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国内教师对高价引进海龟及中国大学存在问题的独到看法

在这次XX人事改革的讨论中，人们重复得最多的是几个关键词："改革"，"世界一流
大学"，"一流教授"等等。这也是当下中国与中国教育界最流行的时代词语，用我们
中国人最习惯的说法，这是时代潮流，是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这当然不可、也
不能反对。而且方案一提出，讨论刚开始，就有了预言：这次XX改革将给XX，以至
整个中国教育带来怎样、怎样的辉煌。这也是我们中国人的习惯性思维：凡改革一
定改变历史，而改变历史一定具有正面的历史意义。

　　但正是这些作为讨论前提的习惯性的说法，习惯性的思维，以及背后的创造历
史的冲动，都是可以进行质疑与追问的--

　　"改革"--"为什么改革？要改革什么？谁来改革或者谁被改革？如何改革？谁从
改革中受益，谁从改革中受损？"1 在"改革"的背后隐蔽着什么？在２１世纪初的当
下中国与世界，提出"大学改革"，是与什么样的历史"对话"？其"潜在动机"、"问题
意识"、"发展方向"是什么？2现在提出"改革"的目标是什么？要"改"到"哪里去"？
是不是只要是改革，就一定具有正面价值？在设想其可能有的正面价值的时候，要
不要同时想到可能产生的负面作用，从而采取必要的防范性措施？能不能按照自己
的主观意志，不计后果的，满怀信心地一路"凯歌行进"？"改革就是一切"真的是"硬
道理"吗？

　　"世界一流大学"--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其标准是什么？这里的"世界"是什
么概念？为什么要以"世界"一流大学为目标？为什么还要定出具体的时间指标？究
竟"谁想要世界一流大学"？3 改革者试图通过什么样的手段、途径、措施来如期达
到自己既定的目标？按照这样的改革思路能够达到这一目标吗？而这背后的问题是，
什么是"大学"？大学的功能是什么？

　"一流教授"--什么是"一流教授"，依据什么理念、标准与逻辑来评价？怎样评定
一流教授，应采取什么游戏规则？这些规则应由什么人来定？或者说，如何建立制
定权、执行权、监督权相互制约的合理机制？怎样保证被评定者的合法权利？有了
制度、规则，就能解决一切问题吗？用什么体制来保证吸引并留住一流教授，并充
分发挥其作用（一流教授应该发挥什么作用？），同时又防止学术霸权的出现？如
何培育一流教授的后备队伍，建立合理的学术、教学梯队，保证校园内的各类人才
都能安居乐业，各得其所，如何形成良性竞争（我们需要怎样的竞争？）以达到健
康的学术生态平衡？

　　这类的问题还可以提很多，而且我自己也没有完全想清楚，自然无力全面展开，
只是希望提出问题，引起注意与讨论。

尽管意识到这一点，但我自己由于专业的限制，也只能就所观察、感受、思考的一
些问题，作一个经验性、体验性的发言：这是名副其实的抛砖引玉。

　　（一）
无论是改革实验，还是学理的研讨，都要从当下中国大学教育的"问题"出发，这大
概也应该是我们的讨论的前提。如果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讨论中所出现的不同意
见，其实是出于不同的问题意识。这里所要谈的是，我对中国大学教育所出现的"问
题"的观察与体认。

但我的追问，也正要从这里开始。我的问题有三：

　　一， 什么是"计划经济体制"在大学管理中的主要表现？或者说，究竟是高校中
计划经济体制的哪些弊端阻碍了当下中国教育的健康发展，必须成为我们今天改革
的主攻方向和主要理由与根据？

　　在这次讨论中，很多朋友都谈到了中国大学的沉屙正在于根深蒂固的官本位、
行政本位（还有朋友提到了后勤本位），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使大学丧失了独立性，
形成了对大学自主权的严重干预和限制：而在校内行政权力的无所不至又形成了对
教师的学术权力与学术自由的严重干预、限制。同时出现的是行政机构的极度膨胀，
形成了教学人员与行政人员比例的严重失调，这是造成学校管理中的严重的官僚主
义与形式主义的重要原因。在我看来，这才是计划经济在大学管理中的主要表现，
如果不触动这方面的问题，或者避开了这方面的改革，或因其有难度而将其悬置，
那就根本不可能使所谓"计划经济的最后一个堡垒"有根本性的变革，如果仍然用计
划经济的管理逻辑、思维与办法来进行改革，恐怕还会加强"计划经济的堡垒"的力
量。

