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潜
以文交友,愿朋友们与我一样感受天自由天空的可贵.
短篇小说
腥红的夏日
一
1989年6月中旬的一个傍晚，阿莹没有想到，卢苇会来找他，而且几乎是吓了她一大跳！
那天出门前，电视上就不断播出政府通辑参加天安门“暴动”的参与者名单，令阿莹听着心里不停的塞麻，因为她有个表弟也在北京读大学，不知道会不会也被秋后算账。吃了饭往外面走想去图书馆，在巷口转弯角的一堆红砖垛那里，坐着一个人，昏黄的路灯照不到他的脸，隐约只见一团影贴在砖堆中。她也没有太留意正要走过去，却听到有人叫她的名字，声音虽然清晰但不太自信：“阿莹……”她停下来四处看看，确信只有砖堆中那团黑影是声音的发源。她犹豫了，疑惑地向砖堆寻视。
黑影慢慢站起并走过来，是一个高身材的青年，她还是未能看清他的脸，第一感觉就是那人衣服破烂，头发篷乱四散。高个青年在来到她跟前两米多时站住了，看定她，可能见她疑惑，又开口叫了一声，这一次的声音中充满肯定：“阿莹。”
听到他这第二声，阿莹顿觉得这很熟悉，但又一时想不起来。她怔怔看着眼前这个看不清模样的人，脑中在飞快地回忆：他是谁呢？
“我是卢苇。”青年说。
阿莹脑际中如同闪过电击：卢苇，她曾经的梦中情人！她睁大了眼睛，向前走了几步来到他面前，仔细一看，顿时惊呆了：卢苇满脸肮脏，额角有一条宽宽的血疤，从左额角一直伸延到左耳处。阿莹顿时不知所措了。此时，她脑里又飞快地掠过疑问：他不是在北京工作吗？怎么会跑到这里来……再接着她猛然反应过来了：他参加了北京游行示威……但他不是学生啊……在天安门广场静坐抗议政府的，是或者都是学生吧……他是支持学生的民众中的一个……难道他也正在政府的追揖名单中……这样一想，她有点吃惊了。
卢苇看出了她表情的变化，咧一下嘴笑了：“我这个样吓了你一跳吧？”他尽可能说得若无其事，还摸摸自己的脸。
“你不是在北京工作吗？”她问，明知故问，是无话找话的那种。
“再没有工作了。”他语气很轻松。
她听得出来，他是故作轻松，可能是免于她的担心吧。事实上她却内心猛一震，这证实了她的猜想：天安门广场上聚集了大群向政府要求民主权利的学生，他是学生们的支持者，正在受到政府追揖的那种。但很快地她平静下来，那是因为内心中对那些学生的理解同情，和对政府出尔反尔的镇压学生运动的反感。
“你怎么知道我住在这里？”她有些不解。
“我想你会住在这里。”他说。
她更不解了，定定看着他。
“你还记得三年前那个傍晚吗，你就在这里的巷口走进巷子里。”他往巷口处指指。
阿莹这才想起来，三年前一个夏日的傍晚，他在巷口那里交给她一本《西方现代绘画》画册，然后他们就分手了。
“那天我看见你从这里走进去的，所以我以为你一定是住在这里附近。”
阿莹内心闪过一丝喜悦：他还记得我……
“你能帮助我吗？”卢苇说，声音中透着无奈和试探。
“我能帮助你吗？”她反问他，那意思并没有拒绝，而是想询问清楚他需要什么样的帮助。
“我现在好饿。”他很真实地说，声音是虚弱的干涩的。
“我带你先去吃碗粉。”阿莹冲他点点头，显得十分乐意。她才不管卢苇是个什么人，她只知道自己曾经热烈地暗恋过他，到现在还是那样的不忘却。于是她和他并肩走出巷口，拐个弯进了街边一家小粉店。
粉一端上来，卢苇就大口大口的吃起来。小粉店的灯光虽然也有些昏暗，但此时阿莹可以清楚地看着卢苇的整个脸庞。他很瘦削，脸色青白，一头的血痂使他不那么英俊了。他的衣服和头发非常肮脏，几乎和街上的乞丐差不多，以至于小食店的老板不时投来奇怪的眼光。
卢苇似乎很明白这些，偶尔他会停下筷子对她一笑，脸往老板那里摆一下，意思是“我会不会给你添麻烦？”
阿莹摇摇头，用神情告诉他：不用理那个老板！
卢苇吃了两大碗河粉，额头直冒汗，用手擦了擦嘴，呼出一口气，无比幸福地一笑：“太香了！你们的河粉本来就好吃，现在吃就更无与伦比了！”
