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和其他文明的一个重大区别在于,中国人的信仰多元芜杂,很少有狂热的宗教情感,虽说我们的历史上有舍身弘法的和尚,有灭佛驱僧的皇帝,可是大多数中国人对宗教和一切民间鬼神采用的是实用主义的态度:需要的时候供奉祈祷,不需要的时候“敬而远之”。因而中国没有发展出严密的神学体系,很多神学的概念要么模糊不清,要么自相矛盾。
举例来说,“天使”在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里,都是大名鼎鼎、举足轻重的“神”物。 从源远流长的绘画传统来看,他们有统一的着装要求,多以白衣裳,大翅膀为职业装。可中国的天使就不同了,他们也是代表一种神力(上天)来向凡人传达信息,他们的形象就比较复杂,有飞天的美女,有跨凤的俊男,而且还经常能摒弃宗派之间,联合行动,比如《红楼梦》里的癞头和尚和跛足道人就常常联袂出现,很难想像希腊的神仙和基督教的天使能够携手并进。
西方的天使代表上帝或真主向凡人传达旨意,他们对凡人的指点是清晰明确的,比如天使坦白告知圣母她将孕育基督。中国的天使们也是代表一种神力(上天)来向凡人传达信息的,可他们经常把信息转换成密码,让凡人费力猜测,历尽艰辛后才惊觉,原来一切早已预定。比如癞头和尚说英莲“有命无运,累及父母”,说黛玉“一辈子不见外人才好”,这些都是事后印证的,天使给的信息,并没有点醒当事人。
中国的天使是命运而不是上帝的使者,他们只是上天遣来把凡人的命运纳入既定的轨道的执行者而已。连癞头和尚和跛足道人的所谓超度,也没有救赎的意义,贾瑞照了“风月宝鉴”反而一命呜呼了。我觉得曹雪芹塑造癞头和尚和跛足道人的用心不在于他们的超自然法力和神学意义,而是着眼于他们的叙事功能。他们是宝玉下凡历劫的推动者,是黛玉还泪的解释者,是宝钗金锁记的缔造者,他们既是情节的参与者,又是超验的叙述者。
王国维在 《人间词话》中写道:“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宝玉“幻形入世”,在红尘中浮沉多年,他对人生有“入乎其内”的观察;而癞头和尚与跛足道人却始终“出乎其外”,和人世保持着距离,提醒着“花柳繁华地,富贵温柔乡”中的人,生命中的功名、财富,情爱与眷恋早晚成为虚空。宝玉最终能够登临“彼岸”,离不开他们的引领。
由此看来,癞头和尚和跛足道人的形象没有什么神学意义,但是从艺术手法来讲,他们的形象却十分重要。无论是叙事结构还是哲学深度,癞头和尚和跛足道人的存在给《红楼梦》增添了几分“高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