　　我想要强调的是，计划经济的弊端的背后，有一个教师在学校中的地位与权利
问题。实际上现在高校里的普通教师是既无地位，也无权利的，更没有维护自己权
利与利益的组织，工会的职责被缩小为每年举办一两次联谊活动，所谓"职工代表大
会"也最多起一点咨询作用。对教师的教学与研究具有根本意义的"教学民主"与"学
术民主"似乎还没有提到议事日程上。特别是青年教师，实际上已经成为学校里的"弱
势群体"--这里所说的"弱势"绝不是讨论中的某些人所说的"智力的弱势"：这种说法
本身就是带有歧视性的偏见；我所说的是一种"权利的贫困与弱势"。在当今的中国
大学，即使是教授，也都缺乏独立的利益欲求和自由表达的权利，以及参与学校各
级行政领导人的选聘，参与决策过程，制定游戏规则的权利；但教授因其学术地位
还有一点有限的发言权，青年教师连学术上的发言权也没有。正是这种状况，严重
地影响了教职员工的积极性，成为束缚教学与学术研究"生产力"的主要原因。在我
看来，这才是非改不可的主要理由。也就是说，大学要根本克服计划经济管理的弊
端，是必须同时推进校园里的民主改革的。

　　而且还要看到，我们现在对学校的学术、教学工作的组织、领导方式，还是计
划经济时代搞计划指标、群众运动的方式。首先，规定在某个时间内（规定的时间
是十年）"实现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这本身就是一个"计划指标"，是用对发
展工农业生产的方式（而且有极强的计划经济印记）来规范学校教育，是根本违背
教育、学术发展规律的，其结果只能是把这样的"赶超计划"变成"形象工程"、"政绩
工程"，或者其实质也就在于此。于是，又有了这些年十分盛行的"精品工程"，"造
大船"，还有什么"誓师大会"，"春种秋收"，等等层出不穷的花样。这也许正是中国
特色：最喜欢用工、农业生产的词汇（"工程"、"造船"、"种收"）与战争词汇（"誓
师"）来讲学术，这或许正是一种隐喻：有些官员们就是用经济与军事的逻辑和方式
来管理学术的。所谓"精品工程"，就是由某一名教授挂帅（更多的情况下是挂名），
搞"大兵团作战"，这是"大跃进"时代的"大搞科研群众运动"的做法，不知道为什么
现在又"重来"了。劳民伤财不说，更是败坏了学风，这些年学术研究上的急功近利，
好大喜功，形式主义、浮夸之风，实际上都与这种领导方式有关。还应该指出，这
种领导方式有一个背景，就是这些年国家加大了对学术研究的资金投入，这本是一
件好事，但有些掌握了权力的官员就产生了"有钱不花，过时不用"、"国家的钱不用
白不用"的心理，说穿了，这类"学术工程"有不少（当然不是全部）就是"花钱工程
"，少说也是用纳税人的钱来买自己的"政绩"，这其间的弊端也是显见的。面对这样
一种"学术生产"的"组织"方式，我常常要想起赵丹在离世前所说的一句话："管得太
具体，文艺没希望"。按我的理解，他就是针对计划经济时代领导文艺的根本性弊端
说的。这背后是包含了深刻的、甚至是血的历史教训的。要知道，学术研究是既不
能像"生产"一样"组织"，也不能像时销商品一样讲"速效"的--至少人文学科是如此。
在我看来，领导学术的最好办法就是"无为而治"：只要有一个"宽容"的政策，营造
一个"宽松"的学术环境与氛围，提供相对"宽裕"的生活与工作条件，其他都不用管，
放手让教师去教自己的书，学者去做自己的学问，积以时日，自会产生"精品"。

