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在中国的二律背反

宗教在中国的二律背反

玄野

 

救亡图存之百年既毕，民族独立，国家安定。新千年伊始，经济腾飞，专注物质建设的弊端凸显，物欲侵扰，精神宗教废置，以至于人心浮躁，百官逐流，民怨沸腾。精神重建和宗教回归的需求，于百姓已是迫在眉睫。宗教恢复的过程中，中国的主流思路延续了革命时代对传统的质疑，破除一切神秘，也否定了古文化中完整的价值体系。广布民间的思路则不同，因为共和国以后中国的人文环境一日千里，定数难卜，革命时代的坚定信仰为和平时期洋洋物欲所淘尽，感悟韶华易逝，万色皆空者，崇尚精神追求，遂皈依基督与佛陀。可惜的是，圣贤的大爱尚未彰显，宗教的神秘早已复活。而华夏传统宗教，理当为济世首选，却弃若敝屣，束之高阁，成学者锥心之痛。

 

中国的二十世纪是文化政体与宗教等诸层面的结构性移植与替代的历程，所造成的社会与文化断层是最难恢复与弥补的。中国的苦难在于清朝的日薄西山与西方文化与技术的席卷世界很不幸地在同一个时刻发生，民族宗教矛盾与阶级矛盾纠缠在一处，而人民在这种结构性断裂中数次改变了社会结构的选择。

 

对旧的文化与宗教，辩证唯物主义者倡导扬弃，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思路很好，但实际运作中往往成了屠夫哲学。一个活的生灵变成了可以利用的肉和应该抛弃的骨头毛发与粪便的聚合体。如果对象是牛羊，结果对人是有利的；但是，对象是包含着我们每一个人的文化社会与宗教的时候，前景就万分危险了。文化宗教是有灵命的，支解后其灵命消失，我们就失去了站立的土地，呼吸的空气和饮用的水。过去的百年，我们拿来西方的政体与思想，建立全新的社会结构，将传统的一切都看作用以满足国家人民需求的物质，从中解析出人们主观认为有用的成分，将所谓过时的成分抛弃。我们没有将本国的传统文化当做一个生命来尊重。对待生命，应当采用医生诊病的方式，而不是屠夫卖肉的方式。以当今医学的发达，且不说将牛首移植到马身上，就是将此马之首移植到彼马之身都是不可能的任务。生命自身的免疫系统阻止了这一移植。社会是远较生物复杂的课题，其自身也有强大的免疫效应。所以，社会结构的革命当以借鉴吸收，诊断治疗为主，整体移植需慎重。

 

辩证唯物主义的指导是研究宗教的重要视角。然而人非神，其见解总在一面。得正面失反面，再观反面时，则时移事易，正如狭义相对论。若自视为最全面结论，将会取一利而生百害。任继愈先生引用毛泽东的话说，研究宗教要“外行人”才能把宗教作为对象来研究。要全面研究宗教，应该站在宗教之外才可以。基督教教徒研究宗教总要把基督教当作基准来看其他宗教，佛教徒，犹太教徒，伊斯兰教徒也是一样。诚然，在当时的热烈革命年代，这样的观点确实是清醒的头脑和广阔的视野了。作为抽象意义的宗教也的确无法由某个宗教的教徒来研究。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身处庐山之外让人看得更全面，但你却无法站得比庐山更高，而你所看到的仅仅是庐山的外壳，所看到的细节与绝妙处也无法和站在庐山顶峰上相比较。宗教研究也是如此。我们站在宗教外面，可以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但这时你的高度却无法与宗教内部所能达到的相比，你所能了解的也必然局限在外部表象。宗教的微言大义，高妙无穷由本宗教界来阐明会更彻底更准确。

 

任先生引用马克思的话说，跪着的人看别人，总是比别人矮了半截。这是真理，但用在宗教上不合适。在神面前，在宗教中，在大爱里，本没有高低贵贱的概念。佛教徒所礼的是佛法，而不是任何的和尚。六祖慧能布衣时去向五祖学佛，弘忍大师以轻言獦獠试探他，六祖回道：人虽有南北,佛性本无南北。世俗中有贵贱，佛法中却没有。基督徒所崇拜的是唯一的神，而不是任何的人。耶稣率众门徒昂然进入耶路撒冷，预言自己将被钉死十字架，尊严尽失，何来高低之念？中国的儒教更是如此。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个人成就地位置之度外，方有蔚为大观的儒家文化。先祖常敬天拜地，对先贤之礼首先是对他们所传之道的敬拜，其次是对他们于道的贡献表示尊重。这与新中国对先烈和五星红旗的敬礼是同样情形。如今的某些学者，言必分金瓯与粪土，行必循光明与黑暗。动辄共产主义修养，封建思想残余。古来中外皆敬畏天地或上帝，今则不知者不畏。非但不畏，乃至不敬。

 

