槟郎随笔选2

 鲁迅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

--------------------------------------------------------------------------------

　　
　　鲁迅一生参加过四个有影响的带有政治性质的社会团体。年轻时，在日本留学，鲁迅参加过光复会，在三十年代，又接连参加过中国自由
运动大同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鲁迅的战斗性既体现在他的文章中，也充分显示在他的实际社会活动中。
　　这四个社会政治团体中，自由运动大同盟和左联是属于共产党势力的，另两个团体则是国民党势力的，国民政府的高级官员，国民党的元
老蔡元培是这两个团体的负责人。光复会是清末以推翻满清王朝，建立民国为宗旨；三十年过后的民权保障同盟则是国民党势力内部的民主左
派和无党派激进知识分子的联盟，是同国民党政权展开特殊的斗争，在中华民国宪政体制内继续推进社会进步，保障人民权利的团体。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成立于1932年12月17日，在1933年6月杨杏佛被国民党特务刺杀后无形中自行解体，实际上只存在了半年多的时间，但它
的事迹可以大书特书的，是中国民主运动史上的一个大事件。尤其是鲁迅在这个团体中的活动和表现是民族伟人鲁迅一生战斗业绩的重要组成
部分。
　　1932年12月17日，宋庆龄，蔡元培，杨铨等人在上海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便发表宣言，将该组织定性为“不是一个政党”的社会民间
政治团体。该团体的任务主要是三点：争取释放国内政治犯；予政治犯以法律的辩护及其援助；协助关于争取公民权利，如出版，言论，集会
和结社自由的斗争。该团体规定，它的最高领导机关是全国委员会，由执行委员会主持工作，全国委员会由各地分会组成。12月30日，该团体
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临时执行委员会已成立，主席宋庆龄，副主席蔡元培，总干事杨铨，宣传主任林语堂。蔡元培没有忘掉曾追随自己参加
过光复会的老乡鲁迅，在新的时代使命面前，他需要鲁迅这样的老战士。1933年1月4日，鲁迅接到蔡元培来函邀请。鲁迅跟清末的国民党和掌
权以后的国民党打了三十多年交道，对所谓的中华民国政府的专制性质非常了解，他在给台静农的信中便认为国民政府不会允许国内出现反对
派的，“民权保障会大概是不会长寿的”，但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只要做，多少会有一点效果的，他还是答应了。除鲁迅外，周建人，许寿裳
，胡适，胡愈之等都曾经是这个团体的成员。
　　1月11日，鲁迅正式加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会员号是第20号，会员证号是第3号，实际上鲁迅早在这一天之前便参加了这个团体的活动。1
月17日，鲁迅参加了同盟上海分会的成立会，宋庆龄，蔡元培，杨铨，林语堂，伊罗生，鲁迅等九人被选为上海分会的执行委员。后来实际上
除上海分会外，只短暂存在了一个北平分会，全国代表大会一直没有召开过，总会的临时执委会人员与上海分会的负责人不少是重复的，几乎
是两个牌子一套班子，经常在一起活动。鲁迅虽是分会的执行委员，实际上参加了总会的工作。
　　鲁迅经常参加同盟的活动，每次都按时到会，他的日记上有不少这样的记载，如1月6号他还不是正式成员，日记就记载了“下午往商务印
书馆邀三弟同至中央研究院人权保障同盟干事会”。宋庆龄在《追忆鲁迅先生》一文中就赞扬鲁迅，“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每次开会时，鲁迅和
蔡元培二位都按时到会，鲁迅，蔡元培和我们一起热烈讨论如何反对白色恐怖，以及如何营救被关押的政治犯和被捕的革命学生们，并为他们
提供法律的辩护及其他援助。”
　　开会时常常由总干事杨铨做报告，谈到有些什么案子，抓了什么人？介绍这些案子的情况以及营救的办法。鲁迅就和大家一起热烈讨论：
如何反对白色恐怖，如何营救被关押的政治犯和青年学生，并为他们提供法律的辩护和其他援助。每次开会都有外国记者参加。结果是向国民
党抗议，发表宣言。会议的消息和宣言，有时不能在国内发表，就靠史沫莱特，伊罗生，等外国记者，用电报发到国外，或刊登在美国人办的
英文报刊《中国论坛》上，这对国际舆论产生很大影响。肖伯纳，爱因斯坦，罗曼•罗兰等著名人物，据此发表宣言，打电报向国民党抗议，
使它在国际社会中声名狼藉。这样的工作方式的确不带有“政党”，倒象是一个新闻俱乐部和律师事务所。在“国民革命”虽尚未成功，但已
经“告别革命”的社会高级知识分子看来，是表达社会人文关怀的很好方式。
　　由于反动当局的迫害，同盟的存在只有六，七个月，但在接待肖伯纳来华访问，声援牛兰夫妇，设法营救被捕的廖承志，罗登贤，陈赓等
共产党人，以及营救作家丁玲，潘梓年，抗议德国法西斯暴行，与胡适展开关于民主运动的法理争论，为杨杏佛举行送殓仪式等活动中，还是
发挥了重大的社会影响和作用。鲁迅在这些活动中，既能文，又能行，表现了一个精神界战士的高贵品质。
　　牛兰，原籍波兰，原名保罗•鲁挨格，是“泛太平洋产业联盟”上海办事处秘书，也是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工作人员。1931年6月17日，牛
兰夫妇同在上海被国民政府拘捕，送到南京监禁，第二年7月1日，以“危害民国罪”受审。牛兰夫妇不服判决，进行绝食斗争。中国民权保障
同盟曾组织“牛兰夫妇营救委员会”营救。但国民党政府置之不理，两人直到1937年日本侵略军占领南京前夕才出狱。
　　1933年，德国狂人希特勒当权，建立法西斯政府，中国的国民党也开始学习德国，国民政权一段时间逐渐法西斯化。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站
在世界反法西斯的战线上，很早就同希特勒进行了斗争，这是中国知识界值得自豪的。1933年5月13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代表鲁迅，宋庆龄，
蔡元培，杨杏佛，林语堂，以及外国记者史沫莱特和伊罗生亲赴德国驻上海领事馆递交抗议书。强烈抗议法西斯政党，指出自希特勒上台以来
，短短四五个月间，“被捕之工人，已达三四万，而知识分子横遭压迫者，亦在数千之数。对囚犯施以惨刑或加以虐杀，事后诬为自尽或谓逃
亡时中弹殒命。”
　　这份抗议书，虽转至德国驻华公使，但未能转达德国政府，不久即由该公使陶德曼直接退给了宋庆龄。陶德曼又是蒋介石的高级顾问，德
国人这样处理显然是得到蒋介石的支持的。但正如杨杏佛向新闻界谈话所指出：“已引起举世特殊之注意，可谓已达到相当之目的。本埠犹太
人协会，曾来函感谢。日本文学界亦有一致反对德国焚书暴政之举动，可知正义尚存也。”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自成立以来，积极开展各种活动，鲁迅更是在文化思想战线上密切配合，写了大量的文章抨击国民党的法西斯专政的罪
恶，因而在国内引起了强烈反响。蒋介石集团虽则大多数官员都有西洋留学背景，但他们一旦在中国的土地上执政，就不能理解符合世界潮流
的社会民主活动，对此自然不能容忍。他们要对鲁迅，蔡元培或宋庆龄下毒手，顾忌尚多，就先对杨铨下了毒手。6月18日，星期日例假，杨杏
佛带儿子于清晨外出，刚从亚尔培路331号登车启动，突闻爆炸声数响，震耳欲聋，杨杏佛自知不免，立刻用身体掩护同座的儿子。特务们连发
数弹，结果，儿子幸免于难，司机受到枪伤，而杨杏佛心腰各中一弹，便不治而死。
　　惨案发生的当天，鲁迅在内山书店听到消息，立刻赶上汽车，飞奔到民权保障同盟本部。许广平知道了，忐忑不安，在书店里等候着他。
当他归来时，许广平和内山向他诉说刚才的忧思和焦虑，他不以为然地说：“管他呢，就是被杀死了，也打什么紧呢？”鲁迅对杨临难时，如
此从容，爱护儿子，一直深表赞叹。他对来看望他的冯雪峰说：可见杨铨“当时是清醒的，首先掩护了自己的孩子。”“有后代，就是有将来
！……能够如此，也是不容易的。”
　　6月20日，是杨铨入殓的日子。反动派放出风声，说就在这一天暗杀鲁迅和同盟中其他几位。杀人的名单上就连特务的代号都传出来了，将
暗杀鲁迅的特务小组代号“后林”，与杀杨铨的是同一个小组。在大是大非面前，鲁迅毫不犹豫地做出了决断。许寿裳来家，鲁迅对他说实在
应该去送殓的，许寿裳想了想便表示同去。鲁迅果敢地前往万国殡仪馆送殓，并且出门不带钥匙。以示他视死如归，蔑视卑鄙者的英勇气概。
晚上回来，他又写了一首悼念民主烈士杨铨的短诗：
　　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
　　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存在期间，出现了胡适被开除出盟问题。胡适在执行同盟的活动中和对同盟的法理攻击中都违反了一个盟员应遵守的团
体的起码准则，因而，被绝大多数会员通过协议开除出盟，也是自在情理。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是国民党内部的左派高级人士和社会上无党派激进知识分子的一个争取民国政府内扩大民主，保障人权的社会政治团体
。主席宋庆龄的身份就不用说了，蔡元培和杨铨都是国民革命早期就参加同盟会的国民党元老。杨铨在民国以后曾任职总统府秘书处，当时是
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总干事。蔡元培是中央研究院院长，鲁迅是著名的左派作家，也曾经挂名在中央研究院拿薪水。林语堂和胡适是自由派知
识分子，但两人的表现都不见佳。林语堂在杨铨被暗杀后便提出解散同盟，杨铨入殓之日，被国民党的恐怖暗杀手段吓得不敢去参加。
　　胡适曾被民权保障同盟总部推举为该团体北平分会执委会的主席。当同盟派胡适去国民党北平监狱了解囚犯的情况时，胡适迫于国民党的
压力，以没有亲眼见到为借口，否认国民政府监狱中有侵犯人权行为，并说囚犯受到政府良好的待遇，还有囚犯能用英语和他谈话，他很满意
等。这无疑给以争取人权为宗旨的同盟一个响亮的耳光。
　　胡适不但在执行同盟的行动中与同盟唱反戏，还在法理上攻击同盟的宗旨。1933年2月29日，胡适在北平《独立评论》上发表《民权的保障
》，说什么“前日报载同盟的总会宣言有要求‘立即无条件的释放一切政治犯’的话，……这不是保障人权，这是对一个政府要求革命的自由
权。一个政府要存在，自然不能不制裁一切推翻政府和反抗政府的行动”，“我们观察今日参加这个民权保障运动的人的言论，不能不感觉他
们似乎犯了一个大毛病，就是把民权保障的问题完全看作政治的问题，而不看作法律的问题，这是错误的”。同盟只有将这样吃里爬外的人开
除了事。
　　现在，自由主义风行，胡适在许多人眼里成了比鲁迅更伟大的中国思想家和民主人士，一定可能有很多胡适的崇拜者认为胡适对中国民权
保障同盟的法理攻击是完全值得赞同的。我不想在这里详细讨论这个问题，我只是说，统治集团能够容忍自己的反对派存在的民主才是民主。
专制国家的法律只能体现统治者的专制职能，妄想把民主问题不看作政治问题， 而只是现行法律内的条文的实行问题，这样的民主意识要被欧
美的自由主义的尊师们所耻笑。
　　胡适的被开除出民权保障同盟，也是国民党左派与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决裂，四十年代成立的许多民主党派都将这些自由派人士拒之门外了
。中国左翼知识分子鲁迅则获得了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内左派势力的尊敬，他死后，这些国民党的左派贤达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并将“民族
魂”的大旗与他同伴。
　　2002-10-18

 

 “革命”话语与“告别革命”
　　
　　陈建华先生在我们的时代欣欣然“向革命告别”之际，对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历史追溯仍抱着持续的热情。他二十多年来，断断续续
，却一直坚持了对现代中国“革命”意识形态形成史的研究，按他自己的话说“如果说，这二十年里能将我的生命大半概之以学术生涯的话，
这‘革命’也真可以说令我神魂系之，辗转反侧矣。”
　　但他研究的成果，文本《“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却是让期待甚高的读者稍感到失望的，文本分析充斥着的多样的西方理
论，却是神龙露头不见尾，因而行文显得突兀、晦涩、琐屑。从小处见精微，却没有博大的眼观和总揽全局的努力。不过，却也给了我们只有
学者才会津津乐道的关于“革命”的话语的知识。
　　陈建华的研究是有意义的，革命话语曾经长期统治现代中国并渗透到百姓的日常生活，而革命过程本身不断展示的某些特征，可追溯到“
革命”这一词源及传统的革命话语。“革命”是本土语汇，而它在上个世纪初的复活，很大程度是借助于日语的翻译，也即受了某种西化的洗
礼，遂构成如史华慈所说的“革命之谜”——在上个世纪最初二十年里激进主义的形成。为什么一旦“革命”代替了“民权”等口号，能历久
而不衰？一方面这一新的革命意识从传统中获得深厚、神秘的文化资源，唤醒狂欢节日般的集体记忆；另一方面，由于“世界革命”意识的引
进和融合，革命话语和意识形态变得如此复杂而富于包容性，因而能在急剧变动的时代适应政治、经济和心理的变革的需求。
　　中国古语里，“革命”一词早已存在。许慎《说文解字》说“兽皮治去毛曰革”，其中含有脱离、聚变和死亡之义；“命”意味生命、命
运、天命等义。两字合成“革命”，是儒家学术中重要的政治话语，源出《易经》：“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
时义大矣！”所谓“革命”的基本含义是改朝换代，以武力推翻前朝。这段充满张力的“革命”话语，常引起后儒争辩。如果王朝循环的革命
方式没有天意民心的眷宠，就可能丧失合法性，另一方面，任何武装叛乱也可以天意民心为借口，从而对现行政府造成威胁，而中国历史上，
帝王在改朝换代之际通常自称承天受运，“革命”一词几乎成为强权的专利，以否认历代“革命”的方式来宣称自己的“革命”才是真正的“
应天顺民”。
　　英语revolution一词源于拉丁文，指天体周而复始的时空运动，后来，转生出政治含义，“叛乱”与“革命”的界限模糊。1688年的英国
的“光荣革命”和1789年的法国革命，使“革命”在政治领域里产生新的含义，衍生出和平渐进和激烈颠覆这两种政治革命模式。自十八世纪
末以来，革命的含义随着政治和哲学潮流在不断演变，而最重要的莫过于脱离过去“周而复始”的含义，衍生出一种“奇特的唯新是求的情结
”。“革命”被喻为“洪流”、“巨浪”等，表示着不可抗拒的历史前进方向。这种革命意识形态在黑格尔哲学中得到充分发挥。
　　“革命”一词从中国输入日本，在日本文化语境中发生变异。在明治时代，由于“革命”一语包含的尊王改革之义已经深得人心，所以“
明治维新”和“明治革命”变成了同义语。梁启超戊戌变法失败后到日本，发现日人将英语revolution一词译为“革命”，其意义并非仅指政
权的激烈交替，也指“群治中一切万事万物莫不有”的“淘汰”或“变革”。梁启超由此使用这个词，希望中国能以日本明治维新为榜样，以
和平方式完成政治现代化。
　　但是，“革命”一词毕竟与西方的和平渐进和激烈颠覆这两种政治革命模式有着联系，又有着本土的传统意义，很快，“革命”的狭义理
解得到广泛使用。梁启超在1904年写的《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这样区分出“革命”的广狭二义：“革命之义有广狭。其最广义，则社会上
一切无形有形之事物所生之大变动者皆是也。其次广义，则政治上之异动与前此划然成一新时代者。无论以平和得之以铁血得之皆是也。其狭
义则专以武力相于中央政府者是也。”
　　狭义的“革命”思想在社会上得到大发展，遭到梁启超等维新派的反对，而孙中山等人则从肯定的角度加以使用，自称为“革命党”，走
暴力革命的道路。1905年发生革命和改良之争，作为争论的结果，“革命”被等同于政治结构的激烈变革，它与暴力密切相连，并与“改良”
相对立，形成革命与改良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这是对世界革命各种模式的审慎比较和选择的结果，很大程度上也是遵循了自身文化的语言和
思维的历史轨道，尚未脱离传统暴力革命的语境。
　　1848年马克思所预言的“共产主义幽灵”及后来世界范围内风起云涌的民族解放浪潮，意味着英法“双轮革命”进程的挫折，世界革命出
现了另一种走向。1927年，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宣称：“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力的行动。”这样定义
“革命”，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要素和暴力革命的结合，“共产主义幽灵”固然使中国传统话语借机还魂，但是在阶级斗争论的背后
，其实包含着十九世纪以来的历史进化论，它对于中国传统的革命理论来说却是新的因素。
　　在上个世纪初，中国在世界革命中被定位，在革命之窗中反照自己，寻找自己的将来。整个世界被笼罩在“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的“现
代”观念中，对中国来说，似乎只有通过革命，才能摆脱传统的耻辱，一跃进入现代之途。“五四”前后流行的种种“新”思潮包含着对“现
代性”的追求，知识分子自行摆脱了传统的循环史观而确立了与进化论相结合的“线形史观”。这和九十年代中国后现代论者唯“新”是求的
迷狂形成有趣的映照。如果说当年《新青年》诸公对法国革命和苏俄革命的热情呼唤，隐含着对辛亥革命的失望进而要求中国社会自下而上的
结构性变动，从现在眼光看来，这种救亡的道德激情固然有悲剧性，但也是民族主体遭受蹂躏的历史情境所决定。相映之下，对于中国的后现
代论者，不无讽刺的是，“接轨”首先意味着对中国和世界之间市场关系的“当下”秩序法定化，在这个市场上，他们利用浅薄的民族主义销
售一些劣质的理论商品，贴上所谓中西知识—权力关系中受虐的“他者”的标签。这种笑剧不由得令人产生另一种历史的苍凉感。在这样的语
境中，李泽厚先生的“告别革命”论产生反响是不足为怪的。
　　李泽厚说：“直到现在，‘革命’还是一个好名词、褒词，而‘改良’则成为一个贬词，现在应该把这个观念明确地倒过来：‘革命’在
中国不一定是好事情。我觉得，通过八十年代末的巨变，中国有了一个很好的反思对象，是改变话语的时候了。”（李泽厚、王德胜《关于文
化现状道德重建的对话》） 这是值得肯定的一个包含良好的愿望与基本的价值判断，包含着对上个世纪以来的激进主义的反思。但是，李泽厚
的提法，作为一种知识分子的理论话语，仅仅提倡革命与改良的二元颠倒，对目前的“失语”的困境，对我们所面临的重新认知世界的困境不
能提供任何启示，毋宁说由于它重复了它所反对的“激进主义”的二元叙述模式而加强了这一困境。
　　所谓“要”或“不要”的主观愿望的表述虽然有些意义，但良好的愿望的实现不能停留在“要”或“不要”的道德义愤或意识形态诉求上
。问题是谁在说？怎样说？为何这样说？这些是学术问题，也是文化问题，更是社会结构的变动的选择问题。在这里，“革命”话语负荷着巨
大的集体记忆，要避开它、无视它，都是不现实的。
　　追索“革命”话语的历史过程或许是探求我们时代的困境的途径之一，能否消解、拓展和重构“革命”话语，能否恢复革命的本义，不仅
涉及克服历史的阴暗记忆，须驰目于本土革命和世界革命历史的原野而汲取广阔的文化资源，这本身也是一个重新构筑中国和世界图像的途径
。
　　“革命”不可能因我们排斥它、无视它而消失，其与社会结构变动的复杂的关系，往往是知识分子的善良愿望无能为力的。其历史记忆和
心理负荷，或许通过知识分子的诠释实践是顺导的一种方式的努力吧。
　　（陈建华《“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读书札录）
　　2002-4-21

有交往才能生存！

--------------------------------------------------------------------------------

 

　
孤坐屋中，揉着红肿的眼睛，看着桌上和手上看不完的文学书，不禁无限感慨。
　　世人忙忙碌碌，无非为利名二字，我弄文学，教学、科研、尝试创作，不也是首先弄文学是我的职业，我的饭碗吗？
　　又想，作为一个普通、平凡的“小资”知识分子，我对于文学更多是自己的精神追求，更多是能动的、我追求艰辛而来的选择！我因奋斗
的汗水而使社会以此职业回报。
　
　　但我知道，我是仅仅的极平凡的小人物，除了我授课班上的学生，没有人了解我。我对文学根本谈不上有贡献。
　　我渴望与人交往，谈论人生、性灵、文学，一切有趣的话题。人因为交往而存在于“公共”或“交往”的“空间”或“关系”之中，人生
的意义和价值由此而生，而超越虚空、混沌、机械和绝望。
　　孤独之夜，我明白：唯有交往才能生存！

 

现代自由思想与知识分子

--------------------------------------------------------------------------------

 

　　
　　现代性的重大危机在于，在神力与纯暴力已失去合法性的现代，私利扩张统治的基本方式之一，是利用伪理性的意识形态话语冒充公共领
域代表，继而恢复政教合一。20世纪“意识形态加恐怖”的集权主义数起肆虐均与此直接相关。与之对立的自由主义捍卫以私有财产为核心的
个人权利的不可侵犯性，坚持私人生活的“消极自由”对于公共参与的“积极自由”的优先性。
　　从作为现代性开端的马丁•路德信仰私人化原则，到韦伯的关于公共生活的“除魅”，终于，康德主义的形式规则性与消极性为现代公共
话语确立了两大规范。实质内容性精神价值意义谈论权属于个人， 而不可枚平的个人不可规约为一，因此不再存在一元论的普遍公共价值意义
体，只有个体之间交往共存的多元个性差异的价值意义群丛。这样，关怀公共精神的知识分子正当的关注对象应是个体交往的纯形式化言谈规
则制度及其平等宽容妥协精神。由此，自由主义体现了对“消极自由”的强调，是现代自由思想中的消极自由论。福柯关于话语权力性质的观
点成为喝问一切言谈公共精神者的根据：“谁给你的权利！？”
　　现代自由思想中的“积极自由”观与消极自由主义歧异甚至对立，其对于消极自由及其私人基点的批评，构成现代自由思想内在的张力。
　　现代自由相对于群体性的前现代社会诚然突出了个体性，但同时又空前地发达了个体自由的普遍交往关系性。现代自由从而在一个基点上
不同于古代：在古代可以单独存在的个体自由（如一个与世隔绝的自耕农），在现代却必须同时是无数个体间息息相关的社会化自由。马克思
有经典名言：“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共产党宣言》）；左拉为一个犹太人冤案挺身而出；鲁迅临终前想到的仍
是：“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这种知识分子的公共性意识，同时也是衡判一个现代社会成员公民精神的最高尺度。
　　即使对合理的私人领域及其消极自由而言，也不是封闭自足的，而必须依赖积极自由的公共领域保障。阿伦特以二战时代拥有巨额私产，
却无积极自由公民权的犹太人的悲惨遭遇为例，强调进入公共领域的积极自由不仅是私人消极自由的前提，而且是私人升格为公民从而实现更
高自由的必经之途。相反，萎缩于私生活的个体，一方面形成公共领域的意义空场，使乘虚而入的私利个体及集团得以扩张（这是自发必然的
趋势）为专制统治，另一方面又被现代大众商品文化枚平为单子，成为集权主义的暴民材料。因此，现代专制既是私欲“积极自由”扩张的恶
果，同时也是“消极自由”个体放弃公域“积极自由”自取之后果。公共关怀的积极自由与私人自在的消极自由具有辩证的亦即依存的矛盾关
系性质，但消极自由主义却将二者当作“真正的对立”（康德）。
　　事实上，倡导私生活消极自由优先者，本身已是在积极自由地倡导一种公共原则。其“公开运用理性”的方式，证明着他们一样关怀着公
共精神，同样属于现代知识分子。此中的悖论是身体力行消极自由论者不会再想他人倡言宣传此原则，因为这仅是他的私人生活方式。但这样
他也就不再是知识分子，同时也不再会有两种自由的讨论。这一悖论深刻地显示了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的相互依存性。
　　“知识分子”是一个现代概念。与前现代的巫、士、教士、意识形态权威相比，知识分子同样拥有文字符号，但已属于理性工具，而不再
是谵妄的象征；同样超越具体实用含义而追问根本的价值意义，依据人性而不再依据神性；同样关怀公共性特别是公共精神，但不拥有任何身
份资格或特权背景。精神观念与权力即政教之分离，构成知识分子现代性最重要的基础与标志。
　　文学在知识分子现代起源史上占据着特殊位置。与知识分子互动共生的现代公共领域，其母体与原初形态，恰是18世纪开始，依托沙龙、
读书会与艺术展览馆而产生的文艺评论交往空间。法国大革命后，欧洲现代化进程将文学评论扩展为更加广泛的社会政治评论。文学评论家成
为了最早的现代知识分子。以左拉为首的文艺家群体在著名的“德雷福斯案件”中，向现代社会第一次显示了知识分子的公共关怀形象。
　　现代专制一再轻易推开法制而得逞的史实表明，现代自由所依靠的高度理性形式与专业化的国家法制本身，恰恰需要法制之外实质内容性
的公民精神维护。知识分子无权亦无力僭越国家行政职能，但却以关怀此职能来以维系的公共精神为天职。一个支持法制国家并不惜启发私人
“积极自由”地参与公共领域的启蒙，由此成为恒常的功能环节。
　　五四时期开始，一个现代公共领域在一批“积极自由”地“公开运用理性”的中国知识分子言行中开始出现，或者说，中国现代知识分子
在这一建构中开始成长。鲁迅是这种知识分子中最杰出的代表。
　　（尤西林《关怀公共精神的“积极自由”行动者》，读书札录）
　　2002-02-20 