在粉店里又坐了一小阵，天完全黑下来，他们就往外走来到河堤的林荫道上，找了张石凳子坐下，卢苇就向阿莹讲述起他经历的过程：“六月三号，电视和电台就不断地广播，要市民不要去长安大街，之前已经有汹涌的传说，会有十几万解放军来围剿清场天安门。很多人，都是市民，他们六月三号前就聚集在北京市外围，以人墙或障碍物堵在路上，不让军队进入市区。他们围住军队讲道理，讲学生的民主诉求，之后又给军队送水送食物。但是，军队依然按他们的部署，由长安街西面向天安门广场慢慢挺进，根本拦不住。那时候，我们一百多个工人分三班轮流到长安街，决心要尽我们所能拦阻军队。我们和市民一起，一早将街道两旁的隔离石墩搬到街心上，让军车开不过去。六月三号那天傍晚，6点左右吧，我带着几十个工人，坐一辆公共汽车来到长安大街木樨地，那里人潮挤逼，大家的情绪很激动很热血。我们下了车就加入到人潮中，我用喇叭高声号召民众一定要拦住军车不让他们往东面开，誓死保卫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民市们和我们一样义愤填膺，我身边有个五十多岁的老师模样的女士大声呐喊：“人民军队不能镇压人民！”但是人多显得她的声音弱小，她就把我手抓的喇叭拿过，才喊时有个三十多岁的男人冲来，抢了喇叭摔下地，大骂说解放军不会镇压学生，你们闹什么！胡闹！说完从身上抽出一根木棍，向我头上打来……”阿莹听到这里，望望芦苇的额角。
芦苇摸摸脸，摇摇头，“这不是他打的……我的小兄弟郝书连，他平时斯斯文文，但那一刻他反应很快，在旁边猛出手一把推开那男人，我就避过一棍。我的工友们一看大怒，冲上来要打那个家伙，但他转身跑走了……到七点多的时候，军队来到了公主坟……那是一个地名……军队前面打头的，是一辆坦克，坦克旁边围着几十个头戴钢盔的士兵，他们手中拿着木棍，那姿势，象攻击前的恶狼……”说到这里，芦苇拍拍自己的手臂比划一下木棍的长度，“有一臂长吧，白色，我看着就有一种恐惧感……我们没有任何武器啊，我们和市民也夹着些学生吧，都站在街心上紧紧地挤在一堆，用身体传递我们的力量和信念：我们就是他们的路障……我们冲着士兵们高声喊：从我们身上碾压过去吧！”
说到这里，芦苇停下来，垂低了头。有倾，他扭头望望阿莹，见她转过脸来眼睛不眨地看着他，于是他感觉到她的鼓励：哦，她在认真听……“天完全黑下来，军队突然冲向我们，举棒没头没脑向我们猛打……”芦苇拍拍左胳膊，意思是自己这里挨了一棍子。“这激怒了我们，我们就用石头，汽水瓶还击……士兵们也捡了我们扔过去的石头猛砸我们……向我们进攻的士兵越来越多，都可以看到有持枪的，我们也没有那么多的石头，市民中女的都帮着到处捡石头，但街上那有太多的石头啊……我的小兄弟郝书连这时候突然举手扬着，大声说我们们手无寸铁，我去跟他们谈判。他就高举双手向士兵走去，但是才走近，几个士兵就围上推搡他，他依然举着手，嘴里喊着你们不能镇压我们，但很快他被推倒，有士兵举棍猛打他，接着好几个士兵也都围着他猛殴，我们一看气愤难抑，再顾不了那么多，全冲上去抢救小郝。士兵见我们不怕死，赶紧后退。我们就把小郝抬回来，他满脸是血，已经昏迷，我赶紧吩咐小李子和黄忠田，就是我们工厂的两个工友，抬了小郝赶紧去医院……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他的情况……士兵更多了，他们的人数一多，优势就转化了，他们也打杀出狠劲头，我想肯定是眼睛血红了吧……他们也训练有素，很快我们就在他们的冲击下溃散后撤，一部分还被他们赶向街两旁。士兵们追赶四散的人，追上后拿木棍乱打他们，有人倒下了，依然被士兵围上前乱棍猛打……我们在街中间的大部分民众，一边撤退一边捡地上的砖块石头回击，但是军队终于冲过木樨地桥，我的感觉是军队很快就会挺进到天安门广场，那学生就非常危险了。这时，一辆公共汽车从长安街东面驶来，急转车头将汽车横在街心，这真是一个好办法，我们撤退的民众便围在汽车侧面，跟冲近来的士兵搏斗，甚至举起单车要摔向士兵，士兵赶紧扭头就跑。这时候又有两辆公共汽车开来，以同样的停泊方式几乎是贴紧一起成三辆车堆横在街上。坦克冲过来撞公共汽车，被撞的那辆便晃摇压向后面两辆，我们伸出双手撑在最后面那辆公共汽车车身，努力要顶住不让坦克撞倒三辆公共汽车。在坦克疯狂的冲撞中，三辆公共汽车都在摇晃，我们就人叠人在公共汽车后面用力撑顶，街两旁的民众也跑了过来，好多好多的人，成了一堵好大好大的你无法想象的人墙，人顶人大家是那样的齐心同志，真正让我感到什么是团结的力量，坦克每撞一次无功而返，我们就齐声欢呼，街道两旁的民众，也一面拍手喝彩讽刺士兵，亦一面拿东西砸他们。