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大小姐

19 我的家 （5） 光鲜靓丽的大姐和姐夫，以及他们的儿子一起来了。大姐夫还是老样子，见到我只淡淡地打了个招呼。我一直对这个混迹于官场的姐夫有些看不惯，加之他在我们家作威作福，不尊重我父母的行为都让我很不满，但碍于大姐的面子，我也只能采取惹不起，躲得起的策略。大姐看起来是提前过上了小康生活，浑身散发着雍容华贵的味道。我们家的三个女孩子无论是长相还是性格都相距甚远。大姐虽然温柔敦厚，但是对待自己的亲人有点缺心少肺，似乎没有任何人或任何事能在她的心里占有一席之地，平生最喜欢的事就是睡觉，甚至连自己的儿子，她也不像其他的母亲那样付出心血去栽培。 作为长女，大姐的出生和降临对父母来说是非常开心和重要的，再加上她的脾气很温柔和乖顺，深得父母尤其是妈妈的喜爱。其实我刚出生的时候，爸爸非常不喜欢我，因为我已经是他们的第三个女儿了，做为家里的独子，我让他传宗接代的最后一丝希望也破灭了，而且妈妈在生下我之后就做了绝育手术。是后来在成长的过程中，由于彼此相近的气质和脾性，父亲变得越来越喜欢我，以至于现在我成为他最关心和挂念的小孩。但是妈妈一直喜欢大姐多一些，除了她是长女之外，我想还因着有一份深深的愧疚。大姐的右上臂几乎被一个很大的伤疤全部覆盖着，第一次看到的人也许会受到不小的惊吓，所以即使在最热的时候，大姐也必须穿着半袖的衣服来遮住伤疤。这个疤痕是大姐五岁时留下的。那时父母还是两地分居，母亲带着大姐住在广饶。一天中午母亲回家吃完午饭，烧了一壶开水灌在暖瓶里就去上班了，大姐和她的小朋友在家里玩，因为小朋友说口渴想要喝水，大姐就帮他去倒水。可是母亲把暖瓶放得太高了，大姐拿不到却又努力想拿，结果不知怎么搞得暖瓶倒了，一整瓶滚烫的水全部浇在了大姐的右前臂上。 我从来没有听母亲和大姐详细地说过这件事情，也就是大姐被烫伤之后，整个痛苦的治疗过程。只记得有一次一个非常爱嚼舌头的母亲的同事对我大姐说，在广饶治疗了一段时间之后，母亲不知道为什么竟然带着大姐回到了缺医少药，环境恶劣的老家。如果不是由于母亲这个非常不明智的决定，说不定大姐的疤痕也不会像现在这么严重。我很不喜欢母亲的这个同事，每次到我们家，她的两只小眼睛会放射出像一百瓦灯泡似的强光在我们家来来回回，仔仔细细地探照。如果被她发现哪怕有一丁点儿的不同，她也会追着你打破沙锅问到底。我想母亲也是不喜欢她的，可是却从来不肯和她闹翻，估计是怕闹翻了之后，她的那张嘴里还不知道能说出个什么故事来。对于这么明显的挑拨母女关系的恶毒语言，母亲竟然保持沉默，不肯为自己辩护。而大姐虽然小的时候没觉得自己和别人有什么不同，但长大之后，特别是有了爱美之心，对妈妈便有些不满。有一次当她从杂志中看到国外有人因为小时候父母的失职而造成了残疾，长大之后把父母告上了法庭的报道，还半开玩笑地对母亲说，其实我也可以告你的。对这样的埋怨，母亲总是默默地无言以对，还主动陪大姐去美容医院咨询能否做植皮。但是医生认为没有做的必要，因为大姐的伤疤根本不影响其功能，更重要的是植皮的过程会非常痛苦，既然完全可以通过穿衣服来遮盖，就不要受那份罪了。自己做了母亲，真正地体会到了母亲对儿女的心之后，虽然有时候大姐看到我和二姐穿着漂亮的无袖衣服，心里还会有些不舒服，不过她再也没有说过埋怨母亲的话了。 在任何一个集合里，我都应该算是个寡言少语的人，更多的时候我喜欢默默地观察别人，做出一些自己的判断。对于大姐的这件事，我想我可以理解母亲为什么会离开条件相对较好的县医院，而把大姐带回到了姥姥家去治疗。试想一个年轻的母亲看到自己的孩子被开水烫的面目全非的手臂，听到每次换药时孩子凄惨的哭声，而这一切都是由自己造成的时候，她的心里会是多么地痛苦，多么需要亲人的帮助。