 

两个问题与一个“主义”

--------------------------------------------------------------------------------

 

——与东海一枭兄商榷
　　
　　
　　
　　东海一枭兄近年来“枭眼看世”，“转型期”光怪陆离的当下中国被他看出“浇漓”，特别是他对九十年代以来与改革和转型相伴而生的
严重官僚腐败问题的关注和思考体现了强烈的“人民性”，得到网络智识界的广泛关注和好评。
　　
　　自从上网，被网友代订了几份免费电子报刊以后，就一直被李寒秋、时寒冰、东海一枭等名字吸引着，他们的多产而又与时事共命脉的文
章通过电子报刊频繁地扑入我的视域，正在考虑由纯学术研究转向社会文化评论的我自然被他们深深地吸引了。在这三位网络界时评家中，我
又最喜欢东海一枭的文字，他的文字最少学究气，最接近鲁迅的“杂文”，即是一种带有文采的文艺性文章，灵气风扬，个性以彰。
　　
　　今天在陈岩峰兄和我等合开的论坛上读到他的新作《枭眼看世之八十七： 中国，腐败的乐园》，又一次大快脾胃，不禁手痒，也想就枭兄
所感之事发表一下自己的浅见。
　　
　　关于河南省平顶山市政法委书记李长河雇凶杀人案，在早些时候我已经在网上看到过，转贴进自己网站的论坛，还在我个人主页的网刊、
电子报上刊登过，我当时没有太关注这件事，因为九十年代以来的官场奇闻太多了，多了就不新鲜，虽然可能一个比一个离奇，但久在受刺激
的环境中生活，感应神经就越来越麻痹了。但当时也平淡地闪过一个念头，就是：李长河太傻比了，中国的自孔老二以来就只为当官的方便设
想的“为官之道”（本人已就此词写过一篇文章，时寒冰先生主编的网刊《中国》等处可以读到）完全可以使一个白痴也能当好官，并且如林
彪统帅所言，官越大越好当，他怎么就制服不好一个下级小官呢？俗话说得好：官大一级吓死人啊？弄到那么好的官管规则、工具没有用，还
要借助黑社会势力来暗杀手下与自己作对的人，这样的人不是太傻比了吗？现在更这样认为了，枭兄不是说了“舞钢市检察院等有关方面反过
来为虎作伥，积极充当了李长河的帮凶，伪造有关证据，要完成李长河下达的把吕净一关起来的旨意”，真是扶不起来的阿斗啊？！今天在枭
兄的文章的撞击下，我忽然变得多愁善感起来了，这不让人感到伤心吗？我们敬爱的共和国打江山者“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那是“时事造英
雄”，经过了三反，五反，反右，“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连“裴多菲俱乐部”都封了门，我们的如李长河这样的共和国坐江山者还要使
用枪来维护自己的统治，并且是黑社会的枪，这不是一代不如一代啊？而今“时事造狗熊”了？
　　
　　写到这里，才发现准备收尾了，还没有谈及我这篇文章的题目。枭兄读了《南方周末》上关于李长河事的报道，“脑海里渐渐升起了两个
大问号”，也就是想问问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我们的官僚体制怎么了？第二个问题是我如果在这种体制里做官，我是什么样的官？枭兄是
个爱思考的人，思考的结果，“两大问号，渐渐凝聚成一个大大的感叹号：当今中国，真乃贪官的乐园、腐败的天堂啊！”枭兄的结论是我想
反驳又无力反驳的。但我不满足于枭兄的结论到此为止。我在他的两个问题之后加一个“主义”。
　　
　　我想起了本世纪初，共产党人创始人李大钊和自由主义的开山门的堂主胡适发生了一场著名的论争，被后世历史称为“问题与主义之争”
事件。写到这里，读者不要以为我又要为自由主义辩护了，什么自由主义还在柔弱时应该多加以庇护啦，这样的话我不会说。我不喜欢胡适的
后世门徒，而崇信共产党人李大钊答复胡适“问题与主义之争”的这一段话：
　　
　　我们唯有一面认定我们的主义，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为实际的运动；一面宣传我们的主义，使社会上多数人都能用他作材料，作工具
，以解决具体的社会问题。
　　
　　这“主义”，李大钊之前的半个世纪已经从欧洲的大胡子先生讲起，李大钊之后也一直在讲，直到今天，并且看样子还要继续作为这个社
会的主流意识形态讲下去。枭兄所谓“宪法上明明写着，嘴巴上声声喊着：一切权力归人民”，那么，现在关键是到了“运动”的时候了。
　　
　　2002-06-04 

“洪水”来才能“猛兽走”？

--------------------------------------------------------------------------------

 

　　作为一个网虫，最受折磨的便是想上网时上不了网。如果outlook express已经告诉你有几封信正在收取，浏览器却突然从网上掉下来，更
是折磨得人发疯。
　　上个星期，我有几天突然发现，电脑上网特别慢，拨号十次才能上成一次网，大约花上两个小时。点击网站了，一个小时下来，一个网页
也没有全部出来。并且，莫名其妙地，突然从网上掉下来了，再拨号上网，再掉下来。这几天，每次耗费我四五个小时，我却一个网页也没有
全部看到，一封信也没有从信箱中取出阅读。
　　我的损失是这样的，医生说我为此折磨得神经衰弱了，我更痛惜那白白花了毫无所得的上网费，每小时四块多，我可这么“败家子”，花
掉我大学教师月工资的五分之一啊。
　　损失还不止这些，我这几天因为如此地上网人病了，便也认为电脑也病了。于是买报纸，查看快报便民网。打电话请人来帮我维修电脑，
上门费50元。电脑维修人员来了，简单问了情况，二话不说，C盘格式化，windows me改换成windows 98，其它软件全部重新安装。我在一旁陪
着维修人员聊天，他无意中提到他前几天上网，也是很难上网，上去速度慢，经常掉下来。后来他问一个朋友，才知道电信局内部搞调整，清
除废网卡。我说，电信局预先没通知吗？你这个电脑行业人员都不知道啊。
　　维修人员走后，我想到我的神经衰弱，想到我花了那么多的时间，那么多的金钱，让网友挂念，甚至花钱请来维修人员，仅仅因为电信局
内部的小“调整”。我感到我遇到了滑稽的事。我真想骂娘，我要诅咒！
　　可是一想到，我能戒网吗？不能！我就还得忍气吞声。老早就听说宽带工程启动了，但是宽带网线怎么就不见拉倒自家小区来。因上网太
频繁，岳母给女儿的电话总是打不进来，我也一度发誓等不影响打电话的宽带专线网安装了，我再上网，我不也是话未做到，仍然用电话线上
网了吗？我只能感伤：我何不幸生于今日之中国！
　　今天看《南方周末》，其中有消息，爱立信公司还了中资银行贷款，转而与刚获准入中国市场的外资花旗银行建立借贷关系，标志入世后
，外资银行的大量入侵和中资银行危机的开始。“显而易见，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块已经轰然倒下，中资银行何去何从，令人关注。”
　　这个消息既让我激动不已，又似乎与我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是因为我微薄的穷大学教师的薪水基本生活就花得差不多了，剩下的一点也
是上网的时候交给电信局了，银行业务与我这样人，正如和尚与梭子没有关系。
　　让我激动不已的是，我被电信局的上网服务折磨得神经衰弱的脑袋误把“银行”当“电信”了!是啊，如果外国电信先生来打倒我们的逼人
发疯的电信衙门老爷，那是如何解气的事啊。
　　中国的公司衙门，或者是衙门公司（我搞不清现在中国的很多衙门和公司的分界线，如都“要钱”和提供折磨人的“服务”），是折磨自
己同胞的“猛兽”。什么时候，我们能不被这些“猛兽”折磨得发疯？答案是等到“洪水”来的时候。这“洪水”正是入世后获准进入中国市
场，真正将“为金钱服务”与“为人民服务”并行不悖的外资实体。
　　现在，入世了的中国终于打开了防洪堤，听，“洪水”来了，“猛兽”们横行的日子不远了。
　　2002-03-30

 

农民问题的政治选择

--------------------------------------------------------------------------------

 

　　农民问题是21世纪初的中国严重的现实问题，农民与社会其他阶层特别是基层政府的矛盾随时会激化成暴力运动。尽管有人以“吃肉骂娘
”来掩盖这一矛盾，但铁一般的事实无可掩盖。
　　中国的改革可以说是中国农民那里起步的，20年代中国经济飞速发展，被世界叹为东方奇迹。然而九五期间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逐年下降
，从1996年的9％降之2000年的2.1％。与此同时，农民消费的年平均增长仅为3.6％，低于城镇居民的消费增长速度。
　　数字是枯燥的，并且只能反映收入与消费情况，而农民的其他问题也相当严重。如报纸报道，晋中市榆次区乌金山镇大峪口村46岁的村民
胡文海，因承包煤矿、浇地等与村干部和村民发生矛盾，产生报复心理。今年10月26日晚10时多，胡文海持一支双筒猎枪，其友刘海旺持一把
斧头，伙同其弟胡青海，利用夜幕为掩护，对9户“仇人”，逐户疯狂杀人，共开26枪，打死14人，重伤3人。
　　第一被告人胡文海依法定程序在最后陈述中说到：“我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我希望自己成为一个正直善良的人，为此，我不断
的去努力去实现自己的理想，自己从小时侯起的性格就是仗义执言.敢做敢为。村里的那些无权无势的善良的村民和我和睦相处，有时，我就成
了他们利益的代言人。然而，近年来，历任村干部贪污行贿. 欺压百姓，村里的小煤矿（村民冒着生命危险）等企业上交的400余万元被他们瓜
分。4年来，我多次和村民向有关部门检举反映都石沉大海，公安.纪检.检察.省.市.区的官老爷们给尽了我们冷漠与白言……。可是，我们到
那里去说理呢？谁又为我们做主呢？
　　我去公安机关报案，那些只挣着工资的人民的公务员开着30多万元买的小车耀武扬威根本顾不上办案，甚至和村干部相互勾结欺压老百姓
……。我只有以暴制暴了，我只能自己来维护老百姓的利益了......。实际上我每年的收入都有4——5万元，我完全可以不管这些事，但是，
我不能，我的良心告诉我不能这样做，我不能对此置之度外，官逼民反，我不能让这些蛀虫们再欺压人了…….。我知道我将死去，如果我的死
能够引起官老爷们的注意，能够查办了那些贪官污吏，我将死而无憾，否则我将变成厉鬼也不放过他们……”
　　从胡文海这个案件上可以看到相比于城乡经济增长与消费水平的不平衡来讲，农民的政治环境更是可怕的问题，这才是农民悲剧的重要原
因。我们简单地分析这个案件可以看出农民：1、集体公共财产的管理和分配权农民没有，2、农民维护自己利益的司法求助无法得到，3、农民
的人身安全得不到保证。
　　当我看到那些所谓的经济学家们总是满怀乐观主义地告诉人们农民问题可以轻易解决的时候，我真希望来一次“反右”，让他到农村接受
贫下中农再教育几年。现在的经济学家和投靠权门的自由主义者们凯歌政府的药方就是农民转化为工人就行了。这是什么药方？正如一个女人
为生孩子痛苦而发愁，你却对他说，你可以做变性手术成为男人。
　　因此，农民问题归根到底不是经济问题，而是政治问题。解决农民问题的出路根本上要到政治上来努力。
　　事实上，我们能看到，我们政府正在尝试的“村民自治制度”就是从政治角度解决农民问题的尝试。总体上来是失败了，为什么？乡级以
上的官僚专制如旧，农民怎么能自治起来？并且农民在农村受到的最大的政治压迫正是乡镇一级官僚衙门。我认为村民制度只有在全国更大范
围的民主制度下才能有所成效。然而，也微乎其微，为什么？政策是中央制定的，能到中央的人大代表中有几个是农民？有几个能真正以农民
切身利益说话？
　　我认为更有效的办法是我党打江山时的农村工作宝贵经验，就是建立各级农会组织，象工会组织一样。工人有工会，农民有农会，自己的
组织代表自己阶级的利益。但我这里要强调的是，工会和农会又应该是代表各自利益的政治组织，而不是政府的后勤部门。最近大庆发生的工
人为保护自己正当利益而请愿，政府工会不但不管还落井下石，逼得请愿工人们自己成立自己的“临时工会”。“工业学大庆”，新世纪大庆
工人第一次创立自己的非政府的政治组织“临时工会”的尝试将在中国的民主斗争史、工运史上光照日月。我心目中的农会正是从这方面学习
大庆。
　　任何一个被压迫阶级只有两种出路，一个是如经济学家和自由主义者们给的出路，就是背叛自己的穷苦阶级，努力爬到其他阶级中去。第
二条路只有一样：成立自己的政治组织，为自己的正当社会权利而斗争。
　　2002/3/15

 

我看戈尔巴乔夫

--------------------------------------------------------------------------------

 

　　《三国演义》的开卷名义的“调寄《临江仙》”：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
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历史当事人的英雄风采，是非成败随着沉入到历史的远处，对于
今人来说，已经付笑谈之中了。这是何等豁达的历史观啊。
　　当然，只有不问世事的“渔樵”和少数贤人能做到这一点，多数人都是“以史鉴今”，因而很难作超脱性地玩味历史。对于世界上第一个
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解体和历史的当事人戈尔巴乔夫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是非成败转头空”，当时人们无疑感到历史深处发
出的巨大的震撼。而今，十年过去，人世变化沧海桑田，回过头来重新打量那段苏联解体史和那段历史“英雄” 戈尔巴乔夫，我不提甚么以史
鉴今。那就让我们“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理论的发展是以两个人的名字为标志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创造了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主义思想是里
面的最重要思想，所谓从“批判的武器”到“武器的批判》的桥梁，又是归宿。但除了昙花一现的巴黎公社，老人家都没有看到社会主义的实
现。是列宁在相对于西欧显得落后的东西方之间建立了社会主义社会（包含许多独立的民族实体）。存在于民族国家作为国际社会基本构成单
位独立存在的缝隙间，只能以国家形态出现，尽管名义上是“国家联盟”。列宁建立的苏联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一是国家权力机关的双驾马
车，所谓党政机关，双轨设立又结为一体；二是，是当时的社会主义的社会，（按马克思的设想但不能实现的，是“社会”而不是“国家”）
，以国家形式出现的内在的矛盾性。前者导致体制弊端，后者潜含着民族分裂的危险。而前苏联的解体正是两者的反动力作用的结果。
　　列宁之后，斯大林将上面提到的两个最显著特点加强到接近限度，后来者由于多种原因没能做大的调整，直到1985年，54岁的
　　戈尔巴乔夫成为总书记，登台执政。戈尔巴乔夫上过大学，在基层工作过很多年，熟悉基层最广大的人民和党员的想法，他又是后斯大林
时代成长起来的干部，深受赫鲁晓夫反斯大林专制的影响。某种意义上他是继承和推进赫鲁晓夫启动但行之不远的事业，正如他自己所说：“
我赞成赫鲁晓夫的大无畏行动”。
　　随着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的发展和改革向前推进，苏联社会到了一个紧要关头。党政的双驾马车体制的弊端怎样克服？管理多个民族
实体的国家体制（联盟中央）如何继续有效运转？所谓的党政双轨体制实际上是党政并设，党领导政，这种体制与欧美的政治制度迥然不同。
戈尔巴乔夫要改革这种体制，将原来党控制的权力转给苏维埃，即人民代表大会，逐步将党在政权结构中能量降下来，党以人民代表身份参与
国家管理。但这改革遭到党内的强大的反对。对于管理多个民族实体的国家体制（联盟中央）如何继续有效运转？戈尔巴乔夫采用列宁曾经设
想的建议，准备达成“主权国家联盟协议”。但这时，他有两大对手，右的是叶利钦，不满着想诉求更大的体制改革，甚至想改变国家的社会
主义性质；左的是党内保守势力，反对改革的深入。导火线都集中到戈尔巴乔夫休假时点燃，1991年8月19日，左派势力发动政变，成立紧急状
态委员会，软禁了总书记。右派乘机发难，技高一筹，使政变失败。被右派救了的戈尔巴乔夫由恨左到偏右，做出了解散党中央的决定。这是
他改革的可能性远景目标，但操之过急，人民还没有起来，党冒然放权，只能让行政的实力派如叶利钦夺取权力。由于社会主义国家不实行多
党制，人民代表体制又形式大于内容，权力只能落到行政的实力派手里，这非叶利钦莫属。叶利钦难道不想当联盟的领袖？戈尔巴乔夫控制和
解散党中央的事实和地方民族独立的倾向使他知足常乐了，还当他俄罗斯联邦的头，只是要解散苏联。没有父母，在兄弟伙中仍是老大。戈尔
巴乔夫的辞职和解散党中央回答了党政的双驾马车体制的弊端怎样克服的问题的话，各加盟共和国的独立回答了管理多个民族实体的国家体制
（联盟中央）如何继续有效运转的问题，这两个答案都是出乎人意料的，很难认为是好的选择，更让人感慨万千。而最后的形式的收场是1991
年12月25日的电视讲话，苏联解体了，第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国家联盟）结束了。从苏联解体的经验教训来看，如何将列宁的党政的双驾马车
体制的弊端克服尤其重要，但任何一个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中管理多个民族实体的国家体制如何继续有效运转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苏
联，还有南斯拉夫社会主义的解体也意味着民族矛盾的加剧。
　　“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对于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解体和历史的
当事人戈尔巴乔夫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是非成败转头空”，我们就聊到这里，因为一壶浊酒已喝完了。
　　2002-03-10

“为官之道”

--------------------------------------------------------------------------------

 

