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野的博客
朝闻道夕死可也。
第五十一章 6950部队进驻道县
道县大屠杀呈波浪型态势，一浪高过一浪向前发展，很快就杀出道县，影响到周围县市也跟着杀人，大有杀遍湖南，杀向全国之势。
（1967年）8月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7军驻扎在湖南广西交界处麦岭的一支部队，代号6950，接到军部从长沙市黄土岭（47军军部所在地）发过来的紧急电报，询问道县是否发生乱杀人现象。
6950部队是一支炮兵部队，一个团的建制，实际上不足一个团，只有10个连的兵力。他们驻扎在麦岭，是因为此地曾多次发现台湾国民党当局空投过来的反动传单，中央军委把它作为一支战备预备队放在这里，“准备反空降的斗争”。根据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最高指示，部队在这片人烟稀少的丘陵地区开垦了数千亩荒地种花生。团部大门口一幅大标语写的就是：“一边防空降，一边搞生产”。因为国民党敌特空降的迹象一直没有出现过，所以部队目前压倒一切的任务就是搞生产，说得具体一点就是种花生，对于地方上的情况不甚了解。
接到电报后，团领导立即召开党委会进行研究，鉴于事情紧急，而情况不明，决定派团副参谋刘兆丰带领3名政工干部先赴道县调查情况，再作下一步的行动计划。
次日清晨，四位军人乘坐一辆深绿色的军用吉普急赴道县。大约两个多小时以后，到了道县，吉普车一直开到县武装部，刘兆丰等人下了吉普，径直去找武装部领导。武装部领导接待了他们。但对于杀人的情况，说不清楚，只是证实道县农村确实发生了杀人事件，至于具体的杀人原因，被杀人数，是否还在继续杀人等问题，武装部一概搞不清楚。
从武装部出来，四位军人走上街进行调查。街面上冷冷清清，几乎看不到行人，只有满墙的红红绿绿的大字报、大标语，显示着“红联”和“革联”正在进行着“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从一个大字报棚上面对面的两张大字报，可以感觉出当时整个道县的火药味来。
一张是“革联”的大字报，在一大段“最高指示”后，这样写道：
道县这场大屠杀，是以“红战士”为首的“红联”，在党内走资派某某某、某某某、某某之流指使下，策划已久的。他们从上到下，以行政的压力，结集全县的民兵进行武斗训练，集中所有的民间铁匠大制杀人武器。他们公开盗用毛主席的崇高威信，伪造党中央的文件，利用多种会议，欺骗群众，堵塞水陆交通，遍设关卡，拦路搜查，私设牢房，以高工分、发钱、发粮等手段，诱骗农民进城武斗，围攻革命造反派。在农村制造白色恐怖，杀人如麻！货真价实的保皇派红联反动头头公然喊出“枪杆子里出政权！”“刀枪出左派！”“以农村包围城市！”的口号。他们孤注一掷地把赌注押在这场大屠杀上，向党中央施加压力，向革命造反派施加压力，妄想使革命造反派慑服于他们的屠刀之下……为了搞武斗，为了消灭革命造反派，他们不顾一切，不择一切手段，在广大农村设立关卡，拆毁桥梁，挖断公路，封锁码头渡口，抽走生产队的主要劳动力，集中于区、公社，为搞武斗脱产集中训练……大批的公积粮被吃光，大批的国家财产被拿走，而且以高工分优待武斗人员，大杀鸡鸭，大吃大喝，加重生产队的负担，生产队剩下的是一些老弱病残……红联欠下的笔笔血债是清算的时候了！我们一定要彻底清算！
它对面“红联”张贴的一张大字报则针锋相对地写道：
全县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战友们：
全县广大革命工农兵同志们：
道江镇告急！富塘公社告急！营江公社告急！都庞山在怒吼，潇江水在咆哮！道江、营江、富塘笼罩着一片阴森森的白色恐怖！
