国防俱乐部，还有无线电俱乐部等等。这全都是诬蔑不实之词。所谓“炮安在什会刹海，炮口对准中南海”更是谎言。原本 是海军退役下来的一门破炮，是为国防体育练习瞄准用的，不论炮口对准哪里，都打不响。
对这样一些谎言，毛泽东是怎么对待的呢？
1966年9月14日，毛泽东在看到了吴法宪等人的诬陷材料后，在游泳池约见了贺龙，对贺龙说：“贺老总，我对你是了解的。放心，我作你的保皇派！”
据林办张秘书回忆，1966年9月下旬，“林办”主任叶群一次交给他保存的贺龙的黑材料就有 一二十份之多，在这些材料上，均有林彪和毛泽东圈阅的笔迹。此后不久，对贺龙的问题，毛泽东同意“在小范围内打招呼。”
1967年9月11日，江青、康生等人策划下，一份要求成立专案组审查贺龙元帅“政治历史问题和阴谋篡军反党反对毛泽东思想罪行”的报告，送到了毛泽东的办公室桌上。两天之后即9月13日，毛泽东圈阅同意。康生被任命为贺龙专案组组长。
元帅多么希望毛泽东重复一句曾经对他说过的一句话：“贺龙是个好同志。”但是，直到被迫害至死，也没有 盼望得到。元帅更不会想到，正是毛泽东还疑心他搞兵变呢1
1974年，《中共中央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指出 ：“关于所谓贺龙同志‘二月兵变’的问题，纯系讹传。”人们不仅要问：作为党的主席毛泽东，对于一个功勋卓著的元帅，为什么那么草率听信讹传？
七、诬陷刘少奇是“叛徒、内奸、工贼”，毛泽东批准成立专案
自从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出笼后，康生、江青一伙人对毛泽东的底数更清楚了，对刘少奇的批斗升级，煞费苦心罗织罪名，必欲置刘少奇于死地而后快。
1967年3月的一天，康生偶然看到了北京航空学院“红旗造反兵团”等六个组织的所谓“联合调查团”散发的一份材料，上面罗列了一些从湖南等地搜集的诬陷刘少奇的材料。康生又拿出他在延安搞“抢救运动”的伎俩，虚张声势地要抓“大叛徒”。便立即给毛泽东写报告称：他掌握了确凿的材料证明，刘少奇在历史上被捕过，有重大叛变嫌疑问题，建议中央对刘少奇进行专案审查。事实上，他这时一点证据都没有。他的目的是要把刘少奇的所谓问题，从党内路线问题变成敌我问题。
对待刘少奇被诬害为“叛徒”这样重大的问题，毛泽东不想一想他在延安自己说过的话“我们党内‘左’得不有再‘左’的人就是康生。你们切记，不要相信他的话。”也不想一想，刘少奇作为自己的副手、忠心耿耿三十多年，怎么会是“叛徒”呢？也不征求一下党内领导集体和一大批革命元勋的意见，竟然于3月21日，批准了康生的报告，审查刘少奇的“叛徒嫌疑”问题。由此制造了共和国天下“第一奇冤”。6月3日，刘少奇专案组成立，工作由谢富治、汪东兴主持，康生、陈伯达任顾问。这样一来，刘少奇问题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对刘少奇就可以往死里整了。
专案组在康生、江青、谢富治等人的直接控制和指挥下，任务就是为陷害刘少奇而罗织罪名编造材料。他们对专案组人员进行种种的威胁利诱，迫使专案人员按他们的意图编造材料。
首先，对专案人员灌输专案对象就是敌人，对敌人要狠的思想。8月4日，康生对专案人员说，我们整的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派。老干部里有叛徒、有“三反分子”、有特务。这些坏人长期没有被发现，他们是老干部中的败类，这次运动把一小撮揪出来，挖出来 ，是很大的收获。刘、邓、陶这些人是老革命吗？他们是一贯反对毛主席的大叛徒、老反革命。这样，还没有找出材料就先定下了是“大叛徒、老反革命”的框框，使专案人员不敢实事求是地弄清问题。同时，他们还宣扬打倒刘少奇具有伟大意义。康生说：揪出刘少奇以下隐藏在党内几十年的叛徒、特务集团，清除了党内最大的隐患，对于社会主义革命以及召开“九大”都具有伟大的意义。
其次，教唆、怂恿专案人员搞逼供信。康生对专案人员说：“搞大批判，主要是政治上打一下威风，真正解决问题要靠小范围的审讯。审讯的方法软的硬的都要搞。有时搞点逼供信是难免的。敌人反动透顶，放毒攻击，引起你们的气愤，动了手，他自杀了，自杀是他自己给自己下结论，他要死，你有什么办法，不过有点可惜，材料搞不到了，”
康生等人对专案 人员这样的教唆，那就必然使专案 人员不择手段地搞刑讯逼供，制造假证、伪证。另一方面，把凡是了解真相的证词和提供伪证的翻供材料，都扣了下来。这样，于1968 年9 月，专案组提出了一份所谓《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审查报告》提出刘少奇三项“叛徒、内奸、工贼”的“罪状”材料，即所谓“刘少奇1925年在长沙被捕叛变”；“刘少奇1927年在武汉充当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汪精卫、陈公博的走狗，进行了一系列出卖工人阶级、破坏革命的内奸活动”；“刘少奇1929年窃据满州省委书记的大叛卖”。还列举了刘少奇七项“其他反革命罪行”。
这份由康生、江青等人罗织编造的、诬害刘少奇的“罪证”材料，上报给了毛泽东。毛泽东批示：“阅过了，没有按历史顺序排列。”这个批示叫外人觉得有些摸不着头脑，但在康生等人年看来，很明确：毛泽东认可了。