　　
　　小时候读书， 耳熟能详严羽的“诗话”名句：“诗有别才，非关书也；学有别才，非关理也”。大学毕业后进入官场，久而不为所用，有
同情者私下告我，不识“官场之道”，毕竟是官场中的人，怎么会不识“官场之道”呢？应该是“识”得不够和不愿实践吧。还是另谋出路吧
。我听从这位好心的领导的忠告，考研究生，毕业后只愿进高校当教书匠。但我学的是文学，文学是生活的反映，因而对“为官之道”还是继
续有所认识：“官有别才，与人性无关；官有别才，与民众无关；官有别才，与真理无关。”
　　九十年代后期，中国当代文坛出现了一大批反映和揭示官场生活内幕的小说，其中影响极大的如王跃文的《国画》、何申的《年前年后》
，刘醒龙的《分享艰难》等，使“官场”再一次集中地在形象的反映生活的艺术中得到展示。但这批小说在批评界得到部分肯定的同时，伴随
的是更多的批评。批评的意见主要有两点：一是津津乐道正面官场人物如何宦海沉浮中极其优秀地洞悉和适应了“为官之道”，并且作者本人
在淋漓尽致地展示这些官场游戏法则、技巧的时候也流露出欣赏、玩味的态度，似乎有功于读者以后当官所用。二是当下为官的最高法则是“
分享艰难”，这正是上面提到的一篇作品的名字，批评家们作为知识分子一开始以为要已经边缘化的他们与主政者们一道分享“在改革中腐败
”的艰难，很快发现理解错了，小说中是乡党委书记和养殖场经理洪塔山分享艰难，发不出工资的小学教师们靠边站，因为前两者是各有势力
。
　　最近，看到朋友亿鹰先生关于天水12、24事故的报道和评论的文章，感到这位朋友像鲁迅一样的脾气，容易动感情，并且书生气十足。如
以下这段文字：
　　
　　每个人都有同等的生命的权利。我们怀着对生的恐惧而来，怀着对生的依恋而去。有谁，有权利去剥夺另一个的生命？事故的原因是什么
？谁来为孩子之死负责？尊敬的“肉食者”们，如果你们的孩子也在此次事故中丧生，你们的心头是否会悲痛？
　　
　　我自己毕竟在官场混过几年，又深受我们崇拜官场的文人的文学作品的教育，有入其中，出其外，又立外而视中的个人与官场的复杂的关
系，因而看问题冷静了，自云“我不生气”，并且不会向官场里喊出“人道主义的呼吁”，这两点可能与我的这位朋友有差异吧。
　　我看天水12、24事故，乃“官场之道”聚千年之精血，如风行水上，得天时地利，畅游天地万物之间的结果。“道”生一，一生二， 二生
三，三生万物。亿鹰先生受到很大“刺激”的天水12、24事故只是这“官场之道”生“万物”中的一物而已，你“激动”得过来吗？这样的事
之多，“万物”也不能很好地达其意，“恒河沙数”，我们已看得麻木，也只能见怪不怪了。“见怪不怪，其怪自败”，结果，败的实际上是
我们自己，少数像鲁迅、亿鹰这样的成了怪人，大多数的如等待宰杀的羔羊，每天都有待宰的幸灾乐祸被宰的。
　　“官场之道”是什么？为什么这么厉害？“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我在这里也只能神龙见首不见尾地乱说一通。但结合天
水12、24事故作为例子，想来大家还是能明白的。
　　前面套用严羽的话，谈了做官的“三个无关”： “官有别才，与人性无关；官有别才，与民众无关；官有别才，与真理无关。”因此，上
面引用的亿鹰先生的“人道主义呼吁”的一段文字就是第一个“无关”：“官有别才，与人性无关”，与对孩子的爱心无关。而亿鹰先生报道
中所说的，“政府采取遮掩的态度，受害人家属受到保护，在电视新闻中很少露面；倒是领导慰问讲话镜头不少，让人倒足胃口；基本上没有
看到对相关的学生的采访。同时对市民的采访也没有看到”，不正符合第二个“无关”吗：“官有别才，与民众无关”。第三个“无关”有点
玄妙，容我慢慢讲来。耶稣被罗马总督彼拉多判了死刑的法庭上，为官的彼拉多和好似现在的知识分子的角色的耶稣有两句言简意赅，各自立
场和性质分明的对话：
　　知识分子耶稣：我生来世间，是为真理作见证的。
　　官人彼拉多：真理是什么呢？
　　这段话还不能形象地说明“官场之道”与知识分子无关，与真理无关吗？妙就妙在你了解了“官场之道”，“官场之道”也与你无关，你
说你的，他作他的。亿鹰先生说：“从这一刻起，我终于明白，‘公仆’只是一个美丽的谎言，众生平等只是佛陀的理想。今天，发生在这所
平民小学中的惨剧再次证实了生命的不平等。”这一“明白”只是作为知识分子角色的亿鹰的。
　　篇幅已经不少了，接下来只谈一个漫长五千年文明的精血养成的“为官之道”在九十年代以来的一个至上的法则，也是三个“无关”外的
一个“有关”：“官有别才，与钱人有关”。
　　当官重在权威，可成为“权人”，权人感到与自己无关的是孩子的灾难、民众的疾苦、和知识分子人性的和真理的呼吁，他们只感到与己
有关的除了官人就是“钱人”，即刘醒龙小说中的养殖场经理洪塔山之流，权人孔太平的表妹被这钱人强奸了，但孔太平要与钱人们“分享”
在改革中腐败的“艰难”，也听之任之了，何况12、24事故中死伤的小学生，并且是一个“本市官员子女很少在其中就学”的“平民小学”的
学生呢？在权人的心中这些平民学生有自己的表妹重要吗？表妹可以被强奸，这些“钱人”制造的死伤的小学生的灾难又算什么呢？亿鹰报道
中所说的“据说前不久刚刚被有关建筑检查部门评为优秀”，“政府对信息的封锁行为”，“事故原因是吊车塔基不合标准所至，深层原因是
工程层层转包，施工者根本无施工资格”，又有什么奇怪的呢？他们早在“分享”“在改革中腐败”的“艰难”中“权钱相护”了。
　　 “为官之道”与民众无关， 那是无关老百姓的利益，当他们要盘剥、欺侮民众时，民众想避开就能避开得了的吗？我不劝当官的发慈悲
，我只恨咱们的民众和算得上知识分子的太不觉醒，或者太软弱和不团结。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官场，就有什么样的“官场之道”
。但我也要警告官人们：“为官之道”也有分类，也有与你们不同的。真正民主的政权是要让你们这在中国风行了五千年的“为官之道”行不
通的，并且与女人的小裹脚、鸦片烟鬼，一样扔进中华民族历史上的耻辱的展览馆。
　　
　　
　　附文：
　　
　　
　　 平安夜里死亡的钟声
　　 ——甘肃天水市12、24事故评
　　　　 亿鹰
　　
　　 报道（一）：《建筑工地又生惨剧，小学学生死伤惨重——平安之夜不平安》
　　
　　　　2001年12月24日，这一天对于甘肃省天水市建设路第三小学来说，永远是一个黑色的星期一。一场飞来横祸落在这所小学的学生头上
。
　　　　下午2:30左右，天水市畜牧站一名来上班的职工刚刚踏进单位大门，猛然觉得头顶一个巨大的阴影一掠而过，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只
听“轰”的一声巨响，他回头一看，附近一处建筑工地的一架巨大的起重机已然倾倒，正砸在建设路第三小学一坐坐南朝北的三层教学楼上。
　　　　当时，这所小学刚刚响过上课预备铃，大部分学生已进入教室，但校园里也还有一些学生。首先是起重机的长臂自西向东横扫校园，
扫到几名在院内玩耍、打扫卫生的学生，接着起重机砸落在楼顶，脱落的楼板、杂物四散而落，最惨的是起重机的某一部分（笔者不清楚是哪
一部分）从楼顶洞穿而入，从三楼直到一楼！三个教室！当时刚刚上课，三个教室里坐满了学生。
　　　　现场惨不忍睹，耳不忍闻！
　　　　这处建筑工地是一片在建的房地产，已经基本完工。此工地与建三小学仅一墙之隔，据说前不久刚刚被有关建筑检查部门评为优秀。
惨剧发生以后不久，有自称是市政府工作人员的人到与建三小学相邻的，能观察到现场的单位指示：不能让新闻记者进来拍照、摄像！
　　　　目前小学生死亡人数不详，伤者无数，至少由一名成年人（教师）重伤，据悉目前天水市各大医院已经住满了伤者，下午三点左右的
时候市内最大的医院第一人民医院就已经住满，其他医院也随后住满。
　　　　晚上，笔者到第一人民医院探望一位朋友，只见住院部一楼过道里挤满了学生家长，或悲痛，或沉默，或在一旁议论此事，大都比较
平静。在一旁墙边，或站或蹲有四五名警察。
　　　　从医院里出来，大街上人流熙熙攘攘，都是去教堂观赏平安夜的宗教庆祝仪式的，然而对于那些死伤的小学生和他们的家长来说，平
安夜又怎么能平安？
　　　　建筑工地又生惨剧，小学学生死伤惨重——平安之夜不平安
　　
　　 报道（二）：12.24事故后续报道
　　
　　　　12.24事故后由于政府对信息的封锁行为，使得我们很难直接接触受害人家属，在此谨根据官方报道及知情人士透露，再做报道。本人
非新闻专业人士，不实之处，实为力不能及尔，想来不致受到起诉吧！
　　　　事故发生后当声死亡3名学生，一吊车女工；在送往医院的过程中又死亡2人；截至目前死亡人数官方报道为9人，知情人士日死亡约十
数人，伤害90余人。
　　　　事故原因是吊车塔基不合标准所至，深层原因是工程层层转包，施工者根本无施工资格。
　　　　事故报道政府采取遮掩的态度，受害人家属受到保护，在电视新闻中很少露面；倒是领导慰问讲话镜头不少，让人倒足胃口；基本上
没有看到对相关的学生的采访。同时对市民的采访也没有看到。
　　　　事故发生地建三小学，位于天水市东桥头，校门口为交叉路口，民间称之为平民小学，因本市官员子女很少在其中就学。
　　　　笔者同事在知此事后状若疯狂，迅即奔赴事故现场，幸而其子安然无恙，带回家后令孩子打游戏机压惊。
　　　　据说中央台焦点访谈节目组已来采访，就当事人第一句问话是你收取了多少红包。笔者朋友评论说，如果压死的是民工，这事非大事
化了不可，遂举了近年来9起死故为证。笔者感慨良久，遂做下文进一步评论之。
　　
　　 《平安夜里死亡的钟声》
　　 　　 亿鹰
　　
　　　　在一声轰然巨响中，正在读书的孩子们，突然间已被死神攫去了生命，而幸存者挣大了惊恐的眼睛，－－这眼神中包含了我们永远不
能回答的疑问，“是谁杀死了孩子？我们的孩子！”
　　　　在平安夜即将来临之际，他们已永远离开了我们，我不知道他们的名字，我不认识他们的父母，可我想象得出他们天真快乐的笑容，
可如今我们只能看到他们血肉模糊的尸体——事实上，除了当场目睹者，我们恐怕很难再看到他们的尸体，如此不利于领导形象的东西还是尽
早安葬为宜。他们的父母，据说有的已精神错乱，但我也无缘听到他们的哭泣，因为这种情绪的感染力太强，实在也应属保护之列。
　　　　时间已过去了四天，我心头的悲痛与愤怒依然无法平息，我反复告诫自己要冷静，要理性。然而我触目所及的是领导的不关痛痒的态
度，是遮遮掩掩的新闻报道，是街上庆祝圣诞的狂欢的人群，这一切，均使我心头如同野兽在撕咬。
　　　　原谅我没有在圣诞之夜向大家问候，因为我的心头充满了悲痛与绝望。虽然这个世界没一刻都在发生死亡，可这一次就发生在我的身
边，虽然死亡没有降临于我的亲人，可我仿佛感受到死神的狞笑。
　　　　每个人都有同等的生命的权利。我们怀着对生的恐惧而来，怀着对生的依恋而去。有谁，有权利去剥夺另一个的生命？事故的原因是
什么？谁来为孩子之死负责？尊敬的“肉食者”们，如果你们的孩子也在此次事故中丧生，你们的心头是否会悲痛？
　　　　是的，死亡最终将我们与虫豸拉平，不管是谁，在死亡面前，最终皆是“死则腐骨”的同等命运。然而对于苟活者，我们，将如何面
对死去的生命？上帝啊！真有最终的审判么？
　　　　数年之前，在新疆克拉玛依，在六月一日，数百名学生为领导让路使其能从火灾中的影院逃离。从这一刻起，我终于明白，“公仆”
只是一个美丽的谎言，众生平等只是佛陀的理想。今天，发生在这所平民小学中的惨剧再次证实了生命的不平等。此刻，《康熙王朝》中“我
愿再活五百年”的歌声份外剌耳。是的，帝王将相本就有更多的熙养天年的机会，他们在各类事故中丧生的机会微乎其微。幸而自然的法则决
定了人的生死轮回，否则康熙大帝再生百年，征服全球，四方来贡，一片吾皇圣明声中，何等大国气派！奴才风度！
　　　　记得孩童之时，曾养一狗，为使其能如我心意，整日训练拆磨之，后一日其逃出院门，为汽车碾死。其后数年直至今日，心头常浮现
小狗哀求的目光。是的！由于我的无知，我亲手毁灭了一个生命！这痛苦至今令我无法安眠。假如真有上帝，我愿向之忏悔！
　　　　可能有人觉得我的心灵过份脆弱。是的，因为我的心常常感受到死亡的痛苦，屠杀者之所以能从屠杀中感受快感，是因为他不是被屠
杀者。设若我们就是孩子，设若我们就是死去的孩子的家长，那么，在这平安夜的钟声中，你是否已是无言的哭泣？
　　 作者信箱：[e-mail]

 

中产阶级，你在哪里？

--------------------------------------------------------------------------------

 

　　　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化界洋溢着启蒙的理想主义激情，从文革的中世纪野蛮的政治和文化专制中走出来，呼吸到第二代领导人改革开放带
来的新鲜的空气。他们在文化上返回五四，重新高举民主、科学大旗，甚至喊出了“新启蒙”运动的口号。在政治上憧憬着政治改革的大动作
，具体落实在呼唤中国出现所谓的像欧美国家的中产阶级，希望这个阶级的出现作为现代民主政治的可靠保证。
　　八九十年代之交，苏东巨变，内政风波，接着是市场经济在中华大地的全面推行，知识分子出现了一次大尴尬，大溃退。表现在文化上，
启蒙运动的旗帜破败委地，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纷纷下海，扑入孔方兄的孔中。剩下的以后现代主义解构的狂欢虚幻着融入世界的慰安。在政
治上告别着“革命”，在自由主义的遮羞布下向体制和市场作着双重的妥协。唯一不变的是关于中产阶级的梦想，不但可以带来中国的民主政
治的基础，也可以借此得到有钱人的赞助，或把自已虚幻地当成了有钱的阶级，早一点摆脱知识分子边缘化后的贫困。
　　于是，在九十年代，知识分子与新型的暴发户、市场经济中化公为私的官僚合谋着这个时代的偶像，就是以名牌吃喝和金卡消费体现荣耀
的“成功人士”，王晓明提到的所谓“半张脸的神话”，我之所谓粗鄙的暴发户们。名牌、时尚和金卡掩饰不了他们精神的苍白、自私。他们
的荣耀下是对穷苦诚实的人民的冷漠和嘲讽，是与权力腐败分子的群魔共舞，是流氓文化、坑蒙拐骗文化的大流行。随着所谓以“暴发户”为
代表的“中产阶级”的崛起，是中华伦理道德的全面大滑坡、极端形而下！
　　在还有许多人没有温饱的中国，暴发户们的“成功人士”的“半张脸的神话”毕竟是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无法的奢望，并且他们绝不是这个
社会民主的基石！那么，被我们普通人更熟悉的是所谓“白领”，他们横在广大下层社会与官的商的和围着他们的知识分子所谓社会上层之间
。它们是真正的中产阶级吗？
　　这些白领能在暴发户们中产阶级民主基石的神话的肥皂泡破灭之后给我们什么新鲜的冲动呢？正如一篇文章所说：“‘白领’的真正含义
应该是一种文化的、理念的、思维的、观念的、以及具有社会责任感和社会潮流导向的知识阶层。 而国人的‘白领’则是上了现代化商业机器
快速运转的铰链，他们的生活方式，包括他们的消费观念，以及他们的行为举止，也只是随着这一条铰链飞快地旋转而已”。
　　我们的体制知识分子放扬着大好消息：“肖灼基说，中等收入阶层的标志起码有如下几条：要有自己的住房，以欧洲中产阶级每人平均60
平方米的标准，中国的三口之家起码要有100多平方米的房子；要有自备车；一年要有一次全家到国内外旅游度假而不是匆匆旅行的机会，这是
国外中等收入者很重要的标准。最后一条是不仅要有劳动收入，还要有投资”。然而他很快说，未来的十年看吧。这是一个对未来的预测，而
不是现实。
　　有人做了调查，“百分之九十以上在广州中信广场上班的‘知识英雄’是与民工一起挤公共汽车上班。这个调查很有价值，彻底打破了白
领身上那套‘皇帝的新装’”。罢了，这是一个没有理想、没有激情又没有雄厚财力的阶层，能成为我们民主制度的基石吗？
　　肖灼基先生应该还要预测一下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广大的农民在农村，他们总有一天被圈进城市来，不能成为前二种人，即上面
所说的暴发户和广大的“白领”，便只能成为第三、四种人。第三种人就是广大的蓝领产业工人，然而这个曾经革命的领导阶级现在被社会遗
忘了，我自然也谈不出什么，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与所谓民主基石的中产阶级毫不沾边。
　　这第四种人是那些人呢？他们生活是咋样呢？下面是一个最普通的例子：
　　据《中国妇女报》3月2日报道，经过层层审批，春节前特困户郑女士终于可以领到两个月共420元的城市最低生活保障金，可经过居民委主
任们的层层“盘剥”后，他最后领到手里的就只有10元钱了。这就是中国的下层人民生活的真实写照了。
　　中国的知识分子们盼星星盼月亮盼着的中产阶级，作为中国现代民主政治的基石的阶级，反正《中国妇女报》所说郑女士一类人是算不上
的，你们在哪里呢？暴发户？“白领”？还是肖灼基预言的未来十年会出现的“中等收入阶层”？
　　实际上，现代民主的确立不是一个阶级的肩膀就能扛起来的，民主恰恰实际上是各个阶级互相争夺利益，互不相让最终只能相互妥协的结
果，特别是社会弱势阶级更要起来抗争，决不指望一个统治的阶级发善心恩赐给被统治阶级。唯有一个中产阶级起来决不会带来民主，正如唯
有无产阶级才能解放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也是乌托邦一样。毛泽东说知识分子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只具有依附性，这是反现代的观念。从
左拉等人的《知识分子宣言》开始，知识分子已经成为社会最重要的一个阶级。知识分子独立的然而又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奋斗也应该是现
代民主制度的的重要促进因素之一吧。

请问大方之家：该不该给黄庆平反？

--------------------------------------------------------------------------------

　　
　　读《南方周末》（2002、3、7）上《抨击户籍制度改变他的一生》，有个疑问，想请教大方之家，就是：该不该给黄庆平反？我不太熟悉
法律，只是从常理常情上说说我的看法。
　　我没有研究过中国的户口制度史，但从我这一行的大量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中，我没有发现有解放后直到今天实行的严格的户籍制度，直到
今天，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了，应该松动多了，仍然“现行制度下的自由流动只是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但人口迁徙是一项社会权利，这一条还没
有实现。当说到‘人口’自由流动的时候，应该意味着包括户口、教育、医疗和人事关系在内的‘人口’全部外延和内涵都可以自由流动，而
不仅仅是‘人’本身。”（见同报第4版），中国户口改革的道路还很艰巨，不只是国情限制，更多是传统户口制度的获益阶层的势力还大于改
革派的实力。
　　在继续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使制度强行造成公民的分裂和不平等的恶劣后果尽早消除的时候，我们不能不想到一个人，他对当时的野蛮的
户籍制度的抨击使他遭受两年的牢狱之灾和一系列的不幸。站在今天这个继往开来的中途，我向先驱致敬。
　　1991年12月19日，由于黄庆感到当时死板的户口制度给他的儿子上学带来不方便，他投告又无门的情况下，写了人民来信直接寄给了省委
、市委、人大等党政机关，痛说户口制度给自己家庭带来的苦难，以及实行上的不公平和对部分人的歧视性。他没有署名，但他用的是自己单
位的稿纸。
　　有不平，才有社会的改革和进步。但谁也没有想到。这些人民来信到了我们的权力机关手里，不是考虑解决人民群众反映的困难，却是调
动公安部门，当作一起“反革命传单案”处理。很快，黄庆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被捕判刑，律师辩护无效，本人上诉被驳回。管制两年出
来，黄庆尝到了“单位体制”的利害，一但开除，立即一无所有。后来靠打工艰难度日，生存条件才逐步好转。
　　我看了报上的这篇长篇通讯，特别看了结局。实践证明，这是一起冤假错案，为什么没有提到平反昭雪？制造了冤假错案，市政府，还是
司法部门承担过失？我不大懂法律，这一点求教于大方之家。
　　我接下来只是谈谈有关的话题。我们可以说，黄庆是为自己的利益才无意中充当了反对僵化户口制度的先驱，但这毫不影响我们对他的敬
意。当年凤阳小岗村十几户农民写血书搞承包的时候，不也是为了自己生活得更好一点吗？人民对幸福生活的追求是“人民，只有人民，才是
创造历史的动力”，他们也无意中成为中国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先驱。只不过，黄庆为此遭到的灾难更大。
　　对于咱们的政府，我不知道说什么好。总之，“专政”意识大大地超过了“参政”意识。我想，要是多发生一些像黄庆这样人民来信当成
反革命传单，我们的衙门倒是“有理怕坐牢者莫进来”。我想到，从1955年的胡风向中央上“三十万言书”到1991年的黄庆的人民来信，虽然
过了36年，结局却一样：反革命罪，坐牢。
　　鲁迅不止一次说过所谓“散胙现象”，就是“牺牲为群众祈福，祀了神道之后，群众就分了他的肉，散胙。”鲁迅常举的例子就是被北大
开除的冯省三，“他是闹讲义风潮之一人，后来讲义费撤销了，却没有一个同学再提起他。”我们不再是鲁迅所处的时代了，著名的《南方周
末》不是谈到了我们户口改革的“冯省三”吗？他比鲁迅时代的冯省三处境要好吗？我们可扪心自问，我们应该向他致敬。
　　当然，也有一些同胞会说，户口改革是小事，没有必要把黄庆捧得那么高，或者户口改革是政府的英明决策，与当初的黄庆批评户口制度
并无关联，那我只好不与他说话。
　　请问大方之家：该不该给黄庆平反？
　　2002-03-08

 

小说反官，严惩不贷！

--------------------------------------------------------------------------------

　　
　　文学青年徐勇鹏因为发表一篇千字小说，被所在县法院一个法庭的副庭长状告到所在市中级人民法院，称作者的这篇小说中一个人物是影
射他，对他进行了"人格攻击和诬蔑"。中级法院接受了这一起名誉侵权诉案。判决结果是这位乡下文学爱好者为此赔偿给那位作为原告的精神
损失费一万元，发表了小说的杂志社赔偿五千元。
　　过去有小说"反党"，被认为是当时右派的一大发明。现在也发生了"小说反官"，更是一大发明了。我们介绍一下发明人，也就是那位发表
一千字小说的作者，是云南玉溪江川县翠峰乡的一个乡下年轻人，爱好文学可称为文学青年。为什么要说是"小说反官"呢？
　　女作家梅志在回忆关于"胡风反党集团冤案"事件时说过一个故事。审判员要梅志承认反党，梅志当然不承认了。审判员只好提醒她："你们
反周扬是不是？"梅志明白了，审判员们的逻辑是周扬是党，反周扬就是反党。与此类似，文学青年徐勇鹏小说里面将一个人物作了丑化或反面
性的描写，本该是创作上自己的事，但偏偏这个人物身份被写成了"庭长"。于是，在一些人的逻辑中，小说中的"庭长"被丑化了，就是所有的
庭长（官）被丑化了，这不就是"小说反庭长"或"小说反官"吗？
　　于是乎，既是"官"又是"庭长"的原告（他的"庭长"还要戴个"副"字）便愤然了，自己的名誉权受到了损害。于是乎，既是"官"又是"庭长"
的审判官（中级人民法院）"官官相护"，将发明了"小说反官"，也就是反自己一类人和头上的乌纱帽的乡下青年严惩不贷！判决一个乡下青年
赔偿一个当官的一万元。对于乡下人来说，一万元是个多么大的数字啊！谁叫你以小说反官的呢？顺便说一句，官员们，不要提着脑袋腐败了
，抓住一个以小说反官的文学青年控告一下就大发财了，又无腐败被"反"之忧。
　　你这个以"小说反官"的乡下文学青年呵，何苦呢？你的家人因为要为你叫怨（用粗鲁的语言愤怒地议论），七个人被抓紧法院，其中包括
两名正在哺乳的妇女。你哀求中级法院放人，遭到拒绝，你愤怒了，你显示了中国人民反抗邪恶的美好品德，你学了梁山好汉，"气急攻心，失
去理智的徐勇鹏向审理此案的审判长连捅数刀，致其重伤"。于是又一级既是"官"又是"庭长"的审判官发怒了，判处你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据了解，此案引起了云南省文联和作家协会的高度关注。"作家和评论家们在对此文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后，均认为该小说没有造成对原告某
副庭长的名誉的侵害"。
　　然而，这些作家和评论家们的话谁能信呢？以前，他们可是以"小说反党"的呵，现在是否也参与了"小说反官"了呢？文坛上不正流行如《
国画》、《抉择》一类的反官小说吗？
　　尾声：徐家从此更加穷困不堪，原告仍在法庭工作。至于那位和我同行的文学青年呢，谁能提供给我他的消息？
　　2002/3/2

 

 

