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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出在写作课上。一开始那个教授给我感觉不错，但后来就越来越离谱，经常迟到，还时不时地突然临时取消课。有一天我赶到教室，发现课又被取消了，怒火万丈，却又束手无措，我不敢直接冲到系主任办公室投诉，怕自己面临被打击报复的后果。我只知道一点：在采取任何行动之前，我必须先见到课程顾问AMANDA。 因为她是我在这个学校最熟悉、最信任的人。
跑到咨询部，一见到AMANDA，我的眼泪突然掉了下来。
她吓了一跳，连忙给我一个拥抱：“怎么啦？”
我为自己的失控道歉：“我就是这样没出息，一急一气，眼泪就控制不住地往下掉，什么话都说不出来-----当然也包括骂人的话。”
听完我的投诉后，她说：“这样的行为当然不能容忍了！一定要找他的顶头上司解决问题！别怕你会被报复，我现在就跟他的主任联系。”
我听到她在电话中说：“这个中国学生是个高度自律的好学生，今天的课又被临时取消，成了压倒她的最后一根稻草。”
“好了，主任现在就在办公室等你。你大胆地去投诉吧。”
见到系主任后， 我说：“象很多中国人一样，我对权力机构的恐惧已经渗进了骨子里，我是忍耐了好久，才有了今天的爆发。你不知道，我需要多大的勇气，才能到你这告状。暂且不说教授的不负责任对不起我，我更心疼我丈夫。这对他不公平。我丈夫四点起床上班，为我交学费，而我的教授，却不能在八点钟准时上课。很显然，这位教授不在乎这份工作，那就把这份工作给其他能负起这份责任的人。现在美国失业率这么高，教授拿着薪水却不干活，也对不起那些有能力却没有机会的人。我今天之所以情绪激动，还因为如果在美国讨说法也要遭到打击报复，那我只有到其他星球去寻找真正的民主公平了。”
尽管主任一再保证我不会因为这次投诉而遭到报复，我还是不愿意填投诉表格，留下我的姓名，以防止自己这个“访民”的身份暴露。我说只要教授和我一样准时出现在教室，我就满足了，按时上班是对员工最基本的要求。
那个教授立刻改正，不再迟到，看来那个主任已经采取了措施。目前为止，我的每篇作文都得了A，我以为这件事得到了圆满解决。没想到新的问题又出现了。他是不迟到了，但他到了教室后，还是不好好上课，总是让我们低头读课本，或者小组讨论，时间一到，他就宣布下课。他在消极怠工，这让我很窝火。但我打算就这样忍到这学期结束，因为我改变不了他的偷懒，系主任也改变不了他，连他的上帝也改变不了他（他说自己是基督徒）。
我知道自己在写作上拿A没问题，但这件事还是让我很烦恼，就忍不住在物理教授面前发牢骚。他说这个问题没你想象得那么复杂，如果系主任没能解决这个问题，直接找校长投诉。
“校长！”我立刻摇头：“我没那个胆，我不想把事情闹大，只想安静地学习。”
但我的忍耐已经达到了极限，于是我又跑到那个系主任的办公室， 开门见山：“再次见到你，我却不高兴。因为这意味着我的烦恼没有得到解决，我真的觉得很无助，很无望。每次上完微积分和物理，我都感觉到收获的喜悦。可写作课，我却感觉很空虚，基础没打好，我担心下学期的写作课。”
“那我看看能否安排你转到别的班，虽然这比较麻烦，因为不同的教授有不同的评分系统。”主任接着向我道歉说她的电脑太慢，要让我耐心等待。我说：“慢慢来，你忙你的，我忙我的作业。”于是我掏出写了一半的物理实验报告。
“你的物理教授是CHARLES？”报告封面的名字引起了她的兴趣：“很多学生都喜欢他，他真的很出色。”
我点点头：“是的，他不仅帮助我解决物理问题，我作文写不下去了，也让他帮忙分析。 你瞧，本应由写作教授完成的工作，就这样很不公平地丢给了物理教授。CHARLES还安慰我不要为此事太伤神，实在不行，就去找校长投诉。”
主任的脸色立刻大变：“千万不要找校长！”
“所以我才又回来找你。我只想静静地学习。”不想给她压力，我就起身告辞：“我知道转班需要几个部门的协调，所以不着急，等你安排好了，直接给我发封信就行。转班后，我就不用担心被他报复了，所以现在我敢给你留我的联系方式。”
刚离开两分钟，一个女孩就追了上来：“我是主任的秘书，她让你等一下，她已经帮你联系好了新的教授，那个教授五分钟后下课，你愿不愿意和那个教授认识一下？”
我楞了一下，这么快！那个新的教授慈祥地象个阿姨，第一句话就说：“你是中国人，对吗？我有很多朋友来自中国和越南。”
“太好了！你就是我的新希望！”我的心情从谷底迅速起飞。
在见到那个主任之前，我的心情一片灰暗，觉得自己恐怕只能忍到底了。没想到事情迅速有了转机。我高兴地跑到物理教授办公室说：“那个主任如此快速地解决我的烦恼，我猜是因为他知道我已经在你跟前投诉过，更要命的是，你建议我到校长那‘上访’，这立刻让她知道了问题的严重性：我的问题已经变成了她的问题。今天我明白了解决问题的关键：如果你需要某人帮你解决问题，就把你的问题转化成对方的问题。”
CHARLES哈哈一笑：“你终于不用再为这个问题烦恼了，我真为你感到高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