1968年10月13日至18日，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这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喧闹声达到高潮的时候。如果按八大选举出的中央委员会，在正常情况下开会，也许结果不一样，可是，既然要决心整倒刘少奇，什么手段都可采用，还管它什么正常不正常！八届中央委员共97人，去世10人，还应有87人，但除去被批斗关押、不经任何正常手续就取消了资格的47人以外，只能到40人，半数都不够，按党章规定，不够法定人数，会议的决定无效。按规定，可从候补中央委员中依得票多少顺序递补。但这次，却违反这一规定，把原在候补中委中名列第四十三、六十七的黄永胜（林彪死党）、潘复生（带头造反的黑龙江省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等人都递补上来了。而按规定顺序应该递补的，却一个也没有。这样才凑到50人，勉强符合法定人数。原有中央委员会选举的政治局常委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等，均被非法剥夺了参加十二中全会的权利。可是，原本就不是中央委员的“文化大革命”中的“风云人物”如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叶群、吴法宪、李作鹏等人，却纷纷参加了。这些非中央委员多达74人，他们中有的人还当上了小组负责人，领导中央委员。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写下了令共产党员感到羞辱的一页。
会议一开始，毛泽东在开幕词中提出对“文化大革命”如何评价的问题，让大家讨论“文化大革命”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这一上来就使会议气氛紧张，“二月逆流”又被大批一通；朱德、陈云、邓子恢等老同志都被扣上“一贯右倾”的帽子。林彪、江青等人分散到各小组，故意制造紧张气氛，并叫嚷：“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刘少奇那所谓“罪证”材料，还容得了讨论？许多中央委员对《审查报告》保持沉默，结果，纷纷受到批评和指责，小组会开成批判会、围攻会，于是，不少人只得被迫表态。就这样，全会通过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和附件《罪证》，作出了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的决议。这次全会从组织上完成了打倒刘少奇的手续。此后，全党全国对刘少奇又开始了新一轮“口诛笔伐”。
刘少奇一家先后有4 人被迫害至死，有6人被关进监狱。
刘少奇是被毛泽东当作搞“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中国赫鲁晓夫，一个“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司令部”的“总司令”来斗争的，受株连迫害的干部、群众难以胜数，仅被错判刑的就达22053件，其中有些被处以极刑。这中间不知有多少人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八、重提薄一波等“六十一人案”，毛泽东批准立案审查
在1966年8月4日，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出笼的前一天，康生为呼应整垮刘少奇，又塞进与刘少奇密切相关的薄一波等“六十一人案”，也称“1936年专案”。这个所谓的案子，早就是弄清楚了的。康生清楚，毛泽东也十分清楚。（此事详情，请见本论文集中《薄一波等六十一人案》）
所谓薄一波等“六十一人案”，其主要内容是：在日本帝国主义势力蚕侵华北的1936年，经过中央的特殊批准，被关押在国民党北平监狱中的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在监狱主管者印好的“反共启事”签字后离开监狱，重新投入了抗日战争。此事原来 是由中共北方局组织部长柯庆施，向主持北方局的中共中央代表刘少奇提出，可以让这些被关押的同志履行敌人规定的“签字”手续出狱，以解急需得力干部的燃眉之急。同时他们还考虑到，如不及时营救这些同志，不论是日寇侵占北平、天津，还是蒋介石集团把这些同志押解到南京去，他们都可能被全部杀害。刘少奇经过慎重考虑，同意了柯庆施的提议，上报延安的党中央，经毛泽东参与的党中央缜密研究，让当时担任中央总书记的张闻天代表中央给刘少奇和北方局回电，批准了这个非常的决定 。