爬和撞及穷人的出路

--------------------------------------------------------------------------------

　　
　　梁实秋引用卢梭的话说“资产是文明的基础”，但他又批评卢梭是最先攻击资产制度的一个人。梁实秋自己的看法是：“不肯公然反抗文
明的人，绝没有理由攻击资产制度”，他自己是维护资产制度和文明的人。
　　梁实秋毕竟生活在当时贫穷懦弱又社会贫富分化严重、阶级矛盾尖锐的中国，他不能不正视中国的现实情况：“资产制度又是可以造成不
公平的现象，我们承认”。怎么办呢？一是安于现状，他认为人的聪明才能既不能平等，因而，平等是不可实现的，但他又安慰穷人或当时的
无产者，经济不是人类生活的全部，“资本家不一定就是幸福的，无产者也常常自有他的乐趣”，何况资本家的“资产终于是要消散的”。假
如穷人也像资本家一样看重资产的幸福怎么办呢？梁实秋也很容易就解决了这个问题，这就是著名的“爬论”：“一个无产者假如他是有出息
的，只消辛辛苦苦诚诚实实的工作一生，多少必定可以得到相当的资产。这才是正当的生活斗争的手段。”
　　上个世纪的三十年代曾被称为“红色的三十年代”，这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世界范围里传播，特别是在第三世界国家被广泛实践的时
期。梁实秋的观点很快受到马克思主义者的强烈反感。先有冯乃超等对梁实秋进行批驳，送给了他一个“资本家的走狗”。梁实秋进行了含沙
射影的反击，被他别有企图称为“到××党去领卢布”的鲁迅先生更是匕首投枪式的妙笔叫梁实秋自作自受地得到了“丧家的”“资本家的乏
走狗”的斥骂。
　　实际上当时梁实秋与马克思主义者关于社会矛盾激化和穷人出路问题的争论是有意义的，但由于双方意气上涌，用对骂代替了学术探讨，
这个问题没有深入探究下去。
　　三年后，鲁迅非常必要地重新地谈到了梁实秋的问题，这就是他著名的杂文《爬和撞》。鲁迅认为，梁实秋的“爬论”如果能实现，天下
自然就太平，“可是爬的人那么多，而路只有一条，十分拥挤。老实的照着章程规规矩矩的爬，大都是爬不上去的。”于是，似乎天真了的梁
实秋没有发现的，就是聪明人就不再老实，就会把别人推开，踏在脚底下，好自己爬上去。你推我我推你，比起了力气，“于是爬之外，又发
明了撞”。于是鲁迅将梁实秋的“爬论”清理为一幅社会的图画：“爬得上的机会越少，原意撞的人九月多，那些早已爬在上面的人们，就天
天替你们制造撞的机会”，“这样，爬了来撞，撞不着再爬……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生活在当时的政治腐败，官人们争权谋私，毫不考虑民众福祉的时代，梁实秋的“爬论”一旦实现起来实际上只能是鲁迅《爬和撞》中所
描绘的一幅图画。鲁迅以他对中国当时民族文化、政治的深邃的洞察，彻底否定了梁实秋为资产制度下的两极分化中穷人设想的方案。
　　实际上，应该看到，二十世纪的阶级斗争以解决两极分化和穷人出路的实践使新世纪的人们看到了问题的另一方面，而梁实秋早已预言了
它：
　　
　　无产阶级的暴动的主因是经济的。旧日统治阶级的窳败，政府的无能，真的领袖的缺乏，也是促成无产阶级的起来的原由。这种革命的现
象不能是永久的，经过自然进化之后，优胜劣败的定律又要证明了，还是聪明才力过人的人占优越的位置，无产者仍是无产者。
　　
　　二十世纪中国社会革命的主题之一是穷人的翻身，这是受过新中国的教育的人都非常熟悉的，白毛女是一个世纪社会斗争主题的象征。
　　从上个世纪初到九十年代以来的历史似乎证明了梁实秋的这一方面的看法是有道理的，但我们就因此能接受他的“爬论”了吗？对鲁迅的
“爬和撞”，我们又怎么看呢？梁实秋与鲁迅关于穷人出路问题的争论在今天似乎仍然值得讨论下去。
　　2002/3/5

 笔伐

读书《李敖文集》（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文《笔伐》见p586。
李敖的下面一段话振聋发聩：
“我要痛斥政局的黑暗、政党的腐败、群众的愚昧、思想的迷糊、行为的迷信、社会的疯狂、知识分子的失职与怯懦……我绝不怕得罪人，也
绝不媚世，台湾所有杂志都是媚世的，可是我就不信邪，我就是要办个《谴责》杂志给大家看！”
这段话原出处在李敖办的《乌鸦评论》发刊词中，更大的段落是这样的：
四百年来，台湾在外国人、外省人、本省人的相激相荡下，已经变成了一个畸形的、肤浅的、荒谬的、走火入魔的岛。这虽然没有威尔斯笔下
“莫洛博士岛”那样光怪，但它的陆离，却超乎英国先知者的先知之外。我身出这样子的岛是四十年，虽然不见容于朝，不见知于野，但是独
来独往的气概、“我手写我口”的气魄，却老而弥坚。这次出来办《乌鸦评论》，就是要在众口一声的时代里，呱呱大叫一番。我要痛斥政局
的黑暗、政党的腐败、群众的愚昧、思想的迷糊、行为的迷信、社会的疯狂、知识分子的失职与怯懦……我绝不怕得罪人，也绝不媚世，台湾
所有杂志都是媚世的，可是我就不信邪，我就是要办个《谴责》杂志给大家看！英国古歌《两只乌鸦》里，乌鸦对话，去吃死尸，最后吃得“
白骨剥露，凄风永拂”乌鸦的功劳，不正是如此吗？
好一个“文化玩童”李敖，分明是一个鲁迅所说的中国的“精神界战士”，是一个英雄的人文知识分子形象的楷模。常言道，知识分子是社会
的良心，这表明社会要求知识分子的角色是“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陆游诗句），要反政治腐败、社会愚昧，文化虚伪等一切社会黑暗
，为社会的文明、人道、进步而奋斗。真正能这样去做并取得成就的人，在艰难困苦中坚忍不移，显示出最宝贵的个人品格的人，在人类文明
的历史长河中并不很多。李敖的出现是可喜的，他虽然以台湾一岛为主要的奋斗舞台，却远远地超出了它，他对中国的更大部分亦具有无可争
议的价值和意义。
1991年11月，李敖创办了《李敖求是评论》月刊。他不无狂激地用李敖式的语言说道：
《李敖求是评论》杂志虽是杂志，但它的使命，在“成一家之言”，一家之言并不是我一个人发言，而是把特立独行之言、振聋醒聩之言、“
虽千万人，吾往唉”之言，不论古今、不论中外、不论新旧，都予以召集，形成光束与弹花，为“中国”开道、为“中国人”导向。“中国人
”混蛋混蛋满天下，上自高等知识分子、衮衮诸公；下至匹夫匹妇、贩夫走卒，滔滔尽是混蛋、到处都是混蛋。在这种世风下，第一流的思想
家站出来，以实事求是的论证，说点明白话、主持一些公道，这是起码该有的独来独往。《李敖求是评论》杂志就是在这一抱负下创办的。这
是全台湾唯一一个崇尚真理、全说真话、专讲是非、没有党派的杂志。
《文星》杂志创刊于1957年11月，1965年12月被当局查封。李敖一开始向该杂志投稿，便产生很大影响，甚至引起了一场思想文化界的论争
（1961---1962），后即成为该刊主编。1966年到1970年，李敖间断被政府软禁，前后长达十四个月之久；1971年3月，李敖被台湾国民党执政
当局逮捕，初判刑十年，实关了五年八个月；1981年8月，又入狱，十足关了六个月。“一连十四年大霉运”。如同孙悟空真金不怕火炼，出了
太上老君的炼丹炉，更炼得火眼金睛一样，1981年，李敖复出，奋起巨笔，欲战欲勇，捷报频传。李傲开始自己办刊物，但当局不允许，结果
办出了是“丛书”又象杂志的出版物，这就是《千秋评论》（全名《李敖千秋评论》丛书），它问世之初，主人李敖正在第二次政治犯牢中。
1991年9月，《千秋评论》在创造十年以后，停刊进入历史。李感慨地说：“《千秋评论》十年辛苦，字字看来皆喊打，自非吟风弄月的《红楼
梦》可比，但究其背后，亦血书也。”《千秋评论》以外，从1984年1月起三年两个月期间，李敖又加出《万岁评论》。自1988年10月到1989年
3月，他还办过《乌鸦评论》周刊，1991年2月到8月，办了近半年的《求是报》，1991年11月起，又办了半年的《李敖求是评论》。
1981年复出后的十年笔伐生涯，李敖说自己带头正人心、布公道、求真相、抱不平，以“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的声势，整天四
面树敌、八面威风，“以千秋之笔，斥一时之谎”。他不无得意：“我这种人格与文格，可谓古今中外文人的第一名，自己想来，不禁频频佩
服自己也。”
宋朝魏泰的《东轩笔录》里，有一条记王曾（沂公）的故事。王曾状元及第，翰林学士刘筠（子仪）向他开玩笑说：“状元试三场，一生吃着
不尽。”不料王曾板着脸回答说：“曾平生之志，不在温饱。”后来的李敖有名有钱、有高楼大厦、有明星老婆、有八缸的凯迪拉克名牌轿车
，有人问他为什么不知足、不安分，还要惹政府、还要“叛乱、革命”？李敖说，每听到这种“妻财子禄”的话，他就嗤之以鼻，答复说：“
太小看人了吧！人活着，不仅仅为了面包。”
李敖，真乃我中华一奇男子！秉其“志”之后来者有其“韧”乎？有其“才”乎？有其“时”乎？
（2000/7/31）

 
文革反思与历史观

《三国演义》虽然被看作“尊刘抑曹”的，但它的开卷名义的“调寄《临江仙》”却表达了中国人更加根深蒂固的一种历史观念：后人对历史
当事人斤斤计较的历史已经尽付笑谈了。全诗为：“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
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历史当事人的英雄风采，是非成败随着沉入到历史的远处，对于今人
来说，已经付笑谈之中了。这是何等豁达的历史观啊。
人与具体历史因为所处的关系而有三种表现，一种关系为人在具体历史之中，一种为虽不在具体历史之中，但联系密切，对人的现实功利仍有
影响，第三种就是人与具体历史相隔遥远，毫无现实功利关系。每个人都有着这三种历史关系，有着三种关系的三类具体历史，当然也就基于
这三种历史关系的或超越其上的各样的历史观。一般来说，最重要的是第一种，人在具体的历史之中，但往往更有文化内涵的历史关系为第二
种，如知识分子最敏感的关于文革具体历史的话题的价值当然在文革之后对这段历史的反思中。
我写这篇文章是因为读了友人陈岩锋的文章《理解的迟到》，有所感触，就他思考的问题作进一步思考。朱学勤先生在《迟到的理解》一文中
，对文革批判，对文革中顾准先生受迫害表示同情，对顾准坚持真理探索被后人“迟到”但终于“理解”了而欣慰。朱学勤文中还说到顾准的
女儿在文革中，父亲受迫害时不但精神上不理解父亲， 而且生活上也未能给父亲照顾，后来认识到父亲的伟大，父亲是爱并非害他们，感到悔
恨。并且她就此思考出：“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所接受和奉行的一套准则，为什么容不进新鲜的、可能是更为科学的内容？究竟是哪一部分
需要审查、更新，以避免今后对亲人以至社会再做蠢事？对于一个愿意严肃生活的人，必须有勇气正视、解答这些问题，并且承受代价。”陈
先生对这两个人的历史认识态度进行了质疑。
陈先生对朱学勤文的质疑是我非常赞同的，对于我们认识文革史非常有意义。我先要谈的可以概括为三点，一是，顾准女儿在文革中与父亲发
生分歧，对于具体的历史来说，完全是正常的，只是文革造成家破人亡上让人叹息。女儿现在对父亲的认同未必不同社会的风向有关。 二是，
朱学勤说文革如何坏，顾准如何好，在多大程度上是历史的真实？朱在那个时期“入场”了，但也可能对真实有“遮蔽”。三是，每一个时代
都有自己的推崇者、失时者、沉默者，正如文革中极左派某种程度上相当于九十年代的自由派，是自己时代的推崇者，文革时的右派和现在的
左派是时代的失时者。文革有文革的灾难，九十年代有九十年代的灾难，如人之常情，时代政治的风向和现实功利关系是大多数人的宿命，知
识分子在两个时代也都是大多数选择沉默者。
更重要的，知识分子的群体利益而不是抽象的人性是文化人批判文革的最重要内因。正如陈先生文中说“就追求事实的态度来说，顾准先生也
的确不及遇罗克和张志新伟大。顾准先生今天被‘发现’，一方面得利于他已经不与既得利益者形成尖锐的冲突，另外与其文化人的身份也有
关。如果我们把目光换在一位因说出事实受迫害致死的农民身上，又是另一码事。当然也就没有必要把顾准的形象捧得那么崇高。”显然的，
陈先生和我并不是就不尊敬顾准先生，我们也绝对否定文革，与中央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保持一致的，与八十年代以来党的各项路线方
针政策不表示反对的，像任何一个时期的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
我觉得有必要在陈先生的基础上继续讨论下去。上面我说了人与具体历史存在着三种关系，这三种关系制约着人的历史观。“我们”反思和批
判文革，那么，文革就是“具体历史”， 而我们所处的可称为“后文革时期”，后文革时期不属于文革时期，但又离的比较近，我们后文革时
期正生活着的人又与文革时期有现实功利关系，对文革时期事物的认识和评价影响着我们的现实功利。如果是文革历史之前的历史的人，或者
后文革历史之后的历史的人，就可能与我们对文革历史的看法有异。指出这一点，不是顺从历史相对论，而是促使我们对历史有更清明的认识
。
作为后文革时期里，与文革时期有着现实功利关系的我们对文革的认识和评价无不与强烈的现实功利关系联系在一起，或者说，现实功利关系
的文化分析有利于我们对那些反思文革的人的话语形态作内里的批判性揭示。我们不应回避这种现实功利关系的事实性存在，我们要作的就是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不再让历史只是几个利益阶层的“山不转来水转”或“十年河东，十年河西”，换汤不换药。而是，历史真正的实质上
不断进步。什么是实质的历史的不断进步呢？当然，文化思想观念向好的方面的改变是重要的，而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结构决定意识形态的
观念，社会结构的改变尤其重要。我对文革以来到九十年代的知识分子的看法是没有多大差别，官的帮闲，商的帮忙，或既帮忙又帮闲。或分
一碗羹，或分一碗羹而不得还要连碗都被打破，当事人认为是天壤之别大大的事，局外人可不一定这么看的，不能保证不当滑稽剧看待。
对人来说，与己有现实利害关系的历史不只是离具体历史近的历史。因为近远是相对而言的。文革中，“批林批孔”运动，对两千年前的孔子
的认识和评价也关系到文革时期人们现实的利益。
我们中国毕竟是产生大文明、大智慧的地方，人民群众在漫长文明史形成的如《三国演义》开首诗词所体现的博大的历史观就是一例。这种历
史观是我们许多人看待与我们无现实功利关系的历史常采用的，是人的复杂的历史观系统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对与人有现实功利关系的历
史能否采用这种博大的历史观呢？可以，一般是三种人，时势造英雄风云中逐鹿（民也）问鼎的胜利者、形而上追求的诗人和哲学家，再就是
置身于历史之外的隐士或者土民们，诗词中的“渔樵”。对于文革历史的认识和评价，我们时代的这三类人（本人在这三种人之外）与我们的
知识分子如朱学勤先生、顾准的想“解答这些问题，并且承受代价”的女儿会有不同吧。
2002/2/24

以小布什为师

我对美国人一贯有一种近乎本能的反感，原因就在于那副“美国脸”吧，不只是在美国政府那里看到，在普通的美国民众那里看到，在美国的
输之海外赚外汇的文化文本上看到，也在宣誓效忠美国总统的黄皮肤白心的炎黄子孙那里看到。
对于现任美国总统小布什，我更是反感乃至视之为“庆父”了。四月份，我们的一名优秀的共和国的航空卫士就因为他们而死了。而上台不久
的小布什表现的倒打一耙，死不该悔的样子也把人的肺气炸。911事件之后，中国人民对一时落难的美国表达了真挚的同情，给予了热情的帮助
，却有一部分自由知识分子宣称自己一夜间成了美国人，慈善之心诚然可嘉，事实上做不到，因为他们的自由招牌毕竟只能在中国打。不管怎
么样，小布什对黄皮肤的中国从此态度有了改变，但是，美国真心促成大陆与台湾握手言和吗？美国人反恐怖主义也反疆独恐怖势力吗？美国
人希望中国民主自由，这也是古老中国所缺乏的，但是否包裹着这样的动机，文化工业的全面扩张必须以消除对方顽固的民族性为前提？兄弟
阋于墙，外者才能从中牟利？总之，所谓美国人最反感的“反美情绪”并不能消除，当然，也没什么，美国人无所谓，我也不在乎。
这次，小布什到中国来演讲，中国老话，来的都是客么，我也是挺欢迎他的。但他跑到清华大学演讲了，我的反感又来了，反感之后忽然想到
，让不喜欢小布什的人反感，正如不让“亲者痛，仇者快”一样，这也未免不是小布什的初衷，这样以己度人，突然明白了，美国人太聪明了
，小布什太了不起了，他能让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如我做到这点认识，真不简单。
下面就小布什的清华大学演讲谈谈我们应该怎样向我们反感的这个伟大的家伙学习。我认为值得我们学习的有三点。
第一点，坚决捍卫自己本国的利益。中国人本来是“天下为公”，或者“人皆有恻隐之心”的，为此吃了欧美民族两百年来的大亏。人家凭什
么能欺负你，一是民主科学，二是民主国家。中国为什么屡战屡败，没有建立现代民族国家是重要原因。1949年，中国以洋为师，民族国家一
建立，“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居然也没有让为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队在朝鲜战争中打赢。小布什正是民族国家信念的坚强代表，与咱们
的老佛爷“宁予外友，不给家奴”，蒋公的“攘外必先安内”，以及当今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普世价值”观大不一样。所以，小布什在中国人
民面前，坚决不屈服，捍卫美国的利益，就是决不会放弃“以台压中”，也不会不再卖武器给台湾了，就是你清华大学学生人性美好的发问，
他也坚决不会用“统一”，只是“解决”。
第二，打蛇要打七寸，美国总统布什了不起的地方也表现在这里，一下子就把像我这样的民族主义者给打闷了。这是他知己知彼，而我们知此
不知彼的结果。诚如小布什所说：
曾经一度，美国人只知道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一个伟大的国家，有伟大的文明。今天，我们仍然看到中国奉行着重视家庭、学业和荣誉的优
良的传统，同时，我们所看到的中国正日益成为世界上一个最富活力和最富创造力的社会之一，这一点最佳的验证便是在座诸位所具备的知识
和潜力。中国正走在一个发展的道路上，而美国欢迎一个强大、和平与繁荣的中国的出现。
小布什的厉害在于，他以美国过去没有的而现在有的，我们过去有的而现在丧失的美好的东西为武器，既打动了我们，又打败了我们。这东西
就是社会道德水准，“重视家庭、学业和荣誉的优良的传统”。
第三，乐于助人的高尚品德是我们以小布什为师的重要方面，不管他说的对不对，人家就是“思品”课学的好。给中国带来了他认为是“雪天
送鹅毛”的自由女神的意义：
我的国家显示给世界最伟大的象征是自由女神像，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看过它，它是经过精心设计而成的，如果仔细看她的话，它手里拿的是
两件东西，其中一只手拿的是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火炬，是自由之光；另外一只手是一部法典，我们美国是一个法制的国家，我们的法院是清
廉的，也是独立的，我是总统，哪怕是我，我也无法告诉法院要如何来判案的，行政部门，立法部门任何一个成员都不可以。根据我们的法律
每个人都是平等的，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凌驾于法律之上的，也没有任何一个人为法律所不耻的，自由的投票之后才能得到。
当然，聪明的美国人应该在小布什来中国之前让他准备并预演了很多遍了，带来的让我们学习以为师的东西肯定很多很多，但我就要结束这篇
文章了，就不谈了吧。“师夷长技以制夷”，我们应该向他学习，我们应该以他为师。 而当我们的民族完全统一了的时候，当小布什不在好意
思以我们民族曾有的而现在没有的好东西，我们民族五千年到现在仍然没有的好东西来“教育”我们的时候，我的“反美情绪”就会消失了吧
。
Monday, February 25, 2002

 

“非此即彼”的争论看自由派的分化

--------------------------------------------------------------------------------

 

我的两个网友，杜导斌兄和王怡兄，虽与我的观点差异很大，但道不同可相与谋，何况中国古哲人早说过，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
物，万物又复归于道呢，我始终关注着他们。最近二位仁兄发生了关于“非此即彼”看法分歧的争论。
先说说关于“非此即彼”的争论，先看看双方当事人争论文章中的关键性的句子：
杜：“非此即彼”也是常态的一种，对它的拒绝也就是对它的服从。我很早就已领悟到这一层。我曾从另一个角度作过自我审视，我手无寸铁
，“非此即彼”的武器于我正是可堪一用的利器。为什么要拒绝它呢？为什么不操起它参加由颠覆者组成的队伍呢？我害怕什么？害怕因此而
来的讥讽么？我连强权都已无惧了，难道还怕来自朋友们的几句冷嘲热讽？我以自由主义信徒自命，为何却不能容忍“非此即彼”？剔出“非
此即彼”等等杂质的自由主义难道不同样接近于乌托邦。
王：你说我也没有超越非此即彼，然后说非此即彼是必要的，甚至是弱势者唯一的武器。我的看法简单说，我当然也不可能完全超越非此即彼
的思维方式。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也并不是完全错的。就象我们把知识分子分为自由主义者与新左派，这仅仅是一个开始了解的起点。是交易
成本最低的一种了解他人基本看法的方式。因为我们对任何问题的初步看法都是从二元划分开始的。
“非此即彼”，听起来很抽象，我们换一种话语来解释，就是“二元对立”。二元对立本是人类认识世界的一种方式，如天与地，男与女，阴
与阳，对与错等，作为思维把握世界的方式，牢牢地跟扎在我们的思维和话语之中，谁也难以摆脱。但人类思维也认识到认识对象的复杂性，
所以二元对立模式又以“一分为三”为它的补充。就是承认在“二元对立”的两个端点之间存在着第三种模糊地带。
杜兄反驳王兄说他存在“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反说王兄也存在这样的二元对立思维，这当然是存在的，我们人类谁也不能摆脱二元对立思
维。分歧并不存在于对中间模糊地带看法上，而是存在于对“对立”的“二元”的性质的把握上。二元中的“一元”的性质通过对象化的“另
一元”来确定自己的性质，杜兄维持这一点，而王兄认为二元对立只是一个开始，“起点”，“一元”的性质并不在这个“起点”明确下来。
因此，就双方所在的自由主义来说，杜兄对自由主义的“性质”是明确的，而王兄对自由主义的“性质”采用模糊战略，先不明确。
这就要谈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表现来了。自由主义在九十年代成为中国思想界的主潮，作为对西方一种思想的引进和阐释，它的一套思想并不
都很明确，但西方世界无疑作为自由主义者心中的理论在现实中的理想的参照系，同时，中国现代历史上的自由主义思潮也是他们借鉴的资源
。虽然自由主义者可明确他们都热爱西方的民主宪政，强调个人的自由选择和私有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性来反对或限制强大的国家机器对这种
“神圣不可侵犯”的侵犯。但在如何和反对或限制上，自由派并不一致，加上中国的国情“四不象”，自由派人士对此就容易产生分歧。杜兄
和王兄的分歧正是发生在这个“关节点”上。
杜兄认为，对侵犯这种“神圣不可侵犯”的力量，要在“侵犯力量”之外寻找力量来反对和限制它。王兄则认为这种“侵犯力量”内部存在着
差异和分裂的可能，因此，可以和这种力量达成某种程度的妥协。因此，对于自由主义的“性质”，杜兄明确它，捍卫它的纯洁性。王兄则模
糊，有弹性。杜兄强调“外部性”，王兄则认为可“内外结合”。
这场争论的导火索是作为“民间”自由主义立场的王怡，为《21世纪经济报道》写了“今日社评”，《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表现了自己的走“内外结合”的道路。这自然受到以杜兄为代表的其他自由派的质疑，这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民间立场是否坚守问题，也
就是外部与内外结合的选择问题。二是自由主义的“性质”在选择了“内外结合”形式之后，会不会丧失？显然的，杜兄选择了外部，坚守民
间立场；王兄选择了内外结合，一定程度上放弃了“民间立场”。杜兄的自由主义的性质是确定的，而王兄的自由主义的性质是模糊的，可以
变化的。
由于环境关系，这些问题不能说透，但我可以明确一点，杜兄迂直，王兄灵活；杜兄的自由主义只能存在想象观念之中，目前见效很难；而王
兄可很快转化为物质力量，具有可操作性。杜兄是理想主义，王兄是现实主义；杜兄是个人主义，而王兄是实利主义。就实际情形来看，自由
派内部，赞同杜兄和王兄两方的都有，但赞同王兄的更多。实际上，本来王兄和杜兄在自由主义内部看法就不大一致，我很早就将王兄归到“
宪政自由派”，而杜兄可说是“全盘西化派”。王兄派还有陈永苗，老范等；杜兄派还有心不太急，唐哭等人。
从中国现代史上来看，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自由主义阵营内部也发生过这样的争论，结果以胡适为代表“内外结合派”站了上风。胡适
一方面标榜自己是民间立场，二十年不参政，另一方面又积极充当民国政府“幕宾”，保留人权说王权，终做过民国的高官，又功成身退。以
史为鉴，王怡派的前途不可限量，而杜兄派明显处于劣势。只是王兄还标榜自己是“民间立场”吗？自由主义性质的模糊如何能清晰？
2002-11-21 