但是她不能找父亲，因为她觉得自己根本无法面对丈夫责怪的眼神，丈夫把女儿交给了自己，可是自己却让孩子受到了这么大的伤害，她根本没有脸面和资格去请求丈夫的原谅。而这个时候唯一不会埋怨她，并且能够给她以心灵上的支持和谅解的就是她自己的母亲，也就是我的姥姥。所以尽管老家的条件不好，她还是毅然投奔自己的母亲去了。 20 我的家 （6） 大姐是典型的过敏体质，许多有过敏体质的人在艺术方面都很有天赋，大姐也不例外。小时候她非常喜欢画画，而且还有鼻子有眼很象那么回事。父亲发现之后很高兴，有一次去上海出差，特地给她买回来一些关于绘画方面的书籍。大姐刚开始还有些新鲜，但是照着描了几张之后就完全失去了兴趣，束之高阁。倒是邻家有个男孩，叫老虎，对画画也很感兴趣，可是由于家境的原因，买不起绘画的书。后来父亲就把给大姐买的书送给了他。十几年后，已经成为了一名服装设计师的他，趁着出差到青岛的机会，特地到我们家来拜访，感谢父亲当年的善举使他终生受益。大姐这种懒散的性格使她后来吃了不少苦头。 大姐高中是在我们大学的子弟学校读的，本来我们这所子弟学校是很不错的，每年高考的总成绩在市里都是前几名。不幸的是，从大姐上高一开始，由于学校在给教职工分房的过程中有不公的现象，造成了很坏的影响。许多老师，甚至包括一些带毕业班的老师，纷纷罢课，还有一些著名的老师也调到别的学校去了。整个学校的氛围有点像在闹文化大革命，墙壁上也经常有老师贴的大字报，揭发领导的黑幕。老师无心上课，可怜学生成了一群无人看管的羊儿。我记得大姐已经是毕业班的学生时，还经常和她的同学去野炊，踏青，爬山，玩得比我还欢。结果那年高考，整个年级全军覆没，甚至连个大专也没有。虽然后来也有几个有识之士转到其他学校复读，但是大部分都像我大姐一样，心早已经玩散了，哪里还愿意再拿起书本。母亲倒是征求过大姐的意思，愿不愿意复读，大姐一口回绝了，而那时父亲正在大连进行封闭性的日语强化训练，不能回家，所以最终大姐参加了招工。为这件事，父亲日后没少埋怨母亲，常常感叹地说，如果当时他在家，是硬逼也要逼着大姐去复读的，因为大姐真得非常的聪明。尤其是她的数理化，在班里总是第一，第二名。古话说得真对，女人啊，就是头发长，见识短。 大姐的整个参加工作的过程我不是很清楚，但是有一点我始终不太明白，照说大姐虽然没有考上大学，但是成绩也应该不会差到哪里去，谁知一来二去，她竟然只找到了一份国棉厂纺纱车间的工作。那时候还是计划经济体制，虽然百般不愿，却也不能放弃这份工作，因为如果放弃就意味着只能呆在家里闲逛，那时候更本没有从社会上招工的事情。从踏进国棉厂的那一天起，从小娇生惯养，备受呵护的大姐终于看到了生活残酷的一面。纺纱车间的环境，怎是她这样柔弱的女孩子所能承受的。从开工的那一分钟起，直到下班，除了吃饭的半个小时，都要不停地在自己负责的机器之间走动，巡视。那时候虽然已经是八十年代了，但他们厂用的还是日本人三十年代留下的旧机器，稍有偷懒，线头就会断掉，织出次品来。像大姐这样从很好的中学出来的学生，还是非常听话的，而且也努力要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所以那份累就可想而知。有一次母亲给大姐买了一双凉鞋上班的时候穿，结果仅仅三个月那双鞋就被磨透了，母亲捧着被磨透了底的鞋子，伤心地哭了，心痛自己的女儿竟然要做这样辛苦的工作。除了超负荷的劳动强度，工作环境也是另外一个让大姐无法忍受的因素。整个纺纱车间都被巨大的机器轰鸣声笼罩着，想要和旁边的同事说句话，也要用喊的。工作八小时下来，就像在迪厅里玩了一夜，会出现暂时失聪的现象。而且车间里漫天飞舞的花毛，让敏感的大姐的鼻子一天到晚都痒痒的，喷嚏打个不停。