　其二，我要问的是，我们能不能把当下中国大学的问题简单地归结为或局限于"计
划经济体制"的弊端？这样的一种认识和提法，会不会遮蔽一些重要问题？黄子平先
生在这次讨论中，提出了他对中国大陆教育状况的一个很深刻的观察："官衙门积疾
未除，又添洋商场新疾"。6我在面对当下中国大学教育问题，甚至整个中国问题时，
总要想起鲁迅在２０ 世纪初所表达的一种忧虑："往者为本体自发之偏枯，今则获
以交通传来之新疫，二患交伐，而中国之沉沦遂以益速矣"。7事实上，一百年后
（鲁迅的文章写于１９０７年），我们所感受到的也还是这个"二患交伐"的忧虑，
尽管具体内涵不尽相同。这样的历史循环，是让人沮丧与无奈的，但我们只能直面。


　　值得注意的是，"积疾"与"新疫"是常常交织在一起的。就拿前文所说的"官本位
"来说，同样是"官"，今日之"官"，与计划经济时代的"官"，既有基本的相同，却也
"与时俱进"，有了新的时代特点。比如，今日之"官"--自然是指大有"雄心壮志"
（或曰"野心"）者，而不是忠于职守（或曰"安分守己"）者，已经不满足于只当官
（书记或校长、主任），还要当教授、博导，以至董事长，将政治、思想、组织的
权力与学术的权力，以及经济的权力集于一身，把所有的利益全部捞到手，而且还
想世世代代传下去。而且还要"官官相护"，以形成一个利益集团。他们人数不多
（但有与时俱增的趋势），但能量极大，在官场上颇能呼风唤雨，对同事中的正派
人、老实人的打击是不择手段的，同时也很懂得笼络人心，即所谓利益分享，以扩
大既得利益集团的社会基础。在我看来，这就是这次讨论中，很多朋友谈到的这些
年在高校十分盛行的所谓不上课、不作研究的"官员教授"现象的实质所在。高校里
的学术腐败，使人们有理由提出这样的问题或担忧：在中国的校园里，是否有可能
形成一个以权力作支持与保护的，试图占尽大学资源（包括政治、思想、文化、学
术与经济诸方面）的既得利益集团，或者正在悄悄地萌生？

　　我们通常只注意社会上的既得利益集团的问题，而往往忽略了校园里也会有既
得利益集团的问题。人们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把校园看作是一块"净地"--在下文中
还要谈到，就我个人的理想，我还是希望校园能保持相对的干净；但我们不能因理
想蒙蔽了自己的眼睛：在当下这个"一体化"的社会里，社会上发生的一切，都会在
校园里发生；校园内外的勾结（说好听点，是"沟通"）是不可避免的。这就说到了
高校学术腐败的另一个重要方面，也是人们议论比较多的，即所谓"卖文凭、学位"或
变相"卖文凭、学位"。这样的买卖文凭，从高校方面说，有的时候是被迫的；更多
的情况下，却是"双赢"，即买卖双方都得到利益：卖方（校内的官员）所得到的不
仅是经济收入，更是与买方（地方官员，企业家......）的社会关系：这可是一个
更大的"无形资产"。于是，我们又要讲到校园腐败的一个更加重要的，但却是未能
更充分暴光的腐败，即这些年大学里盛行"产、教、学"的三结合所产生的腐败。自
办产业可能有它的必要性，据说这是学校自筹资金的主要手段；也可能正是因为这
个原因，人们对校办产业中的腐败现象采取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生怕
得罪了"财神爷"。但从这次讨论中，知情人在网上揭露的问题看，确实已经到了不
能再视而不见、听之任之的地步。在我看来，校园内的种种经济腐败现象，越是捂
着掩着，越是暴露它的严重性：不仅是教职员工的利益，学校、国家的利益受到了
巨大的损失，而且还会加速既得利益集团的形成。这很可能是当下中国大学的一个
"脓疮"，且看何时能够捅破吧。