1943年，薄一波作为晋冀鲁豫代表团副团长到了延安，准备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毛泽东的窑洞中与毛泽东长谈时，说到这段往事。毛泽东说：“这件事我们知道。中央完全负责。”“你们在班房里做了很好的工作。”第二天，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与薄一波谈到此事时说：“中央完全知道，是刘少奇和北方局建议，中央作出讨论后让你们出来的。”
此事康生是不是知道呢？他了解得一清二楚。1948春节期间，康生率领中央土地改革工作团在山东渤海地区，帮助搞土地改革。在住地惠民地区信阳县何家湾过春节。饭后，康生与土改工作团团员张琴秋、毛岸英、于光远、曾彦修等人到村外散步，谈到薄一波等同志出狱的事。他说：1936年，中央分析了全国形势，深感华北形势十分危急，抗日高潮又已到来，迫切需要德才兼备的干部。但是很多有经验的老同志却在平津敌人的监狱里，如果再不加紧营救，蒋介石就可能把这批同志转往南京；如果日寇很快侵占了平津，或者华北国民党政权汉奸化，这些同志就只有被杀。考虑结果，中央决定，让他们办理了出狱手续。这说明，康生对此事的来龙去脉十分清楚。
可是，到了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烈火烧起来后，康生等人不顾历史事实，昧着良心，煽动不明真相的红卫兵，到处去揪斗那些为革命奋斗大半生还幸存的老同志。他们说：“这些变节分子叛党的最大组织者就是刘少奇”；“安子文、薄一波这些人占据了组织部、工交等到要部门，权都掌握在他们手里，执行的是资产阶级专政”。康生在军委扩大会上说：“北京这六十几个人，只是刘少奇的叛党组织路线、招降纳叛的组织路线的一个例子。”接着，康生又到安子文担任部长的组织部说：“南开‘八一八’、北航‘红旗’，他们组织了‘三六’专案抓叛徒的联合调查研究团，应该向他们学习。”
1966年9月16日，康生给毛泽东写信：“最近我找人翻阅了1936年8、9月北京的报纸，从他们所登报的‘反共启事’来看，证明这一决定是完全错误的，是一个反共的决定 。”并随信附上1936年有关报纸的影印件。这事本来毛泽东是十分清楚的。可此时，他却一变原来的态度，不顾事实地跟着康生的胡说，在1967年2 月3日会见阿尔巴尼亚国防部长巴卢库时说：“有些过去是共产党被国民党抓住，然后叛变，在报纸上登报反共。那个时候我们不知道他们反共，不知道他们‘履行手续’是一些什么东西。现在一查出来，是拥护国民党，反对共产党。”1 1969年毛泽东还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说：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的时候，一些人不好，也选进来了。“比如刘少奇呀，什么彭真、薄一波这些人，我们不知道他们不好，他们的政治历史我们不清楚，也选进来了。”2实际是怎么回事呢？毛泽东真不知道吗？好多资料说明，毛泽当时是知道的。
1967年3月16日，中央发布了《关于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人自首叛变问题的初步调查》文件。有事实说明是毛泽东批准的。粉碎“四人帮”后的1978年，当负责平反冤假错案的胡耀邦，向主管中央级大案的负责人提议，把包括“三六”专案在内的重大案件转交中组部复查处理时，他们说：只能把审查结论交给中组部，而有关材料和文书档案不能交。这些案子，“都是经过毛主席批定的。现在应继续贯彻毛主席的指示。‘六十一人’的问题是经过毛主席和党中央批准才定案的，不能随便翻过来。”
毛泽东明明是知道这件事的，为什么样还要批准这个案子呢？康生的胡说八道，毛泽东不是早就说过“不要相信”吗？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在这涉及这么多老干部声誉和生命的重大问题上，还要轻信康生的谗言呢？
九、制造一桩哲学罪案——对杨献珍“合二而一”的批判，毛泽东说“合二而一”是矛盾调合论，是修正主义。
1963年冬、1964年春，著名哲学家、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校长杨献珍，在讲课中为了阐明对立统一规律，使用了中国古代思想家关于“合二而一”的提法。当时，在中共中央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组织批判“现代修正主义”的康生，认为与毛泽东的“一分为二”不同，就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向毛泽东报告；毛泽东也居然信以为真，发令予以批判。
1963年11月11日，杨献珍在给学员讲辩证法时，讲道：“‘合有无谓之元’，是中国古代对立统一的思想。因为它是普遍规律，必然反映到思想家的头脑里去。比如，‘相反相成’，这句话也是对立统一的思想。‘尽天地古今皆二也。两间无不交，则无不二而一者’。‘合二而一’。‘有一必有二，二本于一’。这些都是中国古代的关于对立统一的光辉思想。……一分为二，也是一种普遍现象，这也是辩证法。一为什么能够分为二？因为一就是由二这个对立面构成的”。1964年4月，杨献珍在另一次讲课中还讲过：“对立物的统一，意即任何事物都是由对立面构成的，不是铁板一块。‘一分为二’‘合二而一’‘二本于一’。中国语言把物叫‘东西’，说明物体本身包含着正（东）反（西）。物叫‘东西’，实即表达‘对立统一’的意思。”
