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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民秀在民主政治和儒道政治中的不同地位
玄野
时下中国的贫富分化和权利分配不公等问题的恶化，导致民怨如泄洪之势难以遏止。中南海的政治家和地方的执政要员频繁以亲民爱民策略挽救执政党声誉。这些措施虽然在赢得民心上可圈可点，但在政治哲学底蕴深厚的神州地域却显得幼稚与粗鄙。
老子在道德经中将执政者分为四个境界：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最高境界的领导者，百姓意识不到他的存在，而是认为自己的幸福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没有必要感谢谁。此类政治家的工作主要集中于体制和法规的设计与完善，几乎没有直接施惠于民的作为。道家的执政理想，是将人类社会的结构归于天道。因为社会的复杂性和变化性，不存在一个永远合于天道的体制，而道家的表述也没有走向这个极端，所以时时修正就成了道家保证社会结构能尽量合于天道的主要责任。百姓不知有之的状况也不一定存在，而这种状况也不是需要追求的目标。老子本意在于领导者的运政标的应该超越百姓的赞誉或者畏惧，而集中在政治与天道的契合上。第二境界的是指那些诚意为民，鞠躬尽瘁的政治家。历史上的诸多明君贤相可归入此列。第三境界基本是暴君，这类君主古今中外都不少，但要做到彻底却必须有超人的智慧与凌于情感之上的气魄，在中国仅有秦皇汉武和主席三人比较到位。至于最后一个境界实际上很普遍，他们或为口腹所累，或为名利所缚，或众人面前追求自尊又表现欲超强，往往落于如此境地。其实，这些四层境界不是绝对清晰地分属某些君主，往往是一个君主兼具几个境界的成分。秦始皇的统一度量衡，汉武帝的独尊儒术都属于第一境界的贡献。
老子的太上境界是可望而不可及的。这一经典论述对当今全球政治生态意义重大而且无可替代。其运政原则并非是对具体政策的指导，而是界定了执政者的正确心态与标的。就是说，我们的政策和作为不是用来给民众看的，不是为了追求民众的拥护与爱戴。自己的运政目标是要让社会运行归于理性的道，其中的某些政策也许看上去会有违民众利益，但其目的必须是自己所能预见到的最长远的合乎理性的道，而不是要让自己的每一步看上去都是为了民众而殚精竭虑。这样一种政治理念与当代流行的民主政治理念是对立的，又是互补的。
民主政治的成功之处在于民众根据自己的判断来选举出最高领导人，这样就保证了领导者的作为必须从民众的利益出发。同时，其弊端也因为同样的机理出现了，就是领导者的运政目标限制在民众的观感上，而不是根本的大道。每一个真正有抱负有良知的政治家可能都面临如此困境。最明显的就是当下世界范围内的环境污染，物种灭绝，资源枯竭，温室效应等首要难题。这些危机的根源正是几乎每个人都梦想的改善生活和增加消费的需求。解决这些全球性危机必然要限制甚至大幅压缩人类的消费需求。从理性的科学根据出发，人类生活必须做大刀阔斧的删减才能挽救自然。而从民主政治出发，任何这样的决策因为都将使得每个人的生活越发艰难，所以会被民主机制所否定。当年布什总统退出京都议定书导致国际社会骂声不绝，实际上并非是他鼠目寸光，也不在于他分辨不出哪个是科学，哪个是诡辩与骗术，而是迫于愚蠢的美国人的民意或者说无比愚蠢兼自私的大财团的压力。
这是民主政治的盲点，决策人是首先为显而易见的民众眼前利益负责，还是为难以凸显的国家长远利益负责？从机理上看，民主的效能更好地发挥在防止邪恶上，而以儒道的政治理念将足够的决策空间赋予领导者则可以弘扬人的善本与能力。二者是否能够协调地融合呢？各用其长，各避其短？在用民主监督的方式杜绝了执政者的徇私舞弊之后，民主政治是否应该不去评价执政者政策的观感呢？民众是否有必要将国家领导人变成人民的哈巴狗呢？每个人都有尊严，不会有谁愿当哈巴狗，即使当人民的哈巴狗。某些一心取悦民众的政客，其真正的意图也许是操纵民众。
在民主政治疲态尽显的当代，对儒道政治理想的发微就变得极其关键。当代世界政治体系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建立在西方圣贤在文艺复兴后几百年的严谨思辩与实践的基础上。与西方复兴相同，儒道政治的复兴也必然要建立在严谨的思辩与发微上。而这次复兴也必然不是对西方文化和现代政治理念的彻底否定并更换以儒道哲学，只能是对当代统治性政治理念的剖析，并将中国古代的可以互补的执政理念与此并列进行辩证。从而，为中国，也为那些曾经为西方僵化民主与自由所蛊惑而百年疮痍的国家开拓一条更适宜的道路，并和西方发达地区求索人类未来道路的贤哲做一呼应。
