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２０１０年诺贝尔和平奖事件看中国政府的传媒控制
０８宪章签署人 （四川）杨雨
一 写作的缘起
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８日，对全球华人来说，是一个应该永远铭记于心的日子。今年诺贝尔奖研究委员会将诺贝尔和平奖授予中国著名异见作家刘晓波，海外各大媒体纷纷于第一时间给予广泛、深入的报导。这个重大的国际性事件，可以说是全球传媒关注的焦点。然而，中国大陆媒体却在几天内对这个事件没有任何报道，原因很简单，因为刘晓波是一位中共治下因言获罪的异见作家。众所周知，中国是目前世界上传媒管制最严的国家之一，其新闻自由度排名倒数第五，像诺贝尔和平奖这类重大新闻事件，没有非法组织中宣部的统一定调，哪家媒体敢擅自报道？
所以，中国政府经过好几天的秘密策划，于５天以后在《环球时报》上开始传媒反制，为诺贝尔和平奖附加了一个党化意识形态身份，并借此妖魔化国际主流价值及普遍人权，甚至向整个西方世界宣战。因此，写作本文的目的，只是力求拨开层层的谎言，辨析、聆听在党化宣传背后的声音，从而揭示中共对世界主流价值的抵触，并由此丰富中国受众对党化传媒的反制能力。
研究方法：选取国内中共控制的媒体及网站，刊登的相关文章和报道，进行解读式文本分析，透过话语的表层结构，揭示中共仍然是集权统治的本质。
二 党化媒体对诺贝尔和平奖的再释义
关于对２０１０年诺贝尔和平奖的传媒反制，中国政府几乎是穷尽了一切技术性手段，但是，在连篇累牍式的报道背后，我们发现，中共喋喋不休地无非都是同一个故事：诺贝尔奖研究委员会是由西方反华势力所操纵，这是西方社会又一次干涉中国的内政，刘晓波是个罪犯。这一点，在报道内容上有意突出“西方反华势力”等这一套陈词滥调，在具体语言上也大量使用诸如“是西方意识形态在中国人面前的一次傲慢展示”、[１]“诺贝尔和平奖又砸自己的牌子”、[2]“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背后是地缘政治”、[3] “走入政治歧途的和平奖 ”，[4]“诺贝尔和平奖再次沦为西方一些势力的政治工具”，[5]这些文革式的语言方式，最终给人们形成了如下褒贬不同的鲜明印象：刘晓波罪大恶极，西方反华势力亡我之心不死，诺贝尔奖委员会是假和平之名作出的欺世盗名选择。
同时，为了达到上述目的，中共传媒作了大量话语修辞及编造工作。
例如，中国政府在报道角度上，完全是采取单边主义的报道方式，对世界各大主流媒体的赞誉之词根本不予理会，就连国内外知名学者的理性话语也被视为“西方反华势力”的买办。殊不知在宣布刘晓波成为和平奖得主的那一刻起，全球无数华人通过手机短信、网络、电话相互告知，弹冠相庆，更有不少大陆朋友燃放鞭炮庆祝，而这些情况在官方的报道中丝毫没有体现。在官方媒体的报道中，诺贝尔委员会的决策是多么的不得人心，以美国为首的“反华势力”是如何“干涉中国内政”，根本不理会“国际媒体”的反对声音。对于刘晓波本人，中国官方的基本定义则是“一个罪犯”。众所周知，诺贝尔奖是目前世界上最具公信力的奖项之一，百余年来都是独立进行评奖活动，任何以“国家”的名义对该奖项的干涉都是极其愚蠢的，美国又怎会以“国家”的名义对此进行干预？而事实是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付莹在２０１０年６月访问挪威时，对诺贝尔委员会发出警告，要求不能将该奖项授予中国异见人士，由此闹出一幕国际外交丑闻。《环球时报》在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１３日刊登标题文章“诺贝尔和平奖为自救出怪招”，[6]但是基本的事实判断告诉我们，诺贝尔和平奖从未发生过“危机”，何来“自救”之说？因此，这类以“虚设靶位”作基础，并且荒谬的价值判断，即便是从写作技术与基本叙事逻辑上看，官方媒体和御用文人在这方面也相当粗糙。
马基雅维里在政治心理学著作《君主论》中指出：“统治者应该具有或看起来具有可以给人好感的素质，例如大度、慈悯、诚实、谦逊、正直等。”同时，他又说：“统治者实际上无须具有这些品德，但他必须看起来确实具有他们。每个人都可以看到你的外表，但鲜有人会直接了解你的真相，而那些了解的人，却不敢忤逆由统治者的地位所维系的民众的看法。”在相当程度上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认为，这个政治心理学基础，就是中国政府控制媒体的思想源泉。中国政府为了塑造自己的国家形象，在国内可以轻松地控制绝大部分媒体，为其涂上光亮的油彩；在海外媒体的控制上，使用统战、投放广告、直接或间接投资的方式，也能奏效。在社会心理学操作层面，中国政府则在媒体上使用断言法、重复法和传染法这个简单的理论，为树立国家形象服务。如果我们从社会心理学层面来分析，中共官方媒体不过就是使用了断言法、重复法和传染法这个简单的技术手段来进行操作。中国政府以为，对一个事件作出简单有力的断言，证据和证明看上去越贫乏，它就越有力。这种思维定势，在平面媒体一统天下的时代，或许能有一定作用。但是，现在已经是信息化时代了，这类断言除了说明他们对现代信息的无知以外，不说明任何问题。如果中共以为戈培尔的名言“谎言重复一千次就是真理”，到现在都还能发生功效的话，只是错误估计形势的结果，因为处于信息化时代的今天，毛时代的“群众”已经很少了。
