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坐家
一无所长，唯余文墨，一息尚存，笔耕不辍。
正文
一个人在危难中的所作所为，是其素养，包括德、学、识、才的本能反应，袒露了最真实的内心诉求与精神境界。
战俘营是一个特殊环境，面临生死、管制、践踏，人性的善恶、美丑、高尚与卑鄙、尊严与无耻，全都无处躲藏，被充分表演和详尽诠释。无论是看守，还是战俘，人人心中都有一条底线。如果抛开包装，直视内心，都是为了自己。战俘的底线在生存与名誉、屈从与恪守、卑贱与高贵之间挣扎，看守的底线则在敌视的惩罚快意和审慎的宽待尊重中游移。
911以来，美军虐俘的丑闻时有披露。二十一世纪尚且如此，更别说六十多年前的朝鲜战争了，绝非一般人能扛得住的。
在二万多名志愿军战俘的集中营里，许多人被怨恨、绝望、饥饿、虐待、残杀摧毁了精神操守，不是变成豺狼，就是沦为猪羊。
大概全世界的战俘营都不如志愿军战俘营复杂、残酷、血腥、丑恶。这里充满了麻木和对立，仇视与伤害，几乎没有“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彼此怜惜，几乎没有“与子同袍”“同胞”的相互认同。为了自己吃饱，每次开饭，一拥而上，抢夺有限的食物，大打出手。这里旗帜鲜明地分为两大派：死心塌地地拥共和反共。这两派的人数严格讲起来都不会太多，最多的是因羞耻、恐惧，想回乡又不敢回乡的人，他们踟蹰、观望、犹疑。他们的命运最终是由前两派的力量对比消长的情势所左右。
一开始，拥共派并没有完全处于劣势，还曾痛打过主动驾车投敌的李大安。后来在国民党派来教化战俘的特务们支持并策划下，在监管当局默许放任下，反共派势力大增，李大安一类人彻底丧失了人性，既出于本心，又为了邀功，用别人的鲜血涂染自己的红地毯。他们以欺凌蹂躏迫害战俘为乐，鞭抽棒打，割肉挖心、生啖煮食，无所不用其极。这里是国内土地革命时期或者国共十年内战时期情形的再现。中国人只有在折磨打击中国人时，表现得神勇无比、超级冷酷、奇招迭出。
没有人怀疑，赴台的14334人中许多是热泪盈眶扑向党国的身在曹营的人，但是毫无疑问，其中并非都是心甘情愿的忠贞义士，否则，台湾不会专门办班甄别了。
也没有人相信，归国的6064人都是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和共产党的忠臣。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不管这些人跟共产党的渊源如何，究竟是思乡思亲情切，还是认定共产党，都是遵从内心的意愿。仅仅这一点，就值得尊重，就让人肃然起敬。
在要求归国的人中，有几个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格外引人嘱目。从出身、经历来看，他们是喝国民党奶水长大的，根深苗壮的国民党子弟。然而回国的愿望一点不比那些老牌共产党人稍弱，因而也更为李大安等人渣所痛恨。特务们威逼不成，竟下毒手杀害了林学逋（其父是国民党县参议员、县党部书记）、阳文华（黄埔22期，国民党95军起义人员），并用刺刀尖挑着挖出的心脏示威恐吓，甚至剁馅包饺子。我已经不能用人的标准来衡量如此兽行了！
尚未迈入成年人门槛的林模丛，不幸也在其中。他的身世更加显赫，父亲林春华是黄埔一期，26——34年任蒋介石秘书，46年逝世。他上中学的学费是父亲的黄埔同学大特务头子康泽支付的。1950年16岁在成都参军时，只是觉得“时髦”。当进入朝鲜，被敌包围，战事紧张的状态下，仍然稀里糊涂兴高采烈地打扑克，自然也是稀里糊涂撞上敌人枪口，做了俘虏。那时，他就是一个大孩子。
