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桥：当文学遭遇医学---医学和文学是连体婴

2009年极受关注的一本小说《斯通兄弟》（Cutting for Stone），作者亚伯拉罕·维基斯（Abraham Verghese）就是一医生，也是医学院教授。 维基斯医生是斯坦福大学医学院内科系常务副主任、教授、注册内科医生。他也在衣阿华大学写作系拿过创作硕士学位。他写过两本回忆录，《我自己的国度：一个医生的故事》，讲述他在田纳西约翰逊市治疗艾滋病人的经历，此书获全国图书批评家奖提名。此后出版的回忆录《网球伙伴》成为一《纽约时报》关注的畅销书。这两本书给维斯基医生打下了良好的写作基础，读者称他文笔出色，是一位“无懈可击的风格大师”。《斯通兄弟》是其小说处女作。我是在前一段时间，帮助国内一出版社物色优秀小说时发现此书的，本想推荐，但是想到书中医学术语过多，恐难以找到又是医生又是翻译的人来从事翻译，故未列入推荐之首，但近日发现，此书被亚马逊书店列为2009最佳图书之一了。

此书围绕着两兄弟展开，把读者带往非洲、印度、欧洲，最后到美国。主人公名字叫Stone, 听似“私通”。巧的是，两双胞胎是一个印度天主教修女和一个英国医生（姓Stone）在埃塞俄比亚的传教士医院私通的结晶。当然，按照新华社的译名库规定，我们不能翻译为“私通”，而是“斯通”，这个新华社的约定俗成，连想把“奥巴马”改成“欧巴马”的美国驻华大使馆也莫能奈何。 此为后话，暂且按下不表。

言归正传，斯通兄弟二人出生的时候，母亲难产而死，兄弟二人出生后，却是连体人，头部有一血管相连。动手术分离后，其父逃之夭夭。兄弟俩被人收养，两人从小到大，睡一张铺子，关系亲密无间。但是到了青春期后，却因爱上了同一个姑娘而反目，从此天各一方。但两人都做了医生，故事的叙述者、双胞胎之一马力安在纽约做医生，因得一怪病，只有自己的亲人才能救活自己，就这样，失散多年后，他注定要回到过去，从和兄弟分手的地方重新开始……这一点点“剧透”，我想就已经让读者看出，作者是要把宗教、生死、手足、爱情、父子等人世间所有重要的关系一网打尽。

恐怕也只有一个医生能够做到这样。医生的职业，能让他们每天体验人世间的喜乐悲欢，他们能够轻松自如地描述死亡、伤痛、分离这些生活大戏。

2009年11月17日，美国公共广播电台专门做了一篇报道，介绍这样的医生作家。其中不乏契可夫、威廉·卡洛斯·威廉姆斯、毛姆和柯南·道尔等名家。“文学和医学之间似乎有一种特别的关联。”这篇报道说。

维基斯医生没有像鲁迅先生那样，弃医从文，而是一手拿手术刀解剖身体，一手拿笔解剖灵魂。 维基斯坚持“从文不弃医”，因为他写作的“声音”来自他当医生的体验。在医院里，“你会突然发现人类各种情感，各种痛楚被放大，一些连亲人也未必知道的真相和秘密会在医院里水落石出。医院天生是个宏大戏剧发生的地方。”

医院的经历，能让一个作家有写不完的题材，不需要另起炉灶去“体验生活”，这一点或许不难理解。可是反过来看，写作对医学生涯又有何好处呢？ 美国医生收费非常昂贵，有时候看病人不到五分钟，只不过跟你打个招呼，说声“How are you?” 随便看看，就给你开个方子。你出去的时候，发觉账单是150美元。 既然当医生这么赚钱，那么医生为什么会花时间去看这些闲书呢？

原来看小说写小说，本身也是一种奇特的“职业发展”。这两个医生的经历都让人发现一个有趣现象，那就是医学和文学，并非是有你无我，反会相得益彰。维基斯医生说文学让他成了一个更好的医生，而医生职业让他成了一个更好的作家。

除了教学、看病、写作外，维基斯医生常去逛书店，看小说。他认为“我每看的一部小说，都能让我做一个更好的医生，一个更好地诊断者，我就是以此为借口，常常去逛书店的。”在2009年9月2日发表在《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文章当中，维基斯医生介绍说，人们寻常以为医生诊断就是找出甲乙丙丁诸般事实，然后凑在一起就能得出一个结论。事实上，医学的诊断中，“故事”的重要性不亚于“事实”：“我每次看病人的时候，我都要问他们的历史。通过听他们的病史，我能将让这个病人和自己脑海里储备的其它病人关联起来，从而能判断出疾病的性质来。可是病史通常不是诊断，而是倾听病人的故事。病人常常感到的一个痛苦，是没有人听他们的讲述，通常情况下，他们没讲二十秒钟，就被医生给打断。”

根据公共广播电台的介绍，另外一位医生，北卡罗莱纳大学医学院的医生兼作家特伦斯·霍尔特（Tererence Holt)也有类似看法，他认为：“如果熟悉文学，你就会适应模糊性，而医学充满模糊性。”霍尔特说。另外，文学给人新的视角，给人观看世界的新的方式，给出“他人看世界的方式。” 近来流行的美剧《豪斯医生》，也应该让人看到了医学问题和人生故事的密不可分。很多医学问题，不是事实简单罗列，自动产生结论的一个过程。如果不需要人的判断，仅凭事实的堆积就可治病救人，那么世界上最好的医生应该产自联想、戴尔、惠普或苹果。

《斯通兄弟》的现象，不是我第一次看到的医学和文学的嫁接。以前在美国一大学教育系当助教的时候，班上有个学生是附近一家医学院的老师，同时也是我们这个教育系的学生。与之交往当中，我发觉她本科学的是文学。读完本科后进入了医学院。后来成为医生，继而又成为医学院的老师。后再次变法，进入教育系学教育。

我以为这是一次次放弃和更换，就如同学物理的学生到了美国为了好找工作去学金融，金融危机了又去学电脑一样。和这学生聊起来，才发现她多年来，一直在用文学（尤其是戏剧）作为题材教医学，尤其是医学中的软课题，特别是与医学有关的社会或者人文话题，比如晚年关怀（她用莎士比亚戏剧《李尔王》来教这个题材）、瘟疫（加缪的《鼠疫》）、吸毒（尤今·奥尼尔的《长日漫漫入夜行》）等。她居然把这种奇怪的教学法一路教到了牛津的医学院，此外，她还在联合本地剧院、大学戏剧系、医学院一起申请据说数额高达百万的研究基金，专门制作用于教学目的的话剧。这是一种让人称奇的人生。她的奇妙之处，就是她把她的文学、医学、教育学背景天衣无缝地融合起来了。

以前看小说，总是喜欢看作家介绍。总是发现作家们都喜欢列出一长串曾经作过的职业，工农兵学商，做过都给写上，以示人生阅历丰富。不过这些丰富的经历最终以作家告终，却总是让人心存疑问。这种疑问在写作平民化、网络化的年代更显突出。你不禁想去问：是不是这人以前的哪些职业都干不好，所以去做作家了？一个人的丰富阅历，本身能否有分解组合之可能，而不仅仅成为一种单纯的更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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