八月以来，革联依仗着非法抢夺县武装部的枪支为反动资本，到处横行霸道，胡作非为，在道江镇大肆进行打、砸、抢、抓、杀，接二连三地镇压我红色造反派和广大贫下中农，造成全县一片白色恐怖。目前，又进行了新的阴谋策动，逐步往富塘、营江等农村圩镇围剿贫下中农和红色造反派，企图用抓人、杀人来征服人心，瓦解我红色造反派，达到他们在道县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目的……革联是一个大杂烩凑合的反动组织，这个组织原来是以“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等组织组成的，由于在坏分子的操纵下，一部分贫下中农出身的红卫兵革命小将，看到革联的大方向不对头，退出了这个组织……从现有集中在二中的五百来名革联的成员来看，其中被揪出打倒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占百分之四，四清下台干部占百分之六，贪污分子占百分之十四，劳改释放犯占百分之四，五类分子占百分之三十二，真正的贫下中农、革命职工等仅占百分之四十……由于革联坏头头，抗拒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命令，横行霸道，胡作非为，造成城乡白色恐怖，人心惶惶，使革命群众不能安心生产，安心工作，交通阻塞，城乡隔绝，逼使全县形成死水一潭。农民群众要买要卖的东西，不能及时买回卖出，商业部门要调进调出的东西，不能按计划及时调拨，已将近两个月未从外地进货，物资库存薄弱，如食盐、煤油、布匹等生活用品，不少地区已经脱销，有的地区正在告急。供销系统的供销任务，原计划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三十，供应任务可增长百分之十五，由于革联造成交通运输堵塞，城乡关系断绝，购销计划反比去年同期分别下降百分之十六到三十……革联反革命暴徒，所犯下的滔天罪行，铁证如山，罪责难逃……
整个道县笼罩在极度的恐怖氛围之中，居民的家门全都紧闭着。四位军人好不容易敲开一户居民的房门，通过了解，得知道县早就开始杀人了，现在已经杀得血湖血海，至少杀了好几千人了，而且还在继续杀人，潇水里面像炸麻花一样浮满了死尸……
四位军人赶快又来到潇水边上，走上二中后面的钢丝桥，立即看到，河面上一具又一具尸体随波逐流向桥下漂来，刘兆丰抬起手腕，看了看表，时针正指下午5点35分，然后开始计算漂过钢丝桥下的尸体数，一具、二具、三具、四具、五具……十具……二十具……三十具……四十具……五十具。他抬起手腕再次看表，正好6点整。短短25分钟时间里，漂过钢丝桥下的尸体竟有50具之多，平均每分钟两具。刘兆丰在心里作了一个简短的计算，如果按这个速度，1小时120具，1天就有2880具，看来居民所言不虚。
他们正要离开时，一群农民模样的人哭哭啼啼地赶过来了。这些衣裳褴褛、蓬头垢面的人太多是道县农村中逃出来的地富子弟，他们有的挤在二中对面汽车站的棚子里，有的躲在县招待所旁边的一家旅社的楼上，其中一个人，头上被打了一鸟铳死里逃生的。他们听到解放军派人来调查道县杀人的事，都赶过来了，走近后第一句就是：“解放军同志，求求你们把我们抓起来关进牢里吧。”