从台湾到战俘营任教官的特务们带来一项由国防部政工局局长邓文仪亲自下达的重要任务，在2万多志愿军战俘中寻找一个17岁的少年。邓文仪也是黄埔同窗，是林春华几十年的挚友，曾经十分喜爱年幼的林模丛，满月时赠洋相贺，稍长便牵着小手一起逛街。为了照顾并延续老友血脉，他郑重拜托，千万寻到，不可怠慢。个子瘦小，满脸稚气的林模丛，被多次询问是否林春华的后代。林模丛尽管内心相当纠结，却始终否认。他知道，只要承认，立刻不会再受半点苦，从阶下囚一跃变为座上宾，到台湾，在父亲的老友照拂下，将平步青云，有一个实实在在的令多少人羡慕的未来。单从私心而论，他真想看到眼前耀武扬威如狼似虎的人对他点头哈腰毕恭毕敬的丑态来解解气。但是，他的内心有个声音反复告诫：不能屈从艰苦、饥饿、酷刑的压力，利用得天独厚的条件，换取优渥前程。他的心中不是没有犹豫，台湾教官的宣传对他不是没有影响，几次在遭受毒打时很想承认我就是你们要找的人。但是，他咬牙忍住了。因为他有人的基本良知，痛恨特务与人渣的野蛮行径，记得父亲也不满军统，说过“戴笠吃人不吐骨头”，而邓文仪曾是复兴社的十三太保之一。在亲情与人格之间，他更倾向于后者。此外，他心中还有一个视为榜样的共产党人，叫续公度，在战俘营里公开承认自己是续范亭（曾是国民党中将，后入共产党）的侄子、郑介民（保密局长）的女婿，妻子儿女都在台湾，可是他坚决拒绝去台湾。他私下里对林模丛说，“我现在不去台湾是为了保全人格，以后就是去台湾，也要昂首挺胸堂堂正正地去。决不像那些奴才一样丧失国格、人格，从美国人的裤裆下钻过去。如果回国，真的受处罚，也不过付出个人的代价，即便一无所有，人格也保全了。”那时林模丛虽然还不懂什么是信仰，但是从续公度身上看到了人格的分量，那是超越一切的高贵精神境界，是人的尊严。
人格与国格由孔、孟、晏婴等阐扬光大，是中国古代士阶层传统文化中十分重要的内容。一想起不钻狗洞的晏婴，手持装饰尽失的光杆汉朝使节，在北海边牧羊19年的苏武，“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不食嗟来之食的那位齐国乞丐，以及许许多多宁死不屈的志士仁人，如果没有热血沸腾，恐怕真不好意思说自己读过中国书。正是重视人格，才有士的行为规范，才有“大丈夫”的标准，才有“强项”、硬骨头、死谏、弹劾、不为五斗米折腰、不肯屈膝低头事权势的种种。这就是古代推崇的“气节”。陆游曾感叹，“气节陵夷谁独立”。没有气节，还有独立的人格吗？秉持气节，就是坚守独立的人格。而独立的人格是由独立的意志、自由的思想、不怕艰苦环境，不屈从强势压迫等等综合构成的。我尊重那些真心向往台湾并不迫害他人的战俘，也敬重那些不愿丧失人格，不肯利用特殊身份与关系，拒绝屈服于饥饿、残暴淫威的战俘们。续公度是英雄！林模丛也是英雄!
他们本应该与归国的其他共产党干部战士一起受到祖国给与的热情欢迎与妥善安置。然而，全体归国战俘们，无一例外受到开除军籍党籍，遣返原籍的处分！一个看似荒谬，却堂而皇之制造出来的事实是，共产党用自己的行动证实了台湾教员与特务的宣传：“当俘虏就是死路一条，回大陆只会挨整，挨斗，一辈子不得翻身！”有些极左派的内心恐怕残忍到宁肯希望回归的是一具具尸体，一方方骨灰盒，而不是经历过千辛万苦，遍体鳞伤、活生生的人。在他们眼里，被俘的人就像遭强暴的姑娘，永远失去了贞洁，逃离魔爪，回到家乡，还要骑木驴游街，装竹笼沉潭。这些人就是在施暴者之后再次扑上的轮奸犯！文革后，一度时兴一种逻辑，哪个母亲不打孩子。即便如此，祖国母亲对归国的志愿军战俘们出手也忒狠了！后妈也不至于毒到这份儿上！
喊出“生是中国人，死是中国鬼”而惨遭开膛破腹的林学逋得不到烈士称号，父亲劳改，母亲饿死。当83年乐山市政府追认他为烈士时，竟然找不到亲属来领取证书和抚恤金。战友们悲怆地大呼：太晚了，太迟了！
父亲是国军中校，自己也在国军中当过文书的丁先文，因受两位给予他强烈精神感染的共产党干部的影响，认为共产党比国民党强，拒绝了国民党的拉拢，坚决回归大陆。结果，因为战俘问题，四次坐牢，加上六年群众管制，失去了整整20年自由！他不服，抗争了三十年，不停申诉，要求还个清白，直到80年才落实政策，60岁才结婚成家。丁先文还算是幸运的，能等到落实政策的人，仅仅占归国战俘中的十分之一。不说能像美国那样把二战和朝鲜战争的被俘军人奉为英雄，授勋晋爵，最起码要让在外国艰辛备尝的志愿军战俘们过上正常人的日子吧。然而就连这点卑微的愿望也达不到。
