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论语》说“老”

 最容易遭攻讦的书是《论语》，最容易被吹捧的书还是《论语》。

在中国，每隔若干年，便有一些人出来借着孔子说事。这些人里无聊和有聊的文人都有，目的各异，热情相同。看得多了，近朱近墨，难免粘上些红黑颜色。

古往今来，许多大人物留下不少著作，后生晚辈抱在怀里，宝贝得不得了，真像是“字字句句闪金光”。其实当初大人物们自己未必出神入化到那个地步，因此写的文章常常自相矛盾。以前说过的话，时过境迁，以后再提就变味了，甚至成了相反的意思。说他们常常实行双重标准，讲两套话，一点不冤枉。这是几乎所有大人物的通病，不值得当真的。但是徒子徒孙们孝顺得很，几百、上千乃至几千年“无改于”祖道。说是“无改”，其实也不尽然。一些人信守前言，另一些人固执后传，还有一些人打乱次序，让你分不清先后。表面上忠于了，阐明了，发扬了，暗里不知塞了多少私货，以致大人物原来的面目反倒模糊了，变形了，弄得人不人，鬼不鬼。

孔子与其他中外大人物比起来，没有留下像样的著作。他“述而不作”，不愿自己写书。放到今天，大专院校的学术委员会恐怕连副教授也不想给他。如果不是后世统治者青睐，被宣传部门热炒起来，《论语》说不定早在“鲁壁”中沤烂，或被人当柴禾烧了。顶多留名于先秦诸子之口，存目于《汉书/艺文志》中。

《论语》是学生们各自凭着兴趣，各取所需的记录杂凑。其中良莠不齐，前后抵牾。若把它当作明清笔记一类随便看看倒也罢了，夸大它的教化作用，不过是统治者及其属下文人私心相许而已。明朝狂人李贽早就看透了这点，比现在许多学者不知高明多少倍。其实用不着多费心思就能看出，这本学生笔记记得乱七八糟，毫无章法不说，竟有人无聊到对老师察言观色起来，这算什么学问呢？好一点的也不过是穷抠细枝末节，一味吹捧老师的伟大。怪不得三千弟子中只有一个颜渊让孔子有底气吹嘘，这教育成果也太惨了点儿吧，真叫人不好意思把教育家的桂冠往他脑袋上扣。学生素质低，理解自然容易偏差。在《论语》里不乏学生们对同一个问题“异乎所闻”的记载，那么，谁对谁错，谁更接近孔子的本意，或者都是歪曲？难坏了后世无数酸儒，皓首穷经，仍然整不明白。两千多年来，在《论语》身上花费了太多功夫，不能不说是影响中华民族发展的巨大消耗力量。单看洋人并不背诵“子曰”，其道德水准并不比老中低，可知它的无用。而整天背诵四书，凭着对孔孟语录的熟悉与理解考取官职的人们往往是男盗女娼无恶不作道德水平最低的。

古代伦理道德本身包含着形式与内容两个方面，二者相互对应。一定的伦理道德观念，有一定的外在表现规范匹配着。人伦是内容，礼仪是形式。比如“忠孝”有内心的敬畏、服从与义务上的供养、续后等内容，还要有揖让应对、等级差别、座位排列等等复杂繁琐的形式。常常有人把二者分裂，并把外在的礼仪当作伦理道德的全部。伪善、虚伪、假模假式便从这里产生。

很多人将现代人缺德归结于文革和共产党统治的结果，却毫不提及前几千年里宫廷内斗、朝野乱象、民不聊生，闭眼不看“吃人”的事实，仿佛全是温良恭俭让的和谐社会，显然有失公允。自古以来，并不存在道德完美的时代。历朝历代，一定有人不满当时社会现状，礼崩乐坏，人心不古，丢失了优良传统。孔子瞧不上春秋时代，向往着西周。汉儒的理想社会则是夏代以前。文革后，有人开始怀念五十年代。改革开放了，又有人说共产党的道德不如国民党，而国民党不如北洋政府。照此推理，后代的伦理道德总是沦丧，差于前代。那么创建人类的理想社会也只有返回到“人之初”，重披兽皮，茹毛饮血一条路了。

许多人在不满的时候，实际上已经丧失了公正思辨能力。他们忘记了伦理道德的产生是分阶级、凭环境、靠经济的，每个时代的伦理道德观念都不会完全相同，一定会有所改变，而他们总是从名曰文明，实则为上等人、贵族、高级、皇家的习惯角度来看待一切。这一点连尼采都不如。尼采在他的最后一本书《论道德的起源》里已经揭露了道德的本质，坦率承认他采取了上等人的价值原则。孔子讲的伦理道德属于社会上层“君子”，主要代表“士”这个掌握文化特权的阶层。把他的片言只语说成中华民族文明的象征，不是无知，就是欺骗。只要社会还在区分上下、高低、统治与被统治、贫穷与富贵，道德的价值标准就不可能完全一样，不可能整合统一。孟子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但他回避了对什么人恻隐，那可不是面向无论什么人的，而这才是真实的。片面强调普遍性，避而不谈特殊性，或光盯着特殊性，视而不见普遍性，都无助了解真相。只有彻底消灭了造成不平等的社会环境、社会根源，才会出现共有的道德标准和真正的和谐社会。