讲辩证法，讲对立统一规律，讲“一分为二”，讲“合二而一”，都是一个意思。
杨献珍讲“合二而一”，本是为了宣传毛泽东的“一分为二”的辩证法；是为了解释对立统一规律；是为了响应毛泽东的号召，批判“现代修正主义”；是为了说明我们的祖先早就提出过对立统一的思想，并不比古代希腊的思想家逊色。
1964年4月，中央党校教员艾恒武、林青山听了杨献珍的课，受到 启发，写了一篇学习毛泽东辩证法思想体会的文章：《“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发表在5月29日的《光明日报》上。文章说，“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是事物发展的最根本规律。‘一分为二’的两分法，是认识事物的根本方法”。“事物是由对立的两个方面构成的，对立的两个方面 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这种情况反映在人们的头脑中，中国古人是用‘合二而一’来表达的”。“事物本来是‘合二而一’的，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客观事物是‘合二而一’的，认识它的时候要‘一分为二’，在制定改造世界、处理工作的方针、政策时，又要‘合二而一’，在对立面中把握统一，又在统一中把握对立面 。这就是唯物辩证的最根本的观点和方法。”
此文发表后，引起了学术界的热烈讨论。有赞成的，也有反对的。作为学术讨论，各抒已见，认识相左，是正常的。可是，康生领导的“反修哲学写作小组”，专门炮制“反修文章”。他布置小组成员张恩慈写出一篇题为《“合二而一”不是辩证法 》的文章，署名项睛，发表在6月5日的《光明日报》上，批驳艾、林的观点。当天，康生就把艾、林的文章和项晴的文章送给毛泽东。6月8日，毛泽东将文章退回。康生讲：“主席说，‘一分为二’是辩证法 ，‘合二而一’是矛盾调合论，是修正主义。”有了这个令箭，康生就领导起一场先是在中共中央党校，继之在全国各级党校、高等院校对杨献珍“合二而一”论的政治批判。进而引向对杨献珍的政治讨伐。
8月31日，《红旗》杂志第16期发表由康生、陈伯达亲自组织炮制的“本刊评论员”文章：《哲学战线上的新论战——关于杨献珍同志的“合二而一”论的讨论报道》。文章名为报道，实际上给杨献珍加上种种罪名：杨献珍讲“合二而一”，“是有目的、有计划地用资产阶级的反动世界观，来对抗无产阶级的唯物辩证法的世界观”。杨献珍“大讲特讲对立面的‘不可分离的联系’，事物的‘不可分性’，大讲特讲研究对立面的统一的任务仅仅在于寻求‘共同要求’，‘求同存异’，……这样就从根本上否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唯物辩证法 ”。“按照杨献珍同志所主张的‘合二而一’论来观察社会各阶级之间的关系，必然抹杀阶级界限，取消阶级斗争，导致阶级调合论”。杨献珍和艾恒武、林青山“对我们党制定的方针、路线、政策的依据，作了令人不能容忍的歪曲”，“提出了一个根本性的原则问题”。他们“企图谜惑许多人，起作为反动阶级服务的作用”。杨献珍“正是有意识地适应现代修正主义的需要，帮助现代修正主义者宣传阶级和平和阶级合作，宣传矛盾调合论。同时，也是有意识地适应国内资产阶级和封建残余势力的需要，给他们提供所谓‘理论’武器，对抗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文章宣布：“哲学战线上这场谁战胜谁的新论战，是意识形态领域的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这等于在政治上给“合二而一”论判了死刑。从此，全国舆论工具和教学、研究单位，对“合二而一”，对杨献珍及其论点的支持者，按照康生搞的《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的调子，展开了政治围攻。
1965年9月24日，中共中央根据康生指挥炮制的《关于杨献珍问题的报告》，撤销了杨献珍的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副校长的职务，在对杨献珍的政治清算中，党校一批干部和教员受到株连，其中有著名哲学家孙定国，因不堪人身侮辱，投湖自尽。在“文化大革命”中杨献珍更是在劫难逃。1967年9月23日深夜，杨献珍被抓进监狱，关押了8年。1975年5月，杨献珍从监狱出来，被流放到陕西潼关。1978年12月，粉碎“四人帮”两年之后，杨献珍才从潼关回到北京。1980年8月4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向全国转发中央书记处批复同意的中共中央党校委员会《关于杨献珍同志问题的复查报告》，为杨献珍彻底平反。与“合二而一”论有关而受到株连、迫害的同志，也一一得到 平反、昭雪。
十、将老帅们的抗争诬为“二月逆流”，毛泽东下令批判