坦克将前面一辆公共汽车撞得变了样，但依然无法再往前推进半步……军队的进攻开始凶狠，发射摧泪弹，烟雾一片，我被呛得泪水鼻涕直喷，头又晕乎乎……我想其他人也和我一样，但我们并不后退，依然围在公共汽车后面，绝不让军队往前开……枪响了……先是一枪，那枪声在夜空中发出的特别的尖尖的长长的‘嗖——’，接着，更多的枪声响起，我工友阿豪一声不吱的就在我的左身侧倒下，我蹲下扶他，那脖子上全是血，热热的流满我的右手……我大叫两声，他一点反应也没有，只软软的躺在我双手中……人群开始慌张奔逃，我抱了阿豪走了十来步，就跑不动了……我放下阿豪，看到地下有块石头，捡起来愤怒地回身冲向士兵，我刚把石头扔出，就在枪声中感到额角有辣辣的痛感，抬左手一摸，手上有血……这时，工友邓全拉了我向路边跑……枪声响过不停，越来越密集，人群乱奔窜逃，不断有人突然的就摔倒，挣扎几下再爬不起……在我们前面的街路上，不时有火星在溅，那是子弹击在地上弹出的火花……我小时候喜欢看战斗故事片，六月三号的夜晚，长安街木樨地，就象电影中的战争场面……”
“你中枪后，有去医院看吗……？”阿莹问，望着他的额头。如果他有去医院，应该得到包扎，也不至于现在她看到的样子。
“我工友拉了我跑进一条小巷，一个骑三轮车的大叔看到我头受伤了血流不止，他就双手搓碾碎几支烟，把烟丝捂到我的伤口上，说烟丝消毒止血，又撕了块布条扎住伤口，然后骑了三轮车送我和邓全到附近一家医院。大概半夜两点多钟吧，我们到了医院，医院的走廊上，停满了躺在担架上小推车上的受伤者，有男有女有老有少，男的居多，走廊都被血迹布满，人踩多了显得特别的脏……医生和护士进进出出，神情是绷紧的青白的恐惧的，又非常忙的样子……我摸摸额头，觉得自己的伤简直是小儿科，而且烟丝也神奇，竟然没那么痛了……医生那么忙，我觉得应该把治疗机会让给受伤比我重的人，于是就离开了。”
阿莹一听，觉得自己对他更敬重了……以前是对他一厢情愿的爱慕，现在他是顶天立地的大英雄。
“回到工厂宿舍，是半夜三四点了，我无法入眠，脑中过电般一幕幕闪出那些场景，坦克冲向天安门广场了？那里的学生怎么样……我不敢再往下想……第二天，我一睁眼，天已经亮，摇摇头，没那么痛了，我骑了单车又往木樨地赶去……远远看去，那里正弥漫着大团的黑烟，到了那里，已经有好多人，黑烟来自被坦克撞烂的还在燃烧汽车，人们都在议论纷纷，他们满脸是惊惶不定又愤怒无比的神情，地上满是被坦克压碎的汽车烂片单车断肢，无数的子弹壳躺在一渍渍干涸的血迹地面上，在六月四号清晨的阳光下分外刺眼……这时，有几个人骑摩托车来，说还有军队要正从西面开来，我们一听又怒从胆边生，骂骂咧咧着很快又搬来路边的隔离石墩放在木樨桥中，我的工友邓全这时开了一辆货车，运了十几个工友和一些水泥墩来，我们齐心合力将墩子和汽车摆在街心……忽然，传来非常相似枪响的声音，似乎要撕裂清朗的天际，我们都愣一下 ，有人说他们来了又要开枪了，便有市民开始逃跑，大家受了传染，都象惊弓之鸟四处慌逃，因为我们都很清楚：中国军队，敢于开枪镇压中国人民……”
说到这里，芦苇停下来，眼睛望着夜色中的远方，阿莹随着他的眼睛看，那远方是朦胧黛色中的大山，山下是静静流淌的西江水，那山沉沉的身影投在江水面，江水象一个巨大无比会吸啜灵魂的黑盘，让她心里有说不出的实实的沉重和惶惶的不安。芦苇的身体向前一躬，双手掌托腮手肘支在膝盖上，眼睛依然望着前面黑黢黢的远处。
他们静静的坐着，似乎被窒息难以呼吸，都感到这个晚上，眼前的这一刻，世界消失了，冥冥中那巨大的黑盘正罩着他们，他们在这个黑盘中无法挣扎，毁灭，正在吞噬他们之后的一切生活希望。
十二点了，他们离开河堤往街里面走。
“你额头的伤……会破相吗？”阿莹问，不禁为他担心。毕竟，女孩子爱美是一种自然反应。
卢苇并不答理她这个问题，慢慢走着继续说他的经历：“后来是六四晚上的天安门广场清场……我不知道那里发生了什么……再之后，是政府开始清算和抓捕积极参与六四的每个人，秋后算账是中共惯用的残暴统治手段之一，也是有传统的，五十年代后更是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我们十几个工友，经过简单的商量后决定各自亡命，于是我向老家方向逃。你知道，我是南宁的，自然向西南方向跑。六月七号，我到了广州，广州的大学生受北京学生被镇压的事实所刺激，他们聚集起来鼓动市民，上街游行呐喊也冲击政府机关部门，卧在铁轨上不让火车开动。一看到他们如此激愤，我也一头扑进他们的游行队伍之中。