孔子是几个“代表”，我不清楚。显而易见的是孔子说的并非老百姓的事，他自己从不隐晦这一点，“无友不如己者”，一个不肯与各方面比自己差的人交朋友的人，怎么可能为他们考虑。“老农”“老圃”绝对不是他敬重的人，平民百姓在他眼里都是与“君子”对立的“小人”。要“小人”们放弃怨恨，虔心读“君子”的书，听“君子”的话，照“君子”的指示办，心甘情愿地接受“君子”的精神统治，按“君子”的道德标准打造自己，怎么听都像是“老鼠会”的假话。把偏执的说教包装成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是精神产品的假货。不断有人贩卖，就需要不断有人揭露。

孔子活了七十多岁，在古代社会算是个稀罕物。龟老、树老难免成精，人老就更不消说了。所以他能说一些年轻人想不到说不出的话，于是有了教训人的资格。生前他不合潮流，不招人待见，日子过得牺惶，虽说死后终究被捧为圣人，但二十世纪初又开始惹人厌烦，从至圣先师的宝座上拉了下来。千秋功罪，真是难以评说。我与“五四”前辈们心灵相通，觉得中国被孔子的思想学说桎梏得太久了，老百姓不需要孔子。而孔子的学说也早已被捧杀，堕落为“伪善学”“假仁学”。中国如要发展，必须创出新的精神产品，而不是贴上古旧的标签。古董越老越显出不菲的价值，学说可不是这样。国人每以掏宝心态去挖掘精神遗产，充其量是精神古董商。

随手翻捡，案头的《论语》落入手中。呜呼夫子，久违了。本不想搅扰他老人家的千秋酣梦，而且孟子告诫过：“言人之不善，当如后患何？”虽说孔圣人六十岁时已经达到“耳顺”的境界，如今又增二千多岁，应当顺得不能再顺，听什么刺耳的话都波澜不兴，心平气和，更不会报复。但是他的粉丝们又当如何，我就不敢保证了。

心存找茬，孔子的魔咒自然不灵光，复习一遍后，竟然“悦”不起来。也许是他活得年头较久，对老年的事感悟颇深。说者或许无意，读者却是有心。这次读来竟看出另类含义，搅得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孔子似乎喜欢以四十岁划界，将人生分为两半。前半生可塑性较大，各种学识、思想、品质主要形成于这一段。后半生因为已经定型，故而变化较少。他说，“年四十而见恶焉，其终也已！”四十岁后还讨人嫌，一辈子就完蛋了。子贡曾问过，什么行为招人讨厌呢？孔子回答：宣扬别人的坏处，身份低下却嘲笑上等人，凶巴巴不讲礼貌，看着办事果敢可一窍不通办不顺畅的。子贡说有几种人，他也不喜欢：剽窃别人思想的，把傲慢当勇气的，以揭发隐私为正直的。对此，孔子没有发表意见，看来他是默许认同的。我一看，这几条里，我起码占了一半，尤其是孔子列举的几种，好像都跟我沾边。本文就说过别人坏话，一个草根居然调侃圣人。虽然不够狠，却少讲礼貌。办事不力则是肯定的，不然怎么老板一要裁员总也忘不掉我呢？得，看来后半辈子没什么想头了。一个人的未来没有了悬念，也就失去让人敬畏的条件。本来孔子说“后生可畏”，年轻就是本钱，日子还长，充满变数，保不齐哪天时来运转，一下爆发。所以得让着一点，留条后路。“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畏什么呢？“畏大人”，也就是比你身份地位高的人。一个人如果到四五十岁还没有发达，那就没戏了，过气了，不仅组织不再提拔你，老天爷也不再眷顾你，光剩下各种病痛不嫌弃排队主动找上门来。当不成“大人”，没什么叫人害怕的头衔，自然不用再对你客气了。你把它理解成你老了，别人不用再敬你，大概也没有错得离谱。