　　在这次讨论中，还有一个似是而非的说法：仿佛至今为止，中国大学校园内还
没有竞争，因此，必须引入西方的竞争机制，以作为改革的突破口。然而，这是不
符合事实的。每一个对当下中国大学稍有了解的人，更不用说我们这些校园中人，
都会知道并感受到，这些年大学里的竞争不但十分激烈，而且已经形成了某些竞争
机制。评定与竞争大体上有这样几个方面：职称（教授、副教授、讲师）的评定与
竞争；学科带头人、"人才工程"的成员......的评定和竞争；"硕士点"、"博士点"，
重点学科，学术基地......的评定和竞争；不同级别（学校级、省市级、国家级）
的科研项目的评定与竞争；不同级别（学校级，省市级，国家级）的评奖的评定与
竞争......。其中的竞争机制则有以下几点：１，竞争确实和每一个人的利益"挂勾
"：对个人来说，这直接涉及个人待遇与地位；对单位及各级领导，则是考核政绩的
主要指标。因此，这是谁也逃脱不了的。２，有一个建立在等级基础上的量化的评
价标准，如发表多少文章，特别是在核心刊物上发表过多少文章（有具体篇数要求）；
出版过多少著作；获得多少、什么级别的学术奖；承担了多少、什么级别的研究项
目，获得了多少基金......等等。３，在评选过程中，虽然也有专家评审，但依然
是以行政权力为主导的。４，越来越注意"与国际接轨"，而所谓"接轨"主要是指国
际交流，如评基地、重点学科、博士点，通常都有一个指标，即召开过多少国际学
术会议，接待过多少外国学者，有多少人、次参加国际交流，等等。应该说，通过
职称的评定，确实有不少具有真才实学的人得到了其应有的地位与待遇，一旦评上
副教授，生活就有了基本的保障，或者说有了安居乐业的物质基础：这些年大学里
的教师生活条件和研究条件的改善恐怕是有目共睹的，这也是国家经济发展的结果。
但是否因此而调动了教师的积极性，则很难说，至少是没有预期的那样明显。而现
有的评选、竞争机制其负作用也是有目共睹的：就我所熟悉的人文学科而言，等级
式的量化评价标准实施的结果，不但每一个环节都要开后门，这些年学术腐败的增
长速度可以说达到了惊人的地步，而且助长了重量不重质的倾向，成批生产了大量
的平庸之作，甚至是学术垃圾，完全败坏了学风。繁琐的评选与检查，各类表格成
灾，使所有的被评审人、评审人，以及系与教研室的领导（他们有许多是业务骨干），
都疲于奔命；管理者的文牍主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被管理者（主要是学者、
教师）的精力浪费都达到了惊人的地步。而无数的名目繁多的学术会议，有许多是
所谓"国际学术会议"（其实是请几位外国学者来撑场面，没有可能进行真正的学术
交流），更是使学者们忙于到处赶会，不但浪费了大量纳税人的血汗钱，而且助长了
空谈的浮华之风，造成了虚假的"学术繁荣"景象，实际上是在制造学术泡沫。更为严
重的是，这样一种评价标准与机制，是压制学者的独立思考与批判力、创造力的，
因此，我曾说这是一种新的科举制度。一些真正想认真做点学问，并且特立独行，
有自己的理想，学术见解与追求，而淡泊名利的学者，特别是他们中的年轻人（在
我看来，这样的人才是中国未来学术的真正希望所在），在这样的竞争面前，常常
显得无能又无奈，而且经常是失败者。而另一些人，则是如鱼得水，他们是我的导
师王瑶先生所说的学者中的"社会活动家"，或者根本没有学问，但极会公关，或也
有点学问，开始阶段还下了点功夫，也取得了一些成绩，然后就通过广泛的社会活
动，极力推销自己的产品，以取得最大报酬（经济的与政治的报酬），通常情况下，
还要"超值"。而这样的人，还往往被选中充当学术官员的接班人，一旦有权，就充
分利用现有竞争体制，为自己捞取更大利益，同时拉帮结派，"武大郎开店"，排斥
异己，压制才华高于自己的同辈或年轻人，有的甚至成了学霸。这样的"学术新贵"，
人数并不多（尽管也有与时俱增的趋势），目前尚处于萌芽状态或形成过程中，但
很值得注意，他们很有可能成为我前面所说的也在形成中（或可能形成）的校园里
的独占资源的既得利益集团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这次讨论中，很多朋友都直言不讳地指出了这些年中国大陆学术水平下降与
整体水平不高的问题。尽管这是颇让人尴尬而惭愧的，但我们也只能正视。在我看
来，这是与前述学术管理方式与竞争机制中的问题是直接相关的。其所造成的学术
体制化，是当下中国学术危机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个事实，也许有助于我们打破对
竞争的迷信，不是任何竞争都会产生我们一厢情愿的效果，它会有良性与恶性之分；
也不是对别的国家有效的竞争规则搬到我们国家就一定有效，鲁迅早就说过，中国
是一个"大染缸"，再好的东西到中国也会变质。应该对这些年所推行的竞争机制的
得失首先作一个清醒的反省，我们并不反对竞争，但绝不认为竞争就能解决一切问
题，而且应该建立公平、合理的竞争规则，以促进良性的竞争，而非恶性竞争。

