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林杂谈
人类历史由来和发展的重新认识
不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有余或不足是经常存在的，恒久的平衡是绝对没有的。按照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来看，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末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们的生产活动有了“剩余”，使占有他人劳动成果成为可能，从而导致了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瓦解，出现了私有、私有制，进入了阶级社会。这就是说，在原始共产制大家庭的漫长年代，人类社会一切原始的生存活动其供需状态都是平衡或不足的。这显然是片面的，背离“对立统一“规律的主观揣测。为了证明这一点，我想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论述：
在人类的初始时代和旧石器时代，人的数量很少，据科学家估计当时全世界的原始人最多也不过只有几十万人。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每一个原始共产制大家庭都有相当广阔的领地。在这块领地内的山川湖海都有着十分丰盛的食物资源。而原始人一不盖房、二不穿衣，只是向自然界索取一口吃食，因此相对于人类这点极其简单的需求，自然界可供食用的资源可以说是极大地丰富的。
据一些人类学家进入原始部落的调查考证，他们看到仍在原始阶段生活的人们，不穿衣服，没有房子，更没有剩余食物，只是悠悠然在丛林里游荡。据此就完全认定原始共产制大家庭里是没有剩余的。但是这种认定实在说是太表面化了。须知，仅从现有的热带丛林里的黑猩猩、大猩猩生活现状的考察，就可以得知他们的占有方式不是存到“房子里”，放到“银行里”，而是做为领地成片地占有。在这片领地内，树上的野果，山里的其它可供食用的东西，全在自然状态下存放着，用不着集中起来，也用不着你争我夺。如果发生争夺的话，主要表现在不同氏族群落对领地的争夺。但是在自然供给状态下，不会也不可能有“小家庭”所有的“剩余”，只有领地内全体大家庭成员的“剩余”。这样的“剩余”难道能排除在“剩余”之外吗? 据英国人类学家德斯蒙德、莫里斯估计，加上到现在为止的推算，即使将全世界人口平均分配到地球所有的土地上，我们人口的密度至少在原始社会的10000倍以上，所以，可以想象原始人群当时拥有何等宽松广阔的领地，在每一块这样的领地上会拥有极其丰盛的剩余食物。
土地、森林、河流、湖海等自然资源，从远古时代到今天，它们都是人类最宝贵的财富，而这些财富按人均计算，旧石器时代比现代人丰盛万倍。据美国人类学家艾莎克·阿西莫等人的考证估算，在公元前5000年全世界人口只有500万人，在旧石器时代，人口则更少，这就是说，在旧石器时代和初始时代，按人均计算，这些极其富足的自然财富比现代人丰盛万倍以上。 按距今7000年全世界只有500万人计算，现在的世界人口已经是新石器时代的1200倍以上。 这就是说，旧石器时代原始共产制大家庭的这些无比广阔的领地和难以计数的“剩余“并没有引发私有制的产生。
每个原始人很懂得这些自然资源的宝贵价值，所以，各氏族集团总是定期不定期的守卫或巡逻自己领地的边界，凡是进入本领地的，一旦发现有侵略意图，男性氏族成员必定会拼命厮杀的，为此经常会引发氏族集团之间的战争。这些占有领地的天性，是类人猿原来就固有的。而这种对领地的占有应该说是人类利已的一种自然天性，谁能说这种对人类生存至关重要的群体性的对自然资源占有的自利性行为，同私有制的出现没有关系呢？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开篇伊始就说：“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其价值量与实现在其内的劳动量成正比例”。马克思正是由这一点出发建立了自己的政治经济学。这种经济学原始人是永远不会理解也不会接受的。因为在他们看来，自然资源是人们最宝贵的财富，它们虽然没有凝结人类劳动，但是，他们是会用鲜血和生命去保卫的。仅由商品的角度去建立自己的学说，势必导向所谓“剩余价值”学说的严重偏差，无怪乎他们认定原始社会没有“剩余”，因为那个时代人类确实没有商品，难道就因为没有商品，人们就会是没有经济，没有“剩余”吗？
