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我长这么大,从来没有被权威部门审问过,但还是从容地走进了移民局。生性胆小,但我不紧张,因为关于婚姻,我就是想编,也编不出谎言来对付移民官。如果说了大实话,移民官依然不相信,我也没办法。
刚一坐下,移民官就让我和Jeff站起来宣誓。誓词跟电影里的证人在法庭的宣誓一样,但我在听的时候,还是走了神---这么多单词!我复述不了怎么办?
正在我担心的时候,听到Jeff说“Yes”,我一阵窃喜,不用复述,太棒了,赶紧跟着说“Yes”。
“你们俩怎么认识的?”
Jeff讲他去年到杭州工作,和我做了一个月的同事。
“杭州?中国?是不是污染很严重?”
好家伙,中国简直成了污染的代名词,我得为中国的形象辩护了。
“杭州的污染没有那么严重。因为杭州的山水抵消了一大部分污染。杭州不仅有个西湖,还有个湿地。众所周知,湿地被称为‘地球之肺’ 。”
“我在电视上看到北京昏天黑地,无法想象如何在沙尘暴里生活。”移民官耸耸肩。
我点点头:“是的,每年从蒙古刮来的沙尘暴的确困扰着北京。”
“蒙古?哦,对了,长城。”移民官眼睛一亮,蒙古让他立刻想到了长城。
我接着话茬说:“长城是为了阻挡游牧民族的侵略,因为当时长城以南的中国人过着定居生活,是农耕文明,而长城以北则是定期劫掠的游牧文明。”
突然感觉自己重新回到了讲台,给学生讲中国历史,但我很快刹车:我干吗跟他扯这些?今天的主讲人不是我,是移民官,我的角色应该是被动地回答他的提问。
闲聊了一会,移民官说:“好,下面我要问你一些问题。第一,你是不是共产党员?”
冷战早结束了,移民局居然还是如此关心这个问题。幸好,当年我那个势利的班主任把入党名额全给了班里的“官二代”,没钱行贿的我学习再好,都抵挡不了贿赂的巨大威力,没有资格成为党的“先进分子”。那时我很郁闷,但现在却发现自己在入党问题上因祸得福---感谢“官二代”同学对班主任的行贿!
腐败当年整了我,现在却帮了我,因为不论是拿签证还是绿卡,“中国共产党员”的身份都会制造很多障碍,要经过很长时间的背景调查。而现在,我可以非常轻松干脆地回答:“我不是共产党员。”
但他如果接下来问我:“你是否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我就不知道该怎样回答了。调整身份是一道法律程序,刚刚宣过誓的我,如果撒了谎,可能会犯下“伪证罪”,在美国坐牢,或者被遣送回国。
谢天谢地,移民官没有在这个问题上穷追猛打,而是问了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你是不是恐怖分子?”
不管是不是恐怖分子,答案肯定都是“不”。这样子反恐哪行?
“你有没有告诉其他人你是美国公民?”
这又是一个让我感觉很傻的问题。每天都在家闭门苦读的我,几乎不怎么和外人交往,为什么要对别人撒谎说我是美国公民呢?可能有过谎称公民身份骗取美国政府福利的案例吧。
每次我回答的时候,移民官都盯着我的眼睛。美国人很信这个,如果你能看着对方的眼睛说话,说明你是真诚的。以前我和很多亚洲人一样,不好意思直视对方。现在已经习惯了,不论是见谁,我都敢盯着对方----包括这个决定我命运的移民官。我心想你研究我的表情来以判断我是否撒谎,我还想用自己在书上学到的神经语言学知识来研究你是否在撒谎呢。
这是我在重要面试中积累的一条经验:不论对方有多强势,不要怕,即使是高贵如总裁或总统,我也没什么好紧张的。看似弱小的我有自己的优势,比如对方可能没有我心里干净----有钱有势的人多半都参与过某些肮脏的交易。
一旦和对方平起平坐,紧张甚至害怕的心理就转换为平静。你在观察我,那我为什么不同时观察你呢?这种平等、好奇的研究心态,让我不再有精力紧张,立刻增添很多自信,把每一次面试都变成锻炼自己沟通技巧的学习机会。
大约过了15分钟后,移民官对Jeff说:“我批准了你妻子的绿卡申请。”
我楞了一下,这么快?这么容易?我们准备的那些证据他一个都还没看呢。据说第一个要看的证据就是夫妻共同帐户,为此我一拿到社会安全号码,就赶紧和Jeff跑到银行,开了共同帐户。
盖好章后,移民官对我说:“从今天起,你就是合法的永久居民了。因为你是和美国公民结婚,所以只需要等三年就能成为美国公民。到时候你要参加公民考试。你能用英语自由交流,通过肯定没有任何问题。”
走出移民局,Jeff说:“有了合法身份,这下你就不用担心被遣送回中国啦。”
来美国前的签证面试1分钟,到美国后的绿卡面试15分钟,出乎意料地轻松顺利。
但历史却是沉重的。
中国人要想呆在美国,曾经象上青天一样难。1882年的排华法案,制造了多少悲欢离合的悲剧!