1967年2月中旬，在中南海怀仁堂的会议室，在周恩来主持下，召开当时主持党、政、军日常工作的同志和中央文革成员的碰头会，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等七位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就“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党的领导，应不应当把老干部统统打倒？责问康生、江青、张春桥等一伙人，义正词严。康生等人把这次会议诬之为“二月逆流”，将整理的《纪录》报送毛泽东，毛泽东大怒，下令批判。
此时，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已经搞得天下大乱，从中央到地方，党、政、军领导机关遭受冲击，领导干部被揪斗，社会秩序遭到严重破坏。从1966年5月通过《五一六通知》至1967年由上海率先“夺权”而掀起的“一月风暴”，七个月来的“文化大革命”搞乱了党，搞乱了军队，全国一片混乱，老革命家们看得比谁都清楚，心情十分焦虑。
1966年5月16日通过的《五一六通知》，混淆敌我矛盾，把许多革命干部当作“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说什么党内已经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这个《通知》还任命了陈伯达、江青为正副组长、康生为顾问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
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被打倒、关押起来了。以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改组了，以陆定一为首的中央宣传部被当作阎王殿砸烂了。
《人民日报》刊登了北京大学那张“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提出：“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有了政权，就有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号召从上到下夺权，还叫嚷：“把一切牛鬼蛇神统统揪出来，把他们斗臭、斗垮、斗倒。”于是，“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形势，在全国迅猛地扩展。
1966年8月1日，毛泽东发表了致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对红卫兵的行动表示热烈的支持。
1966年8月5日，毛泽东贴出了他写的大字报《炮打司令部》。把刘少奇、邓小平主持日常工作的党中央，当作“资产阶级司令部”予以“炮打”。
1966年8月8日，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决定》号召把斗争矛头，指向所谓“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提出“信任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尊重群众首创精神”的口号下，“踢开党委闹革命”。各地群众都掀起了“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连”的恶浪。
全国的大学、中学、小学都停课“闹革命”，数以千万计的学生成了“红卫兵”，到处造反，打、砸、抢，“破四旧”，毁坏文物，对教授、作家、艺术家、任意抄家，对干部随意扣上“走资派”的帽子，加以揪斗。
派出工作组以加强对运动的领导，被说成是搞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凡参与者和靠近者都受到批判、揪斗。
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数千万“红卫兵”全国各处“大串连”，坐火车、吃饭、住店都不花钱，全社会都乱了，毛泽东还说：“形势大好！”
全国各级党委、政府机关，都因“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遭到冲击、批判；在“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口号声中，陷于瘫痪。
人民解放军的领导机关和各级院校，也受到冲击，军队也出现混乱。
1967年元旦，《人民日报》的社论号召说：新的一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将是向“走资派”和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的一年”，将是“夺权”的新阶段。