畜牧业的出现是原始人群的重大进步，从此人们不仅从自然界捕获、采获自己的生活物资，而且开始了直接的畜牧业生产活动。畜牧业的出现本身就是原始人群是有“剩余”的一个有力证据。一个把所有捕获物全吃光的群体是不可能想到把捕获的动物圈养繁殖的。
畜牧业的出现是以狩猎活动为前提的。有人认为狩猎是人类一项最原始的生产活动，可我总觉得这种生产活动同动物界没法区别，因为黑猩猩也会捕食野猪、野兔，也会手舞树棒，击打来犯之敌；熊类也会在河里、海里捕鱼；老雕也可以抱起石头捕杀野猪、豺狼；群狮、群狼也会围捕猎物…… 谁能说这些哺乳动物是在从事生产活动呢? 如果有谁能以任何理论可以证明同样的生存实践，对人来说叫狩猎生产活动，对那些哺乳动物来说叫捕食活动，这岂不是太不公平了吗? 连佛教都认为动物和人一样都有佛性，而我们的理论工作者却把同样的行为说成两样，自然就会造成理论上的严重混乱了。所以，我认为原始的捕猎不应是人类的生产活动，只有畜牧业和农业才是真正属于人类的生产活动。
人类创造畜牧业这种生产方式应该是起源于若干万年以前了。据内蒙古《北方新报》2004年12月30日第四版刊载的阿勒得尔图的一篇文章，报道了内蒙古师范大学蒙古族语言学家芒·牧林经过三十多年的研究和大量考证，认为距今1.5万年的扎赉诺尔人是今天亚西亚地区80％以上蒙古人种的原始远祖。那个时期形成两个血缘氏族群体：一个是驯养犬的；一个是驯养鹿的。犬鹿分别成为两个氏族集团的称谓。两个集团因推行族外婚而联姻成为胞族。犬鹿氏在距今约1.5万年经历了三次大规模的迁徙，其中有一支沿亚美大陆迁往北美，就成为印地安人。据美国学者雷诺多尔对美洲狗骨头化石进行的DNA检测结论是狗大约在1.2万年前从亚洲到美洲的，这一点从一块出土的印地安人的墓志铭得到进一步证实，这块墓志铭镌刻的动物就是犬和鹿。由此可以证明畜牧业的开始，至少应在距今两三万年以前。因为从原始畜牧业的开始，到积累了起码的牧养经验，并且形成一定的规模，不会是几千年之内可以完成的。所以我们可以初步认定初始的畜牧业应该在距今数万年以前。
从人类站起来吃野生草籽和捕食动物开始，经过漫长的时间，人类逐步认识了各种动物的习性、捕猎难度和捕猎危险性等等，通过对比发现，最安全的捕猎物是野羊、野鹿等动物，但是这些动物的奔跑速度很快，凭人类的两条腿尽管可以群力围捕，但总是事倍功半、十分困难的。在捕猎场上，人类看到狼也是以捕猎羊、鹿等动物为主的，而狼的奔跑速度比人快得多，尖利的齿爪也是自然赋与的适宜捕猎的有力武器。所以，原始人很容易想到让狼做人的捕猎帮手。而那时的人也捕杀狼，在围捕狼的时候，把成年狼杀死吃掉了，对于幼小的狼崽，一则因为有了“剩余”不需要立即杀死吃光，二则出于人类对幼小生命慈爱的天性，往往可以把它们活着带回营地经过人乳和肉类的哺育，人类终于培养出自己的捕猎帮手，在捕猎场上它们成了人类最有力的捕猎杀手，加上竹弓和标枪的发明，从而使人类的捕猎战果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剩余”。围捕的野羊、野鹿、野牛、野猪等幼崽更不需要立即杀死吃掉了，于是在人类的牧养下，逐渐拥有了许多依恋在人类身边的活着的各种动物群，随着它们自身的繁殖，这些群体越来越大，终于成了人类第一项生产活动。而创造这项生产活动的前提，也是人类从驯养了狼狗以后使捕猎活动有了很大的“剩余"的必然结果。请大家设想，如果原始人总是天天吃尽喝光，没有“剩余”，畜牧业生产会出现吗? 我们可以断言，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关于农业的出现年代，有的专家说是在距今六千年前出现的，有的专家说是在一万年前出现的，就按最近的六千年前首先在埃及尼罗河两岸出现大麦种植业说吧，应该是私有制和阶级出现以前的事了。应该说，农业在人类历史上的出现与私有制和阶级的出现不是同步，只能是先后，农业的出现只是同村落的出现直接相关的。因为农业出现后，埃及的尼罗河两岸即开始出现储存粮食的房子，进而出现人群居住的村落，一部分人由游猎采集的生活方式开始转向定居的生活方式了。