连续几天我们没有停止抗争，特别是知道了香港一百五十万市民全港游行声援大陆民主运动，以及海外不少华人也以同样的行动在声援我们，我们心中就更没有惧怕了。就在这时，我碰到一个在暨南大学读书的香港学生，他叫方义同，因为爱好西方文学和艺术，所以我们特别投缘。我们在一起讨论了自己的悲剧，无奈的认同这个声势浩大的民主运动，学生和我们都会以洒血抛尸告终，中国民主转型的希望已经在六四的晚上被冻结。他问我有什么打算？我十分惘然，只感到处身于黑夜中的大海，四处都是凶涛恶漩。他就告诉我，北京不少的学生头目都往香港逃了，香港的英政府表示接纳民运人士前往政治避难，有市民自发组成‘香港支援大陆民主运动联合会’，帮助逃亡到香港和西方避难的民运人士。怎么找到这个组织呢？到了香港后直接到《明报》报社去就可以了。我断然告诉他说我从没有想过逃亡外国，方义同摇摇头劝解我说，保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想当年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先生不也逃亡国外吗？还有孙中山先生，当然也逃亡到美国夏威夷啊！听他这么一说我顿开茅塞，决定也是先逃生保住青山。我们在广州抗争不了多久就全面溃散了，我和三个成为好友的学生商量结伴逃亡，其中一个家住在广东珠海的，他以前到过深圳。他也不敢回家，带了我们爬火车去了深圳。火车未进站，就听人说有很多警察和军人会在车站搜捕逃亡的民运人士，于是我们在火车还未进站前，趁着慢速时赶紧跳车就跑，也不知道怎么的就跑到郊外农村，也不敢再冒然进城，躲在农村的牛棚草垛里。一个四十来岁的农民大叔来喂牛时发现了我们，他也算是个好心人，看我们的样子就猜出我们的身份。他偷偷的把我们带回家，给我们吃和穿，说有办法从深圳河逃往香港，但要冒险，河边矗着三米多高的围墙，围墙上是通电的铁丝网。农民大叔说，六四以后，很多学生爬过铁丝网跳到里边去，扑下河水就安全了，因为河水属中间地带，游到对面有香港警察等在那里，尔后把人带上车直接开到难民甄别营，再送往你想去的西方国家。但是围墙下很多中国军人荷枪实弹巡逻，一发现有意谋逃香港的人就抓起来，对那些敢于冒险爬网的就开枪射击。天天都有因爬墙而被开枪打死的学生。听了农民大叔这么一说，我们都楞住了。这天晚上我们讨论了自己的未来，我和一个叫高晓华的决定冒险一搏，另一个叫龙知秋的学生默不作声。第二天农民找来他的兄弟，开两架摩托车带我和高晓华去探视情况，到了那里，远远的就看到那堵长长的围墙和围墙上的铁丝网。再往前走，我们就看到巡逻的持枪军人在附近巡逻，一派大敌当前的情形。回来后我们分析，虽然有军人巡逻，但军人不可能每一米地方都有人把守，总有空隙的，我们只要找到空隙就可以爬墙，有几分钟的时间足够。怎么爬上高高的围墙呢，我们想出办法，找块够宽又长的厚海绵，将带滑轮的铁钩用绳子串在海绵一头，再由一支两米多长的竹杆将海绵伸到电网上钩住，这样在爬铁丝电网时就不怕电击和身体受伤。这么长的竹杆，又如何带呢？农民大叔说把竹杆锯成三截，到了那里再绑起来。办法想出后，农民大叔就为我们准备好工具，再次帮助我们到了深圳河附近，之后我们小心地慢慢潜行向深圳河边，然后在一处有树丛的凹坑里卧伏，将竹杆绑好。到半夜，趁着巡逻队过去一阵，我们就跳出来飞扑向高墙。我伸竹杆把带钩的海绵挂上电网顶头，然后拉绳索往上爬。我以为很快会爬上去，但被士兵棍子打过的左胳膊一用力就酸痛，无法使上力气。我扭头望高晓华，他飞快地爬到了电网上，这时，有强烈的手电筒照射过来，我说高晓华你快点先过去，不要管我。但是他说你过来我这边我帮拉你，这时急咚咚的脚步声传过来了，夹杂着人的乱吼：再爬，开枪了！我一看，高晓华做手势让我赶紧爬上来。这时电光更刺眼了，我感到巡逻队快扑到跟前，就大声冲他喊你别理我，快爬过去跳河。我说完转身狂逃，听到后面的军人吼：下来，开枪了！大概几秒钟后，我听到如炸雷般的几声枪响，我的心里一震，停下扭头望，高墙那边什么也看不清楚……但枪声就在我的头脑中不断碰撞，我的所有的思维就是高晓华死了，他不会死的，一定翻过电网跳进河里……我慌跑中还跌到一个水塘里，一爬上来我的左额角突突的痛，以为中枪了，抬手摸了摸，才知道是伤疤被水一浸后刺刺的辣痛……
二
