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

一个挂着化疗药瓶上班的人

玛丽是我们器官移植中心的开国元老，1986年中心开始组建时，她就参与了原始数据资料的收集和输入。她现在是临床试验部门的负责人，就是当有新的抗排斥反应的药物上市后，她协助医生做新药的临床应用观察，包括组织病人，收集资料及观察疗效等。她虽然已经六十多岁了，但性格开朗，看上去总是精神十足，每次遇到，她都会热情的和你打招呼，并恰到好处的送上几句恭维的话，让人听得心里乐滋滋的。

去年三月的一个晚上，她突然感到右上腹部剧烈疼痛，并伴有恶心呕吐，急诊送到医院后，诊断为胆结石，随后进行了胆囊切除术。切除的组织做常规病理检查，发现里边有早期癌变的迹象，所以在她的出院诊断中又多了一条“胆囊癌”。

由于是早期癌变，没有发现任何转移的倾向，不需要进一步做周围淋巴结清理手术，但第一次手术后发生了并发症，她又返回医院治疗了几天。身体恢复后不久，就开始了抗癌的药物治疗。听到这个消息，同事们都很震惊，同时也为她的身体健康而担忧，大家集资为她买了鲜花和礼物，派代表送到医院，也带去了大家对她的一片祝福。

术后两个月左右，她去附近的肿瘤研究所做检查，顺便来了一趟单位。也许是化妆的缘故，她看上去依然红光满面，神采奕奕。她给我们讲述她发病的过程和治疗情况，好像在讲述别人的故事一样，没有半点的忧伤和沮丧。我原来准备好的安慰和鼓励她的话，根本没有排上用场。肿瘤科的医生给她制定了一个长达六个月的治疗方案，需要每两星期去医院输一次抗癌药物，一共要用十二次。她很幸运，抗癌药物对她产生的副作用不大，除了用药后的第二天会感到恶心乏力外，其他时间没有任何不适，她笑眯眯的告诉大家。

几天后，我又在办公室的过道里看到玛丽，很是惊讶，她一个癌症病人，还在化疗期间，不在家里休息，又跑到公司来干什么。她看出了我的疑惑，高兴而又故作神秘地对我说：你猜我来干吗？我上班啦，一周只上三天，除了用药的那两天外，我感觉我和正常人一样，在家里闲的无聊，还不如上班充实一些。

一个月后的一天，玛丽兴冲冲地来到我面前：“你看这是什么”，一边说着一边撩起的她的上衣。我看到她的腰带上固定着一个拳头大小的药瓶，药瓶的一头连接在颈部的静脉留置导管上。原来这是一种新式输液瓶，瓶子里装着化疗药液，还带有一个很小的输液泵，小小的电子泵可以在一定时间内，将药液均匀注入到血液中。“医生说我的身体状态很好，不需要躺在医院里输液。你看，我现在可以挂着化疗药瓶上班了，行动一点都不受影响”。说着她还跳着华尔兹的舞步，优雅的转了一个圈。

我真是对玛丽佩服的五体投地，佩服她坦然地面对癌症的心态，佩服她乐观地与癌症斗争的勇气。虽然她是早期癌症，没有转移，但怎么说也是癌症呀。大多数的人都会谈癌色变，一听说是患了癌症，马上就会精神崩溃，认为自己是被判了有期死刑，从一开始，就输在了与癌症抗争的起跑线上。记得多年前，我父亲的一位老朋友在一次体检中，发现肺部有一个包块，医生说不能排除肺癌的可能，建议他做进一步的检查。医生的话音未落，这位老先生就瘫坐到地上，不知所措，后来儿子领着他到北京检查，结果只是一个钙化的结核球，虚惊了一场。

人生在世，生死病老在所难免，关键是我们用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它。总的来说加拿大和美国人比我们中国人更能坦然的接受死亡，不知是否与他们的宗教信仰有关。他们相信上帝，认为死后是要升入天堂，回到了上帝的身边，因而减少了对死亡的恐惧感。另外一点和中国不同的是，加拿大规定病人有知情权，不论疾病有多么严重，后果多么不堪，医生都必须把真情告诉病人，病人有权决定自己是继续治疗，还是放弃，至于要不要通告家属，则也完全由病人自己来决定。

话题还是回到玛丽这儿来。转眼间半年时间过去了，玛丽也挂着化疗药瓶上了三个多月的班。去年十月底，我们几位同事请她一起出去吃了午饭，那天是她这个疗程的最后一天，我们给她来了一个小小庆祝了活动。接下来，她需要去看肿瘤专家，以决定下一步的治疗。

新年伊始，没有看到玛丽来上班，我没有在意，和国内过春节一样，一些人喜欢把年假放在圣诞节和元旦期间，这样可以有更长的时间去旅游，或者和家人团聚。第二个星期还没有看到她，我有点担忧，忙向同事询问，得知她得了流感，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时下这里感冒猖獗，我们公司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人都得了病，包括像玛丽这样注射过流感疫苗的人。

今天（1月14日）终于见到了玛丽，她还是和以往一样满脸笑容，只是今天的笑容更灿烂一些。她高兴的告诉大家，她所有的检查结果都正常，医生已经把那条留置在她颈部数月之久的输液导管拔去，说她不需要再进行任何治疗。“我痊愈啦，我不用再化疗啦！”她难以抑制内心喜悦的激动。她还给同事们带来两大盒巧克力饼干，以感谢这些天来大家对她的关心和鼓励。

我给了她一个大大的拥抱，祝贺她成功的战胜癌症，恢复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