 别了，“寡头”宪政派们！

--------------------------------------------------------------------------------

 

——支持黄泥溪兄
　　
　　尽管有很多不满意，我一直对宪政自由派持敬重的态度。正如我在《致旷新年——新年的祝福兼谈关于左派的一些思考》中所说：
　　
　　后共产主义社会里，人民大众的美好前景在哪里？这是个大问题，但我以为，市场经济是超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制度的，民主宪政也是
同样适宜这两种制度的发展的。现在的中国，不成熟的，乃至有点扭曲的市场经济环境和远远没有实现民主宪政的现实缺陷是当下社会问题的
根本原因。一个左翼知识分子，首先要促成中国走上更成熟的市场经济，促成中国实现民主宪政制度，这一阶段的任务与一些开明的自由派的
目标是大体一致的。但对左派来说，还有下一阶段的任务，就是在市场经济和民主宪政下，将广大劳动人民团结起来，获得政治力量，在民主
宪政的政治自由空间里，维护自己的根本利益。没有民主宪政，人民就无法形成自己的政治力量，就不能成为“自为”的阶级，也就难以保护
自己的利益。我在《我的设想是当一个工会委员》一文中含蓄地涉及了这后一阶段的任务。
　　
　　但最近看到的宪政自由派的一些言论，老实说，极叫我失望。正如我在上面引用的一段话中提到的，在第一阶段的任务里，我们与“与一
些开明的自由派的目标是大体一致的”，这“一致”是建立民主宪政。在我看来，民主与宪政是密切关联的，没有民主的宪政决不是和我们一
致的目标。现在，一些宪政派分子的言论分明透露出康有为式的“宪政”的论调，他们的目标开始割裂宪政与民主的关系了，说什么“宪政必
然是民主的，民主的却不尽是宪政的”，也就是“宪政大于民主论”，但实际上，我却要反过来说：民主的必然是宪政的，宪政的却不尽是民
主的。这就是在近阶段，宪政派理论的新发展吧？那恰恰让我们看到了他们对自己过去的动听言论的背叛，看到他们所谓的“宪政派”幌子下
的真实的嘴脸和用心。
　　过去，民主与宪政常被宪政派分子放在一起言说，这正是他们得到不少人欢迎的地方，也是他们承担了时代任务的一部分责任的体现。但
“宪政大于民主论”的出台，宣告了宪政派的“进步”，他们开始抛弃人民，开始接受招安，开始与官僚资本阶级结盟。现在，他们所需要的
“宪政”虽然高唱“宪政必然是民主的，民主的却不尽是宪政的”，明眼人却可看穿他们。他们的“宪政必然是民主的”，只是自欺欺人；“
民主的却不尽是宪政的”，却暴露了他们开始“告别”民主事业，甚至以“宪政”来打压“民主”。那么，我们明白了，他们的“宪政”，不
过是权贵们的“‘寡头’立宪制”罢了。
　　王怡兄转贴的《21世纪经济报道》上季先生的社评《政治文明展开新局 制度建设由表及里》一文说：“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没有司法独立
以及合宪性审查制，民主就有可能面临无法作出适当决定的困局；如果没有能够组织单独政权的大党（中国共产党）主导人民代表大会，政治
就有可能陷入动荡；而如果既没有司法审查也没有政党政治，那么简单化的‘吏治’型改革举措就很可能反倒加强‘官本位’统治，甚至再次
上演改革悲剧。”正可谓“‘寡头’立宪制”的经典阐释。虽然这段话里出现了“民主”一词，但不再有任何意义。有意义的只是“司法独立
以及合宪性审查制”及“单独政权的大党（中国共产党）主导人民代表大会”，前者是“宪政”，后者是“寡头”，美妙地结合在一起。
　　我敬重的黄泥溪兄，与我见解相似，招牌正好相反暂且不论，我同意他对“‘寡头’宪政派”们的批评：“宪法司法化是好的，司法独立
也是好的，你们可以尽情地呼吁，我并不反对，但是，请不要将他们凌驾在对民主的追求之上，把它们伪称为民主的必要条件和先决条件，而
事实上，民主并不需要这样假惺惺的所谓宪政。”
　　黄泥溪兄的话是针对宪政派的另一个具体化的观点：“司法大于民主论”：“就拿和我们文化相同的ROC和韩国说，他们开始民主转型是晚
于其建立现代司法体系的，这不是证明了季先生的观点，没有司法独立，谈何民主、宪政。当然，仅有形式上的司法独立是远远不够的，但是
，逻辑要清楚，这就是：司法独立是现代政治文明的必要条件，而从完成宪政转型的国家的历史实践可以实证，首先建立独立的司法体系并且
强化司法效率，可以为民主转型，从而建立真正的宪政提供坚实的保证。而印度却恰恰走上的另一条道路。宪政必然是民主的，民主的却不尽
是宪政的”。他们的所谓“逻辑要清楚”，无非是用“司法独立”的改良路线来保证不触犯权贵们的既得利益，既可实行“宪政”，又可保持
“寡头制”。
　　我在《韩国的民主之路》一文中特别欣赏了韩国的做法：
　　
　　第五国和国的宪法保留了维新宪法的专制性质，而1987年的第六共和国宪法是韩国民主道路上的重要里程碑。这部宪法是第一个在执政党
与参与制定的反对党达成协议下谋求社会全面和解的宪法，获得国会一致通过，并在全国的公民投票中得到公众的欢迎。这部宪法最重要的新
内容是实行总统直接选举，只能一任，任期五年。为限制总统的专制可能性，这部宪法取消了总统的颁布紧急状态和解散国会的权力，确立了
人权的神圣不可侵犯性，保障了多党制的原则，恢复国会审查政府的权力，实行司法独立，规定宪法的任何修正必须最终由占全体选民一半以
上的多数来决定。当然，宪法首先是纸上的东西，与宪法相适应的人民思想和各种社会机制保证它的实行是更重要的，韩国以后的政治生活证
明了这部宪法的有效性。
　　
　　我们需要的宪政是人民民主的宪政，不是权贵寡头们的宪政。所谓的宪政的“宪法”是“在执政党与参与制定的反对党达成协议下谋求社
会全面和解的宪法，获得国会一致通过，并在全国的公民投票中得到公众的欢迎”的宪法，是像韩国那样“为限制总统的专制可能性，这部宪
法取消了总统的颁布紧急状态和解散国会的权力，确立了人权的神圣不可侵犯性，保障了多党制的原则，恢复国会审查政府的权力，实行司法
独立，规定宪法的任何修正必须最终由占全体选民一半以上的多数来决定”的宪法。

 

童天一兄和他的波比哲学

--------------------------------------------------------------------------------

 

　　童天一兄自称：“我不是左派，我是‘新自由人’，老左新左甚至自由派都不是很认同”，那么，童天一兄可否是个怪物呢？
　　不能肯定，本着善意，我们可以说他自成一派。如果他这一派只他自己一个人，那太好了，算国宝了，一定要保护起来的。但他说自己是
“新自由人”，哦，我是听过这个新词，好像不是童天一兄自创的吧，因为他对别人自创新词是非常反感的。那么，他就也属于一个派，不是
老左新左甚至自由派，可以称为：“新自由人派”。只是这个派的特征，我一点也不知道。
　　我对童天一兄了解很少，听说他是一个理工科出身的作家，也不知是否属实。他好像写过不少作品，我很少看到，因此要了解他很难。为
什么我突然有写写他的兴趣呢？就是最近他对我的关于“鲁迅左派”问题与别人的辩论很反感。我这个人有一个特点，别人说我好的往往没印
象，骂我越凶的我越喜欢，我便对他产生深刻印象了。但凭着他自称的老左新左甚至自由派“三不像”，还没有做到“四不象”，还可像“新
自由人派”，我就应该能认识他的真面目了。正在准备搜索他的有关资料，要详加研究的时候，他主动送资料上门来了。
　　事情是这样的，我和毕巧林兄，一个东北某大学的中国当代文学专业教授，讨论有关鲁迅问题，毕巧林兄回应了我一篇《就鲁迅左派答槟
郎兄》，贴在世纪沙龙里，童天一兄在这主贴的跟贴里，转贴了他一篇未完成的话剧的片段《哈哈，我不太喜欢利用鲁迅的符号》。我虽然知
道童天一兄不是我的同道中人，跟贴内容不会对我有利，但却给了我资料的好处。正是铁鞋踏破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我便就他主动送来
的材料解剖解剖他吧，我觉得我这个工作是有意义的，因为正如鲁迅所说，解剖一个人是等于针对了一类人，画出了社会的一个类型。
　　童天一兄的话剧《哈哈，我不太喜欢利用鲁迅的符号》，还有几万字没有写完，我也没时间等下去了，再说到手的资料就差不多了，我就
可以开始了。
　　话剧片断里的鲁鲁先生是某商务咨询公司的老总一类人吧，作者偏偏把他的肖像画成鲁迅，“鲁鲁先生则像个权威，上唇留一丛浓密的胡
子，下巴刮得干干净净，经常叼着一支烟斗，令人想起文学大师鲁迅。”让人想到鲁迅活到现在不是进了毛泽东先生的文联，而是像童天一兄
一样作了一个文化商人，可能说错了，应该说像作品中的鲁鲁先生一样，在现在下海了，成为文化商人。童天一兄虽然不喜欢鲁迅，但对鲁迅
还是了解的。鲁迅走出了官场和学院，以笔为生，不就是“文化商人”吗？在作者的眼里。
　　再来看，原来这部作品的主人公不是鲁迅，也不是鲁鲁先生，而是一个叫波比的小狗。这小狗“作为一条成熟的公狗”，“是全世界最聪
明的狗，甚至比所有人都聪明”。作者巧妙地写出小狗波比为老板鲁鲁的形象策划，引出一系列的思想史上的名人：你不让我化妆成马克思；
你又不同意？爱因斯坦可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科学家；松下幸之助是日本的经营之神。现在不是都在谈经营哲学吗；切•格瓦拉也算了，
企业经营不是革命，再说格瓦拉脑子可能有病；观音菩萨这人不错，啊不，观音菩萨这神不错……都不是，比人还聪明小狗波比是要老板化装
成鲁迅的形象：
　　
　　鲁 鲁：观音菩萨这人不错，啊不，观音菩萨这神不错。我要是化妆成她……我要是化妆成她……不就是装神弄鬼，跟练什么功似的。算了
，下一张，鲁迅！（鲁鲁又挑出一张。）
　　波 比：汪！
　　鲁 鲁：看来你坚持要我化妆成鲁迅。为什么呢？这事我怎么也想不明白。不过说来也奇，上个世纪北洋军阀统治时，鲁迅的名头就很响；
到了三十年代国民党统治，鲁迅是个大红人；鲁迅死时，为了纪念他，整个上海万人空巷；解放了，从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特别是文革，鲁
迅更是大红大紫。真正不可思议的是，文革之后，中国开始搞市场经济，鲁迅作为品牌更是越走越红。你用古狗（google）来搜索就会发现，
到2002年11月21日为止，与鲁迅相关的中文网页有113，000个，而马克思只有57，900个。算了，我就化妆成鲁迅吧，至少研究鲁迅的珍珍小姐
已经喜欢上我了。
　　
　　这个话剧的片段不能不说不风趣，不幽默，但通过这部作品，一系列的思想史上的伟人被嘲笑，或者说被“涮”了一把。“涮”的最厉害
的要算鲁迅先生了。因为鲁迅先生“有名”，而不是鲁迅先生的其他方面，成为一个靶子，让作者的不喜欢找到了根据，请看鲁迅派们，你们
也是冲着他的“有名”来的呀？俗话说什么样眼看什么样人，牛眼看人总是把人放大了，猫眼看人总是把人看小了，门缝里看人把人总是看扁
了。单以“有名”，而不是鲁迅先生的其他方面来衡量鲁迅，自然，鲁迅派就值得非议乃至人人得而诛之了。我将这称为“童天一兄和他的波
比哲学”。
　　波比哲学是什么？作者塑造的波比是一个“品牌专家形象”，在波比们的眼里，这个世界的一切价值，人文关怀，都是虚伪的，唯有品牌
是真实的，这品牌无非就是像一个伟人的“猫论”的拙劣副板：不管白猫黑猫，能骗到钱的就是好猫。他们不但否定了人类文明以来的一切人
文价值关怀，还耗子一般地篡改从而消解了这种价值关怀，从而将一切关系变成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在这种波比哲学下，我们的许多体现出人
类文明的最优秀一面的思想家都变成了“品牌”，品牌者，无其实在内容而只有赚钱之骗人幌子也。
　　明白了，童天一兄不属于老左新左甚至自由派，乃“新自由人派”。什么是新自由人派？波比哲学崇奉之人也。只是自供的“哈哈，我不
太喜欢利用鲁迅的符号”，不是自打嘴巴吗？
　　2002-12-13

 

我来剥1949假左派的皮

--------------------------------------------------------------------------------

 

　　到关天论坛没多久，便听说了1949是关天论坛有名的左派，后来李宪源，Kz离开关天，1949便是唯一的左派掌旗人了。但路遥知马力，日
久见人心，通过与1949的多次交往，我终于发现他是一个真右派，却披着左派的皮，蒙混了许多人的眼睛。
　　我也被他骗了多长时间，但正如鲁迅所说，他老人家最怕的是阵营内部的暗箭，我今天也中了这个一度是我的统一阵营的战友的暗箭。坏
事也可变成好事，他由此暴露了他的本来面目，原来忘了伪装，他暴露出的真面目是个彻头彻尾的大右派，是当下中国官僚阶级和富人阶级联
盟的走狗。以理服人，我来慢慢剥1949假左派的皮。
　　我被别人当作左派，自己也以左派自居。友人劝我，为什么把自己固定在一派里呢？迷宗拳最厉害，有了门派易招怨敌。我笑着说，我没
有福气作第三种人的，因为我不是生活在象牙塔里，可以超越阶级分歧，我本人已被牢牢束缚在实在的社会关系之中，只能正视自己的命运。
来到关天以后，对关天的左派作一个群览，虽不是鲁迅所说的“皆茄花色”，也是都不让我满意，也就是说左得都不纯粹，这当然包括1949。
　　但我也发现关天还有一批不像1949这样身披左派大旗引人注目的人，但他们实在的创作显示出他们比起1949来，是更纯粹的左派，但他们
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人们都误以为1949是左派的标本了。为纠正群众的这种误解，我在关天清理左派队伍，将1949这样的不纯粹的左派叫做
“毛左派”，将不闻达于诸侯的纯粹左派称为“鲁迅左派”，由此，在两者之间区分出界限。但当时我有所保留，仍然承认他是左派的一个旁
门左道，属于左翼的统一阵营。
　　我既认为1949是左派的旁门而非正宗，当然不大关注他，我更关注我称为鲁左派的战友。1949主动找上门来与我交流，来而不往非礼也，
我热忱欢迎。他主动在我一个早已沉下去的旧贴《怀念双亲——献给一代中国农民》后跟贴，将此旧贴翻上来，在跟贴中与我交流。果然，初
次正面交锋，便显示出我们之间的分歧。请看原文：
　　
　　1949：(转贴一篇说文革农民生活好的文章。略)
　　槟郎：我是不大愿意有人翻我的陈贴的。不过，1949兄是我尊敬的网友，他也出于好意。我心领了。我的诗是对父母一辈农民的贫乱生活
的回顾和怀念亲人。1949兄转贴的文章似乎在反驳我的文章不能代表“一代农民”。我和1949兄在对资本主贫富分化和社会不公正的批判上是
一致的，与其他新左派，李宪源，还有什么年，都有共同之处。但我与1949兄不同的是，我持的是批判的立场，批判文革，也批判现在。而兄
持的是维护的立场，为文革辩护。我认为一个知识分子，应该对任何现实都不满意，不满才能前进，知识分子最重的两个品质是：人文关怀，
批判精神。没有共产党打败腐败和社会不公正的民国政府，赶走帝国主义势力，我父母的命运和我的命运可能更惨。在某些方面，我是肯定
1949年后更好的。但一切现实既是合理的又是不合理的，我对它某些方面的肯定并不影响我批判地审视它（那个年代）。举例是不能说明问题
的，大的林子什么样得鸟都有，史实很难把握，个人立场便很重要。我和兄都可被别人看成左派。但你崇拜的可能是毛泽东先生，我学习的是
鲁迅先生。我更愿意和兄站在一起，批判而不是肯定什么。对于资本主义的贫富分化和社会不公，以及资本吃人，等等，我们很大程度上一致
。匆匆。致礼！
　　1949：槟郎兄，我是开不了栏只好借你的栏上贴，能自己开栏的话也不会翻你的陈贴了。批判一切的最终目标是什么？天天哭丧着脸“农
民苦啊”，“农民苦啊”，天天批判，就是提不出办法来也不行啊。例如，“公平”和“发展”，都是好事。但是，它们似乎都不能作为我们
的目标。因为它们太笼统。自由，平等，博爱，那一个不好？都好！但是，也太笼统。这些词里，本身也含有很多根本的矛盾。例如，“公平
”，就很难定义。可以是关于分配的，可以搞救济，可是，有了救济，就公平了？在劳动价值论和资本价值论之间，也公平不了。例如，“发
展”，发展什么？没有人笼统反对发展，但是，发展什么？怎么发展？共同富裕，是一种发展。一部分人富裕，然后救济穷人，也是发展。在
这里，我还是认为社会主义更协调更先进，更适合中国。但不是极左派的中国，不是官僚主义的中国，不是平均主义的中国。也不是资本主义
，不是原始资本主义，不是西方资本主义，不是官僚资产阶级专政，而是毛泽东思想中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对于改革。我认为改革也分
为两个阶段，一个阶段是兴利除弊，改旧更新，纠正传统社会主义后期的一些做法至合理之处，吸取了大量的资本主义的方法技术管理，引入
市场经济，引入竞争机制，引入利润法则，卓有成效，必须肯定。但是哪些改革是有原则的有底线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而不
是倒向资本主义。事实上，我们现在的政府也是宣称为人民服务的。我们的主义仍然是社会主义，我们的政党仍然是马克思主义的政党，我们
的制度仍然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仍然是一党制下的多党合作，仍然坚持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仍然探索着新的社会方法和理论。而不是倒
向资本主义理论，成为跟屁虫。但是，有不少资产阶级右派误解了改革，以为改革就是走美国道路，就是要资本主义化。即使中央坚持我国的
社会主义性质，也无法避免一些得寸进尺的右派要走资本主义道路。改革打破了平均主义，这是好事，是正确的。改革削弱了官僚主义，这也
是好事。但是反对平均主义是强调剥削合理吗？不是。反对官僚主义是要搞资产阶级专政吗？不是。中国这么一个13亿人的落后的东方大国，
是不能搞彻底的资本主义的，搞丛林法则的资本主义，中国必定乱作一团。但是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右派知识分子并不甘心，他们人心不足蛇
吞象，他们要住亿元豪宅，他们要吃富豪牙缝里的残渣，于是他们疯狂地鼓吹私有化，鼓吹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人权。他们看不到贫困的农村
，他们看不到因缺乏300元上不起学的农村孩子，他们说穷人无能，资本家遭遇反剥削而受了压迫。虽然经常批右，但我并非是左派，说我左派
我是坚决不承认的。：）
　　槟郎：1949兄：关于改革部分我赞同，不过，我对中央可很不放心。知识分子的角色和执政者的角色不同，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之别。批
判有什么用？不挑出缺点，社会怎么进步？当然不是一味地发牢骚，做到真正地理性批判，有没有可实行的办法倒在其次，分工不同。要上课
了。如再讨论，欢迎。兄好。
　　
　　接下来没有消息了，他不再跟贴与我辩论。我们的唯一一次正面交流便告结束。此次争论恰如我早已所料，双方分歧明显。尽管如此，我
还承认他是左派，我在一次跟贴中称我认为的其他鲁迅左派为战友，而称毛左派如1949为“大半个战友”。
　　没想到的事在后面，改变了我对他的看法。昨天，也就是大家正在为“中国教科书事件”辩论得炽热化时候，我反对教委的含糊而又混乱
地剥夺人民心中“民族英雄”人物的光荣称号，但我认为表态反对一下就行了，没有别要费多大口舌。我更关注左派感到使命的社会现实问题
，我写了一篇《老产业工人阶级的没落》，为中国一个曾经伟大的产业工人阶级的贫困而阵颤，大声诅咒这个老产业工人阶级的没落，呼唤着
随着这个同时失去了光荣与梦想的老产业工人阶级的没落，一个新的，充满着战斗力，不任人宰割的新的产业工人阶级必将起来。
　　没想到的是，此贴得到了右派张迈的支持，却遭到“左派”1949的嘲骂。1949在张迈的贴子《为什么办“暂住证”要收那么多钱？》的跟
贴中攻击我：
　　
　　因此现在我一看到文人们充满感情地进行一些所谓的迫害的描写，什么“惨啊惨啊”这样的煽情东西，我的心里就想，别来这一套，哪个
社会还没有悲惨的事情，是现在没有过去才有？是现在的悲惨的事情比过去的少？是美国的悲惨的事情比中国的少？缺少数据的分析。
　　
　　我终于从1949从同一阵营背后射来的暗箭中看到了1949的假左派，真仇视左派的本来面目。他的这段话不值得反驳，但我也噜嗉几句。我
那篇文章的材料来自转载于论坛，原发在《南方周末》上的一篇文章《贫穷的中国》（记者：张立勤），我转述也有个案有详细统计材料，怎
么缺少数据的分析？除非瞎了眼讲胡话。再说，美国也有穷人，中国出现那么多的受压迫者就应该吗？1949对伟大的工人阶级是什么感情？他
站在什么立场上说话？
　　1949在张迈文的跟贴对我的恶毒攻击暴露了他对工人阶级的贫困的冷漠甚至幸灾乐祸，这完全不是真正的左派所具有的。他恰恰站在当下
中国官僚阶级和富人阶级联盟的立场上，是阔人们的真正走狗。这样的人不是假左派是什么呢？是真右派？但作为右派的张迈与他不同，1949
只能是披着左派外衣的极端右派。
　　什么是真正的左派？我在《伪左翼思潮批判》一文中说：
　　
　　左翼文学思潮的载体左翼知识分子，为大众而写作，他们也受到平民的欢迎。“因为他确能替平民抱不平，把平民的苦痛告诉大众。他为
什么能把平民的苦痛说出来？因为他与平民接近，或自身就是平民。”作为真正的左翼知识分子：“他们对于社会是永不会满意的，所感受的
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他们预备着将来的牺牲，社会也因为有了他们而热闹，不过他的本身，心身方面总是苦痛的”。（引号中
的都是左派鲁迅的话）
　　
　　1949却冷漠着《贫穷的中国》（记者：张立勤）通过对中国三大重工业城市沈阳，武汉，广州的产业工人阶级的贫困现况的报道。这报道
向我们揭示了这个为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做出了巨大贡献，现行宪法中也说他们是领导阶级的中国老产业工人的悲惨命运，揭示了在官僚阶级和
富人阶级压迫下的他们的贫困，无奈，无力抗争。中国产业工人的贫困的原因再明白不过了，这是一个在变革潮流中的利益受损集团。在“与
民争利”的官僚阶级和与腐败权力勾结而迅速成为阔人的富人阶级的共同压迫下，这个一度成为新中国的幸运儿的阶级彻底陷入了贫困，也和
贫穷的农民阶级一样遭受着社会的冷眼。1949却为这两个阶级恬不知耻地辩护着。
　　那么为什么1949又被人们当作左派呢？这主要是目前的思想界的思维混乱造成人们对左派的误解，认为左派不是站在劳动人民一边而是站
在统治阶级一边说话，1949正是这样的特点。但我要告诉大众，翻开中国现代史和国际工人阶级运动史，大家便会澄清对左派的误解了。
　　其次，是1949善于伪装，善于披着左派的皮。他喜欢谈文革，大谈文革中的人民是多么幸福，美国人民在资本主义压迫下是多么苦难，好
像他是希望劳动人民幸福起来似的，好像他要为国际工人运动作贡献似的，但一谈到当下劳动人民的苦难，便暴露他的本来面目。他的为文革
辩护，反对美国资产阶级与他的仇视当下中国劳动人民并不矛盾，逻辑仍然一致，就是：为“与民争利”的官僚阶级和与腐败权力勾结而迅速
成为阔人的富人阶级的联盟辩护，反对当下中国各种受压迫者对现实的不满。因此，他是阔人的走狗，他是右派中的极端派现状维持派。
　　我就要剥1949假左派的皮，暴露他是真正的阔人的走狗，是右派中的极端派现状维持派的本来丑陋面目！
　　2002-12-8