阿莹认识芦苇是因为文学，她喜欢写诗和画画，也在当地的报纸和杂志发表了一些小诗和散文，加入了市里的文联，在一次由文联组织的笔会里，她认识了南宁来的青年芦苇。芦苇能写很漂亮的现代诗，人也长得高大帅气。她爱上了他，只是在心里想不敢表示的那种，因为她知道自己既不漂亮也缺乏才气，根本没有让人家爱上的自信。但是当她托芦苇在南宁买画册时，竟然他很用心的帮她买到了。那是三年前的一个夏日的傍晚，他打电话约她出来，然后他们很客气一番沿河堤散了一圈步，讨论了现代诗和现代西文绘画，之后他送她回到她家附近的小巷口，把画册交给她后他就走了，从此不再有联系，她也只是从其他文友那里知道他去北京工作了，是一间大工厂的工会干部。
她现在还爱他吗？她想她爱他，但自己已经有了男朋友。
阿莹的男朋友叫伟东，市里的航运局四船队的一个船员。伟东并不爱好文学艺术性格还有些木纳，阿莹和他谈恋爱是有些无奈，自己家境不好，四代同堂窝在一间不到二十平米的楼板房里，而伟东单位好，工资高，最主要的是航运局的职工结婚有机会分到宿舍。而且，伟东很迁就她，这让她感到这是可以跟他发展的另一个原因。
她决定让芦苇去伟东那里去躲藏。
伟东有一个四平方不到的小窝，是一幢三四十年代老式楼房的楼梯角，伟东用木板把这个三角型的空间围了起来成了很多人艳羡的“房子”。这个黑暗的充满潮霉气息的三角小空间虽然只能铺一张床，伟东和阿莹却因此满足和自豪：哪怕将来结婚单位没有房子分配，这里也能成为他们洞房的最后归宿——这总比在窄小的家里割一块空间出来做个小房子强啊！
伟东正准备下船出航，阿莹把芦苇带来，他心里有些不舒服，他怕那个青年成为自己的情敌，但他还是同意芦苇暂时躲在楼梯角。他们商量了如何应付邻居的疑问，阿莹让芦苇叫伟东为表哥。“这段时间，你就静心养伤，然后再慢慢想办法。”阿莹吩咐芦苇一定要有耐心，她会尽量帮助他的。
怎么帮呢？他们讨论。
“你决定要逃港？”
卢苇点点头，表情很平静
阿莹疑惑了：“哪，怎么逃啊？”
“游水出去啰。”伟东说。
他们这个小山城市，一九四九年以前有“小香港”之称，原因是此地经济发达，是广西重要的商品外流通道，五十年代以后，航运业慢慢兴旺，有专门的货运船队开往香港，这个船队就叫“四船队”，就是伟东工作所在的单位。文革中，广东与香港一衣带水的乡镇，全都涌起一股“逃港热”，许多青年冒着生命危险偷渡香港，这股风气传到这个小山城，一些有胆识的知青结伴往广东方向走，到了深圳后跳进深圳河游向对面香港，那时中国边境尚未筑起围墙；或者偷条小船，带上干粮直漂划到顺德，在退潮后划向香港。虽然，真正可以逃到目的地的不多，很多人死于海中，但是依然无法阻挡逃港潮的汹涌。
“我有个同学的哥哥，他就偷了条小艇逃到了香港。”伟东说。
“偷艇？”阿莹觉得没有把握。从地图看，逃亡路线太长，地形又不熟，海面也太宽，难度太大。
芦苇在楼梯角一住就是一个多月，慢慢的他的伤治好了，虽然也有邻居向伟东打探这位“表弟”的情况，但木纳的伟东守口如瓶。只是芦苇越来越烦燥，每多住一天，他都有度日如年的感觉。小山城虽然远离北京，但“秋后算帐”的长鞭终于还是由北京伸过来：所有参加过民主运动的学生、工人和文化人士，不例外都要自我检讨或接受盘查，城市的气氛即使在深夜也是人心惶惶。“说出来就没事！”政府依然那种坦白从宽的说法。
“有什么办法吗？”只要伟东一从船上回来，阿莹便问他。
照例，伟东不作声，闷头抽烟。
阿莹愈来愈神不守舍，现在她跟伟东拍拖的兴致也没有了。她开始作恶梦：芦苇被一群持枪的人追撵，他们朝他开枪：砰！芦苇满脸血溅……
芦苇决定沿当年广州知青逃亡香港的路线，从陆路先逃到最靠近香港海边，然后游水逃向香港。他开始作准备，希望阿莹能借他一些钱。
“你还未到海边就会被抓！”阿莹忧心忡忡。
这天晚上，她和伟东到河堤散步，一路默不作声。后来她停住，望定伟东：“其实，如果你要帮芦苇，他就能逃出香港。”
伟东不作声。
“让他躲在你的房间里，不就行了？”
伟东摇摇头。
“你说，为什么不行？你们的货船不是出香港的吗？”
伟东所在的第四船队，专门运货出口香港。船队有货船和轮机船，货船是没有机动能力的，均由轮机船或拖行或拍带着前进。当地人称这种轮机船为“拖头”，伟东是拖头上的水手。
这天晚上他们话不多，伟东抽了很多烟。后来他说话了：“我们是两个水手住一间小房，藏不下人……再说，出关时，上边的人例行上船检查，连船长的房间都要看几眼。”
“哪，总没地方藏吗？”阿莹就是不相信。