作为移民国家的美国,当年为什么专门制定控制中国移民的法律?
加利福尼亚的“淘金热”吸引了第一批中国移民。当金子越来越少之后,竞争就使中国人被排挤、歧视和迫害,直到二战爆发。
日本成了美国的敌人,而中国成了美国的盟国。警察开始盘察亚洲人的证件:“你姓王?中国人。好的,你是‘好亚洲人’,没事。下一个,你姓田中?日本人,‘坏亚洲人’,跟我走。”
被拘留的日本侨民开始被隔离、歧视,就像曾经的中国人。折磨了中国人61年的排华法案终于在1943年被废除。很多中国人参军,曾被“另眼相看”的唐人街,一下子涌现出让美国人骄傲和感动的“唐人街爱国者”。
普通百姓无权决定的政治,就这样决定着数万个家庭的喜怒哀乐。不论谁在权利的顶峰享受着荣耀,普通人想要的,无非是给家人把食物摆在桌上,上街买菜,下楼倒垃圾。
除了政治与经济利益,文化差异也是排华法案的重要原因。19世纪的美洲,除了印第安人和黑人,就是欧洲各国的白人。中国人可能是唯一的亚洲人。面对梳着长辫子、吸着鸦片的大清国民,很多第一次看到亚洲人的白人肯定很不适应。
面对差异,有几个人会理性地尊重并欣赏差异?
真的很难。我第一次在纪录片中看到也门的女人,就感到很不适应,如果身临其境,我肯定被身边黑压压一片的穆斯林妇女给吓住。全身都被黑色裹得严严实实,你只能看到一双眼睛,这种感觉肯定很诡异。
光是外表的这种服饰差异,就会让人震惊不已,对方再指着你,用完全陌生的语言和自己的同胞交换对你的看法,倍感孤独的你要信任对方就更难了。你看不到穆斯林妇女被遮住的面部表情,只会往坏处想:她们为什么要议论我这个外国游客?她们想干什么?她们会不会是被拉登洗脑的“黑寡妇”?她们的黑炮子里面,会不会藏着炸弹?、、、、、、
也许正是担心差异导致的分裂,曾经一度开放,允许辩论的伊斯兰文明禁止辩论,禁止质疑,以维护穆斯林的统一。
穆斯林的统一团结是举世公认的,但这种统一带来的,是真正的稳定吗?
从小被灌输古兰经是完美的,安拉是神圣的,犯了通奸罪的女人可以被乱石活活砸死,所以,可以想象穆斯林走在西方合法的“红灯区”时,会有多么震惊和困惑:“我们需要用多少卡车的石头,才能砸死这么多罪恶的女人?”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迅速给了穆斯林答案:“用‘圣战’去摧毁西方的堕落。”
于是,穆斯林把炸弹绑到自己或亲人的身上,微笑着冲进无辜的人群。
但为西班牙恐怖袭击而庆贺时,这些号称为了安拉而战的穆斯林,有没有看到西班牙那位穆斯林母亲的悲痛:“我的女儿曾经是我移民西班牙的全部希望,我到死都不会忘记!”
如果安拉真的是完美的,为什么要让本应被他保护的穆斯林少女惨死在上学的路上?
也许,有些人信仰上帝,只是为了给自己的恶行披上神圣的借口:“以上帝的名义,杀!杀!杀!”
圣诞节尼日利亚穆斯林制造的案件让很多美国人愤怒,包括穆斯林---因为9.11后穆斯林缓慢恢复的形象又一次遭受重创。
一个穆斯林团体的负责人公开谴责恐怖主义,气愤地对恐怖分子说:“如果你要袭击美国,别忘了美国生活着很多穆斯林,我也是美国人。你是不怕死的穆斯林,我也是不怕死的穆斯林,但我选择过安宁的日子。”
的确,肤色、语言、宗教和文化等方面的差异,给我们人类的相处造成了困难,但真正把我们区分开的,其实只有一条:善良还是邪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