 

热烈庆祝宪法颁布二十周年

--------------------------------------------------------------------------------

/

　　
　　看网上消息，今天是国内的“法制宣传日” ，昨日国内各大城市搞大签名运动。又一处一看，今年是宪法颁布二十周年，那么今天这个日
子就更加隆重了。正好前几天读了几个宪政派学者写的关于宪政的文章，我这个宪法盲也来说说关于宪法的外行话。
　　我模糊记得中小学课本教育我，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又叫“母法”，万法之母也。便对宪法很尊敬。后来，我学习法学理论书籍，对
宪法有了新的认识，老实说，就是越来越看不起它了。法学，别忘了是“学”，告诉我，法律是党的政策的具体化，就是说党的政策里面，已
经固定，僵化的部分就具体化为法律，其中活跃的，充满生命力的部分仍是未法律化的，就仍然只是党的政策。因此，宪法虽为“万法之母”
，与党的政策比较起来，是小巫见大巫。
　　于是，我热心学习政策文件，不热心了解宪法书籍。这种情况对我是自有其道理的，除了上面的认识比较之外，就是在单位工作，每周一
次“政治学习”活动，算上班，出勤便有加班费，便学习的多，政策文件是传达，不花钱买，也买不到。学宪法就不一样了，要自己去买书，
这是要花钱的。
　　主要是对于我们这样的小民来说，政策和宪法都与我没有多大关系，似乎只是“邢不上大夫”中的“大夫”们的事。只是政策学习算上班
，宪法学习无报酬，就这点大的区别。不要误解我生活在空中，我生活在中国现实的生活中，当然与法律有点联系，但由于“从来不做亏心事
，本夜敲门心不惊”，我不怕法律找上门来的。为了生活，如工作调动，办户口，租房子，都是按文件的规定办事，规定不是法律，与宪法扯
不上关系。就是与宪法的“儿子”，也就是法律，也几乎不联系。
　　关于宪法，我发现我实在谈不出一点什么来，突然说到宪法的“儿子”，我觉得还是与自己有一点关系了。说到法律，那么多，最有关系
的就是治安处罚条例，在街上经常看到警察抓人，押上警车或就地处罚，上了警车之后，我就不知道到怎么了，就地处罚最常见的就是罚款。
我是大大的良民，说这与我关系，并非我本人与警察发生如此不愉快，而是在街上看到，也当当“无聊的看客”，点着脚尖向围着的一大群人
的圈子里看，密密的人的圈子里，是一个威风凛凛的“大盖帽”，和一个胆颤心惊，哀求无告的布衣小民。
　　还是扯回法律来吧，因为几个网友是喜欢谈法律的，特别是喜欢谈宪政，我虽是外行，也有捧场的义务，便读了他们的文章，似乎对宪法
有点能说什么了。老实说，看了网友的谈宪法的文章，我很是大吃了一惊，原来宪法里还有那么多的谈头。原来，我一直以为，学习和研究法
律最容易不过，就是解释法律条文，背诵法律条文，到时考试就能拿高分。我当时根据我学校学法律的经验，认为法律学者的最高水平，就是
一样的法律条文的多种解释中，谁最能有“解释权”，或与解释权保持一致。
　　网友心不太急兄的文章里说，“中国大学的宪法教科书中根据宪法的产生方式，把宪法分成三种类型：钦定宪法、协定宪法、民定宪法”
，我的法律课本里可从来没见过这些字样。但一想到心兄提倡“全盘西化”，便似乎理解了，他的课本是“西化”的，与我的可能大大不一样
。
　　网友中谈宪法的，我特别佩服的就是王怡兄，随便引用他文章中的一段：
　　
　　在宪政主义的视角下，政治是一个经过社会成员自愿的缔约过程而构成的公共领域，国家则是自由的成员（包括个人，也可以包括城邦）
之间的结盟。于是国家存在的理由从逻辑上讲就是保护每个社会成员享有不受侵犯的自由。考虑到财产权对于个人生活的极端重要性，所以洛
克说“政府的唯一职能就是保护个人的财产权”。又为了使这种职能不落空，宪政在其具体内容上就体现为“限政”。即对国家权力的制度化
的制衡和驯服。在宪政主义的合法性中，更重要的一条是这个授权与缔约的过程必须经过一套可操作的程序、一套看得见的程序得以确立。这
就是民主制度。在韦伯的概念里，这是统治合理化的必须前提。它使结果可以验证和比较，谨防有人随随便便就口含天宪。
　　
　　什么宪政，什么结盟，什么洛克，还有什么韦伯，短短一段话中便有了两个不一样的人种的人的名字，搞得我头昏脑涨，还是读不懂这段
文字是讲啥意思。一想到，王兄将来是要做“大夫”的，与我的命不一样，读不懂的苦恼也释然了。
　　热烈庆祝宪法颁布二十周年，今天又逢“法制宣传日”，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积极行动起来，学习宪法，宣传宪法。我以此文谈我“积
极行动”中的深刻体会。不对之处，请同志们严厉批评，我也要自我批评，不断提高认识，追求进步。我的话完了。
　　2002-12-04

 怀念牛博士

　　我在八十年代中期上大学时，牛博士刚刚博士毕业，我们学的都是文学，便对他有了好印象，那时候的博士在我们当时大专学生的眼里，
可是登东山与登泰山的差距啊。八十年代是令人难忘的年代，思想和标新立异是那个年代的精神，牛博士的一些怪异思想和行为自然赢得我和
同学们的关注。那个时代，牛博士快要取代李泽厚先生成了我们的精神偶像。
　　大学生活来说，课本是可以自学的，教师照本宣科地讲授，肯定不会受欢迎。我们的当代文学老师很博学，他似乎很了解牛博士的一些事
，这是他炫耀的资本，也因此获得了同学生的尊敬。这位老师就给我们讲过牛博士的笑话，个子不高，讲台后面看不到人，作协会议上大闹，
要打倒老作家。人家一本正经地开会，他一本正经地卖书。他打倒的老作家便是李泽厚，我当时虽不了解打倒与被打倒的人的思想，但从此更
生久仰之心。
　　八九年二月，青年人反叛单调的学校集体宿舍生活和家庭生活，我离开家乡安徽，去北国过春节，惹得父母生气。大年三十除夕，万家团
圆，我孤独一个人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流浪。这也是我至今唯一的一次去北京，除了一日五游式的玩过北京的名胜古迹，要大书特书的就是专门
去了一趟北京图书馆，只为了读了一本书：与李泽厚的对话。现在的北京图书馆那天的读者登记簿中肯定有我的名字和这本书的登记，那时我
是一名安徽小县城的中学教师。
　　八九年夏，原想去北京访牛博士，在合肥被游行的学生拦下来了，说已经戒严。要不然，可能去给牛博士送饭，听说那时候，牛博士正在
挨饿。那是一次给牛博士带见面礼，乘机结识的好机会，事情就这样阴差阳错。后来，九十年代，十亿人民九亿商，我便跟着潮流尝试下海，
跑到海南，差点被淹死，便回心转意，准备考研究生，忙碌之间，便将牛博士忘了。九十年代思想界出现了一个刘小枫博士，是瑞士巴塞尔大
学拿的，中国第一个神学博士，李泽厚到处说牛博士怎样不行，而他很看起刘小枫博士。我便自称“小枫弟子”起来，天天读《圣经》，往神
学院跑，自然，将牛博士淡忘了。
　　一晃十几年，而今，在一些论坛经常可以碰到牛博士了，却时过境迁，有思想的差距了。九十年代末，80年代的启蒙热情受到质疑，启蒙
家的理想在经济上似乎实现了，但这结果却是经济的繁荣与社会的公正背道而驰，人问精神打衰落。九十年代末出现了自由主义和新左派之争
，牛博士时代的问题焦点似乎转移变了新问题。我在九十年代末成了学鲁迅的“民间左派”，与关天的一些自由派写手存在思想差异。牛博士
呢？仍然勤笔不缀，但似乎不大弄文学了，写的大都是思想和社会批判的文章。他似乎还生活在那个快要被一般人忘记的岁月，他似乎是自由
派，但也不怎么象。但牛博士并没有过时，我以为。
　　我和牛博士都是学文学的，他是我的前辈。我读了他的大量文章之后，便想，你为什么不弄文学？无风险。稿费也更多。在早已告别革命
的时代，你这些文章还有多大价值？不禁想到自己，教授中国现当代文学当饭碗，一写起网络文章，也使社会评判杂文居多。网络似乎改变人
，便理解了牛博士。
　　现在，听说牛博士很受海外欢迎，而且有人推荐他获诺贝尔文学奖，我似乎不以为然了。又听说他几次坐劳，最近一次才九九年访出来。
心中便不是滋味。听说他出国很容易，他的朋友大都在国外，但他只愿呆在国内，要对中国有深切的体验和熟悉。我便想到三十年代重病下的
鲁迅，心中肃然起敬了。
　　我们大约可以说是两代人，曾有一个共同的记忆。十几年以后，变化多大啊，年轻人不说不了解了牛博士，我这一代都落伍了。但毕竟曾
有一段共同的八十年代的记忆吧，我们这一代还能理解牛博士，但我已与他有了思想的距离了。
　　于是，常常怀念牛博士。
　　2002-10-24
再见了，世界杯

--------------------------------------------------------------------------------

 

　　
　　绝不是球迷，不知道上一世是不是，这一辈子的我不可能是。就那么一个球，二十多个人抢来抢去，非要送进人家的大门不罢休，非要有
输赢才能结束。
　　从流金的战斗岁月，或五十年代末“粮食艰巨”，物质匮乏时代过来的人都能理解，一个馒头，几十个人分，大家都相让，怕烫着似的争
着往别人手里塞。但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了，咱中国人解决了温饱，还开始有剩余了，就不需要再这样“发扬风格”了。并且，这“风格”毕竟
是极左时代的产物，做好事能捞到政治好处，这不，将球让到别人家里的人算“赢”，让不掉给别人提供了做好事的机会的人算“输”。
　　以前，咱们中国人的生活就像一个足球世界，因此，足球并没有流行开来。现在，过去的日子渐渐远去了，特别是年轻人和都市人简直再
也不能想象过去那个世界了，足球便渐渐流行开来。
　　对世界杯足球赛，我的记忆是长长的空白。除了这次在韩国和日本举行的不知算哪一届足球赛外，就只有一个印象了，那是八十年代末，
我大学毕业刚刚工作不久，和一位同事同住一间集体宿舍，恰不巧，这位同事是个足球迷。我和他在一起住了三年，关于足球只有一个记忆的
片断，不知是哪一届世界杯赛的哪一场比赛，偏偏在夜里四点钟开始。当时宿舍没有电视，看球赛要去厂行政大楼，要走很长一截路。同事胆
小，把我叫起来陪他去，结果，我在电视旁陪了一场比赛的时间，但对电视屏幕上的图像再也没有一点印象。
　　再就是这次韩日世界杯了，而我早已从偏僻的小城来到了都市。仍然对足球不感兴趣，但足球已与自己有了纠缠不清的联系。一是逢足球
赛事，课都要调开，这是过去没有的，迫使我对足球产生了敬畏，教学为之让路啊。第二，更重要的，世界杯决赛首次有中国队参加了，首次
走进世界的中国足球人就是中国十二亿人的代表，中国队比赛的结果可是关系到爱国的大事。最重要的是第三点，新世纪之初，摸石头趟路的
中国改革的进程出现了“鬼打墙”，腐败问题，三农问题，下岗问题，股市问题等等，突然就如泥潭，得不到解脱。为什么，既得利益者不愿
在改革的路上走得再远了，翻过来压制民心对扩大改革步伐的热情。于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足球成了中国的哈贝马斯所说
的“公共领域”。
　　昨天晚上，在日本横滨冠亚军决出分晓后，举行了授奖式。这近一个月的世界杯便结束了。因为上面三个原因，我对足球给予了一点小小
的关注，但结果让我失望。
　　一是，被吹捧上了天的中国足球原来就是那么一个样子，赛前神吹如何打败哥斯达黎加队，逼平土耳其队，与巴西队一道出线，和实现所
谓“赢一场，平一场，进一个球”的最低目标，但结果，三场全输，一球没进，反被灌进九个球。不说结果差，球员的表现也实在让人羞臊。
在足球上，东亚强国只能指韩国和日本，东亚病夫的“东亚”只能指中国。
　　二是，中国的足球没长大，中国的球迷却有了世界一流水准。韩国队打败意大利和西班牙，有着踢球外的因素，结果，高举“规则”的球
迷，从中央媒体到网络论坛，起身声讨韩国队，甚至编造韩国女人来信嘲骂中国，裁判被意大利黑手党暗杀等假新闻，导致韩国大使馆向中国
政府发出抗议。世界杯激化了中韩民族矛盾。孰是孰非？足球脱不了干系。
　　三是，如一个网友的问题，八亿农民不如一个足球。足球是中国富贵者的荣华和奢侈，建筑在朱门的酒肉臭和路边的冻死骨上。
　　便有了这三个失望，我想我的失望是因为我不是球迷，不懂足球，不爱足球的的缘故。我庆幸，世界杯结束了。
　　2002-7-1 

 

读不锈钢老鼠网友的的几篇文章

--------------------------------------------------------------------------------

 

不锈钢老鼠是一个网友的网名，这名字很特别，我与她素不相识，但看到这个名字就不容易忘记。我在搜索引擎上搜索这个网友的名字，结果
找到了这个名字的由来。原来，美国著名科幻小说家、评论家、艺术家和编辑哈里•哈里森写过《不锈钢老鼠》系列小说，《不锈钢老鼠》系
列小说塑造了一个典型的“反英雄”形象——迪格里兹。所谓“反英雄”，是指小说中的主角往往在精神和行动上都是现存制度的叛逆者，在
社会态度、政治观点、人生哲学等各方面均逆“资产阶级道德准则”而行之。小说把当今资本主义的社会问题置于更为广阔的星际世界之中，
而仍不失其现实意义。
找到了不锈钢老鼠的几篇文章，读过有一个初步印象，名如其文，她的文章中确有“反英雄” 迪格里兹的味道。如她的《让我们走上街去，宣
传共产主义！》，首先引用美国畅销书作家欧文•华莱士的小说《特别修正案》中有这样一个情节：社会学家做了一个实验，将一份在美国历
史上有特别重大意义的文件《人权宣言》拿到大街上去，让路人签名，结果只有很少的几个人愿意签，甚至还有人说社会学家是共产党嫌疑，
要报告联邦调查局。由此，她展开对当下中国现实的联想，“我们可以将《共产党宣言》打印出来——不过标题不要《共产党宣言》，就写《
宣言》就可以了——像社会学家一样，拿到大街上找人签名；也可以像那些满街散发小广告的人那样——如果实在没人要的话，就塞在人家的
自行车车筐里，或者贴在电线杆子上。”结果呢？警察可能找她的麻烦，路人也会讨厌他们和散发商业广告的人一样。如果说，美国人小说中
的“不锈钢老鼠” 迪格里兹的“反英雄”是反对“资产阶级道德准则”，那么网友不锈钢老鼠此篇文章则是嘲笑了大众文化心理与精英文化文
本的疏离。
当然，中国产生不了像后工业文明时代的嬉皮士，网友不锈钢老鼠对待生活有他们的新异的观念，但在中国的土地上就与传统走得不会太远，
但毕竟与别的年龄的人有很大的不同。她的《我的价值观》一文可以看到中国的“反英雄”们的思想状况。她在文中说，在纸条上写下的五种
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依次是“生命、自由、创造力、家人朋友、和我的理想”。划掉的顺序则相反。对于她来说，自由与生命看得更重要，
“对我来说，自由不仅仅包括外在的自由，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心理上的自由。这就是人本主义心理学所说的对信息开放。头脑中没有僵硬难
改的条条框框，这样我们可以不受过去和将来的限制，自由地为此时此地做出选择，同时面对不确定的将来。这样我们可以容忍如行云流水一
般的生活本身的不确定性，而这也正是创造的源泉。那些‘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权力主义者不能容忍丝毫的不确定性，他们生活的每
分每秒都是被计划好的，而这样他们也就失去了自由，成为了自己计划的奴隶。”由此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年纪不大的人，是属于新人类一代的
年轻人。像我这样的中年人要是也作这样的题目的话，顺序几乎正好与她相反，个人的事业和家人朋友在我的生活中最重要。这就是中年人与
青年人的区别吧。或者，她“反”的正是我们这样的中年人的平庸人生。 (博讯boxun.com)
像不锈钢老鼠这样的青年人无疑把自由看得高于一切，青年人没有家室和职业之累，自由正是他们的青春赐给他们的宝贵财富。当他们主动意
识到这种自由的时候，当下正流行的自由主义思潮无疑正合他们年轻的心境。于是，她自称“自由主义”者了。她的《今天，我们都是自由人
》一文，套用了“今夜，我们都是美国人”的表达方式，谈到了她的自由观：“《1984》里说，你怎样显示你对一个人有权力？通过使他受苦
！但是换个角度说，如果你不感觉到别人对你有权力，那你就是自由的（太唯心主义了？）。从心理学的观点讲，你是否是自由的，不仅取决
于你所处的客观环境，还取决于你的主观环境（心理环境）。只要你感觉自己完全对自己做主，自由决策，那么哪怕你是在纳粹集中营里，或
者在……但是假如我们感觉不到它，假装它不存在，按照没有它的样子生活，那么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是在自己的生活中把这种权力架空了
，让它无放矢之地，它就好象不存在了，我们也就是自由人了。”这种自由观是鸵鸟式的，对于青年人它可能实在的，但其他年龄的人就不可
能设想。年轻人耽于幻想，中年人却被束缚在种种实在关系之中。
不锈钢老鼠网友的最妙一篇文章是《柿油派网虫集体向党和政府投诚》，可能对中国网络的网管的严格管理不满，文中说，某年某月某日某时
，全国各地曾在网上发表过“反动”言论的柿油派网虫，同时前往当地公安机关所在地投案自首（居住在同一城市的网友，可先集合再集体出
发），应随身携带换洗衣物等个人生活用品，以及写文章及下载用过的软盘等罪证。为使公安机关战果辉煌，应劝说尽可能多的柿油派网虫投
案自首，尤其是著名柿油派，应是首要劝说对象。对于那些没有上过网，或没有在网上发表过“反动”言论的柿油派人士，应劝说其上网并发
表“反动”言论，为投案自首创造条件。为向全世界宣示我们投案自首的决心，振奋广大公安干警及革命群众的精神，应联络国外及港台各主
流新闻媒体和网络新闻机构，以便及时公开我们的行动。由于行动过早败露可能会导致一些网友提前被捕，辜负我们主动投案自首的一片好心
，因此方案暂时须严格保密……。年轻人爱自由的天性对于现实的有所不满意是正常的，此文的妙处在于有一种“嘻皮士”的味道，验证了上
面所说的“反英雄”的滑稽句文体方式，我想到了“行为艺术”，这可能也是哈里•哈里森的《不锈钢老鼠》系列小说中人物迪格里兹一类的
雅皮士故事的套用吧。
后来看到千堆雪网友的文章《请放过老鼠妹妹文章》，才知道，这个不锈钢老鼠网友原名叫刘荻，只是一个未毕业的大学女生。我便笑了，看
文章也估计个差不多。但这篇文章的这段话引起了我的注意：

最近她失踪了，据说是被当局带走了，这真使我大吃一惊。好长时间我不敢说什么话，因为我真的不知道我说的话对她究竟会有好处还是有坏
处，这正如你的亲人被绑架了，你怎么作才真正对他有利呢？你既怕把对方逼急了撕票，又怕不管亲人会受到迫害，在不讲理的人面前，善良
人总是会束手无策的。
但我还是要说，我请当局放过不锈钢老鼠妹妹，她还是个孩子，是个比一般的女子可能还要弱小的女子，她没有说过什么错话和作过什么错事
。一个以生存为生活底线的女孩子（见她以前写过的文章。）不可能对当局的权力构成什么威胁。

没有想到这个“反英雄”迪格里兹式的不锈钢老鼠，现在到公安局“接受调查”去了，莫非她又在玩什么“反英雄”的“行为艺术”？我想，
我们的公安局是否在和不锈钢老鼠合演一出“反英雄”的“行为艺术”剧？哈里•哈里森的《不锈钢老鼠》系列小说在中国续写着新的版本了
。
我想，政府不会为难这样的青年人的，很快她就会回家，不信，我们等着瞧。
2002-12-6

 

 

辉煌与梦想的中国左翼文学

--------------------------------------------------------------------------------

 