阿莹闷闷不乐，伟东知道她在想什么，芦苇呆在这里走不了是她的心病，也是他的不悦的来源，他不希望她因那个民运份子而渐渐的忽略了自己。他终于说：“地方是有……”他松了口，告诉阿莹，轮机船只有一个地方能藏人，就是船头的锚链仓。锚链仓在船头的甲板下，是专门为锚链收放设计的，有一定的空间，除了堆放锚链外也能装些杂物。甲板上有个六十厘米左右的出入口，盖着铁板盖子，还上了锁。一般，没人下去，出关时也没人到下面检查。只要能钻进里面躲起来，出了关船到香港泊岸后，从里面钻出来，跳到海里就是香港了，除了香港警察没人管你，也就可以逃走成功了。但是，要提前钻进锚链仓也有难度：首先要打开那把锁，其次不能让人发现你钻了进去。
伟东很少一口气说这么多，这天晚上他算是让阿莹吃惊了。
第二天，阿莹去告诉了芦苇，要他放弃原来的逃亡计划，想办法钻锚链仓逃走。“伟东一定有办法打开锁的！”她说。
“真行吗？”
阿莹说她相信行。
“但是，会连累你们的！”芦苇摇头。
“不怕。”阿莹说，“给伟东一些时间。”
伟东下一班船回来，对阿莹和芦苇说他偷了船长的锁匙然后偷偷把锚链仓的锁打开了，现在只要找个没人的时间，溜到甲板上可开仓盖钻进去。
“什么时间最好？”芦苇问。
“晚上十点以后。”伟东说，然后告诉他，出航的船员一般都是提前到航运局办公楼的调度室去看黑板牌，那里标示出每条船什么时候出航。一般来说，去香港的船都是早上七八点左右起航，船员于起航前一天的晚上十点钟后回到船上睡觉。十一点以后，锚泊地是很清静的，这时候溜下船神不知鬼不觉，一定能钻进锚链仓里。
“会影响你啊……”芦苇犹豫。
“你成功了，人不知鬼不觉。”伟东说，显然不怕。
“如果不成功……”芦苇还是觉得不安。
“如果被抓，你就说是自己想出的办法。”
芦苇很感激阿莹和伟东的帮助，决定钻锚链仓出逃。他们开始做准备，水和饼干是必需的。去香港的航程是两个白天一个晚上，到达香港是在开航后第二天的傍晚。他们找来三个大的可乐瓶用于装淡盐水，大热天的要补充失盐。再备一些奶油饼干，既不变质也有些营养。
伟东专门带芦苇去四船队的锚泊地附近看了一下环境，伟东说锚泊地的桥船口设有值班室每天有人值班，但不过是摆摆形式，你只要大咧咧看也不看他，昂步往前直走，他就不会理你。过了桥船，外面就是一条旧花尾渡客船改造成的作业仓，作业舱的外面便泊着一条条的拖头，这些拖头开航时离开作业仓开往河中，河中停着一条条的千吨位的大货船，拖头任务就是拖着这些装满货的货船驶往香港。
“记住，你只要镇定，眼睛不望值班员，一定可以下船。”伟东说，开始抽烟，也递一支给芦苇。芦苇平时是不抽烟的，但他还是接过了伟东递过来的烟，呛呛的抽起来，不久难受的直咳。
三
一九八九年八月大暑前的一天晚上，十一点的时候，芦苇背着一个伟东给他的水手常用的包包，装了东西沿着河堤走向第四船队锚泊地，下了岸后往桥船走去。远远的，他看到桥船口值班室昏黄的灯光，一个五十来岁的穿着圆领文化衫宽短裤的男人坐在里面抽烟。他的心有些登登跳，但想着伟东的话：不用理值班，眼睛往外面看，轻松直走过去。尽管他的心跳得厉害，但他的确是这样做了，结果顺利的通过了桥船口，走到作业仓处。夜色很好，几条拖头泊在那里，伟东告诉他，并排第三条就是他要下的船。芦苇站在那里镇定了一下，四周静悄悄的，只有河水流动中拖头互撞的轻微响，还有就是不知怎么会跑到锚泊地的小蟋蟀的鸣唱。没有人注意自己，他好象就站在旷野上。他终于没有一丝的慌乱，迈下了第一条拖头，又过了一条拖头，再跨上那条目标拖头。拖上上没有灯光，静悄悄的只有淡淡的月色洒在甲板上。他悄步来到船头甲板，一眼看到了那个六十来厘米的舱盖。他快步走近蹲下来，再扭头看看，驾驶舱那里依然漆黑一片。看看舱盖，有把锁头，他一拧，锁头是假锁，他拔下就扔到河里。他小心的用力的揭开了舱盖，定神往里看，隐约中他看到通往仓下面的小梯级，于是他便沿小梯级向下爬，然后抬手关上舱盖，掏出手电筒打亮。
他看清楚了，锚链仓约七平方，因为船头是尖的，锚链仓也就是三角形，里面堆着杂物，一股钢铁的腥味和陈霉的气息充塞了他的胸膛。“我得在这里呆上两夜两天。”他这样想。下船前，阿莹要送他，他婉拒了。“你等我从香港打电话给你吧。”他充满自信，一定能逃出香港，逃往法国，在国外继续从事民主运动事业。他心里太感谢阿莹和伟东了，他们给他的帮助，是要冒险的，冒很大的险！