刘兆丰叫他们不要乱说，有什么情况慢慢反映。其中一个看来有些文化的年轻人说：“道县农村在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指示下，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他们名义上是杀四类分子，实际上不分青红皂白乱杀一气，四类分子子女也杀，和他们观点不同的人也杀，连吃奶的毛乃崽都不放过，许多家庭都被杀绝了。听说县城里很快也要杀人了，说是要把整个道县出身有问题的人都杀光……我们这些都是死里逃生跑出来的。我们虽然出身不好，但是党的政策是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我们愿意听毛主席的话，跟党走，愿意改造思想，重新做人，愿意跟反动家庭划清界线，走革命的道路，请求解放军同志给我们一条生路……”
听他这么一说，其他的人也跟着说起来了：“我们愿意坐牢，愿意改造……”
听着这群四类分子子弟的哭诉，四名奉命前来调查的军人，心重如铅。凭直觉他们感到这些地富子弟说的不是假话，但是当时党的基本路线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所有的事情都必须用阶级斗争这个模子来套。所以对这群与“阶级敌人”靠得最近的人所说的话，四位军人不能不在心里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他们不敢轻信这些人的哭诉，怀着焦虑不安的心情通过各种渠道多方调查。一个又一个善良正直的道县人，向他讲诉了一桩又一桩血腥的故事。
“革联”也不失时机地派人送来了他们搜集的“红老保”在农村煽动、实施杀人的材料和证据。
耳闻目睹的一切，使四位军人深刻感到问题的严重性和迫切性。当晚，在住宿的县工会内，四人几乎通宵未眠，赶写调查材料。
考虑到杀人的行动与“红联”和“革联”之间的派性斗争有关，第二天上午，他们又分别去拜访两派的主要负责人，并通过他们召开“全县紧急电话会议”，刘兆丰副参谋长代表6950部队在电话会议上强调：“无论任何人，没有经过政法部门的批准随意杀人，都是违法的，必须立即停止！”但他的这个讲话遭到了“红联”方面一些人的抵制。
当天下午，四位军人将调查结果电告麦岭团部，要求团部迅速派人前来道县制止杀人，越快越好！
团部领导接到刘兆丰等人的急电，立即向军部做了汇报，同时召开团党委会讨论下一步的行动方案。
通过刘兆丰等人的调查，对于道县“乱杀风”的规模和严重程度，6950部队的领导已经有所了解。但是部队种下的几千亩花生也正在收获季节，在当时物资极度匮乏的情况下，绝对不可能扔下不管。为了保证抢收花生和制止杀人两不误，团部领导讨论后提出一个方案；留两个营在麦岭收花生，派一个营赴道县制止杀人。这个方案得到了军部批准，并命令他们做好接替道县武装部介入“支左”的准备。接到命令后，团部从一营抽出两个连，从二、三营抽出几十名比较强的政工干部加强领导，急赴道县制止杀人。命令连夜传达到各营连。
县城道江镇的居民，闻讯纷纷涌出家门，夹道欢迎。一位居民是这样讲述当年解放军进城的情况的：“解放军进城的时候，大概是上午10点钟左右，听得这个消息大家高兴得不得了，奔走相告，自发地涌上街头，欢迎解放军。（当时）有人说，47军进了道县，21种人安心了，我们这些不是21种的人也安心了，那个样子杀下去，天知道会杀成个什么结果！我听到消息来到街上的时候，两边已经站满了人，很多人激动得热泪盈眶，因为事先没有得到消息，没有什么准备，也没有横幅，也没有标语旗帜，也晓不得喊什么口号好，看到解放军过来，就是拍手，拼命地拍手。”
然而，6950部队进驻道县 以后，全力以赴解决的第一个重大问题却不是杀人问题，而是“红”、“革”两派的一场大武斗——8·30武斗。
