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耐人寻味的争吵

1937年，北大、清华、燕京等大学撤到湖南暂栖身。有两个学生决定辍学去延安，在欢送会上，教授们也相继致词。冯友兰赞扬了学生的勇气，送上了祝福；钱穆却冷面相向，猛泼凉水，转而嘉许留下来继续学业的学生。会后，冯责备钱不该打击青年学生的热情，钱根本不买院长的账，认为冯既鼓励学生读书，又赞扬辍学去延安，是模棱两可的暧昧态度。俩人吵了起来。

在这件事上，我要站在冯先生一边。大敌当前，国破家亡，生灵涂炭，青年人热血沸腾，拍案而起，投笔从戎，北上抗日，理应大加赞赏。年轻时没有血性，就和年老了依旧容易冲动一样，都是人生缺陷。

国难当头，钱先生不改旧式学者情怀，仍然鼓吹“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伏案埋头读书。你可以说，钱先生思谋长远，在抗战初期便想着为国家未来储备人才，走知识救国的路子。或者说是让青年人都改成老年性子，不温不火，不急不躁，不勇不武，不前不后。可是人们还记得，辛亥时，钱穆也曾慷慨激昂，打算把银元缝进衣服做甲衣去南京参加战斗。怎么钱先生刚四十出头，便失了慷慨激昂？进课堂读书固然需要有人去做，但相比亡国之危机，毕竟有轻重缓急之别。我不会鄙视留下继续学业的学生，但更敬重直接投身抗日的人。

今天，再看这次争吵，有意思的是，竟然可以从中发现二人的性格、观念与以后的发展路径或命运。

两种态度的背后，我们可以看到家庭社会关系的影响。冯是留洋学者，亲戚中共产党烈士（孙炳文）、干部多人，免不了耳濡目染，赞赏热血，受不了当时“江山半壁太凄凉”（冯在长沙作的诗句）的刺激。而钱出自江浙名门，族人多为不问政治国事的读书人，如钱默存。钱宾四自学成才，靠的就是闭门苦读。

俩人的学问经历，造就了不同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芝生先生没有把人分为三六九等，谁该赴前线，谁不该，而是一视同仁，谁去都鼓励。有西方民主平等观念的影子。钱先生不想让青年学生直接参战，但是总得有人吧，那么谁去？既然惟有读书高，读书有知识的人是国家栋梁，于是自然落到文盲、工农身上。国家兴亡的责任，不能都由“匹夫”承担吧？这是旧文人的清高？还是“人有十等”旧观念的孑遗？

冯先生师承杜威，没有认定国家栋梁只能从读书人中产生，没有否定实践对提高认知的作用；钱先生则落入窠臼，咬死了课堂书本一条路，轻视其它成才与增广才识的途径。思维太旧，连清代颜李学派的水平也没达到。

由此再看俩人的学术格局，冯明显宽阔些，新式些，要创建新儒学；而钱完全是考据老套，阐释旧学。钱的精准冯有不逮，但冯的高度钱也难企及。

冯先生不愿置身事外，关注政治国事，带给他一种与时俱进的惯性。1934年，冯友兰出国访苏，回来后，作了两场访苏见闻报告会。惹得当局不满，以政治嫌疑犯罪名逮捕，很快出狱后，冯却积极向国民党靠拢，并加入国民党。至于49年后及文革中的表现，有目共睹。那是时势驱使他本性造成的结果。89年，北大教授签名的大字报，冯老排在第一位，不仅恢复了37年的神采，还更进一步。我觉得这不能说是巨大转变，还是自觉投身政治国事的知识人的本性，尤其是主宰冯先生自己一生的本性起的作用。

1964年，钱穆评论康有为、章太炎、胡适三人，是中国近世“时代人物”而非“传统人物”，而他要做的是传统人物，或者说是保守人物。他要求学生也要“以古人为标准，自能高瞻远瞩，力求精进不懈。”为此，他保留了一个传统士文人的基本特征，只是踱步于政治边缘而不深入，在纯学术的圈子里兜转了一生。

一次争吵，竟像一面镜子样，照出了人物的秉性和命运，不能不令人拍案称奇。

[为人父]

问好作家！那时去延安的都是叛逆性格的人，这样的人是最有革命精神的。国家危亡，我也认可投笔从戎的选择，但也不会认为钱穆的选择就不对。人各有志，难以求同。

[不言有罪]

去延安炕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