他看到那堆锚链旁有一条一尺左右宽的厚厚的长木板，心里一喜：真是天助我也，这不是最好的休息的“床”吗？他小心地将木板拖过来，斜斜的架放好，然后慢慢躺下。一个多小时后，他就听到隔壁舱里水手弄出的声音，不久是鼻鼾响和翻身声。他想，他只要有动作，隔壁也一定能听到响声，不过他们会把这种声音当成是老鼠吧，有谁会想到藏了一个人在这里呢？躺下来后，他的脑子很乱，于是就开始闭目养气。他知道，自己带的三大瓶水并不多，最好的节能是什么也不想。很快的，他平静下来，决定将自己的命运交给上帝。
第二天很早他就醒过来了，从锚链仓收放锚链的仓眼处透进来外面薄薄的晨光。慢慢的光线强烈了，他都可以看到仓里的一些杂物的轮廓。再不久，隔壁仓传来人声和嘈杂响，然后就是拖头的引擎轰鸣，汽笛长鸣，之后船动起来，水声哗啦啦。“从现在起两天一夜。”他这样想。
时光慢慢的过去，他也开始感知气温的变化。到下午时，仓里渐渐的焗热，抬手摸甲板，触到之处是烫手的。他身上不断的冒汗，总想大口的喝水，但他深知只能一次喝一小口，分着来喝才能保证喝两天。奇怪的是居然有小便，在这么一个蒸笼般的船仓里。后来实在太热了，他就脱光了上衣和外裤，汗渍渍的躺在木板上。就是想喝水，不喝可能会中暑，他不能中暑！于是忍不住的很快就喝完了一瓶，又喝了半瓶。再不能喝了，他忘着剩下的一瓶半水，坚决的对自己说。
第一天在酷热折磨下终于熬到太阳下山，他觉得自己没有中暑，只是头有些混顿。天快入黑前，他略有饿感，于是吃了些饼干。吃饼干没水喝不行，于是又只好喝了些水。现在，他只剩下一瓶多一点的水了，但愿明天气温会有所降低。这天晚上，他昏沉沉的睡醒了几次，其中一次醒过来时，是拖头停止了轰鸣。“一定是过关检查。”他仔细听着舱外的声音，没有听出什么名堂。他并没有太多的紧张，也相信绝没有人会爬下这个鬼锚链仓检查。这样约半小时后，船又轰鸣开动。
但是第二天的温度比第一天还要厉害恐怖，天一大早他就感到了这一点。他看看表，约是十点钟，他已经在焗热中脱得只剩下一条内裤了，身上还是止不住的冒汗。狭小的舱里不断升温，空气中越来越强烈地充满压迫呛人的气息，他似乎就在浓烟中。看看手表，是下午三点钟，舱里的气温就简直象在燃烧一般，他觉得自己身边全是熊熊燃烧的大火，他就是一只锅中的馒头正被高温烤烧，身体里的水份化成了泉涌一般的汗水，胸口象有一块热腾腾的铁板压住，整个人就想要爆炸了。他每一分钟的想法就是喝水，这边才喝下一口，立刻就想喝第二口。他自己很想理智，觉得不能这样就把水喝光了，可他无法控制自己，觉得不喝水他就会马上死去。于是，所有的水很快就喝光了。但还是止不住蒸煎酷烤，热浪包裹着他要把他窒息把他炸干烤焦，他就想着整个人要浸泡到冰水里降温，要不然自己就会冒烟烧起来。他觉得自己实在不能熬下去了，要么就爬出去，要么就死在这里。他的头开始炸痛，那种混顿的感觉越来越缠住他。“我会死的，我会死的！”这样的想法越来越强烈。整个舱里都是火，他所触的一切都是烫热烧灼，胸口越来越闷涨，四肢愈加酸软，脑袋中是突突的澎痛，眼前不断闪出一堆微细火星，舱内的物体在旋转看不清模样。“我去不了香港，去不了……我马上会死在这里，之后是发臭，我要爬出去！”他再控制不住自己，也不去想爬出去的后果是什么，只是知道再迟些，他就没气力爬上甲板，趁着还有点清醒，一个想法就是要爬出去。
芦苇在头晕脑涨手脚软塌中花了有半个多小时才艰难地爬上舱口盖板口，尽管这里更象炼钢的炉膛口，他伸手触到的甲板是灼痛的。他用力地推了几下，无法推开舱口盖。他已累得满身大汗，软软的知道自己是无力推开舱口盖了，头一阵阵的昏炫摇晃，呼吸越来越急促困难，好几次他差点从梯级上摔下来。这时，求生的强烈的念头让他决定最后试一试：用自己的头把舱口盖顶起来。
他作了一次深呼吸后，先拼命爬上一步梯级，然后弓了腰把头顶向盖板，尽管这一接触他觉得头顶象被熨煎般灼痛，眼睛一黑几乎摔下来。但他咬牙忍住了，拼尽最后的力气双脚用使劲向上一挺身，舱盖移动了，一股新鲜的低温的空气涌进来，他顿时精神一振，咬了牙继续死命向上挺……
驾驶室的船长肥叔一生中也没见过这样的情况，他的视线原来是看着前方远处的，忽然觉得奇怪，甲板上的舱盖怎么慢慢的揿起，接着是一个人的头渐渐的升上来，再接着是人的上半身。肥叔简直是惊呆了：他首先想是自己船上的那个混蛋船员爬进里面找死啊？但仔细一看他根本不认识那个人！
上半身爬出舱盖的芦苇再无力往上爬，眼一黑晕厥趴在那里。肥叔喊来了人，很快把芦苇拖起来扶到船尾阴凉处。伟东跑来一看，便楞住了象傻了一样。
四