根据处遗工作调查落实的材料，这场大武斗应该是由“红联”方面挑起的。拔掉二中（“革联”总部）这个土围子是“红联前指”成立时的既定的方针，为此“红联”方面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当然“革联”方面也没闲着，他么也迅速地改组了领导班子，将有复员军人和基干民兵背景的人推上了领导班子的第一线，并组成了以复员军人和基干民兵为主体的武工队。“革联”头头刘香喜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推选为革联的总负责人，然而这时候谁也没有想到，他的上台对“红联”而言简直就是一个致命噩耗。双方都在为这场迟早都要到来的大武斗，紧锣密鼓地做着“战备工作”。只是武斗具体发生的时间，还没有决定。6950部队的进驻，把时间锁定在了8月30日。人数和武装力量都占绝对优势的“红联”在获知6950部队将接替县武装部介入“支左”的消息后，决定一举拿下二中，造成全县一片“红”的既成事实，逼6950部队表态。
大约是因为输得有些过于丢脸，“红联”方面的知情人大多不愿意多谈这次武斗，我们只好以“革联”的叙述作为蓝本对这场大武斗做一个简介。据“革联”文攻武卫指挥部指挥长李成苟回忆：“武斗的前一天，就是8月29号，我们得到消息，‘红联’在（道江镇）五星居委会的城隍庙和几个居民点里关了200多个无辜群众，准备要杀，其中有县政协的委员何××，杨×、李××等人，他们都是现在道县有名的人，刘香喜命令我派人去‘勒令’放人，告诉我‘红联’要挑起大规模武斗，要我派出巡逻队加强对道江镇的防御工作。我就叫熊××带人去城隍庙‘勒令’放人，当时把人都解救出来了，但是没想到‘红联’小头目、民兵营长聂元保，第二天早上，又把周尚德等9人再次秘密抓捕了，牵到道江镇南门口河下边杀害了，把尸体抛进了潇水。被害者蒋××、汪××家有4个未成年的孩子，被聂元保等人在城隍庙里，扣在扮禾的大方桶里面，上面压上一块大石头，活活的闷死了。
“当天晚上（29日），我们派出的巡逻队在县城里和‘红联’派到县里来的先头部队发生冲突，被他们打伤了好几个，抓走了10个人。这个时候，我们已经得到了消息，‘红联’准备，要血洗二中，还带了几千条索子，准备捆人。当时我们‘革联’的几个头头吓坏了，找到刘湘喜问怎么办。这几个人
这个时候，6950部队的刘兆丰副参谋长带着几名干部战士来到二中门口，手举“红宝书”，高喊“不要开枪，不要开枪！”刘香喜命令放他们进来，刘兆丰等人进入二中以后，劝说“革联”放下武器，停止武斗，由解放军接管二中的保卫工作。刘香喜说：“放下武器可以，首先，‘红联’的人必须撤回营江去。”刘兆丰说：“好，你们先等1个小时，我们去做‘红联’的工作。”不到1个小时，刘兆丰又返回来了，说：“一小时不够，时间要延长。”就在刘兆丰再次离开二中去做“红联”方面的工作时，激烈的枪声像放鞭炮一样响了起来……
原来，在刘兆丰等人反复劝说“红”、“革”两派放下武器，停止武斗的过程中，两派的头头嘴上说的和实际做的完全不一样。“红联”的三个尖刀连已经悄悄得接近了二中，只等总攻的号令一响，就打进二中去。让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革联”的武斗人员并没有龟缩在二中内，负隅顽抗，而是派出了一支强悍的小分队，由李成苟带队，带着‘革联’最精良的武器，两挺机枪，七、八支半自动步枪和充足的弹药，利用穿城而过的河道[1]，乘一只竹篷船，悄悄地插到了他们的身后，把“红联”的先头部队和后面的大队人马切成了两截。
据李成苟说：“刘香喜要我们悄悄的爬到邮电局的楼上，把机枪架在上面，把‘红联’的先头部队放进来，关门打狗。他说占领了这个制高点，胜利就到手一半，他要我们不管‘红联’的大队人马，集中火力打先头部队，打掉了先头部队，我们就胜利了。我爬到了邮电局的楼上一看，‘红联’的先头部队正好被我们堵在一条长巷子里，一梭子扫过去，晓不得要打死好多人，我一想都是阶级兄弟，就交代其他几个人，不要打人，对天上开枪。我们的枪一响，关在里面的那三个尖刀连乱成一团，后面的大部队扔下手里的梭镖、马刀、鸟铳，倒柴一样地向后面跑，有些人把鞋子都跑脱了……”