辩证唯物主义是很优秀的哲学流派。但是，如同所有其他学问一样，它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用它来指导所有的研究，并不会都得到最佳的结果。辩证唯物主义的宗教观，有诸多独树一帜的论点。例如，恩格斯认为：“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在无价值或超越价值的前提下，这应是真理。但是人的任何行为都是在追求某种价值的前提下做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研究更是如此。所以，孔子的观点尤显厚重，曰：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神的形象于人心中各异，或渺若虚空，或实如父母。关键要看人类在此价值体系下所达到的最终境界。反之，将一个无价值前提下的理论广泛应用于强烈追求价值的社会中，岂非南辕北辙，缘木求鱼？同时，马克思主义者也有偏颇之处，如：宗教是维护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本质上是历史上统治阶级用来维护其统治秩序的工具。这就带有浓厚的阶级对立思维了。其实宗教的秩序所带来的好处，不单单有利于统治阶级；而其中的弊端，也不单单愚弄与蛊惑了被统治阶级或劳动人民。其利与弊往往是二者都不同程度地承受着。宗教对物质需求的定位不会因为阶级的不同而改变，不会单独为着满足统治阶级的物质需求而塑造。宗教所维护的是统治阶级与劳动人民所共有的秩序。宗教的本质在于爱，而非专门服务于某个阶级，麻痹另一个阶级的恶。我们看一看基督教的情形。耶稣在进入耶路撒冷前后，数次对门徒们讲，自己是基督，将受刑被杀，死后三日复活。曾子曰：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将要义赴骷髅地领死的人，要为三百年后才将基督教定位国教的统治阶级编造一套有助于统治的神话，这是不合逻辑的。历史上政体与宗教有互相适应的过程。在战国秦汉时代，由尊法黜儒到独尊儒术，是法所体现的国家利益向儒所体现的人本道德的皈依。相对于儒家的没落和保守而言，战国末期和秦代的法家所表现的先进性与革命性可能比来自西方文明的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所表现的更加强烈与纯粹。

 

儒教的宗教性质是令中国的志士仁人焦虑的课题，近来对儒教仪礼神祉的研究颇可观，其根源在于儒教与基督教的现状对比和传统文化赋予我们的历史责任。从理性上分析，儒教与基督教各有千秋，其社会价值也难以相互涵盖，但其在现代社会的作用却有霄壤之别。许多人把基督教的神，崇拜，神迹，祷告等等特征搬过来，在儒教的传统中寻找对位的特征，来证明儒教有基督教同样的性质，以期同样的前途。本人以为不必要。宗教的本质在于价值体系，儒教之兴在于其本。至于祭祀之仪，崇拜之礼，民间宗神之话，随势而已，不烦多虑。

 

海外华人教会及国内教会的信徒，醉心于耶稣神迹者甚众，钟情于基督复活升天者尤广。人子为何传教？在于显示神迹，宣告他是宇宙的主宰，信者得入天堂，不信者必下地狱？这种逻辑与强权有何区别呢？约翰福音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其根本在于爱。耶稣所宣扬给人们的是神的爱，是好的价值体系，基督教之本在于此，而不是震慑人的那些神迹。若以神迹为本，基督教就应该衰落于古希腊理性主义回归的文艺复兴时代，何谈现在的如日中天？宗教中众多神化的情节，上文所提的恩格斯的理解就很经典，而个中奥义尚需就其发生的原委做精妙的解析。宗教圣贤多有纯精神领域的感悟，用普通人易于理解与遵行的语言描述出来。如果凭感觉从物质领域来理解，其深意就会被误解为有违现实的神话。这就如同婴儿饮食，因为消化力太弱，就需要大人将固体食物嚼碎了再喂给他。因为神话的有悖常理而否定其哲理是不当的，因为宗教于社会的重要而将圣人的精神感悟做物化理解也是缺憾的。

 

对领袖的追随一般出于两种情形。第一，为其智巧与力量所惊服与震慑，追随他也是达成个人前途的最佳选择。其中有着浓厚的功利主义色彩。典型如曹操奥古斯都之辈，刘邦亚历山大之属。第二，对崇拜对象所秉承的价值观念与哲学理念的认同，其着眼点在于精神哲学伦理道德领域，关心的是生命与灵魂。孔子耶稣佛陀，以及古希腊的哲学家，都应该是精神范畴的领袖。福音书中记载了耶稣的诸多神迹，解决了信众在那一刻的物质层面的困境。但这只能看作是他用以说服大家信教的手段。当代教徒在谈及福音书时，往往强调这些神迹。既然我们信仰基督是因为他的德与道，而不是象追随帝王将相那样是因为他们的智与力，为什么在基督里我们还要将那些显示智与力的神迹放在如此重要的地位呢？信仰一个宗教应该在于其信条所体现的人类灵魂的正确道路，而不是教主的神能。设想一个恶教，教主用其神力强迫人信仰，以天堂来诱惑，以地狱来威胁。其在神迹上的表象与基督教相似，那些强调神迹的人如何来区分恶教与基督教呢？

 

实际上，世界上最伟大的功绩不是那些超乎想象的神奇，而是那些我们看似咫尺之间，付诸实践时却有天涯之远的事情。伽利略说：一经发现，真理是容易理解的，关键是去发现它。这是一个通用规律，自然科学领域如此，哲学宗教方面也一样。如今中国在精神领域面临的抉择，就有待这样一些真理的发现。而这些真理走向公众的步伐，与文艺复兴时期科学冲破教廷笼罩的过程几近相同，已依稀入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