肥叔通过无线电向上头汇报，拖头接到指示立刻抛锚停在河面上，一个小时后，一艘载着警察的航监船驶过来靠住，警察将还在昏迷的芦苇抬到航监船。第二天，另一艘拖头开来，替代了肥叔的那艘船的任务拖货船到香港，而肥叔接到命令立刻回航。
肥叔那条轮机船才泊到作业仓，一群警察已经候在这里，将全体船员带走关进看守所。接着，警察上拖头搜了个天翻地覆。
芦苇在严刑逼供下死不开口，伟东只在老虎凳上坚持了半个钟，“逃港”案告破，不久，芦苇被判死刑立刻执行，伟东被判十五年徒刑，阿莹被判十三年徒刑，肥叔被判八年徒刑，其他船员被判五年至三年不等的徒刑，没人能幸免。公告出来，市民们奇怪议论：为什么芦苇逃港被判死刑？参加天安门民运的学生，也有逃港被抓的，都没有判死刑……有人说，六四是学生运动，判学生重刑，国际影响大，工人嘛，没人关注，命贱啊！
判刑后犯人们都被绑在车上胸口挂了牌子游街示众，牌子上标示了他们所犯的罪行。芦苇的脖子后面还插着一支尖头的长条牌子，上面写着“死刑犯芦苇”的名字，两个着军人庄严地站在他身后，一手持枪一手揪着他的衣领。
游街示众后是立即执行枪决，地点是市郊八公里的一个荒山谷。当汽车向八公里驶去时，好些青年骑了单车眉飞色舞兴致勃勃追随到那里看枪决。
这天晚上，电视台播出了这一新闻，再次称公安部门粉碎了一起反革命逃港事件。
芦苇被枪决后三天，伟东被押往劳改场。九十年代第一个月的第三天，被严刑逼供过的伟东死在劳改场里的砖窖里：他拉着一大板车，车上是刚出窖的热气腾腾的砖块，当他从一个坡上往下跑时，眼发黑腿一软摔倒了翻了车，车轮压过了他的身体，车上的红砖砸下来，他脑浆和血溢喷……
结 尾
二千零七年的夏天，出狱几年后四十岁出头的阿莹，再次来到伟东的坟前，烧些香纸放些鲜花。她很想也给芦苇烧些香，但就是找不到芦苇的坟，听人说他的尸骨曾埋在一个荒地上，但现在，那当年的荒地成了别墅群，别墅的业主都是市委官员……站在伟东的坟前，她显得有些麻木，不知是后悔还是感慨，但还是默念着悼词将鲜花撒向四周……
创作后记：
“六四”后，当年的七月份，朋友为我谋划逃港避难，八月，我钻进了某条开往香港的轮机船的锚链舱，最终还是逃港失败……我被监禁于广东樟木头看守所……而我的一个好友卢苇（广西南宁人），也因带工友参加北京木樨地阻拦军队及广州的堵铁路等示威抗议，遭到政府追辑，先是走陆路逃港不果，于是他们偷小艇从水路继续向香港逃亡，却不幸被抓捕，卢苇竟遭到枪决，其他人亦遭受重判……这么多年过去了，我的心一直沉重，就想着写篇小说，不断的修改着构思……今年，集中精力看了大量视频及文字资料，终于有创作主题的突破：学生，是这场民主运动发起的主体，但工人和市民，是他们，挺身而出支持学生，成就浩大的震撼世界的中国全民抗议示威运动！他们以血肉之躯，挡住军队射向学生的子弹！他们，徒手向凶悍残暴的政权宣战！他们，洒血北京长安街！他们，以鲜血勇气义举凝筑成这场运动中最伟大的英雄！
《腥红的夏日》，初稿写于2003年，小说主角原本设计为学生，今年再阅读并作了大修改，算是了却心愿并致敬参与六四运动的所有人……
顶好文！+1
1。邓小平时代的贪官污吏引起民愤，热血青年游行罢课，肤浅地认为民主、自由是解决之道。
2。美国计划在中国弄颜色革命，挑拨、支持学生反政府（美国两个大使:罗德、李洁明就是罪犯！），以英美的媒体大力煽动民反。
3。中国民众加入学生阵列，民怨爆发、失控。
4。解放军入驻维安,由各种迹象看来：没有大的流血事件发生（柴玲是鼓动别人流血牺牲的恶棍！该下地狱！）
5。几乎所有民运带头人物，都安全逃到美国（这才是大笑话！）
6。邓小平愤怒的对美国特使尼克森说：你们对64事件牵涉太深了！
7。64事件使得西方对中国高科技封锁，所以64学运的原意是好的/反贪腐，而贪污腐败、激情盲动结果是坏的；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8。64的起因是由于中国人的思想文化及个性所使：升官发财的心态、对于文字的定义误解（民主自由和对法治的认识）、中国人易受煽动。
註： 64事件是不可能有惨重死伤的，当时众多美国、欧洲的记者到处搜集资料，都找不到死伤的证据，那些伤亡的照片都是后来才出现的/大概是好莱坞的制作，而学生示威领袖们一个都没死，奇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