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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回国探亲，我就遇到了难堪的窘境。有一天，我到朋友工作的医院消遣聊天儿。在那里，一位B超医生顺便给我做了一次可有可无的体检。不检不知道，一检吓一跳。那天B超医生发现我脾脏上长了一个苹果大的囊肿。
平时我一点儿症状都没有，这个苹果从何而来呢？当时对我这个囊中之物，细究其来源已经不再重要。为了避免囊肿可能造成的脾脏大出血，紧急手术摘除这个囊肿才是最重要的。经北京某医院的主任医师会诊，手术方案很快就定下来了。
明知在国内就医难，我最后还是选择在国内做这个手术。当时的理由只有一个：对手术的恐惧和对亲人的依赖。那时候，大宝刚一岁多，正是个难缠的年龄。假如我在美国做手术，不仅家里没有足够的人手照顾我的术后康复，吵吵闹闹的孩子也会给我们火上加油。游子在国外的孤单和辛酸，在这突发的疾病面前，此时显得格外地沉重。
手术那天，我的心情非常紧张。在我被推到手术室前的那一瞬间，我的眼泪忍不住哗哗地流。我四处张望，我的孩子呢？要是我万一出现手术意外，孩子就这样没了娘？在我心神不定的时候，前来守护我的父母也为我愁断了肠。老天爷保佑啊，保佑我闺女能顺利闯过这一关。为了我的平安，母亲一直默默地向谁求着什么。
几分钟后，当我躺在手术台上时，我很快就进入了浅麻醉状态，周围发生的一切，马上都成了火星上的事儿。世事难料。我哪里知道，此时无意识的我，正经历着一场手术前的麻醉大战。
那天为我做麻醉的，是位三十多岁的资深医生。像我这样一切指标都正常的病人，做个麻醉对他来说应该是小菜一碟，就像喝水吃饭那样简单。但谁都没想到，就在外科医生准备操刀之时，麻醉师这里却掉了链子。这个有着多年临床经验的麻醉师，死活无法完成气管插管这个简单的操作。
在手忙脚乱中，麻醉师每次和我的气管过招，无意识的我都会发出一阵阵痛苦的哀叫。虽然我自己什么都不知道，但守在手术室外的亲人们，心疼得直掉掉泪。折腾了半天，麻醉师还是一筹莫展。百般无奈中，最后只好请已经退休的老麻醉师来解围。
退下手术台的那位江湖麻醉师，刚刚坐定，就好像已经累瘫了。做个不成功的气管插管，麻醉师不应该是这样的表现啊。麻醉师过度疲劳的面容，让我的家人疑惑不止。对于他不成功的操作，麻醉师不仅没有任何歉意，还抱怨我的气管太窄什么的。
虽然在老麻醉师的救驾下，我的手术还算顺利，但我的术后恢复却非常辛苦。那位蹩脚的麻醉师，在一次次尝试气管插管时，严重损伤了我的气管粘膜，因此造成了我术后经久不愈的气管感染和剧咳不止。每当母亲看到我一边捂着肚子一边咳嗽时，妈妈总是心疼不止，孩子，你遭老罪了。
作为病人，我们深知，医生不是神，我们不会像要求上帝一样去要求医生毫无瑕疵。但只要稍加小心，有些意外和事故是可以避免的。在我术后几天时，经过内部人员周全，我们终于得知，那天为我做麻醉的医生，在我手术前的那夜，几乎通宵达旦玩儿了一夜麻将。睡眠不足，手技又有限，这样的医生，你该怎样面对手术台上需要你救治的病人呢？
最近我听说，北京某家医院的神经外科医生，因为疏忽大意，把一位重症患者的脑引流关闭了近十个小时。这是多么严重的医疗事故啊。但当事医生不仅对病人家属毫无歉意，还摆出一副软硬不吃的莽横样子。在中国医院，不管什么医疗后果，有错的，总是病人！
医生不是屠夫，病人更不是鱼肉。做为治病救人的白衣天使，请你珍惜你手下的一条条鲜活的生命。生命没有贵贱。不管是千里迢迢前来求医的农民，还是京城腰缠万贯的富豪，他们的生命是同样宝贵的。我不敢肯定美国的医生不出医疗事故，但他们对病人的态度，决不会像国内的某些医生那样气指颐使。不总说要赶超美国嘛，真不知什么时候中国的医德能超过美国。
古人云，医者，必先修其德，再修其术。关于中国医生的医德问题，我的一位读者曾经给我留言感慨：我到过美国。虽然我并不喜欢美国，但凭我的直觉，美国人不喜欢造假，美国人比较文明这是真的。中国每年那么多的官员去外国考察，为什么不组织医生去美国学习医德呢！另外一位读者更是直截了当地表达了他对中国医院的失望：不知道中国还要经过多少年的努力才能达到美国的这样医患关系。现在我不敢得病，不论去看中医还是西医，总感觉要上当受骗，要不就让你接受一系列的物理检查，CT、脑血流图、心电图、核磁，要不就给你开一堆可吃可不吃的药。
不是我悲观，我经历过的那种麻醉师，他经历过的那种神经外科医生，在中国，肯定现在还是大有人在的。这样的医生们，在生死攸关面前，请不要滥用你手中神圣的职权。假如你不能胜任高负荷的临床工作，还是改行去卖药吧。只要你不卖假药，当个推销员总比做个庸医要好得多。
6/1/10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