　　进入中国现代时期的文学无疑以左翼文学思潮最为巍巍壮观，一百多年来，中国左翼文学走过了坎坷曲折，泥沙俱下，波涛汹涌，悲凉而
又热烈。回顾中国一百年来的左翼文学，在新的世纪的转折点上，胸中涌起无比的光荣与梦想。
　　正如人有左右手一样，思想与文学从来就表现着不同的形式。自从有人类文化以来，左翼文学就在人类的历史海洋中作为一道显眼的涌流
存在。上古的贵族文学强奸着民意，将“杭育杭育”的民间文学扫除，文学成为他们歌功颂德的庙堂之音，但就在他们的圣典中，偷盗式的洗
钱法也掩不住民间之声的真面目。作为专制统治者的经典意识形态文本中的《诗经》，在它的“国风”中，左翼文学思潮的光辉仍然灿烂夺目
。几千年来，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作为阶级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但被压迫者的呻吟始终是不断的，就是统治阶级中，也有些出身下层的士大
夫能够被这些真实的声音所感动，他们的文学因而体现着强烈的人民性，汇入到涌在地面的左翼文学潮流。
　　进入二十世纪，深受传统封建专制统治和帝国主义野蛮压迫的中国左翼文学，沐浴着欧风美雨，更加壮大起来。二十世纪的中国左翼文学
思潮不但成为时代的主导思潮，而且是世界左翼文学的一部分。这一时期的中国左翼文学将他与祖国的被压迫人民的命运，与世界被压迫人民
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左翼文学不但由此获得了人民的中国，也获得了人民的世界。人民性和世界性无疑是中国现代左翼思潮的的两个鲜
明的特征。
　　二十世纪的中国左翼文学思潮内部存在着派别的矛盾斗争，其发展也经过了艰难曲折，其成功与失败，得与失，成就与误区，都是中国新
文化的宝贵财富，内涵着丰富的经验和教训。
　　我将现代中国左翼文学的思潮划分为三大点：一，反映着自己在内的被压迫者和广大下层人民的真实苦难，我称之为民粹左翼思潮。二，
反映和参与人民对压迫者的反抗斗争，我称之为革命左翼思潮。三，深受西方人道主义影响，肯定被压迫者和广大下层人民的“人”的尊严，
并为这种尊严辩护，却并不把自己当作他们一类的，我称之为人道左翼思潮。这三股左翼思潮相互融合又分裂，在左翼文学的发展中各自的命
运也有着变化差异，但纠结在一起，都是现代中国左翼文学思潮的重要的组成部分。
　　五四新文学不是突然从天上掉下来的，它是近代民主主义文学的延续，但是近代以来的启蒙家想把被几千年封建专制下的民众唤醒起来，
主要是想使他们成为可以救国之危亡的革命力量，但他们自己作为高高在上的导师，并不把自己和广大民众放在一起，因而，所谓的通俗白话
报只是办给下层人看的，他们自己仍然之乎者也，他们自己的作品内容表现着他们幻想着的民众力量，却脱离了现实，因而更多留下他们自己
热情或感伤的影子，梁启超和苏曼殊的创作可谓两个典型的例子。但五四时期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端，的确标志着一场“文学革命”。
　　五四时期，开始“文学革命”的中国现代文学的第一页是来自社会中下层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发动起来的，他们的文学反映了自身在内
的广大下层人民的苦难与抗争。这是现代中国左翼文学思潮的发端，属于左翼的民粹思潮，以鲁迅的乡土小说，文学研究会部分作家和二十年
代的乡土写实派为典型体现。在他们的笔下，他们精神返乡，与苦难的中国乡村生的苦难一起挣扎，他们也批判乡土的愚昧，呼唤下层民众的
觉醒和新生。就是以创造社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浪漫的文学，也在与下层人民的共同命运中闪现着左翼的火花，郁达夫的的《春风沉醉的晚上
》和《薄奠》便是很鲜明的体现。而西洋回来的绅士终与下层社会隔膜，但他们的部分作家仍参与了左翼的人道思潮。
　　二十年代中期，中国发生了以广大中下层进步力量为主的大革命，但社会上层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及其在革命阵营中的代理人在帝国主义
的支持下瓦解了这场革命，建立了反人民的专制政权。从失败的血泊中爬起来的广大中下层中的进步知识分子开始了深刻的反省，他们开始批
判五四人道主义和个性主义的局限性，呼吁从五四的个性解放进到阶级解放和社会解放，于是出现了一股批判五四的思想潮流。批判的武器来
自西方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产生于西方信仰暴力革命的革命左翼思潮，在二十年代后期在中国产生巨大影响。
　　在三十年代，革命左翼思潮与边缘农村的工农革命割据的政权遥相呼应，在大城市，特别是上海风起云涌，具有了很大的势力。可以说在
“红色的三十年代”，左翼文学运动是文学界的主潮运动，在组织上有“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其他组织，在作家队伍上，鲁迅，茅盾，丁玲
，在批评家队伍上，鲁迅，瞿秋白，胡风，周扬，可以说占据了文坛的大半壁江山。应该说，三十年代的“左联”以革命左翼思潮为主，但也
团结了民粹左翼思潮中的一些人。如鲁迅身边就团结了没加入左联的萧军，萧红，巴金等人。
　　左翼阵营的强大实力轻易击败了在政治军事上占优势却在文学上处劣势的专制统治者的民族主义文学思潮，并且在与附属于统治者的资产
阶级自由派思潮，如新月派，和做第三种人而不得的小资产阶级文学思潮，如“第三种人”的斗争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而远处北方北京的
绅士和已经绅士化的知识分子如鸵鸟一般沉迷在古典的静穆的美之中，苦难和反抗的乡村在这种美的光华的照耀下，却是田园牧歌似的抒情，
这以废名，和沈从文为代表。但也得承认，他们的作品中仍含有人道左翼思潮的成分。
　　抗日战争改变了中国的政治格局，对文学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三种左翼思潮都得到了繁荣。但到四十年代，文学格局发生了变化，就是
在国民政府统治区和日占区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民主革命政权区域的文学繁荣起来了。在解放区，经过毛泽东的延安整风之后，解放区
文学中的左翼民粹思潮和左翼人道思潮夭折了，只剩下左翼革命思潮与革命政权的政策紧紧捆绑在一起。逐渐地，独存的左翼革命思潮在解放
区的发展发生了变异，出现了矛盾现象，就是对国民党政权它是革命性的，但对新生的革命政权它却是亦步亦趋的小伙计，逐渐丧失了革命性
，因而，对旧政权的革命性和对新政权的御用性是它发展的内在困境。这在丁玲的创作中体现得非常分明，在延安整风前后反差得非常鲜明。
这种含着内在矛盾困境的解放区文学到赵树理那儿，御用性已经超过了革命性。但国统区仍然左翼的三个思潮同时存在着繁荣着。
　　1949年，革命的对象已经在大陆垮台，新的政权在大陆区域建立起来了。于是，中国现代左翼思潮面临着新的发展环境。五十年代前期，
新政权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意识形态建设，左翼思潮被分化瓦解，分别对待。以胡风和七月派为主的民粹左翼思潮被肃清，以中小资产阶级知
识分子为主的作家，如沈从文等，失去了创作的权利。于是，文坛上只剩了左翼的一家革命思潮，但这革命思潮的存在以基本甚至完全丧失革
命性，增加着御用性甚至全部是御用性的成分。文革发生和延安文学代表赵树理的惨死标志着革命性的消失，只剩下了御用性。左翼文学思潮
失去了本来的面目，只剩下了空架子，或者可称之为伪左翼思潮。
　　文革结束以后，在回归五四的口号下，左翼人道思潮和民粹思潮首先繁荣起来了，八十年代，这股思潮成为时代的主潮。到了九十年代，
自由主义思潮泛滥，左翼思潮衰弱起来，但自由主义思潮中的左翼仍然体现着某种人道左翼思潮的特征。但为新兴资产阶级和他们在政权内部
的代理人的歌功颂德的自由主义思潮毫无疑问是九十年代文学思潮中的主潮。
　　到了新的世纪转交，左翼文学思潮在对自由主义的批判反思中重新繁荣起来，目前表现在人道左翼思潮和民粹左翼思潮两个方面，并且民
粹左翼思潮正在超过人道思潮发挥着巨大的影响。但自由主义思潮的势力仍是十分强大的，左翼思潮正在与它们的斗争中发展壮大，正在形成
燎原之势。
　　当下，虽然左翼文学思潮和自由主义文学思潮并立天下，但无疑自由主义思潮的势力更加强大，并且据估计，思想文学界将较长时间内维
持这个格局。早已消失了的左翼革命思潮还会不会在新世纪重新出现？我不好预测。但我以最后一句话结束这篇文章：二十世纪的中国左翼思
潮充满着光荣，未来仍有着美好的梦想。
　　2002-11-15

 

 
当前思想论坛的斗争

--------------------------------------------------------------------------------

　　
　　九十年代以来，学者们将中国当代文化大约区分为三大快：官方主流文化，知识分子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我这里只是谈知识分子的思
想论坛里的思想状况及思想斗争情形。
　　当今思想论坛非常活跃，百家争鸣，百花随放，虽有某种环境的限制，但其发展和热烈程度正在有增无减。我大约将这各样的思想体现划
分为三大快，分别谈及，最后重点谈谈它们之间的关系。
　　这论坛上的思想体现的三大块是：自由派，左派，中间派。自由派在九十年代一家独秀，是在对八十年代的启蒙思潮和激进文化策略的批
判反思中兴起的，又可分为三个派别，即民主宪政派，全盘西化派，现状维持派。左派，这里专指90年代末对自由主义的反思批判中兴起的思
潮，可分为毛左派，鲁迅左派，现状维持派。中间派则思想混杂，不易区分，但基本上是两大派中各小派的混杂。
　　自由派崇尚西方的自由主义理念，对中国二十世纪的激进思潮都持批判的态度，而对历史上的自由主义思想人物特别亲和。民主宪政派，
强调在中国建立西方那样的较完备的三权分立的民主宪政制度，基本上以学法律专业的学者为主。全盘西化派，则在文化，思想，社会制度上
全面西方化。这一派人大都是亲美派分子，八十年代后期动乱中的一些人为主，也有一些年轻人表现出这种倾向。自由派中的现状维持派可能
身兼学院和官场，在思想的争论中，充分肯定近二十年来，中国走市场经济道路所取得的成绩。
　　左派本来是二十世纪中国的思想主流，从五四旗手中的左翼，到红色三十年代的“左联”，四十年代的胡风派，延安思想运动，到解放后
三十多年的统治意识形态，可以说江河滔滔，大浪不绝。但九十年代在反思自由主义思潮中重新崛起的左派有着新的特点，就是民间性和对过
去左翼思潮持梳理和批判的态度，所以又可称为“新左派”。
　　左派中的毛左派，就是崇拜毛泽东的左派，与自由主义对“文革”的极左性深恶痛绝相反，较多肯定毛泽东在解放后的伟大贡献。鲁迅派
主要在思想文化和文艺批评领域，向鲁迅学习，持续国民性批判，继续“思想革命”。左派中的现状维持派与自由派中的同类差不多，可能身
兼学院和官场，在思想的争论中，充分肯定近二十年来，中国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所取得的成绩。
　　自由派和左派中都有现状维持派，这是个有趣的现象，与独特的四不象的中国当代社会制度和文化形态有关。自由派中有满意，是看到了
市场经济；左派中有满意，是看到了社会主义。但自由派和左派乃至中间派，绝大多数人都不满意现状，是市场经济中看不到自由，社会主义
中看不到公正。
　　对中国现代历史上的伟人，作为借鉴的资源不同。自由派推崇胡适，罗隆基，储安平；左派推崇鲁迅，毛泽东，胡风。对待台湾问题，自
由派强调先大陆民主化；左派强调统一高于一切。对待美国，自由派基本上都亲美，左派则只可学习不可不防。但目前来说，自由派作为资源
的历史伟人也为左派所尊敬，反之亦然。两大派都强调和平统一，反对台独势力。自由派和左派都承认与美国搞好关系是中国改良国际环境的
重中之重。
　　除了自由派，左派和中间派的划分之外，中国大陆现在还有民粹主义思潮，关心被改革成果遗忘的广大下层民众。这部分知识分子主要出
生社会下层。还有精英主义思潮，认为现在暴富的都是英雄，仍然贫穷的都是狗熊。这部分多是上流社会的子弟出身，或已成为他们的金钱下
的御用走狗。
　　正在转型中的中国，向何处转型却并不明确，百家思潮蜂起是理所当然的事。但是，除自由派和左派中的现状维持派，谁都不会对问题重
重，矛盾重重，正在火山上或随时爆棚的现状满意，大都持批判的态度。除了两派中的维持派，和其他派别中的精英主义，我认为都对推动中
国社会的向前发展有益。恩格斯说历史的合力推动着历史，但这百家思想推动的是怎样的历史？
　　这里，我只是说民间知识分子空间的论坛思想斗争，主流或统治意识形态及其历史道路的选择才是问题的关键。
　　2002-11-04

 我爱毛老头

--------------------------------------------------------------------------------

 

　　我和毛老头都走在乡村通往城市的道路上，但我比他晚出生了八十七年。我来到人世时，他是我所在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他去世时，我九
岁，正在读小学二年级。我参加了当地政府为他举行的追悼会，我挽着黑纱，哭得像个泪人。我爱毛老头，他有力地影响着中国，我永远走在
他的巨大的影子里。
　　我和毛老头都是中国农民的儿子，通过读书，穷人除当土匪接受招安外的唯一一条走向城市的道路，我们走向那在欧风美雨中飘摇然而充
满着生机的城市。我们都考上了师范学校，但从这里开始，我们选择了不同的方向。毛老头在上个世纪初选择了政治，他从俄国革命看到了崭
新中国政治前景的曙光，我在世纪末坚定地选择了教书育人，作为文化人致力于中国国民性的思想革命。
　　我开始读书的语文课本拼音之后的第一课内容只有一句话：毛主席万岁。我知道了这个老头，是我们敬爱的毛主席，我当时觉得他高不可
攀。后来，我熟悉地唱着“东方红”，我将这个老头看成了大救星，他是太阳，我沐浴着他的光辉参加了红小兵。的确，没有毛老头，就没有
我通向城市的路。作为世代贫苦农民的我家几代就没有读书人，我父亲只读到了小学四年级，我母亲不识字，我却兄弟几个都念到了中学，而
我托毛老头的福，走进了城市，成了个“公家人”。
　　如果我晚出生二十年，我就读不起书了。作为农民子弟的毛老头彻底改变了几千年的中国乡村，他的对农民的天然情感受到了中国农民的
拥戴，他也给了他出生的乡村巨大的关怀和照顾。我上小学学费只两元五角钱，因为一家三个人读书，可以便宜到一元半。我上初中学费是六
元钱，上高中是八元。当我读大学师范时，我已经算公家人了，不但不交钱，还拿“工资”。我的父亲也蒙他老人家的光辉，读了点书，因为
他提倡农民中也有华陀，“把合作医疗的重点放到农村去”，我父亲才当了一辈子乡村医生，算乡村的小知识分子。
　　小时候很长时期，村子里家家的中堂上都是毛主席像。我幼儿时摸到的神圣的书籍，除了父亲的医书外，就是四本毛泽东选集，红宝书，
唯它们放在香案上供奉。父亲说，到你能读懂这四本书时，你就是村子里最有学问的人了。直到大学期间的一个暑假，我才认真读毛老头的书
，可是，红宝书早就找不到了，家里的中堂上也换成一幅八仙过海的画轴。我在酷暑的夜晚，读完了我自己买的毛泽东选集五卷，为了更深入
了解毛老头的脑袋，我又买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四卷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来读。
　　我上大学时，作为政治必修课的哲学已经很少有学生不逃课了，我坐在人数稀少的课堂里，整天读叔本华，尼采，萨特，佛罗伊德。当我
和一个老师辩论萨特和毛泽东谁更伟大时，这个教师却语重心长地对我说，毛泽东可是咱们中国的。那个暑假，我读了毛老头的书，我忽然明
白了，中国和毛泽东，还有我和中国，中国的乡村的关系，这一切将我和西方现代派哲人隔开，而和毛老头亲近，这是我作为一个中国农民的
儿子“存在先于本质”的宿命。
　　九十年代中期，我读研究生时，正是自由主义思潮在中国泛滥时期。自由派的教授们以骂毛老头为痛快事，总能吸引学生的喝彩。我也受
到这股思潮的影响，但当时我更沉迷于悲观主义和虚无主义之中，父亲的晚年病苦折磨着我，是一个同学将我拉入了神学院读经班。我读圣经
，我为父亲的绝症祷告“仁慈的天父”，我等待被圣灵充满。但父亲还是死了，并且母亲还走在了他的前面，神像破灭了，我回到中国的现实
中。当新左派思潮出现，如洪水猛兽受到学院派的围攻时，我天然感到了它的亲切，与王彬彬先生的几度交往，我重新思考着思想的方向，我
又爱上了毛老头。
　　毛老头是中国农民的儿子，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的国情的水土相服，使他一往无前地投入到破坏黑暗的旧世界中去，在他的亲人和战友
的一个个倒下中，在他连祖坟都被挖掉的敌人的最恶毒的诅咒中，他义无反顾地为中国，为中国的农民的美好前景而奋斗。他领导建立了社会
主义新中国。“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铁锤和镰刀的工农自己的政权。他为后来的自由派所诟病，我也不想为他
辩护什么，我说的是，毛时代三十年的中国贫困与旧中国的烂摊子有关，与帝国主义对新政权的严密封锁有关，也与政策的错误有关。
　　毛老头一辈子也没有忘记他是农民的子弟。他虽然也像一般农民一样爱布尔乔亚的小姐，但他到底是农民子弟，他的喜欢吃红烧辣肉，他
的喜欢穿着大裤衩睡觉，与夫人生活和情感方式终于不和谐。当他发现新中国仍然食分五等，衣分十色，他愤怒了。他为人最诟病的是他着手
解决新中国的新的不公正。他的浪漫的蓝图脱离了中国现实，那是因为帝国主义的歹毒，因为他的干部已经“告别革命”求享福了，因为他的
臣民是怎样的一个起点。当他回到故乡乡村，看到乡亲们仍然生活在贫穷中时，他流下了和我思念那个年代中死去的三个姐姐的一样的泪水。
中国农民，你们怎么了？难道贫穷就是你们的宿命？我和毛老头一样问，只是时间上相隔了半个世纪了。
　　几千年的中国统治者，我只亲眼见过毛老头。那是1989年春节，我一个人到北京流浪。那是我至今唯一一次去北京，我到过北京很多地方
，只有看望他老人家不需要花门票钱。当我缓步肃穆地走到毛老头的身边，他老人家躺在水晶棺里，面带痛苦，双目紧闭，我已经不能和他一
道探讨中国问题，中国农民问题了。
　　我敬爱的毛老头，愿你安息吧。
　　2002-11-11

 

访问韩国大田的华侨小学

--------------------------------------------------------------------------------

 

　　
　　今天中午访问了一所在韩国大田的华侨小学，很有感触，便及时写下来，告诉祖国的朋友们。情况是这样的，我所在的大学中文系有一个
姓吕的兼课老师，和我认识后，主动向我介绍他姐姐办的华侨小学，我本来因为语言不通而寂寞，听说那里有中国人，当然感兴趣了。在海外
最感亲切的就是祖国的人，我能和他们愉快地说中国话，谈中国事。
　　吕老师主动热情地到我的办公室来找我，用她的私人小汽车送我去。路上，我向她打听华侨小学的情况，她便主动和我讲了她一家人的故
事，这是一个充满着爱国心的华人移民家庭的故事。她们是移民的第二代。父母是作生意的，山东蓬莱人。父母1949年前移居韩国，后来因为
朝鲜战争，便在韩国长期居住下来，但仍然不入韩国国籍，坚持一辈子作中国人。为了使第二代子女保持中国化，出资办了这个华侨小学，由
此看这个华侨小学的历史非常久远了。已四十岁的吕老师，小学就在这个华侨小学读书的。
　　三年战争以后，韩国清理外籍人，由于与大陆隔绝关系，而韩国的华人要么加入韩国籍，要么只能加入台湾籍。他们一家便加入台湾籍。
这个华侨小学是吕老师的姐姐和姐夫主持着，他们都是台湾籍的中国人，但他们很少去台湾。吕老师和姐姐姐夫在韩国的华文学校毕业后，想
回祖国深造，便都去台湾上大学。对于他们来说，籍是台湾，但只是在台湾读过大学，拿台湾护照。吕老师后来嫁给了一个韩国人，入了韩国
国籍，算是这个非常中国化家庭里的反叛者了，因为和一个韩族青年的爱情。
　　汽车在街道上行驶，吕老师说到了韩国人性急，车开得飞快，车铃响个不停。她说她在日本读博士学位的时候，发现日本人开车很少按铃
，但日本工业化后，国家富了，老百姓仍然不少很穷，贫富分化较大，但韩国全民富裕。我说中国应该在这方面学习韩国，而不是日本。吕老
师说她也听说了中国大陆贫富分化到吓人的程度。
　　车子拐了一个弯，便看到繁体字的校牌挂在院墙大门上，“大田华侨小学”。经过草场到一排办公房前，正好她姐姐迎了出来，带我见她
爱人，周老师。我很高兴地与他们相见，大家都说着熟练的汉语，非常亲切。吕老师和姐姐忙饭去了，我便和周老师聊了起来。我说你们汉语
说得这么好啊，作为移民第二代，不容易啊。她说父母一代中国情结很浓，给他们创造了说汉语，学习汉语的好环境。他们不但汉语普通话说
得和我没有区别，他们还能说流利的山东蓬莱老家的土话。
　　与周老师正说着话，吕老师和姐姐将饭菜端上来了。姐姐说，韩国的馒头不好吃，昨晚特地作了很多中国的馒头，花卷，包子，做好后，
就开车送了一部分给一些朋友，他们收到都很高兴。他们一家人不喜欢吃猪肉，为了我，专门烧了猪肉。在主人的热情邀请下，我这个初来拜
访，两手空空的外乡人感到了祖国亲情的温暖，我便不客气地吃了饱，吃了一个馒头，一个花卷，一个包子，喝了一碗稀饭，菜当然吃了不少
。我好久没有吃到中国食物了，感到特别好吃，特别香甜。饭后有咖啡的习惯，但我还没有韩国化，便给我泡了一碗绿茶。
　　周老师带我参观校舍，看了一到六年级几个班，边给我介绍学校的情况。学生有五六十人，绝大多数都是华侨子弟，韩民族的人一般不收
，但韩国流行“华风”，碍着情面，也只收了极少的韩族孩子。学生在学校一律只能讲汉语，行中国礼节。但我还是吃了一惊，学生们画的国
旗是青天白日旗，使用的是台湾繁体字课本。一间教室里青天白日旗和韩国国旗上方挂的是孙中山先生的像，周老师说，蒋介石，陈水扁的像
我都不挂。我说大陆很尊敬孙中山，他就长眠在南京中山陵。
　　回到办公室，我们聊了很长时间，说了很多的话，我随便记一点。我对他说，我对华侨小学的台湾化很惊奇，他说没办法，是历史造成的
。过去韩国只与台湾有联系，韩国的中国移民都深受台湾影响，他们一家都是后来入台湾籍的旅韩移民，尽管祖籍山东，出生地韩国。九十年
代，大陆与韩国建交，但与韩国民间往来台湾仍比大陆频繁。
　　说到台湾，便说到台独，周老师便充满激情地说，我们海外华人坚决反对台独，作为我们家来说，民进党制造省籍矛盾，他们一家是外省
人，岂能支持民进党和陈水扁。我们谈到中国文化，周老师很熟悉，他正在读中国历史人物传记书。他听说我是研究中国文学的，便与我谈起
白先勇，陈映真，最后说到余秋雨。他说台湾余秋雨很热，但不知大陆怎样看他，特别是他的打官司。这方面我是绝对的内行，便给他解释了
一番，我很佩服他最近发生的余秋雨状告古远清的事也知道。
　　谈到他作为一名韩国移民，回祖国大陆的情况，他感慨地说，沿海和内地差别很大。他在西安住旅馆，公安人员来查访，发现他持台湾护
照，便要他去公安局登记了几个小时。他说，大陆把他们当台湾人看，而不是韩国华人看，对他们居韩华人来说很不算照顾的。我便安慰他，
大陆正在飞速变化，韩国与大陆的联系越来越密切，韩国华人与祖国大陆的关系将更加密切。我们一道感慨，韩国人对于大陆人和台湾人，更
轻视大陆人，他的台湾护照在韩国比大陆护照在韩国方便多了，受到韩国政府的照顾也好。
　　说了很多话，只记上面一点。我的感受是，周老师和我一样是爱国的，保持了忧国忧民传统的华人知识分子。我们越说越投机，一见如故
。时间不早了，我要告辞了，周老师记下我宿舍电话，说寒假还请我去他这里来玩。
　　告别周老师和姐姐，我坐上吕老师的汽车离开华侨小学，心里真有点恋恋不舍，异国的华侨小学，摇动着的是一颗爱祖国，恋乡情的心啊
。回来路上，吕老师告诉我，姐姐和姐夫 爱中国的心非常坚强，当她和韩族青年结婚时，姐姐和姐夫非常生气她嫁给韩国人，没有参加她的婚
礼。我和吕老师感慨，第一代移民的爱国心保持到了第二代还这么顽强，那么第三代和第四代又会怎么样呢？事实是，他们与中国和故乡越来
越隔膜了。
　　2002-12-02