当代政治环境中，因为更多的政策是从体制入手，各种举措并不会直接施惠于民，民众对许多政策往往是漠不关心的，但这些政策却攸关国家人民的长远利益，所以从政者更有机会在老子定义的政治家最高境界运政。遗憾的是中国的执政阶层没有将这一可能变为现实。在强人政治终结后，中国政治正在逐渐走向一种无奈地延续既往的专制习惯又仰慕民主虚名的政治荒野。这种政治具有着民主政治和专制政体的双重缺陷，却失去了二者任何一个的优势。在人权与自由上，不可辩驳地显示了中国的落后，而力排众议为国为民献身的精神也被遗弃到九霄云外。
从中央到地方，一些口碑官员的规划目标与施政方向，不是理顺经济关系人际关系，不是解决贫富分化的底层原因，不是为树立与恢复优秀的民族道德体系而努力。追求政绩的是在用统计数字向上层机关报功，枉顾百姓死活，重复着层层专权专政的恶劣后果；追求民意的在各种场合用各种手段树立自己或者政府爱民亲民的形象，政治体制上经济机制上对百姓的压榨避而不及。温总的亲民形象与对底层的感情体恤，薄书记的打黑举措和对百姓的节日慰问，在当下民怨沸腾的时机也许十分必要。在中国政治经历了廿余载的重视精英的发展阶段，温总所具备的心系苍生的情怀可谓雪中送炭。可惜的是，温总局限在了雪中送炭，而不是涤荡阴霾迎春归。简单地给温总扣个亲民秀和为个人名声计的帽子是不厚道的。没有内心的感喟和爱人如己的情怀，看到脏乱不堪的农民工，感情不会那么自然地宣泄出来，而危难时刻也不可能对手握重权的将领大发雷霆，以生养父母之语相激。温总不缺乏真实的情感，而是没有朱总那种抬棺上阵的气概，缺乏力排众议趋善如命的智勇，也亟需疾恶如仇的魄力。人生事业，往往是力求一流，仅得二流；眼界局限在二流，结局只能在三四流上找了。如果一切都从亲民的角度出发，可能难以达到老子所说的亲而誉之的结果，最后可能会落得一事无成的结果。
社会最迫切需要的是潜心研究社会问题，分析社会矛盾，诊断症结所在，不计个人得失与表面观感，适当时刻排除万难动一发而定千钧的大智大勇。这种政治家可能无法得到时代的认同，民众获得了实惠却认为这是自然而然来的，也许身后落得累累恶名。但他们维护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正轨。为了生前享乐精心伪装，是窃国害民的盗贼；为了身后名声辛苦经营，是误国误民的庸才。只有超越了物质羁绊，不为声名所累，既有为苍生捐躯的情怀，又有体悟正道的智慧，这样的政治家才是真正可参天地的仁者，也就是老子所说的太上。
数言逆耳，望观民意者得之。
十分感谢能做这样严谨的讨论，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将道家的政治理念一步步明晰起来。
若从字面上理解，无为而治有点像自由经济体制下崇尚国家不干预或少干预，让各经济体在市场作用下自由互动。但作者举的几个例子，环境污染，物种灭绝，资源枯竭，温室效应等等，恰恰都是自由市场所不能解决，一定要政府出面的。
若是政府（或是领导人）需要在国家的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中做出抉择，需不需要听听绝大多数选民的意见？毕竟你是在为这些人的命运作出决定，要是多数人不愿牺牲短期利益换取长期幸福呢？毕竟这个短期和长期都是相对的，50年也可能是短期，200年可能是长期。可是过了50年，很多选民都不在人世了，你也不能责怪他们只顾眼前利益。再有就是如果本国利益和世界人民的利益发生冲突要怎么办？在现行的以国家为单位的政治格局下，恐怕各国领导人还是以自己国家的利益为先。要不放眼看看，有哪个国家对比自己贫穷的其他国家人民敞开大门，无限制移民了？
民主政治本来就没有自居是最有效率的政治制度，只是他的设计者考虑到人性的局限和国家机器的威力，所以故意设计出制衡机制，让最高决策者处处有所制约，不至于偏离“为人民服务”这个主航线太远。要知道精英治国有可能比平民百姓更有深谋远虑，但一旦精英们把聪明才智不是用在为民谋利，而是用来为自己和自己的利益团体服务时，也可以做得极其高明。等到他们大权稳握，再把他们换下去就很难了，没有民主选举制度，恐怕要流血斗争才能做到。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政治理论多半是以君主制为前提假设。若是大家有一个公认的“天子”，那么他要无为而治也还容易些，因为只要天下大治，就不太会有人来跟他抢。可是现在世袭制已经不流行了，没有谁生来就是做一国之首的，一个人若没有政绩，或者不能证明他的存在和“天下大治”有必然联系，又怎么能保证没有很多人想接替他的位置？除非一国之主真的变成只出力，没有任何个人好处的职位。这种制度目前好像还没被设计出来。况且权力往往本身就是有吸引力的，即使没有附加好处，恐怕还是不乏人们趋之若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