这场武斗的结果是，双方激战一个多小时，“革联”死2人，“红联”方面死2人，伤7人，被俘360余人，被缴枪支160多条，梭镖、马刀、棍棒、鸟铳丢弃无数，像一座小山一样堆在二中的操坪上。6950部队三营二连副指导员郭学高在制止武斗中被流弹击中胸部，不幸以身殉职。
当天上午，“红联”召开了有400多人参加的追悼会，沉痛追悼死难“烈士”。清塘区武装部长郑有志、“红联”头头贺霞、张明耻等人在会上声称：“四类分子胆敢翻天，就斩草除根！”追悼会后，因担心“革联”乘胜追击，“红联前指”由营江仓促迁往清塘。
处遗工作组将道县文革杀人事件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8月13日—20日，历时8天，共杀81人，为杀人风开始阶段；第二阶段8月21日—25日，历时5天，杀807人，为杀人风的第一次高潮；第三阶段8月26日—30日，历时5天，杀2454人，为杀人风的第二次高潮；第四阶段8月31日—10月17日，历时48天，共杀1177人，为杀人风的制止和平息阶段。四个阶段对应四个标志性事件，8·8抢枪，营江汇报会，营江政法工作会议，6950部队进驻道县。
一位道县当时的主要领导干部这样总结这段历史：
“6950部队进驻道县以后，的确不负重望，立即发布命令，将省革筹和47军所发的制止杀人的四条公告在城镇和广大农村广泛张贴；并开动广播机器，大张旗鼓地进行宣传贯彻；同时组织两大派群众组织坐下来面对面地协商谈判，旗帜鲜明地反对武斗，制止杀人，并派部队人员深入杀人的重点乡、镇、村去面对面地做工作，使形势很快得到了稳定。虽有个别不法分子仍然顶风作案，但全县大局很快稳定，‘杀人风’逐渐平息。随后又着手帮助群众恢复生产，解决宗派械斗；着手成立新生的革命政权——县革命委员会，使瘫痪数年的领导班子，逐渐得以恢复开始行使职权，形势一步步地向好的方向转化。这是6950部队的历史功绩，也是道县人民的幸福。”
第五十二章 艰难的制止
6950部队进驻道县后，立即着手做了三件事：一、制止“红”“革”两派的武斗；二、制止农村中的杀人现象；三、调查研究，查询乱杀风的真像。
会后，发了通知，开了电话会议，出动了宣传车，派出了宣传队，“宣讲党的政策，严厉制止杀人。”同时，由部队官兵组成巡逻队在道江镇巡逻，稳定人心安定局面。
但由于两派的斗争已不可调合，说白了就是“红联”想把“革联”打成“四类分子、牛鬼蛇神的总代表”，“革联”想把“红联”定为“反革命大屠杀和镇压革命人民”的罪魁祸首，必欲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特别是“革联”，此时仗着有中共中央《关于湖南问题的若干决定》的支持，以“革命左派”自居，坚决不同意和稀泥。加之杀人事件已成燎原，想要扑灭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此时（9月上旬），6950部队留在麦岭收花生的二营和三营已经完成了生产任务，收的花生榨出了近30万斤花生油，送交广州军区。刚刚忙完，就接到军部命令：全体出动，赴道县及相邻几县制止乱杀风。
因为当时还在文化大革命相对动乱时期，为防止意外，团部命令将枪支弹药埋入地下，大炮隐藏起来，留少数人员看管，其他人员随团部赴道县。还有四门122毫米榴弹炮，因体积较大不便隐藏，也随部队带到了道县。并将团部驻扎在道县，以道县为中心，派出人员分赴道县及周围正在杀人的县市开展工作。
由于情况混乱，真相不明，谣言满天，派性斗争干扰特别大，甚至还有某某组织准备抢夺解放军的武器等等传闻传来，团部首长想到一个绝招：命令部队把四门熘弹炮拖到道县城南小江口的荒山上，并向全县发出通知，解放军准备试炮，欢迎广大革命群众前来参观。试炮那天上午，小江口山上，人山人海。试炮开始，只见一条火光从炮口喷出，随着一声轰响，南面紫金山打鼓坪的荒山上现出一道浓烟。接着每炮发了两弹，打鼓坪上腾起八道烟柱。参观者发出一片欢呼声，有熟悉地形的人估计，这一炮射出去，少说也有10公里。当时人们把这次试炮叫：炮打阶级敌人。