　　学术水平滑坡的问题，原因当然是复杂的。比如说，这些年，在以教育作为产
业的思想指导下，实行大学的扩招，其所产生的负面作用已经显露；对于教师来说，
其直接影响，就是除少数大城市少数大学以外，绝大部分学校里的大部分教师都以
主要精力来应付繁重的教学任务，同样是疲于奔命，根本不可能下功夫认真提高教
学质量与科研水平。这背后也还有一个所谓"创收"的问题。本来，提高教师的收入，
使学术研究与教学工作获得基本的物质保证，是无可非议的。但当"创收"成为目的
本身，也促使某些教师（包括一些青年教师）把主要精力放在"第二职业"的创收上，
对科研工作敷衍塞责，粗制滥造，教学工作更是极不负责，引起了学生的强烈反应。
另一面，当创收也成为学术研究唯一的动力时，也就同时导致了学术商业化的危机，
花样百出的学术包装、炒作与学术腐败，制造了大量的假冒伪劣的学术"产品"，已
经引起了人们的公愤。

　　从更内在方面看，这些年高校教师（特别是副教授以上的教师）生活水平有了
较大的提高，如前所说，这本身是社会发展的一个结果，但也会产生新的问题。记
得鲁迅曾经说过，"豢养文士仿佛是赞助文艺似的，而其实也是敌"，他并且特地引
用了裴多菲写给瓦．山夫人的诗句，对"苦恼的夜莺，而今沉默在幸福"里表示忧虑。
8鲁迅当然不是主张学者与文人应该"越穷越好"，相反，他认为"余裕"（我理解是指
有物质保证的精神的余裕）是文学与学术发展的必要条件。9但如果沉湎于优裕的生
活，"沉默在幸福里"，放弃或削弱了精神的更大关怀与追求，又确实会造成学者的
精神软化，学术批判力、创造力与独立性的减弱，学术境界的狭窄化，使学术成为
智力游戏，高雅生活的点缀，这样的来自学者自身精神危机的学术危机，是应该引
起警觉的。

　　中国大学里的学者（至少是我所熟悉的人文学者，可能还不只人文学者）的精
神与学术危机，还有一个方面也是不可忽视的。这些年，我们一直在高喊"与国际学
术接轨"。尽管在我看来，"接轨"的说法的科学性很可怀疑，它很容易产生歧义与误
解，但有一点是必须肯定的，即我们的研究要有一个世界的人类的视野，要有国际
交流，要自觉、主动地吸收世界各时代、各民族、各地区的一切思想、文化与学术
的成果，而且事实上，我们至今对世界他民族文化（包括炒作得最热的西方文化，
以至美国文化）的了解、认识还是极其肤浅的，吸收也还停留在表面的层次上，在
这方面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有很长的路要走。但如果在"与国际学术接轨"的口号
下，将外国的学术界，包括西方汉学界理想化，绝对化，甚至产生新的迷信，以"中
国学术的西方化、美国化"为目标，这不但会从根本上丧失学术自信力，而且有失去
学术独立性的危险。这些年所出现的学术研究中的中国历史、现实"问题"的淡出，
创造性思考的退化，将用中国的材料来证明西方某种流行的理论的有效性作为学术
规范与追求的倾向，就充分显示了这样的危险。在这样的学术倾向与气氛下，只能
培育出当年王瑶先生尖锐批评的，"向中国贩卖西洋货，向外国贩卖中国货"的学术
上的"二道贩子"，而且所贩卖的都是一知半解的劣质"产品"。这样的"学术"在国际
交流中，是不可能得到严肃、认真的外国学者的尊重的。要知道，学术上的亦步亦
趋，不管表面的装潢如何精致，模仿如何维妙维肖，都是没有学术价值的，更无法
得到被模仿者的尊重。在这次讨论中，有的朋友十分沉重地指出，这些年，我们越
是高喊"与国际学术接轨"，我们的国际学术地位反而在下降。在我看来，最重要的
原因，就在于我们一方面对世界各民族的文化与学术缺乏真正深刻的理解与吸收，
同时又将自己理解得十分肤浅的"西方文化与学术"奉为神灵，以学得皮毛而沾沾自
喜。学术自主性的丧失的背后，是学术精神动力的丧失，学术创造力与想象力的匮
缺。