四川成都的李正文，常年挨整，变得处处时时杯弓蛇影，心惊肉跳，精神处于高度紧张，濒临崩溃的边缘。终于，武装部来了两个干部通知平反。他恰巧不在家，于是留话让他第二天去武装部。粗心的干部根本没把决定别人重大命运的事情当回事，没有说明是平反，这成了压垮李正文的最后一根稻草，他以为又要被斗，竟于当晚上吊自杀了！这是多么不堪忍受的折磨，让从地狱般的战俘营中挺过来的英雄都经不起扛不住！共产党的干部里有多少跟号称“活阎王”的李大安之流同样凶残的魔鬼？他们与国民党特务一唱一和，狼狈为奸，还有战俘英雄们的活路吗？死对战场归来的人来说，算不了什么。但是这样死法，怎不让人十分痛惜，百倍痛恨!痛惜英雄末路，痛恨黑暗势力！
林模丛归国后，被处理回成都，档案置于省公安厅控制。55年考取川大历史系，刚刚读了一个学期，就因被俘问题开除学籍，时年二十岁。他后来回忆：“从那年开始，我才真正步入属于自己的人生。没有一个单位要我，我只能穿着一身破衣裳去拉粪车。拉了许多年，不分春夏秋冬。我赤着脚奔波在成都市的大街小巷。冬天裂口的脚浸泡在冰冷的粪水里，一滴滴淌血；夏天粪车边嗡嗡叫的蚊虫咬得我遍体是伤。我`太贫穷，舍不得买身衣服，没有盖过一天被，夜晚就睡在粪车下，而且还得忍受人们对我这个风华正茂文质彬彬的年青人的议论。虽然这样，我却生活得充实。只要有些钱，可以维持半饥半饱的生活，我就去图书馆读书。有一次因我的鞋坏了跟，提不上，在成都图书馆门口被看门人赶了出来，还踢了我几脚。我便对他说：‘我穷，买不起鞋，可我想读书’。看门的人感动了，又让我进去读书。这种事发生过不计其数。我已经没有多少虚荣心了，也不再增添什么苦恼。我很乐观，从没有灰心过。在这几年里我自修完了大学专科的所有课程，做完了高等数学大学教程中的全部习题。我又学习完了中外历史，还自修了天文学，写了不少论文。即使坐在大粪车旁，我也能平心静气地读书。我对自己说，既然在战俘营里没死，现在就更不能死，而且要活得不让人笑话。我在自学中得到极大的安慰和满足。我对自己的学业有严格的计划，哪一年哪一月必须结束哪门课，都有明确的时间表。我没有奢望学习能使我改变前途，我寻求的只是一个健全而完整的人生。我时常提醒自己，对于我们这种经历的人，立志不能低。志向小，怨气必然大，只有立志高，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后来我到了云南。可是不论走到哪里，只要一有运动，我就成了当然的对象，就得交待自己在集中营的经历。尽管那经历是我们用生命和热血谱写的一部忠于祖国的悲歌，可是没有人愿意听这曲歌，用被俘即叛变的眼光看待我们，到了文化大革命更是变本加厉。”（《历史的回音》）
从林模丛的经历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坚持人格，不是为了忠于什么，实际上就是守护个人尊严。在战俘营，他保全了一个战俘的尊严。归国后，他又维护了做人的尊严，只要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享受正常人的权利，保持人的尊严，不被人笑话，就是他所寻求的“一个健全而完整的人生”。这样的价值观当今之人能够理解吗？一旦遇到相似状况，还会有人照样去做吗？还会有人为了尊严放弃充满诱惑的东西吗？还会有人为了尊严在粪车旁读书吗？对具有这种价值观的人，当政者又怎样看待呢？共产党以前做得对不起人，伤害得不是几个、几千人，而是寒了几代人的心。国民党也没好到哪儿去，当被大陆释放的将军申请去台，竟然被拒，让绝望的老人自杀。中国人的悲剧，感天动地!
谁是悲剧的制造者呢？不能都怪罪于传统文化吧。大陆对志愿军战俘的粗暴处理，是比战俘营更加残酷的折磨。敌人的暴行可以忍受，但是你所投靠、信赖的“自己人”，哪怕一个轻蔑眼神也能让心跳骤停，何况还有更加厉害的发配、管制、批斗、千夫所指呢，招招都足以致人于死地，而且毫无还手之力。
当我泪眼模糊地草就这篇短文的时候，我为中国人在上个世纪所遭受的巨大灾难与牺牲强烈震撼了，为前辈们拼死争取人的尊严与权利深深感动了。我为在那些年代所有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人们哀悼，更想为后代不再遭罪而努力呐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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