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不歸著名數學家Ky Fan的故事(II): 一個家庭悲劇改變了新中國數學發展版圖

續海不归著名数学家Ky Fan的故事(I).

我在UCSB读博士的时候，有幸听了樊先生一年的“拓扑群”。那是先生在退休前给博士生讲的最后一门课程，是“关门”的课，也是他最喜欢讲的一门课，讲了三个学期。先生那年70岁。

　　樊先生是大数学家，远近闻名。先生开讲“拓扑群”，不仅引来数学系大部分的研究生，连物理系学理论物理的博士生也来听讲。更为新鲜的是，教室的后排竟然坐满了数学系的中、青年助教授、副教授和教授。如此“盛况”，是我见过的唯一一次。

　　但先生似乎非常不喜欢这种“盛况”。他首先宣布，来看热闹的下次就不要再来了。“我不是动物园里的！”接着，先生解释：要听懂这门课，你必须学过研究生水平的“分析”、“代数”和“拓扑”。然后，他随机点名查问学生的数学基础，建议那些低年级的研究生下次也不要再来了。然后又批评系研究生顾问不尽责任，放任学生任意选课。

　　第二次上课，教室里人数果然减少许多，先生似乎还是不满意，他向我的一位上课不做笔记的同窗大发脾气。

　　第三次课上，先生开列了三十来本参考书和文献，其中不单是英文的，还有法文的、德文的与俄文的。我当时真快坐不住了，暗自发愁。我的俄文颇有基础，俄文文献可以应付。法文作为第二门外语，刚刚开始选课学习，离能阅读数学文献还早呢。德文我一窍不通，毫无办法可想。原来有问题的不止我一个，正在我一筹莫展之际，有位同窗举手告诉先生：他看不懂俄文和德文。先生一听，开始训斥：法国、德国和俄国那么多好的数学家，他们不一定非要用英文写文章，你看不看？你不看他们的文章，你怎么能成为好的数学家？然后先生继续发挥：数学和音乐一样，各国的数学家心灵相通，不论用什么语言表达。你以为只懂英文就够了吗？最后先生的矛头，竟指向了端坐在教室后排的系里的助教授、副教授和教授，他们已经旁听了一个礼拜的课了：美国的年轻一代的数学家，只懂英文，只看英文文章，其他国家的数学家们写的文章，完全不管，这就是美国的数学越来越糟糕，美国出不来大数学家的原因！

　　第一周的三堂课，先生堂堂训人。第二个星期上课，课堂上就剩下我们六个“正经”学生了。先生登上讲台，环顾教室冷冷清清，莞尔一笑，说：“这个班就应该这么多人！”从此，先生上课都是高高兴兴，一年里，没有再发过脾气训过人。在美国的大学里，为数不少的教授为“招徕”学生选他的课，总会想办法把他的课程“包装”宣传，唯恐没有学生捧场，相比之下，先生的做法实在惊世骇俗，殊不知先生心中有追求。

　　“拓扑群”这门课，熔“分析”、“代数”和“拓扑”于一炉，综合了数学三大基本学科的基本概念和方法，包含许多近代数学的思想、方法和结果，在数学中有特别的位置。并且，曾经有众多的世界著名的大数学家，包括先生本人，都在这个领域中有所建树。难怪先生在退休前，特意选择了“拓扑群”作为他“关门”的课，先生对这个学科“情有独钟”。他要把这门课讲得出色，讲出他心目中的“拓扑群”。除了在北大读书时翻译出版了一本《解析几何与代数》之外，先生惜墨如金，没再写过书。“没有时间”，是他简单的解释。虽然先生无暇写书，但他要在退休前留给UCSB数学系一个课程样本，一个数学系高班博士生课程的标准，一个不允许降低的标准。