 

我四次追杀鲁迅

--------------------------------------------------------------------------------

　　
　　感谢人民政府的宽大处理，我终于从牢房中释放出来了。我一生把许多人送上了西天，或送进监狱，没想到晚年我自己却进了监狱。感谢
人民政府的宽大处理，我彻底坦白了我在旧社会所作的种种罪恶，真诚地向人民悔罪。感谢人民，感谢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在你们的精神帮教
下，我脱胎换骨，重新作着一回新人。
　　我在九十年代，看到了很多人在笔墨上“追杀”鲁迅，我见怪不怪了。自从文坛上有个鲁迅以来，就有许多人在“追杀”他。只不过，他
们都是笔杆里流出来的只是墨，杀不死人，只弄脏了自己的绅士服。而我，才是真正地枪里装着子弹，一次又一次地追杀鲁迅，鲁迅只活了五
十五岁，可我追杀他多达四次。我已经向人民政府坦白了我的罪过，我这里说明我写这篇文章，决不是“好汉爱提当年勇”，我自解放后一直
对鲁迅深深悔罪的，我常到虹口公园的鲁迅墓前真诚地忏悔自己。
　　我本是绍兴地方会党的成员，按现在时髦的话说，我从十几岁就参加了当地的黑社会。但我们接受了日本的同盟会的招安，在革命党的领
导下，我们参加了辛亥革命。当绍兴光复，我穿着革命军的衣服，威风凛凛地跟着王大都督从满清旗官那里接收了绍兴城。鲁迅可能带着他的
学生到码头来欢迎我们，但我不清楚。我那时是个机枪手，革命胜利后闲着没事干，曾跟着衙门的把总老爷去未庄抓过阿Q，我将机枪架到土谷
祠前，为此立了功。但后来，我进入了特务连，从此干起了合法杀人的买卖。
　　我第一次追杀鲁迅是个小来戏，虽然打死个人就像捏死个蚂蚁，但那时我们都有革命热情，咸与维新，尽量不杀人，与后来不同，我也是
一步一步变坏的。那时的鲁迅好像是绍兴师范学堂的监督，他与王大都督的交情不错，但后来交恶了。鲁迅和他的学生办了个“越铎日报”，
王大都督是赏了赞助费的，但他们不识好歹，竟在报上骂起大都督起来。王大都督便扬言派人用手枪把鲁迅等人打死。任务自然落到了特务连
，我们革命军人养在千日，用在一时，绝对服从长官的命令。可鲁迅这家伙很狡猾，我四次追杀他，他四次都逃脱，这第一次当然也不例外。
后来听说，是他的学生宋紫佩预先得到风声，派人通知鲁迅，鲁迅亲自上门见王大都督，将胸膛顶住大都督的手枪，使王大都督一时心软了。
但我们还是出发了，捣毁了他的报社，还将他的一个弟子腿上刺了一刀，但他已经到南京教育部做京官去了。
　　辛亥革命失败，王大都督也被袁世凯这老贼杀了。我跑到北京，找到了一个会党时的弟兄帮忙，到北洋政府的卫队混粮饷。有一次，我们
预先得到风声，做好准备，不一会儿，游行的学生到政府来了，我们的大刀队先上去，我所在的卫队也开了枪，将这帮徒手空拳的学生杀得人
仰马翻。后来听说，死去的40多人中有几个是鲁迅的学生，鲁迅还为其中的一个叫刘和珍的写了文章。接着我们政府通缉了五名暴徒领袖，又
通缉了包括鲁迅在内的另四十八个人。我们三四个人化装成学生，到鲁迅家他早溜了，我们便追到了莽原社，声称对《莽原》很崇拜，问收不
收外稿，但被人数众多的学生轰走了。后来我们才知道他当时就在里面。失去了这次机会，我们再也找他不着了，后来才听说他躲到日本的德
国的医院去了，那地方我们怎敢去。这是我第二次追杀鲁迅。
　　“城头变换大王旗”，但我们当兵的可不管政治，谁给粮饷我们就给谁干，“革命”那种东西早在王大都督死后就不知扔到哪里去了。国
民党统一中国，我便到南京政府去吃粮。鲁迅后来一直住在上海，1930年，国民党的浙江省党部呈请中央通缉鲁迅，罪名是参加共产分子的“
自由大同盟”，是“堕落文人”。我当时脱离了军籍，被编入了国民党的特务组织，但也和以前当兵差不多。我们在通缉令下追杀鲁迅，但他
太狡猾，住址隐秘，行踪不定，不好下手。后来，共产分子又成立了“左联”，我们终于打了一次漂亮仗。那次，我们抓到了丁玲的丈夫冯达
，他招认共产分子将在他家开会，我们跟着他去抓人，但他们太狡猾，只有一个人送上门，我们将他逼到窗台，他却自己跳下去摔死了，名字
好像叫什么应修人。我们只活捉丁玲，押解到南京。不知鲁迅这次原来是不是准备来，反正没追杀到他。
　　机会终于来了，我第三次追杀鲁迅。有一次，共产分子在上海东方饭店开会，接到耳目报告，我们恳请饭店所在的租界大英帝国的工部局
帮忙，将他们全部逮捕后移交给我们，关到了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从被捕的柔石身上，我们找到了鲁迅的线索，那是一张鲁迅印书的合同，
我们反复拷问柔石，各种最残忍的刑法都用了，他就是不招供鲁迅的住处。我们在大上海租界和半租界遍地撒网搜捕，但还是没找到他。后来
听说，鲁迅早在我们动手之前就在日本商人内山完造的帮助下，逃到日本人开设的花园庄旅馆藏起来了。但当时各家报纸都登载消息，说鲁迅
被我们逮捕了，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反正这次又让他溜了。我们恼羞成怒，便将柔石等二十四个已抓到的人全都秘密活埋或枪杀了。
　　我的最后一次追杀鲁迅是在鲁迅死前三年。这一次，鲁迅太不像话了，他跟着共产分子闹不出什么大玩艺，但他又参加了“中国民权保障
同盟”，可就不一样了，危害增大了。大家知道，这同盟与共产党倒没有关系，是国民党内的分裂势力组织的，专门与政府对着干，将国民政
府的一些不足为外人道的事情往外国的报纸上捅，丢政府的脸。这些分裂势力的人物都是国民党的元老，如宋庆龄，蒋夫人的亲姐姐，蔡元培
，同盟会之前的光复会就是他建立的。但内奸之害胜于外敌，蒋总统下令我们必须清除这个组织，但原则性与灵活性要统一。
　　我们先采用恐吓的手段将该同盟的北平分盟主席胡适吓倒了，他开始“抛弃民权说王权”，与同盟总部闹翻，被该组织开除。这是我们的
小胜利。接下来，必须杀一儆百，刺刀见红，我们选择了先杀该同盟干事长杨铨，再追杀鲁迅的战略。事前，我们经过严密的策划，将执行小
组的名称代号为“后林”，我亲任组长。我带着几个弟兄在预先侦察好后，埋伏到亚尔培路。这天星期天，杨铨照例携儿子清晨外出，当他刚
登上汽车，我们便扔出了炸弹。突闻爆炸声数响，震耳欲聋，说时迟那时快，我们连发数弹，结果了杨铨的性命。后来听说，司机受伤，杨铨
用身体掩护了儿子不受伤害，这不管我们事了。
　　成功地铲除杨铨之后，我们小组再激再励，将下一个刺杀目标锁定鲁迅。6月20日这一天，民权同盟要给杨铨送殓，正是我们追杀鲁迅的大
好机会。但到了这一天的上午，天不作美，下起了瓢泼大雨，我们也担心鲁迅一贯爱命狡猾，他可能不会出来参加杨铨的入殓。但军令如山，
我们还是出发了。我们埋伏在路上，鲁迅竟毫无畏惧地出来了，他身边有个许寿裳，我们不好下手，便临时决定等他参加入殓回来时再追杀他
。我清楚地记得，鲁迅差点死在我的手上。当我的手枪对着了他那瘦矮的身躯，向他穿着长衫的胸膛瞄准时，突然接到上峰命令，取消追杀计
划。我们便收起枪，打道回府了。回到部里才知道，租界洋人在杨铨死后向民国政府发出了强烈抗议，声称如租界再死一人与蒋总统有关，租
界各国政府将严厉制裁中国。蒋总统考虑再三，还是决定了撤销了刺杀第二个人的计划。鲁迅逃过这次劫难，他真应该感谢洋帝国主义们。
　　后来，日本欺人太甚，得寸进尺蚕食我国领土主权，全国呼声一致抗日，我们再没有追杀鲁迅，将精力移到与日本特务和浪人的斗争上来
。鲁迅死于1936年，不是我们追杀的，是他自己病死的，他的死与我们无关。后来，好像鲁迅的儿子周海婴说鲁迅是被日本医生用药害死的，
更与我们无关了。后来我到重庆的渣滓洞和白公馆工作，继续效忠民国政府。共产党夺了江山，我被捕入狱。
　　写完了这篇文章了，我还要再说一句，我有罪，我在黑暗的旧社会干了许多坏事，对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共产党杀死我十次也不为过，
但我却得到了宽大处理，我做了几年牢又放出来了，人民政府还给我工作。当然，我在文革时期受了难，但这没有什么可抱怨的。写完了这篇
文章，我最想做的事就是到虹口公园鲁迅像前再次忏悔我的罪孽。鲁迅，我在你短暂的一生里，在你的为了中华民族的新生而默默奋斗的时候
，我却四次追杀着你，我不是人。好在老天有眼，保佑好人，我终于没有追杀着你。
　　2002-11-13

 我参与了迫害夏瑜

--------------------------------------------------------------------------------

 

　　
　　因公干来到异国他乡，无比怀念祖国，好在可以常常回到网络上的祖国，尽情挥洒游子的思乡之情。电脑暂时只能放在校方提供的研究室
里，房间大而空荡，又在北面，北国寒冷，我在这样的环境下，没有公干的时候，常常一坐在电脑前面就是三四个小时，脚都冻麻木了，乘夜
色回单身宿舍，一路上浑身冻得直发抖。
　　虽然知道自己的文章既不到报刊上挣稿费，又不算教育部的科研成果，我为什么还写？就是因为发贴到一些论坛还有人看。我的文章不是
写给阔人们或正人君子们看的，但论坛上有了点击数和红脸，我还是很高兴的，我的文字属速朽派，一旦沉下去就完事，再写新的，只要有时
间。
　　来到韩国两个月，除几首诗外，我一共发了十篇文字，四篇写韩国和中韩关系的，三篇怀人的，还有三篇便是写有关鲁迅的。我来韩国，
主要就带了一套鲁迅全集，还是花了三百多元钱邮局寄运来的。三篇关于鲁迅文章谈鲁迅与民权保障同盟，与左派的两篇，还有一篇就是本篇
的姊妹篇《我参与了捕杀阿Q》。我实际上是在以小说的笔法和杂感鲁迅的心得来写这类文章。受到几个网友的鼓励，我便开始写这一篇。
　　是为序。
　　
　　我是一个狱吏，说起来很伤心，我的职业属于“不齿于四民之列”，民国以前，列代统治者将我们和“惰民”，“乐籍”，以及戏曲演员
视为贱民，排斥在士农工商“四民”之外，禁止参加科举考试。的确，衣服前面一个“勇”字，后面大圆圈里写着“狱吏”，对着犯人可以吹
胡子瞪眼，回到家亲戚朋友都看不起。老婆也爱唠叨，犯人是有期徒刑，你们可是个无期徒刑，怕儿子都要继承你的职业，那这无期徒刑就判
给了多少代了。
　　可是我的祖上也是阔过的，我的老家在鲁镇，祖父跟鲁迅的外祖父都是当地的绅士，他们两人是世交。
　　（再续）
　　
　　
作者：槟郎　回复日期：2002-10-31　20:21:51
　　(接上)
　　 只是“人难富三代”，父亲是个纨绔子弟，生机样样不会，吃喝嫖赌样样都来，很快将家败了，欠的债坐牢来还。他在狱中认识了一个狱
吏，出狱后，母亲不久就过世了。独儿子我只念过一点私塾，长大成人了，父亲便说，我们已经是清贫人家，你就跟康大叔去监狱里混碗饭吧
。康大叔就是父亲坐牢时结识的的狱吏，也是有名的刽子手。
　　那天，父亲让我穿戴整齐，长辫子梳的黑油亮，坐了一个乌篷船离开鲁镇去城里见康大叔。来到绍兴府衙，又拐了一个弯到了府监狱的门
口，父亲让我站在远处，自己去跟门口的警卫说着话，又回来和我一起等着。过了两袋烟的功夫，监狱门口出现了一个浑身黑色的人，满脸横
肉，披一件玄色布衫，散着纽扣，用很宽的玄色腰带胡乱捆在腰间，背后一根又长又粗的大辫子，尾部微微上翘。父亲说快叫康大叔，他只是
哼哼，招手让我们跟他进去了。
　　现在，我在这里写着回忆，我的心在流血，我恨我的父亲为什么送我去那个地方，而本来善良懦弱的我竟然在那种地方工作了六年。毕竟
我读过几年私塾，在牢房里又认识了一个东洋留学来的先生，他教我识字和明白许多新道理，但终于以反对大清被杀头了，他是我永远难忘的
老师，我网不了它的假辫子，长衫，一副夹鼻眼镜，文质彬彬的样子，这样的人竟也会死的那么残，脑袋被康大叔一刀就劈飞了。
　　我在辛亥革命，绍兴光复那一年，乘府衙混乱，离开了我早已厌弃的岗位，跑到了北京，当上了产业工人。蔡元培先生搞北大开放教学，
已经人到中年的我也夹着书本到北大去听课，因为有了文化基础，我在北大又学了一段时间，便能看文章了。记得有一次，陈独秀先生在大会
堂发表讲话，当他突然叫到这里的衙门走狗请站出来，我真的以为说我，尽管我不干这种工作已经很多年了。我在北大也旁听了鲁迅先生的课
，是中国小说史，他讲得很生动，但我对古代不感兴趣，没有坚持下去。我和鲁迅先生是老乡，但我不敢去结识他。
　　二十年代，我又回到绍兴，老婆和孩子都没影了，我便在绍兴的一个报馆找到一份校对的工作，我没有再成家，因为过去当狱吏的历史，
尽管物是人非了，我仍然隐名埋姓，躲着似乎曾相识的人。我常利用星期天到禹陵，东湖，或下午下班去沈园，青藤书屋，躲在偏僻角落读书
，打发单身男子寂寞的时光。我最怕去两个地方，一个是鉴湖，一个是城内的古轩亭口。在北京我零碎地读过鲁迅先生的文章，回绍兴后，鲁
迅已经成为中国著名作家，思想界的举旗人物，我更是大量读鲁迅先生的书，绍兴有卖的必买。在老乡鲁迅先生的书中，我看到了中国的希望
，也看到自己过去那段生活的阴暗。
　　在这样的日子里，我买到了鲁迅先生的《呐喊》，里面的许多小说我还是第一次读。当我读到《药》这篇小说，我一下子明白了，我参与
的事已经被我的老乡鲁迅先生写进书里去了。《药》这篇小说有什么高深的主题思想我不大明白，但小说中的康大叔正是当初父亲带我去找工
作时见的康大叔，那个夏瑜就是夏四奶奶的儿子，至于华老栓的小茶馆似乎没有鲁迅写的那么热闹，我很少进去，康大叔倒经常去。我品味着
鲁迅的《药》里面的境界，便觉得自己被钉在耻辱柱上，从此难作真的人。我参与了迫害夏瑜！
　　那是我进监狱当狱卒的第二年，由于康大叔的照顾，提拔，我刚当上小小的狱吏。胸前圆牌上的“卒”换成了“勇”字，号房里进来了一
个新犯人，是本城夏四奶奶家的儿子。听说他是东洋留学的，回来闹什么革命，暗地里勾结会党，歃血为盟，密谋推翻大清江山。这可是灭门
九族的天大的罪啊，这小子犯了神经病了。好在他的三叔明白事理，主动告官，大清皇帝皇恩浩荡，只抓了事主，没有殃及夏四奶奶，而夏三
爷主动检举揭发，赦无罪还奖赏了二十五两雪白的银子。
　　自打夏瑜抓进来，关进我们的号子，康大叔就千叮咛万嘱咐，这小子定被判个杀头之罪，但他现在还不能死，因为还没有抓住他的同党，
革匪大大地狡猾，早已闻声逃窜了，只是这个夏瑜本来也捉不到他，派补探去他的家门口守点了几个月都不见人影，便撤回了，重新寻找线索
，不想这小子果然很狡猾，我们的人刚撤走，他就溜回家了，他想他孤苦伶仃的妈妈了，竟敢偷偷地跑来看他。要不是夏三爷告密，只有天知
道!果然捉了个正着。
　　咱们监狱的规矩，犯人进号子，先有同号房的犯人自相残杀，我们乐得看热闹。一般人是不了解监狱里的情形的了，我就多废话几句。新
犯人一进号房，同号子的犯人就要来一次“洗身子”，就是其他犯人冲上来先揍他一顿，来个下马威，然后有同号房里打出来的高手“民选”
为号头，其他犯人都听他的，然后有号头向新来犯人宣布内部纪律，现在有的和将来家里来人送的物品都要交给号头分配。然后，新犯人只好
睡到马桶边上闻臭气，早上还负责倒马桶，而睡得离马桶最远的自然是号头。
　　我和副手红眼睛阿义，还有两个狱卒张三，王五商量之后，找这件牢房的号头黑蜘蛛谈了话，便把夏瑜送到七号号子，正好是晚上，两个
狱卒在外面看守，我和阿义将夏瑜送进七号牢房，锁上门，便在门外偷听。好戏快要上演了，我们相互挤挤眼，不出声地笑。
　　夏瑜一进去，里面便有动静了。
　　“哪里来的？”问话的应该是一个十七岁的孩子，他是扒窃被抓进来的，人小但很伶俐，是阿义的耳目。
　　“本城的”，是夏瑜的声音，一点也不胆怯，这小子肯定不知道监狱的内情。
　　“几年”？
　　“不清楚，大不了杀头”
　　“山上来的山下来的”？还是小伶俐在问。这话的意思，“山上”是黑社会，“山下”，则与黑社会无关。
　　“我不懂”，夏瑜说。
　　一个苍老的声音响起来了，这是苟军师的声音：“不是咱们道上的，穿着长衫，我看就不像。兄弟们，给他洗洗身子吧。那件长衫不错，
给我们大哥当垫被”。
　　我们都兴奋起来了，这个夏瑜看能不能挺过这一关。
　　果然，里面一阵混乱，可以想到六七个人，除了号头和军师，一起冲上前去，揪住夏瑜便打。一般来说，只要不把人打死了，我们是不管
的，况我们已警告黑蜘蛛伤到为止了呢。
　　突然，号子里一片寂静，不知发生什么事情。阿义想开门进去，我连忙抓住他。
　　宁静似乎很长，终于，号头黑蜘蛛的声音出来了。
　　“哟嗬，还有两下子么，看样子非我亲自动手不行了”。我们立即明白情形了，这个夏瑜把冲上来的人打败了。
　　“有话好好说？干么打架？打架都是犯大清朝的罪进来的”，是夏瑜的声音。
　　“先教训教训你这小子，再和你理论”，号头说。
　　接下来是一阵混杂的声音，有其他犯人再喊鼓劲。突然，铁门哐当一声响，阿义一下子打开门，黑蜘蛛摔倒在门口，紧抱着脑袋，黑暗里
站着夏瑜，正在微微地喘气。
　　阿义叫道：“夏瑜，进来了还不老实吗？”
　　夏瑜没有作声，阿义便说，“都睡觉去，不准吵闹”。
　　我们都很扫兴，出去会那两个狱卒去了，叫他们严加看守，便回家睡觉。
　　第二天，夏瑜被送去过堂，我将黑蜘蛛喊到办公室，拿出“犯人谈话记录本”，问他昨夜的情形。原来，我们走后，苟军师便带着大家欢
迎夏瑜当号头，表示听他的话。小伶俐把黑蜘蛛的被子办到马桶边上，夏瑜则被安顿到号头的位子上。这个夏瑜开始亲切地和大家谈话起来。
他说什么：
　　“你们也有给知县打枷过的，也有给绅士掌过嘴的，也有衙役占了他妻子的，也有娘老子被债主逼死的，大家都进了大清的牢，为什么要
这样自相残杀呢？”大家便都脸红了。
　　军师告诉他，这是坐号子的规矩，不只是谁订的，犯人们一代一代传到现在。夏瑜说“旧社会要完，大清朝要完，接着来的是民国时代，
你们都会过上好日子。”
　　小伶俐问：“又要改朝换代了吗？几时皇恩大赦了呢？”
　　我赶忙又掏出“耳目记录本”，记下了几个要点。叮嘱他：“引诱夏瑜说话，探出他的同党的去处，立即减刑释放。
　　后来，上司又派不少人来提问夏瑜，终于都不来了。这夏瑜除了放风就在号子里给其他犯人讲什么革命大道理，我们听到汇报，也喊来耳
目查问，都不懂，也无情报价值。
　　康大叔告诉我们，夏家的儿子被判了死刑，至死不招供同党，上司很恼火但也无计可施，只等杀头了。
　　红眼睛阿义有点不服气，他请我陪他找夏瑜谈一次话，说不定能有新收获，立个功。考虑到这小子会武功，我们紧锁铁栅门，将家伙准备
好，然后叫夏瑜进办公室来。
　　阿义主问，我坐在边上。张三和王五站在两旁。
　　阿义说：“夏瑜，你这么年轻，就死了，不太不值得吗？青春无限好啊？听说你还有个日本的娘们在等着你娶她，你死了岂不可惜，你还
要为你的妈妈想一想吧？你走了，可只剩他一个了，夏三爷可不会照顾他的。”
　　夏瑜鄙夷地扫事了我们一眼，昂着头说：“这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
　　阿义一听他又要说什么革命大道理，便冲去给他两个嘴巴。张三和王五也同时上去按住夏瑜的肩头。
　　夏瑜没有动，吐出一口血说“你们是不是汉人？我为你们感到可怜！”。
　　我赶忙挥挥手，张三和王五将夏瑜送回牢房去了。
　　
　　后来，夏瑜被杀了头，地点就在城里的古轩亭口。后来，我又遇到许多犯人，又遇到许多热心革命的青年，满腔热血不顾家庭，抛头颅洒
热血。这其中就有我的老师，那位眼镜先生，我逐渐受他的影响，悄悄地跟他学习起来，文化知识提高了，思想也进步了。辛亥革命，我跑了
出来，要跟过去的自己一刀两断。
　　后来，我读鲁迅先生的书，才知道康大叔当刽子手还兼卖人血包子发财，我也想起小时候的家事来，父亲的败家一定与这康大叔有密切关
系，说不定家财都败送到他的手里。但二十年代回绍兴，再也见不到这个人了。
　　二十年代末，中国又出现了象辛亥革命前后那样的社会屠杀与迫害，各地的监狱的生意又繁荣起来了。我不知道号子里的老规矩破了没有
？夏瑜曾要破老规矩，但他死了，黑蜘蛛又恢复了。我庆幸我这一次是干净的，我与任何杀人的游戏无关。
　　但到了三十年代，我突然思想激进起来，那是受了鲁迅的影响。鲁迅成了左翼分子了，我便有了左倾的嫌疑，只好离开绍兴，去了上海。
在上海，我住在亭子间里，开始写让阔人们和正人君子们不舒服的文字，我参加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
　　2002-10-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