　　这里，还需要谈到中国大学里的学生。这次讨论中，也还有一个颇为可疑的说
法，即所谓"一流学生，二流教师"。作为北京大学的教师，我确实是以自己的学生
为骄傲的；尽管我对于XX有诸多不满，但却始终难以割舍，最基本的原因就在于我
在这里可以尽享"得天下英才而教之"与"教学相长"之乐：这正是从孔夫子与孟夫子
以来的中国所有的教师的共同梦想。但我同样清楚地知道，这样的"天下英才"的高
度集中本身就是人才分配中的等级制度的产物，其可议之处是颇多的。更重要的是，
我们不能以所谓"一流学生"这类似是而非的提法来掩盖中国大学生（包括XX学生）
中真实存在的问题；如果进一步将教师与学生对立起来，利用学生对教学的不满来
获取学生对自己的支持，就是更不可取了。这些年，我和XX与全国各地的大学生有
许多接触与大量通信，我发现，很多有思想、有理想、有追求的学生对他们所处的
教育环境，当今大学生们的精神状况，有很多的不满，因而陷入了深刻的痛苦中。
这里，随便抄录一位外地学生来信中附录的一篇文章中的一段--

　　"这个时代，大学生差不多早已变得不大会说属于自己的话了。有个朋友说：从
我们进大学的那一天起，我们就不断被教导、被灌输、被暗示、被诱逼，哪些话该
说，哪些话不该说，见到甲该怎么说，见到乙该怎么说，在台上该怎么说，在台下
该怎么说。我们已经丧失了大学生自己的灵魂。'告别万岁'的大学生并没有成为真
正的自我，没有塑造出自我健康的人格。告别权威，他们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盲
从社会，迷信流行，没有自己的观点，缺乏智慧的思想"。"他们成为了什么？""他
们在实践中追随一种普遍流行的服从，满足于自我精神深度模式的消解和平面化的
现状，虚伪，形式化的思想行为正成为一种流行的时尚"，"一些人'平日则放荡冶游
'，考试则熟读讲义，不问学问之有无，唯争分数之多寡"，"一些人放纵着自己的情
欲，寻求生活的刺激和伪先锋式的潇洒"，"一些人醉心于'理论联系实际'所获取的
可观报酬，他们过早地走进了商业操作的流程"，"一些充当'学生精英'的学生干部，
以锻炼能力的谎言和借口，满足权力的角逐欲和官瘾，沉醉于发号施令和振臂一呼
应者云集的精神鸦片之中"。