试炮后，道江镇很快流出一个传言：“哪一派再搞武斗，解放军就用大炮轰他们的总部。”
也许真的是大炮的威力，“红联”原准备成立一个500多人的民兵师，于9月8日晚宣布不再成立，并让集中在营江的民兵返回各区社。
会上，“红联”与“革联”达成五点协议。据知情人回忆，协议内容为：一、双方枪支弹药就地封存，听命上交；二、双方不准喊对抗性口号；三、双方不准搞对抗性游行；四、双方不准搞对抗性集会；五、谁先冲击对方，所产生的一切后果由谁负责。这就是道县文革史上著名的“9•9协议”。会议在一种十分微妙的气氛中开始，也在一种十分微妙的气氛中结束。不过，两派头头都在协议上签了字。
6950部队进驻道县以后，对制止杀人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杀人风”并未停熄，有少数地方甚至加快了杀人速度，类似于祥霖铺区那样要“抓紧时间再杀一批。”
据6950部队团部组织股长吴荣华（现任陕西某部队农场政委）回忆：“我们到道县后，马上组成多个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马不停蹄地开展工作，宣传党的政策、国家法令，制止乱抓乱杀行为。工作中阻力很大，特别是在农村中，经常遭到一些不分身份的人，手持马刀、梭镖、鸟铳等凶器对我们进行围攻、威逼、谩骂。骂我们是‘刘少奇的部队’，是‘为地富反坏右效劳的’，要跟我们‘血战到底’！有一次，我们在蚣坝宣传时，受到围攻长达4个多小时，经反复说理、辩论，才解除了围攻。还有一次在县林业局附近，当时我们宣传队正在对群众进行宣传，看见一伙人背着鸟铳、大刀，捆着两个中年男人，说是要押到祥霖铺区去。我们上前进行制止，遭到他们的攻击和谩骂，说他们是祥霖铺‘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派来的，我们无权干涉。被捆的其中一个就是县党校附近的居民。经我们反复宣传毛泽东思想，极力阻止，他们才被迫将二人松绑释放。”
据一营副营长刘福安（现福建省粮食系统退休干部）回忆：“一天下午，我们得到下面的消息，说清塘区的一个地方要杀人，团政委孙润清派我带二连的一些同志赶去制止。到了那里时，天已经快黑了，人也已经杀了，尸体摆在一口井边。几个手持切西瓜用的长刀和鸟铳的人堵在村前，不准我们进去。经我们再三宣传，才让我们进了村。当晚，我们没吃晚饭又没有地方住，就进了一个小卖部里。小卖部的人看见我们，马上把能吃的东西全部收起来，不卖给我们。我们拿出钱，问他为什么给钱不卖东西。他说：‘不是不卖给你们，是不敢。大队上讲了，谁给了就抄谁的家，还会掉脑袋。’尽管这样，我们还是不畏艰难，采取各种措施，从屠刀下救出了很多受害者，阻止了一起又一起的杀人行动。比如也是在清塘区，我们听到一个村子关了好多人，准备要杀，赶快赶了去。结果走错了路，被一条河隔住了，要过桥就得再转一截很长的路。干部、战士心里着急，干脆就涉水过河，赶到村子里，人正好押去要杀，被我们发现制止了……”
据参谋长刘兆丰（现北京某军事院校干部）回忆：“当时的工作非常难做，情况很复杂，杀人的事每天都有发生。有个姓何的人，他的父亲当过伪保长，当时他躲在县城里面。他们大队派了三个人到县里抓他，抓到以后，他拼命喊救命。有人跑来向我们报告。我带了几个战士赶快跑去将人拦下。我问那三个抓人的为什么要杀他？他们说，他是反革命。我问，有什么证据。他们支支吾吾，说不出来。说了半天就是他父亲当过伪保长，他自己不好好在生产队劳动，在外面打流。我就吓唬他们说，我认为你们是反革命，可不可以杀呢？三个人吓得跪在地上哭，说我们不是反革命，是贫下中农，我们家还有老父亲、老母亲，杀了我们，哪个来负担……我说，你们家有老父老母，人家就没有？老实说，你们这样杀人要不得，这是严重的犯罪行为。他们说，不关我们的事，是大队上派我们来的。我说，大队上派你们来也不对。但是那个时候我们没有处理人的权力，只能教育以后，把他们释放了。”