更难以忍受的是，到了夏天，车间里的温度基本都是在三十五度以上，那几年，年年夏天，大姐的头上都会长满痱子。除了这些硬件条件，最让母亲担心的还是车间里的人文环境。由于工作非常单调和枯燥，工人们平时只能靠互相开开玩笑来调剂一下情绪，而由于有限的教育程度，开出来的玩笑的水平就可想而知，基本都是围绕着第二性征展开。而有的小媳妇也真的会在闹得恼了时，三五个联合起来扒掉某个男同事的裤子。从大姐的口中得知一切之后，母亲就决定要把女儿从这个苦海中拯救出来，如若不然，说不定哪天自己温文尔雅的女儿就变成了一个泼妇。一个方法是调动到另外一个单位，但是我们家无权无势，调动个工作简直比登天还难。那就只剩下最后一个方法了，上学，拿到个学历，至少可以从车间里调出来。所以参加工作的第二年，大姐就通过了成人高考，开始在医学院的夜间部学习。至于为什么要学医，我想母亲是准备为了大姐牺牲自己，如果最后所有的方法都行不通的话，至少母亲还可以提前搞个内退，让大姐顶替自己的岗位。 我现在已经想象不出，那几年大姐是怎么熬过来的，因为纺织厂是三班倒，而上学的时间却是固定的，所以有时候大姐下了班就要赶去上学，经常在上课的时候就睡着了。有的老师一开始不了解情况，还对大姐颇有微词，得知内情之后，也不免对这个瘦弱的女孩产生了同情。我想命运对每一个人都是公平的，像大姐，上学的时候，需要她全身心投入学习的时候，她没有珍惜，现在却要付出双倍，甚至更多来弥补。但是命运有时仅仅让你付出这些还不够，当大姐费尽千辛万苦得到了大专文凭之后，厂里并没有按照当初的承诺，把她从车间里调出来，于是另一轮艰苦的战斗又打响了。如果说上一场战役是和自己的体力和意志作战，那么这一场战役会更艰苦，是要和人，而且是能决定自己命运的人斗，首先从气势上就输掉了。母亲还是奉行先礼后兵的原则，隔一段时间就搜刮一下家里的好东西，和父亲和姐姐到厂长家里去了，真情告白，肺腑之言，眼眶泛红，低声下气地请求，连石头都应该被感动了，却始终无法感动那个铁石心肠的厂长。大姐拿到文凭一年多了，还是无法脱离车间。后来父亲和大姐都放弃了，父亲是因为觉得每次都这样毕恭毕敬地给人家送礼，尽管人家都招收不误，却就是拖着不给你办，你还能怎样，再继续送礼，还不是自取其辱。而大姐觉得自己的一生似乎永远也无法脱离开这个苦海了，变得非常颓废和沮丧，经常在家里痛哭。这个时候只有坚强的母亲还没有放弃，她依然自己一个人拿着好烟好酒去厂长家，说好话，希望厂长哪一天能被她的这份真诚所打动，改变心意。但是或许母亲也没有想到，事情最后的解决是通过另外一种途径。因为当时都有一种传说，大姐他们将是最后一批终身制的职工，以后都要改成合同制了。那时合同制还是新名词，被视为洪水猛兽，所以像大姐这样匆匆忙忙地找个工作就干的人也不在少数。后来当母亲意识到只依靠自己力量无法解决这件事情时，她找到了几个和大姐同样情况的女孩子的母亲。经过一番商讨之后，几位走投无路的母亲终于制定出了自己的作战策略，那就是每个周末都上厂长家去，也不拿礼物了，到了厂长家就不走，和厂长谈心，有的时候，甚至撇下厂长，几个母亲自己聊起来。厂长既不敢赶母亲她们走，可是母亲她们这样老呆在他家里，他的家人也受不了。其实厂长对母亲她们的心思非行明白，几个回合之后，就答应把大姐她们几个调到化验室工作。结果在纺纱车间工作了五年之后，大姐最终苦海脱身，从车间里出来了。虽然化验室紧挨着车间，但是机器的轰鸣声已经远离，空气中也没有了令人讨厌的花毛，而且还有空调，夏天再也不会张痱子了。更重要的是再也不用走来走去了，每天上班只要去车间采两次样检验一下就可以了，如果是值夜班，还可以睡上一觉，那时大姐真的感觉自己像从地狱到了天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