　　先生讲课从来是情绪饱满，感情投入。刚开始上课时，他语调平缓。随着问题逐步展开，他的声音越来越大，尤其是讲到每堂课的精彩地方，他就非常兴奋，双臂挥舞，满脸通红。先生讲课的内容，有的就是他本人的工作，如他那有名的“不动点定理”；有的是与他共过事、非常熟悉的大数学家如安德威尔的工作。先生讲课的过程，按他自己的话：“我是把衣服的里子都翻出来给你们看。” 他要让学生看清楚来龙去脉、结构关系后，还要翻回到面子上来，让学生再看怎么把数学表达得干净、整洁、漂亮。先生说：“数学和音乐一样，表达的是数学家的思想和意境。没有思想和意境的数学一定不是好的数学，是不值得一看的东西。”听先生的课长功夫，长的是把数学看透的功夫，和把数学表达得好的功夫。先生出的考试题目，也难也不难。看不透就困难得完全无从下手；只有先看透，才能想出办法；有办法了，数学表达也不允许拖泥带水。大师训练学生训练的是功夫，不论是讲课，还是考试。

　　最后一堂课，先生全部课程讲完的一刹那，我的心突然一阵发紧，惘然若失。一年三个学期，每个学期十一周，每周三节课，听课、读书、难题、考试，如今都结束了。我们都感到将要离开先生，先生就要永远离开讲台了。六位学生不约而同全体起立，鼓掌，向先生致敬。我们每个学生都是眼中有泪，心存感激。我们事先推举了一位口才最好的美国同窗，代表大家向先生致词。他竟然激动得发抖、哽噎，仅仅说了一句话感谢先生，然后向先生致敬并赠送了一件小礼物，那上面有六个学生的签名。早已下课了，没有人离开，大家目送先生缓步走出教室……

　　此时此刻，追忆往事，又一次热泪难禁，心中突然想起京剧《借东风》中的一句：一阵风留下了千古绝唱！

　　反哺情深：樊畿向母校捐赠全部藏书

　　樊畿先生1932年由南方来到北京，成为北大数学系的学生。据先生说，这与冯祖荀先生关系很大。有一次樊先生问我听没听过冯祖荀的名字？冯祖荀先生是北大数学系首任系主任，一直任职到30年代江泽涵教授继任为止。年代久远了，我属于60年代的北大学生，若不知道冯祖荀何许人是十分正常的。可我偏偏知道，那是因为我的三姨是30年代北大数学系少见的一位女生，她给我念叨过当年的人和事。

　　樊先生看我知道冯祖荀是何许人，来了兴头，打开了话匣子，讲起一大堆故事。他告诉我：冯先生是他的姑丈，十分鼓励这个聪明的后生来北大读数学。樊先生似乎也很喜欢他这位姑丈，他给我绘声绘色地描述冯祖荀先生：身穿布履布袜，嘴衔外国烟斗，抽的却是中国旱烟丝。性情平和，淡泊名利，凡事满不在乎，洒脱飘然，像个神仙。

　　带领樊先生入门的远不只冯祖荀先生。提起引路人，樊先生念念不忘的老师中首推江泽涵教授。他亲口对我说过：“江先生只比我大一旬(意即12岁)，但与我情同父子！” 用字之重，非同一般。

　　江泽涵先生30年代起接替了冯先生，后来一直是北大数学系系主任直到50年代院系调整。正是因为他的努力，30年代的北大数学系就能邀请那么多位国际上著名的数学家来讲学，为北大数学系日后在国内的领先地位奠定了基础。

　　抗战期间，北大南迁，与清华、南开合并成立西南联大，樊先生当时是北大助教，随校并入西南联大，又得以与华罗庚、陈省身、许宝等先生相识共事，讨论切磋。在考取了由法国退回的庚子赔款资助的赴法留学资格后，樊先生于1939年赴巴黎大学，师从大数学家弗雷歇教授，开始专注于抽象分析领域，并于1941年获得法国国家博士学位。之后樊先生成为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并且在庞加莱数学研究所从事数学研究，成绩斐然。