在这般叫嚣声中，很多功勋卓著的老革命家、党和国家领导人，一个个遭到批判、打倒。继打倒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之后，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贺龙也被打倒。一月初，当时排在第四号党的领导人陶铸又要被打倒了。这预示着，除毛泽东、林彪、江青、康生以外的任何人，他们说打倒，就要打倒。不容申辩，不讲道理。上海掀起的“一月风暴”，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造反派都纷纷起来夺权。这一切，使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们无不感到疑虑和愤慨。于是，自然就有了老革命家们的抗争。
1967年2月13日下午的碰头会上，周恩来总理主持会议，出席会议坐在总理右面的有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等到七位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余秋里、谷牧等同志；坐在总理左面的有陈伯达、康生、江青那一帮中央文革成员。叶剑英首先发言，他义正词严地对着对面的陈伯达说：“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
军委文革组长徐向前，激愤地拍着桌子，痛斥陈伯达一伙：“军队 是无产阶级的支柱。这样把军队乱下去，还要不要支柱啦？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啦？要蒯大富这类人来指挥军队吗？”
叶剑英接着说：“上海夺权，改名为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国家体制，不经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又是想干什么！”又说：“请你解释一下，什么是巴黎公社原则？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
2月16日下午，谭震林问操纵上海夺权的张春桥：“陈丕显同志来了吗？”（按：毛泽东曾指示，要把各省、市委书记接到北京保护起来）张春桥沉着脸，打官腔：“群众不答应呵！”谭震林说：“群众？党组织可以做工作嘛！”张春桥沉着脸又说：“党？党不管用了。在上海，科以上的干部统统靠边站了！”谭震林激愤地指着张春桥：“原来靠边站，打击一大片，都是你领导的呵！？”“什么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哩！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闹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一个地打倒。40年的老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谭震林还谈到一些老干部的子女受到冲击，他说：“高干子弟统统挨整，见高干子弟就揪，这不是反动血统论是什么样？”他谈到造反派时说：“蒯大富是什么东西？是个反革命！搞了个百丑图。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他还说：“我从井冈山到现在，你们查一下，哪有一点反对毛主席！”说着愤怒地站起来，走着穿衣服，边走边说：“让你们这些人干吧，我不干了，不跟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
周恩来总理要他回来，不要走。陈毅元帅说：“不要走，要在里边斗争！”
谭震林走了几步行，转回身子说：“陈老总，我，讲就不怕，怕就不讲，我哪也不走！”
陈毅接着说：“这些家伙上台，要搞修正主义……延安整风时许多老干部被整过，抢救运动搞错了多少人。挨整的还有我们这些人。总理不是挨整的吗？”
叶剑英还说：“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对犯有错误的干部，我们党向来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哪有随便打倒的道理？照这样，人身都不能保证，怎么做工作？”
余秋里拍着桌子说：“这样对待老干部，怎么行？照这样干法，我就不去！”
李先念也很气愤地说：“我们党一贯强调大多数干部和群众是好的。现在这样搞，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还要不要？老干部都打倒了，革命靠什么？现在是全国范围内的大搞逼供信！联动怎么是反动组织？十七八岁的娃娃，能是反革命吗？”
谭震林想到许多老干部被他们整残整死，十分伤感地说：“我从来没有哭过。现在哭过三次。哭都没有地方哭，跟前有秘书，又有孩子，只能背地流眼泪！”
在这次会上，老一辈革命家正气凛然，义正词严，痛斥得陈伯达、康生一伙瞠目结舌，无言以对。他们揭露了这伙阴谋家的罪行，为人民伸张了正义。