孔子的理想社会有一条是“老者安之”。若是理解为所有的老者，未免过于轻信。从上面的段子看，四十五十还让人怕不起来的，显然不包括在“安之”的老者行列中。与孔子同时的原壤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天性纯真，崇尚自然，见到孔子来了，也没有起立致敬，装装样子，斯文一下。孔子欺他无地位，是个蹲在墙角晒太阳的糟老头，丝毫不足畏，于是一面破口大骂，历数他从小就没出息，年幼时不守做小辈的规矩，长大后也没有值得称道的言行，如今老了还不赶紧去死，真是令人不齿的“贼”；另一面还嫌恶毒臭骂不解气，竟举起拐杖敲打原壤的小腿。孔子欺负人也算是欺负到家了，一点没有“忠恕”的德行。不幸，我又和孔子数落的原壤的罪行颇相吻合，也属“贼”一伙的。

孔子要“安之”的老家伙是群什么人呢？应该是他欣赏的智者、仁者。从“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来看，都是些能玩能游、有钱有闲的阔佬。所以智者有本钱“乐”，仁者有条件“寿”。要是为了养活一家老小，整天在水边赤身拉纤，山中淌汗挑柴，还能“乐”吗？还能“寿”吗？

孔子生前并没有做到“成功人士”，知道老了不得“安之”。因此他自我安慰“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假装看不见，懒得去想它，免得心烦，先求个心安。“发愤忘食”干什么呢？他不是不想发财，有机会，给人家赶赶马车也行啊。他“出疆载质”，不就是四处去跑官求富贵吗，要不然带着表示輸诚效忠的信物“质”干什么？当然，他四十岁已经看什么都明白了，五十岁更连“天命”都搞定了，知道发财不容易，可遇不可求，只得“从吾所好”。他好什么呢？除了看书，研究学问增加自己的身价，以便待价而沽外，主要是招徒授业，这是他吃饭的主要手段。为了大把捞钱，他拼命扩大招生，“有教无类”。甭管你是什么人，只要能交一束十条肉干达到最低学费标准，免试是我一句话。三千个学生，三千束肉脯，哇，着实够嚼一阵了。在陈绝粮大概是唯一一次饿肚子，所以印象深刻，记载下来。肉脯吃不了的，说不定子贡等有经济头脑的学生还会拿去开个腊肉店，卖点刀布，补贴家用。有这点底子，再加上他是干部子弟，“从大夫之后”，祖上了得，略有家底，起码有一部私家车。那时的干部和共产党建国初的干部不同，个个有“恒产”，退休后都能“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所以孔子能“乐以忘忧”。别看人才没有培养出几个，可他的衣食有着落了，生活标准还挺高，“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切肉的刀工不好，那就别往眼前摆。吃饱了，拍拍肚子，说点“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一方面给自己找个台阶下，另一方面警告其他人，他得的不多，别人也就别惦记了。这叫人实在不敢苟同，及我老也，血气既衰，已无从去得，不由心中“谋乱”，再要“戒”，从何谈起！许多人老了格外看重钱财，不为别的，因为没保障，不踏实。如果衣食住行医疗无忧，“得”不用“戒”也会丢在淡忘的角落。由此也可证明孔子说话的对象是高阶层的人，跟普通百姓不搭界的。高层喜欢，想往下灌输或可理解，下层要上赶着自做多情，言必称“子曰”，孔子未必高兴。“上智下愚”界限分明，岂能互相乱串门。

君子高高在上，“万物皆备”，啥都不缺，只要警惕别贪得无厌即可，自然老了以后“从心所欲，不逾矩”。小人要啥没啥，看见别人肠肥脑满，心里要想中庸一下，和谐一场，循礼一回，真也难。孔子对此心明如镜，“贫而无怨，难”。经济状况决定思想行为、道德伦理。君子要和谐，当然希冀最好人人安分守己，千万别眼红我的豪宅华服宝马美妾；小人难免仇富，恨不得乾坤倒转，一夜暴发，杀土豪，分田地，逮机会在香闺软床上滚上几滚，如果没人挑头革命，那就拦路生抢，溜门撬锁，劫富济了自家再说。现如今刑事案件大增，由来有自。我刚刚接到社区管理委员会发来的告居民书，通报目前犯罪分子出没动向。这才是真实社会，没有粉饰的鲜活人生，悲惨世界。

说了这么多不敬圣人的话，落入小人堆里是笃定了。所幸曾子说过：“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言也不善，益处有二，一是心情大好，二是不至近期嗝儿屁，仍有几年贼命。从这里出发，我倒真愿做个不善人。

对同一本书，从不同心情读去，感受真是大相径庭。因此以后研究孔子应当由和他诸般条件匹配的人去搞，一些年纪轻轻便被人捧起来的学问新贵，很难理解硬和时代潮流别着劲惶惶然如丧家犬的孔子。研究曹雪芹也需是家道中落、三餐不继、荒郊陋室，成天写些发表不了的文章却惊世身后的人，庶几或可有同感，贴近本意，不致说些不着四六的昏话。同样，满肚子酸水的人读《论语》难免曲解。列位看官如要当真，那可怨不得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