按中国的古代传说，农业是由神农氏尝百草开始的，可是我认为自从人类在地球上站起来之后，即开始尝百草了，因为人类是在弃树逃生的大迁移中站起来的，这时的人类必定会延续主要是以素食为主的生活习惯，在吃不到过去喜食的树果、树叶的条件下，在饥饿中自然会尝食陆地上的各种野生的草籽和植物块茎。在近200万年的生存实践中，他们必定是先后认定了野玉米、野大麦、野小麦、野稻等等籽粒是可以食用的，然后原始人群在游猎中，男的打猎，女的采集和照顾老人和孩子，或者是男的打猎、采集，女的在营地照顾老人和孩子，而采集来吃剩下的种子露天堆放，雨后便自然吸湿发芽了、出苗了。应该说首先是原始人有了“剩余的”籽粒，经过无数反复终于认识到这些野生的植物籽粒不仅当时可食，而且还可以在土壤里种下去、长上来，从而获得更多的植物籽粒— 这就是人类在漫长的生存实践中终于学会了粮食生产这项生产技能。试想：如果不是原始人把这些籽粒采集来、吃剩下、再堆积存放，就任凭这些草籽自生自落，人们是永远不会发现植物的这种繁殖进程的。看不到这个进程，人类是不可能凭空想到开展农业生产的。所以我认为，不是神农氏教会了原始人进行农业生产的，而是“剩余籽粒”可以发芽生长的客观实践，逐渐教会了原始人群，使他们有的种玉米(美洲)，有的种大麦(埃及)，有的种稻(亚洲)，这些丰盛的粮食堆积和保存起来，终于使人类有了更大的“剩余”，人类终于可以依赖这些“剩余”盖房子、建村落，发展制陶业、亚麻纺织业、制革皮毛业等许多新的生产行业，人类才在距今约六千年至一万年时进入新石器时代。从这个自然历史过程，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不是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剩余”，而正是“剩余”教会了人类怎样从事农业生产，“剩余”教会了人类拥有了第二种真正属于人类自己创造的生产方式。
人是由哺乳动物演化而来的，我们看看动物界的情形就更加可以证明，很多动物都是在追求“剩余”的。狮、虎、豹等食肉动物总是把捕获物吃剩的部分掩藏起来以备再食。还有的动物不是捕获够吃一顿就行了，而是随捕获随掩藏，力争“剩余”的最大化。内蒙古草原上的狼群，也会将捕获的黄羊掩藏到天然冰窖（积雪)里，以备来年春天食物短缺时食用。就是田鼠和蚂蚁也是这样，它们总是不停地采摘和搬运自己的食粮，争取存量的最大化，因为从最直接的生存经验已使它们明白，有余就能生存、不足就会灭亡的道理。所以，可以说整个动物界都在争取有余而避免不足的斗争中延续到今天的，这就说明“有余”是占主导地位的，而“有余”占主导地位的动物界并没有导致阶级分化的产生，这是无须证明的事实。
如果说原始社会末期生产有了“剩余”，那么进入文明时代的今天，生产力有了更大的发展，是不是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和地区都应该有更大的“剩余”呢? 不是的。仍然是有的国家和地区有“剩余”，有的国家和地区没有“剩余”；同样一个国家，有的时候有“剩余”，有的时候无“剩余”。何况大多数国家都存在一些人群有“剩余”，而另一些人群无“剩余”，而这些无“剩余”的群体正是掀起革命波澜的主力军。不管这个国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如何落后，只要社会上大多数人处在生存物资不足的死亡线上，暴力革命是必然会发生的。特别是随着地球人口的急剧增加，各种资源都在加速消耗，连淡水资源都已严重不足。在这种情况下，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所造成的资源严重短缺，不正是对生产力的发展产生“剩余”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莫大讽刺吗? 这个事实生动地告诉人们：生产力发展绝不仅仅创造“剩余”，而且它还会创造非常可怕的“短缺”― 资源短缺，这一点恐怕连发明唯生产力论的马克思也未曾想到。
“民以食为天”。据最新资料显示，到目前为止全世界的饥饿人口尚有8亿多，占世界总人口的13％。全球有30个国家陷入粮食危机之中，有600万学龄儿童因饥饿而夭折。值得人们回味的是，这些嗷嗷待哺的饥饿的国度(它们正是人类的发源地)并没有因为没有“剩余”而回归到原始共产制时代，如果不是联合国在大力救助，恐怕这些地区早已战火纷飞了。
从以上论证，我们可以明确地认识到“剩余”并不是产生私有和私有制的根源，因为人类社会从来就是“剩余”占主导地位的，没有“剩余”就没有生存，没有“剩余”就没有人类，私有制的产生和“剩余”没有任何因果关系。为了更清楚地证明这一点，请看《马克思恩格斯文选》莫斯科中文版两卷集第二卷第217页，恩格斯在论述南
这就更进一步证明原始共产制时代并非没有“剩余”产品，只是由于他们是生活在一个共产主义的大家庭里，所以这些“剩余”产品也必然是归大家庭所有，这是不容争辩的历史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