当天夜里，康生指使张春桥、姚文元、王力连夜里整理和核对这次碰头会议《纪录》。这份《纪录》把会议的情况作了许多的歪曲、夸大、篡改和断章取义。在江青、康生的安排下，于17日向毛泽东汇报。这引起了毛泽东的强烈不满。
据有关材料讲，主要是两个问题使毛泽东特别不满。一是，对待“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在毛泽东看来，这是他一生中的一大得意之举。与此相联系的是对待中央文革小组的态度。他说，中央文革小组的工作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对的，只有百分之一二有错误，谁反对中央文革，就是反对我。老帅们痛斥的正是他心爱的和支持的中央文革，自然不满。二是，谈到延安整风错整了许多人的事。毛泽东说：延安整风错了，难道还要请王明回来 ？
2月18日深夜，毛泽东召见了李富春、陈毅、叶剑英等，对他们进行了错误的指责。周恩来、康生、江青等人也参加了。当时毛泽东发了脾气。按照康生的说法，是“发了无产阶级的震怒，是无产阶级的义愤”。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谭震林、陈毅、徐向前停职检查。从2月25日到3月18日，中央接连开了七次会，对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老革命家进行了错误的批判。
以后，康生等人就把这次老革命家的抗争，诬之为“二月逆流”。在北京的街头，出现了“反对复辟资本主义的‘二月逆流’”、“打倒‘二月逆流’的黑干将”等大标语。这股反击所谓“二月逆流”的狂风，又迅速刮遍全国。已经被搞得天下大乱的神州大地，又添了新乱。
直到1971年“九一三”事件即林彪自我爆炸后，毛泽东不能不想一想，他的“亲密战友”林彪要谋杀他，而当年大闹怀仁堂的那些老帅们并没有对他有什么不忠的地方。11月14日，毛泽东接见成都地区座谈会的成员时说：“你们再不要讲‘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他还多次讲过：“这件事情清楚了，不要再讲‘二月逆流’了。”这说明，毛泽东亲自为“二月逆流”平反了。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上，党中央再次宣布，由于“二月逆流”案件受到冤屈的所有同志，一律恢复名誉，受到牵连和处分的所有同志，一律平反。
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1967年2月前后，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政治局和军委的领导同志，在不同会议上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作法提出强烈的批评，但被诬为‘二月逆流’而受到压制和打击。”为这一事件正名。
历史的真相终于大白于天下！
以上十个事例，都充分说明毛泽东对康生的话、康生的造谣、诬陷，都是相信的。早年在延安毛泽东曾说过：“我们党内‘左’得不有再‘左’的人就是康生。你们切记，不要相信他的话。”毛泽东为什么自己却屡次要相信呢？要回答这个问题，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楚的，这里只说一点，那就是，毛泽东说过的话是经常会变的，是出尔反尔、不算数的。同时还说明，他当年叫大家不要信康生的话，是为了敷衍广大干部和群众。当年，那“抢救运动”主要负责的是毛泽东，康生只不过是秉承毛的旨意充当前台的打手罢了。为了缓和众怒，权且抛出康生作替罪羊。而心地里，却是十分赏识这条恶棍的。康生作恶那么多，没有受到什么处分，更不会象对待王明和后来对彭德怀、刘少奇那样置之于死地，而是暗中保护康生过关。准备日后还要继续重用这条恶棍。所以，还在众怒未消、康生的罪行没有进行批判和清算的情况下，康生却在党的七大上，仍被选为中央委员，紧接着的七届一中全会上，又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这不清楚地说明，毛泽东对康生还是相信的吗？
1949年后，康生消声了一阵。1957年毛泽东发动反右派的“阳谋”时，康生又被毛泽东用来打人了。他在中山公园作报告，声嘶力竭地大骂右派。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他又拼命狂咬彭德怀，继而在毛、刘之争最激烈的七千人大会上，他为毛泽东轻率发动的大跃进错误辩护。于是，1962年，毛泽东再次重用康生，让他增补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在中苏论战时期，毛钦定康生负责“九评”的撰写，派康生率中共代表团赴国外参加有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会议。毛对“九评”很满意，康生升任政治局候补委员和书记处书记。在“文化大革命”中，康生再次成为毛的前台打手，在打倒刘邓路线、整死刘少奇等倒行逆施的恶行中格外卖力，成为“准政治局”的中央文革成员。