于是，又有了我的如下回信--

　　"坦白地说，读了你的大作，我的心情颇为沉重：至少你说出了相当程度（当然
不会涵盖大学生的全部）的真实，。。。。。。。四年教育的结果使学生失去了追
求。上学期一位学生在作业中的一段话曾使我震惊：'我很欣赏老师的这门课，这种
生活方式。虽然有现实生活中的种种的束缚，还是能活得很自由自在，在思想上始
终坚持一种自由的状态，永远对自己的爱好、自己的事业充满激情，对自己的生命
也充满激情。而回想我这几年的大学生活我觉得我的心态已经老了，我对一切都抱
着一种顺其自然的心情，这可以说是宽容，更残忍也是更确切的说法是，这是一种
消极的生活态度。现在的我还是在这样的心态中生活着，自己觉得很可悲，但已经
很懒再去改变了，我想等我跨出校门之后我或许会改变'。这年轻人心态的衰老与倦
怠是可怕的，而且我相信它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这就更使我感到悲哀。你在信中也
谈到了你的困惑：'我不明白的是，现今的大学生不是不知道自身的浅薄，工具化。
但他们为什么甘于这样，为什么安于这样的状态，存在总有其合理性，更深层次的
心态到底是什么？'这确实值得探讨。你和你的朋友自身就是大学生，当然更有发言
权。我想到的有两方面。一是外在的社会的原因。尽管我们现在口头上也在大谈'创
新人才'，但实际上在现行体制下需要的是有效率的工具，国家与商业机器上有用的
'螺丝钉'；另一方面，'官本位'的体制也从根本上扼杀了人的创造性与积极性，再
加上不公平的竞争，由此产生的腐败，人与人之间的敌意、相互伤害等社会风气的
毒化......，这都会造成年轻人的工具化，浅薄化与老化。从大学生自身来看，我
以为根本的问题在于缺乏信仰，失去了追求的目标与动力。没有了精神的信念，信
仰与追求，失去了生活的目标感，人成了'空心人'，只能把人本能的欲望膨胀到极
端，或者依靠利益的驱动，不择手段地在名利场（官场与商场）上追逐，有的则消
极退缩，陷入遁世或混世。因此，现在的中国，最迫切的是'文化的重建'，其中一
个重要方面就是价值观、理想、信念与信仰的的重建。如你所说，即使有的大学生
不满于自身的状态，但只要'新'的精神信念未'立'起来，他们也就必然处于迷茫中，
或按照现有生活的惯性继续生活下去。但这样的重建，是不能靠他人来'指点'的，
只能由青年人自己来寻求，创造。因此，我非常赞同鲁迅当年的观点：'青年又何须
寻那挂着金字招牌的导师呢？不如寻朋友，联合起来，同向着似乎可以生存的方向
走。你们所多的是生力，遇见深林，可以辟成平地的，遇见旷野，可以栽种树木的，
遇见沙漠，可以开掘井泉的。问什么荆棘塞途的老路，寻什么乌烟瘴气的鸟导师'。
你在信中说你们已经有了一个民间的思想村落，这就是一个好的开端--路正在你们
的脚下，这是确实如此的"。

　　这里所提到的文化重建，价值理想、信仰的重建，本应该是大学的任务。因此，
大学生的问题，正是大学教育的问题的折射；用廉价的赞颂来掩盖大学生的问题，
其实质就是要掩盖中国大学教育的问题。

那么，中国的大学，是不是就一无是处呢？这也正是我要追问的第三个问题：
能不能把中国的大学，简单地看作是所谓"计划经济的最后一个堡垒"，必须做大换
血式的大手术？学术独立，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传统。这个传统在２０ 世纪８
０年代的曾有过较好的恢复，我自己也深受其益：当时我所在的中文系，就拥有一
大批真正是一流的老教授，但他们无论是治学，还是为人，都有不同的追求，而且
把这样的追求发展到极端，从而形成极其鲜明的个性，他们之间相互对立，又相互
补充，形成了"兼容并包"的格局。在这个格局中，每一个教授都有明显的长处、特
色，同时又有某些方面的不足与偏颇，但由于他们之间的相互制约，即从整体上保
证不会将某种倾向发展到极端，从而达到较为合理的学术生态平衡。所谓"相互制约
"，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方面，在学术上谁也不敢稍有懈怠，总要不断努力，将
自己的学术向前推进；另一方面，也从其他教授的不同学术思路中受到启发，对自
己的学术作某些调整，或对可能出现的偏颇有所警戒：这样，就达到了良性的竞争。
这正是最有利于我们这些学生的健全发展的：我们可以从有着不同的（甚至是相互
对立）的追求与风格的教授那里，各有所取，又各有所不取，我们与每一个教授的
关系，都是既受其影响，同时又保持独立的批评态度。当然，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
每一个学生和教授的关系，也会出现不平衡状态：学生会根据自己的气质、性格、
爱好、自我设计与选择，对与自己有着更多的共鸣处的教授产生更大的亲和力，受
到某位教授更大的影响，这自然会产生某种特殊的崇敬感，但他也会受到其他教授
的影响，并从其他教授的不同追求中，看到这位教授的某些不足，这就会有效地保
证不会将崇敬发展为盲目崇拜。这样就既可享受追随自己心仪的教授的"从游"之乐，
又能够保持自我精神与学术的相对独立性，师生之间的关系，也就能够达到"亦师亦
友"的境界。我和我的同代学者之所以得到较为健康的发展，可以说全仰赖于这样的
学术环境与传统。