　　1945年二次大战结束后，北大得以复原，准备返迁故都北平。樊先生当时正在美国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继续他的研究工作。先生赴法留学前已经成家，夫人燕又芬师母，河北定县人，出身名门望族，30年代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他们育有两子。据江先生说：北大复原前，校方已经决定聘任樊先生为教授，樊先生也允诺回到母校执教，只待国外工作告一段落后即可返国就任。北大复原时，一直留在昆明的燕又芬师母，也随同学校北上。不幸的是，途经四川，他们的两个儿子突染急病，战后缺医少药，无法救治，双双夭折。到达北平后，江先生协助樊师母赴美与樊先生团聚。痛失双子，成为先生与师母永远无法疗愈的伤痛。故土虽热，但那里有令樊先生夫妇不堪回首的痛苦，于是他们打算在美国留一段时间，疗养心中难以名状的剧痛。不料时局巨变，中美联系隔断，樊先生这一留竟是半个世纪。

　　1985年，时任北大数学系系主任的丁石孙教授，结束了在哈佛大学一年的学术访问，归国前专程来加利福尼亚的圣塔芭芭拉看望樊先生。

　　改革开放以来，国内来拜访樊先生的学者很多，但对来自母校的丁石孙先生，樊先生格外礼遇，说：“丁先生不是我随便的客人。”我理解先生对母校特殊的感情，并且有强烈共鸣。母校的概念既抽象又具体，她是和未名湖、博雅塔，情同父子、德高望重的学术生涯的引路人等等融为一体的。我陪樊先生亲自去火车站迎接丁先生。樊先生特意请丁先生在他家里住，为的是能够“多聊聊”。他把自己的卧房腾出来，自己则在书房临时安放行军床过夜。樊师母还亲自下厨，为丁先生煮饭烧菜。樊先生夫妇是想让丁先生“宾至如归”，有在家里的感觉。丁先生私下跟我说：“樊先生在国外生活快五十年了，想不到他家烧的饭是地道的中国味儿！”

　　樊先生虽然去国多年，却始终关心母校和惦念故旧同事朋友，早有意把自己购买、搜集与珍藏了半个世纪的图书文献和期刊杂志全部捐赠给母校，其中很多珍贵资料是今天无论用多少钱也无法买到的。就在这次的会面中，两位先生做出决定，尽快落实此事。丁先生回国后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一方面指示图书馆另辟专室，准备接收这批珍贵图书文献，妥善安置，善加利用；另一方面则指示正在UCSB留学的北大校友，协助樊先生整理图书，毕竟樊先生已经是年逾古稀之人。丁先生当然知道，北大接收的不仅是一批珍贵的图书文献，还包括这位老校友对母校的拳拳之忱。樊先生这边也不顾年迈体弱多病，书架前爬上爬下，除留下手边还要时常用到的少量文献资料外，其余全部登记造册，装箱待运。当时中美两国间贸易往来不如今天频繁与方便，大批图书资料出关运往中国，美国海关一时竟不知该如何处理。樊先生雇请专业人士，完成繁琐的报关、出口审核程序，最后方能上船托运。从樊先生动意捐赠开始，前后大约花了两年时间，在许多热心人士的协助下，先生的这批图书资料终于抵达北京大学。

　　樊先生藏书丰富，UCSB校方对于这批弥足珍贵的文献也不无期待。先生觉得，母校更加需要这些图书资料，执意把这些无价之宝留给北京大学。但先生非常有人情味，他不愿UCSB过于失望，决定慷慨捐赠巨款。UCSB校方则用先生的捐款成立了“樊畿的助教授基金会”。

　　我今年一月份又去看望先生，特意到他的书房看看。偌大的书房如今显得空空荡荡，整面墙的书柜中，过去满满当当，如今稀稀拉拉，除了这些年新进的图书之外，零乱地堆放着先生过去的讲义、笔记之类。我拍了一张书房的照片，记录下这片飘在异国他乡的绿叶对根的情。

　　青山夕照：恩师，请接受我的祝福！

　　1996年，毕业离开母校UCSB的10年后，我在北加利福尼亚州的国际科技大学做应用科学系系主任，樊畿教授和师母特地来看看我们安在北加州的家。

　　先生知道，我为了要适应工作和硅谷环境，开始转向应用数学，做了一些密码学方面的工作，可以应用到网络与信息安全，并获得了几个美国专利。他饶有兴趣地仔细问我，在信息安全方面哪些数学可以派上用场？先生还说找个时间让我教教他如何使用电脑和互联网，他希望这样一来，或许可以不出门就能查找文献，不必经常跑学校图书馆了。