在1969年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康生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康生在随后的毛、林冲突中，再次看毛泽东的眼色行事，进一步赢得了毛的信任。在1973年8月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康生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并升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在1975年1月四届人大上，康生继续当选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随着毛的死亡和文革结束，在否定文革和平反昭雪的运动中， 1980年10月，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康生被列为林彪集团和四人帮集团的双料要犯之一，被指控为“阴谋家”和“反革命两面派”。会议专门作出关于康生的决议：中共中央鉴于他犯下的严重罪行，决定开除其党籍，撤销其《悼词》，公布其罪行。随后，康生遭到全国性的批判，变成遗臭万年的恶棍。
康生是个什么东西？早在1967年1月中旬，清华大学贴出了一张揭发康生的大字报，把这个人的嘴脸作了一些描绘。现摘录几段于后：
“康生明里是人，暗里是鬼。演鬼戏是他鼓动的。他凭那三寸不烂之舌，煽动文艺界去演鬼戏。他拍着胸，打着保票，夸下海口：‘不要怕，大胆地去演，出了问题，就说是康生批准演的，一切后果由我承担。’可是一转身，又是他康生把演鬼戏的、写鬼戏的都打成‘黑帮分子’，有的已被迫害死了。”
“康生诡计多端，心黑手狠，是玩弄权术的阴谋家。《二月提纲》从头到尾他都是参与了的；可是到节骨眼时，他反咬一口，说彭真是背着他搞的。他又是一贯正确，入污泥而一尘不染；不但把自己洗刷得一干二净，还立了功。”
“康生不是治世之能臣，而是乱世之奸雄。他走到哪里，哪里就成了多事之秋、是非之地。他吃人的法术很多，施阴谋，设陷阱，残害多少国家的栋梁，他是两手沾满鲜血的刽子手！”
“康生是冯道式的人物，两面三刀，朝秦暮楚，有奶便是娘，为了达到他个人的目的，什么他都能干，什么他都能出卖。”
……
“你读过司马迁笔下的冯道没有？冯道是五代时宦海中的一位佼佼者，他在后唐、后晋历任宰相；契丹、后汉、后周又任太师，事过五个国君。国君像走马灯式地下台 了，他却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神通广大，随机应变，一直身居高位。他的决窍就是看这个国君要垮了，立即廉价出卖，笑脸去迎新的国君。康生比起冯道来，是青出于蓝。他迎合李立三，出卖李立三；他迎合王明，出卖王明。”
三天以后，他主管的中共中央党校也贴出了打倒康生的大字报、小字报，其中 一张引人注目的“勒令”：“正告老奸巨滑的康生，你这个制造天下大乱、祸国殃民、残害无辜的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刽子手，你作恶多端，罄竹难书，限你24小时之内，必须交待你的滔天罪行。如不交待，誓与你血战到底！”
这些大字报当然打不倒被毛泽东视为宠臣的康生，反而遭来镇压。但把康生的一副奸臣嘴脸，描绘得差不多了。
“文化大革命”发动前后的几乎桩桩坏事，都有康生参与或发难。他施展一贯的极左伎俩，玩弄权术，大搞阴谋，捕风捉影，捏造罪名，陷害功臣；他和林彪、江青一伙沆瀣一气，积极出谋划策，残酷迫害干部，多方制造混乱，干下了一系列罪恶勾当。康生是一个十足的大阴谋家、大野心家、反革命两面派、血债累累的刽子手，是篡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骗子，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的主犯和罪魁祸首之一。对于这样一个十恶不赧之徒的那么多的诬陷之词，毛泽东也都相信、支持，助肘为虐，酿成大祸。
历史已经把康生钉到了耻辱柱上，轻信康生谗言并怂恿康生作恶的毛泽东，又该当何论呢？
1《杨尚昆回忆录》第十章，转引自《百年潮》2001年第9期第14页。
1见薄一波：《关于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1095-1097页。
2薄一波：《关于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1224页。
1见薄一波：《关于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1233-1234页。
1薄一波：《关于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1238页。
1魏敬民：《“六十一人叛徒案”平反始末》，载《百年潮》2003年第1期；《文摘报》2003年1月22日转载。
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