事情就是这样：中国大学的问题确实很多。中国的大学必须改革，XX必须改革；但
一定要把问题即病症看准，才能对症下药，药到病除，如果诊断错了，或者没有抓
住要害，该治的病不治，或者不及时治，甚至将健康的肌体也当病治了，那就会病
上加病，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二）

　　现在，我们可以进一步来讨论改革的目标问题。

　　坦白地说，我对"创办世界一流大学"这一战略目标本身，就颇有疑惑：这里面
需要追问与澄清的问题太多。

而最感不解，也是一直想追问的是，为什么我们的某些教育家、教育改革家总是有
一个"赶超先进国家"的情结，而且要追求"跨越性的发展"？这样的"赶超"思维和战
略本来是来自经济建设方面的：１９５８年的"大跃进"其实就是"赶美超英"、实行
"跨越性发展"的一个尝试，其结果是引发了全国性的大灾荒、使国家元气大丧。可
见即使是经济建设，这样的"赶超"战略还是有许多问题的。现在，又要用于教育与
学术，思想与文化，可疑之处就更多了。如果说，经济的发展水平，在世界不同国
家与地区之间，确有"先进"与"落后"之分，文化、教育的问题就比较复杂：在某些
方面（如教育发展的规模、受教育者在总人口中的比例，等等）也有可比性，但就
总体而言，却很难有先进与落后的区分，"先进的西方文化，落后的东方文化"，或
者"先进的西方教育，落后的东方教育"这类说法是很难成立的。这里有一个文化与
教育的民族性的问题；在不同民族的文化、教育之间，是不能区分优、劣，先进与
落后的，自然也不存在"落后"向"先进"单向赶、超的问题，只有相互吸取、交流的
问题。正是在这样的各自独立发展，又相互吸取、交流的过程中，各民族的文化与
教育都对世界文化与教育的发展作出自己的独特贡献。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对"创
建世界一流大学"的提法与目标是有疑惑的，我以为，"创建一流大学"的提法与目标
也许是更科学、更切实际的。中国这样的大国的一流大学自然会产生世界影响，用
不着预设一个所谓"世界标准"。这样的"世界标准"落实下来，一定会是以某一个国
家（例如２０ 世纪五十年代人们心目中的苏联，以及今天某些人心目中的美国）或
某个地区（通常是西方世界）的教育作为"样板"，如前所说，这就有丧失我们的教
育、学术、文化的独立自主性的危险。或者是以那些具有可比性的"硬件指标"作为
标准，事实上，这些年有关方面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主要努力，也是集中在硬件建
设上，我不否认这方面的工作的意义与价值，但如果以为硬件上去了，就办成了"世
界一流大学"，甚至以为硬件建设规模越大，越豪华，就越具有世界性，那就进入了
一个大误区，这不但会因忽略软件建设，有可能导致空有大楼，而无人才，更失精
神的恶果；而且会将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问题简单地归结为一个投资的问题：坦白
地说，明眼人早就看出，这次XX改革，其动因之一，就是向国家要钱。

在有些人看来，只要有了钱，就能办成"世界一流大学"。这其实也是一个误区：教
育投资固然是办学的基本条件（我们国家也确实存在教育投资不足的问题，在这方
面还需要作许多努力），但最根本的还是一个大学的理念、制度与人才的问题。而
且如果我们前面所说的中国大学在体制上的弊病不革除，投资多未必产生好的经济
效果，大量的资金的流失，在各种名目下被"私有化"，是不可避免的。人们在私下
议论最多的大学腐败就是这么产生的。说得更严重点，现在上上下下都有一种心理：
国家现在经济发展了，有了钱了（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出于各种动机，被夸大了的
"事实"），谁都在打国家的主意：如何将国家"大金库"，变成单位"小金库"，最后
按权力大小"分流"到个人。前文所说的大学里的利益集团就很有可能在这一过程中
逐渐形成。所谓"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改革"最后在或一程度上变成一个"分钱"运
动，这样的可能性与危险也是存在的。

本文择自一位国内老知识分子的一篇文章。 为避免不必要的具体， 删除若干字,隐去作者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