　　我看到他们二位的腿脚都出现了退化。先生早有腿疾，时好时犯，如今他的髋关节和膝关节疼痛加剧，越发不良于行。

　　先生告诉我们，他们在家里，每人一辆电动轮椅。先生仍然不改他的风趣，描绘他们二老在家里两车狭路相逢，互相碰撞的情景说：“厨房里，我撞她，她撞我，好像迪斯尼乐园里的‘碰碰车’!”先生笑话说得轻松，妻子和我却听得一阵心酸。

　　然而，更为严重的现实问题是，他们或许尚能勉强照顾自己的日常生活，但却绝对无法照料他们那偌大的房子。我建议：卖掉它!换一套居住方便，易于打理的小房子。

　　先生曾经也有此意。加利福尼亚的房价每十年大涨一次，人家都说这是拜加利福尼亚的灿烂阳光所赐，谁不喜欢居住在四季如春，阳光明媚，空气清新的地方？可是，房子要人管，先生已力不从心。房子四周一片荒芜，山坡上杂草丛生。更兼山体滑坡，造成地基部分下沉，房子出现裂痕。虽然可以雇请专业人员维修，他们却无力配合。先生说：“四周邻居的房子都在涨价，我家房子却在跌价！”尽管降价求售，仍然乏人问津。先生的倔脾气上来了，“我不卖了!”

　　先生却完全没有觉察到我对他们晚年生活的焦虑，开始滔滔不绝地讲他自己的数学，讲他最近所思考的问题。那天，在我家客厅里，他随手在一张白纸上写起来，给我讲述他最近刚刚证明的一条定理，那是一条关于“在局部紧致拓扑群上一类重要映射的表示”的定理，复杂而深刻。但先生把他那个定理的条件和结论叙述得一清二楚，含意也给我解释得明明白白。大师就是大师，先生那年已是82岁。

　　先生无儿无女，二老相依为命，我为先生和师母的晚景担忧。我深知先生自尊好强，不会接受专门的看护到家里照料他们，他们喜欢独立。因此我很想建议先生，索性找一家好的养老院。可是，看着眼前兴致勃勃地谈数学，谈他最近证明的定理的恩师，让我到了嘴边的话却说不出口。具有这样清晰的数学思维与活跃的创造性，先生绝不属于养老院！

　　10年后，2007年1月14日，我正好出差前往南加州，于是驱车到圣塔芭芭拉兜一个弯，好去看望先生，先生已经92岁了。

　　近几年，先生家发生了不少变故。先是师母燕又芬女士因病在1999年过世。在师母病重期间王晓霞女士服侍在侧，也始终在照顾先生起居，后先生与晓霞女士相互扶持，结为伉俪。前年，先生突然中风，虽然抢救及时没有大碍，但左半身活动能力明显退步。后来在前往洛杉矶赴宴的途中，先生在汽车后排坐椅侧卧，在急刹车时不慎从座椅上跌下，造成腿部骨伤。经住院手术治疗，现已复原。

　　先生多数时间是卧床歇息，见到我当然很高兴，脸上浮现着我所熟悉的笑容。他长时间盯着我看，因数年不见，我已是满头白发了。

　　坐在先生床前，与先生双手紧握，四目相视无语的时刻，我暗祷上苍：保佑我的恩师幸福尊严地走完他光辉灿烂的人生历程。离开先生家时，我心中无限惆怅，口中不断地重复：“我还会再来看您!”

　　我的寓所被群山环抱。极目远望被落日余晖笼罩下的青山，显现出一种在骄阳下没有的苍翠、庄严与肃穆。那夕阳辉映下的青山，不正是先生灿烂辉煌人生的写照吗？

　　2007年1月初稿于加利福尼亚三道林山庄

　　2007年3月定稿于北京回龙观闲野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