我们在采访期间，听到的关于6950部队制止杀人的故事很多，但道听途说的东西，原则上不能入文。我们且摘录一段比较原始的资料说明之。这份纸张已经发黄的油印资料是1967年10月17日，道县下放寿雁区大塘湖农场的一位女知青写的，标题是《血泪的控诉》。
……九月九日早晨，我场杀人派头头杜××召开了一个“贫下中农会议”，提出杀李加太和曾波涛。因为这两人平时表现较好，大多数人不同意杀，杜××凶相毕露，威胁贫下中农。早餐后，杜××叫××打电话叫东方红农场何××、周××等六个凶手来我场杀人。将曾波涛、莫方义、何婵娟等人捆绑、吊在梁上，用铁棒（约三尺长、锄头把粗）毒打，曾波涛脊骨被打断，莫方义手脚打成重伤，已有六、七个月身孕的何婵娟也被打得遍体鳞伤。这些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还嫌不足，又将我和杨忠华、于牛顺、吴迪、义许成等五人捆绑，亦用棒打，并逼问我们是否加入了青年近卫军。在场的几个贫下中农目不忍睹，说了句“参加反动组织也要事实和证据”的公道话，也遭到棒击。吓得在场的人敢怒而不敢言，他们把我们饱打一顿之后，将我们五人押至寿雁黄土岭山上。首先，凶手用鸟枪打了曾波涛一枪，又用马刀连砍两刀，血花飞溅，这位响应毛主席上山下乡号召的好青年就倒在血泊中，惨死在刽子手的屠刀下。接着，义许成又被刽子手们用鸟枪杀了。在暴刑面前，我们只有等死。这时刽子手使出更残暴的法西斯手段，叫我们知青周继然亲手杀害其他的知青，凶手威胁说：“你不杀他们，就将你杀掉！”他怎么能忍心杀自己的亲兄弟姐妹啊！幸好，就在这时，有人来屠杀场叫去了刽子手们到公社开紧急会议，人民的子弟兵闻讯赶来了，他们发出命令：严禁乱杀人。我们从“阎王”手里脱身了，幸免一死……
从这张曲线图上，可以看出6950部队8月29日进驻道县后，杀人事件立即呈现下降态势，并开始缓慢平熄。从某种意义上说，6950部队进驻道县本身就是制止道县大屠杀的最重大举措。
一幅中國大陸在文革時期人間地獄的描寫。
鄭義所作的“紅色記念碑”也有更悲慘人吃人描寫。
上帝要牠滅亡，必先叫牠瘋狂。
http://bbs.wenxuecity.com/health/293722.html
好象这篇文章被删了，我寻找这个网址，直接回论坛了。
我对文革中这种普遍情况的看法是，文革之恶更大程度来源于执政者的愚蠢而不是来源于他们的邪恶。当然，发动文革本身是有很大的邪恶成分，但是，这样的政治手腕在其他的政治迫害中也经常出现，而文革的危害能够完全超出其他政治斗争的原因在于，执政者丧失了人必需的常识性信仰，没有执政者所必须的基本德行与智慧，没有看到搞这样的运动，放纵社会里的一些流氓思维的人会造成什么样的恶果。如果说文革时期上层的斗争是血腥残酷的，那么基层的杀戮则彻底是兽性的。
看看这个。。。
我本人在西方度过大多成年岁月，虽然看到许多报道，并没有切身感到中国如何黑暗。但是我们刚出国时，却感到西方黑暗。前几天还想等有闲的时候，用英文写写文章，写写亚裔和印度裔的人如何受到职场隐形的歧视，写写西方如何杀百万只牛，屠杀生命，无视动物的权利。如何浪费食物，比如澳洲每天扔的面包足够解决非洲的粮食问题，文明人却看着别人饿死，而选择扔掉。
现在想来，可能黑暗无处不在，就是婆娑世界的特质，比较西方黑，还是中国黑，就像比较黑熊和乌鸦谁黑一个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