当然，为了显示“国际媒体”对诺贝尔委员会的批判，中国政府也会让一些受控的海外媒体配合其行动。马来西亚《南洋商报》10月15日刊登两篇评论文章，认为挪威诺贝尔委员会无视设立诺贝尔和平奖的宗旨，在授予刘晓波和平奖的过程中“选择性失聪”，使该奖项沦为西方的政治工具。[7]如果媒体受众不了解《南洋商报》的背景，说不定还真以为是“国际媒体”，但是，只要对东南亚的媒体状况稍有了解，我们就能发现，《南洋商报》近几年来，报道立场是倾向中共，国际事务方面也是反美与反日。２００６年，《星洲日报》、《光明日报》两大报的拥有人更从华仁控股手中购得部分股权，之后的高层调动更显示星洲报业集团开始干预《南洋商报》、《中国报》的业务，马来西亚四大家中文报从此被单一商业集团垄断。这么一个被中共控制的海外宣传喉舌，能称为“国际媒体”吗？这样的所谓的“国际媒体”，中国政府在海外还有很多，如《欧洲日报》《广角镜》等。而中共媒体对诺贝尔委员会主席托尔比约恩·亚格兰的回应没有点滴的报道，“如果中国是要推进与其他国家的和谐，成为维护国际社会的价值观的一个重要伙伴，它必须首先给予其所有公民言论的自由。”这个事实的真相，中国官方媒体为什么不敢报道？因为中共自己知道，自１９４９年以来，它迫害的知识分子数量堪称世界第一。０８宪章以后，更是疯狂抓捕异见人士与独立作家，结果引来了国际主流社会的一致谴责。真正的国际媒体如BBC，自由亚洲电台，德广，法广，《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卫报》等，对诺贝尔和平奖大量的相关报道及文章，包括１５位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联合发布的文章，要求中国政府释放刘晓波，这些信息，全部被中国政府媒体所屏蔽。中国政府投巨资打造的“国际媒体”，既显示出中国政府在媒体领域的耀武扬威作派，同时也暴露出叙事能力与政治逻辑的混乱模式。哈姆雷特诅咒道：“如果世界是一所大监狱，丹麦便是其中最坏的一间。”事实上，当下缺乏言论自由的中国也是“其中最坏的一间”。授予刘晓波和平奖，是国际主流社会对言论自由，基本人权的再次确认，也是对中国政府长期倒行逆施的一次善意忠告。顺从世界主流价值，才是“大国崛起”的基本要素。可是，面对世界主流社会对其的忠告，当局不仅不予反思，反而在媒体上进行传媒反制，甚至文革式的批判，实属不智之举。
当然，中国政府为了向国际社会显示出“讲道理”的一面，也会出资请海外一些左派人士和媒体为其辩护，以便和文革式的批判形成学理上的“互文性”关系。在中共的官方网站和报纸，频频出现海外左派学者的评论，“诺贝尔奖评奖明显受到西方政治的左右，无视中国取得的成就和对世界的贡献，刘晓波等人也完全不能代表中国广大群众的利益”，[8]“这个奖项是帝国主义者的意识形态工具，用以削弱由共产党领导的国家”，[9]“诺贝尔和平奖实质是为了加强西方的统治，它最终的目的不过是为中国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和平和谐发展制造障碍，而那些获奖者就以此为目的而遴选出来”。[10]这类评论与断言，且不论逻辑的混乱与荒唐，仅仅在事实层面就不值一驳。在普世价值已经得到世界公认的今天，哪里来的“帝国主义”？一个不需要任何理论基础的事实就能证明，当下中国正是专制主义明火执仗迫害人权的时期，尽管在数量上比毛时代有所减少，但方式上却更加凶残，这类人权个案，在海外中文媒体上可以说是浩如烟海。每年美国国会发行的《中国人权白皮书》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最近，因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典礼日期的临近，中国政府竟然搞起了秦始皇时代的株连制度，不仅不让刘晓波及其家属到挪威领奖，而且还不让中国的独立知识分子和家属离境办事与从事学术交流活动。这类严重侵犯人权的事实，身处自由世界的海外左派人士不会不知道。这些左派人士的话语表达，如果用英文发在海外媒体上，它会激怒每一位读者。诸多事实已经证明，在中共的话语体系和政治逻辑支配中，普世人权仍然处于被排斥与被妖魔化的景况之中。因此，本届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异见作家刘晓波先生，乃是众望所归。至于中共利用媒体对诺贝尔委员会和西方主流世界的价值批判与事实诬陷，并不能代表广大中国民众的声音，而只是几个独夫民贼对普世价值的狂吠，如此而已。
三 中共的传媒控制，能成功吗？
在当下中国，由于中共几乎垄断了一切社会资源，糟糕的人权不良记录堆积如山，其国际形象如同一个流氓暴发户。但是，它们也豢养了一群专家出谋划策，所以，中国政府也会针对不同的国家、地区、人群采取不同的传媒控制方式，以消解在人权领域的种种恶行。由于中共目前手里有巨额的资金，使它可以在海外建立传媒基地，甚至聘用外国人当记者编辑，美化其国际形象。但历史证明，这类手段往往都是以失败而告终。
二战时期，美国的艾维.李就为德国法本公司担任美国的公关顾问，并从德国政府那里得到各种书籍、剪报和各种小册子，并加工成亲德国口吻的新闻稿。艾维.李的活动引起了美国国会的注意，于１９３４年召他就此事作证。艾维.李的公关活动直接导致了美国国会在１９３８年签署的一项重要立法----《外国代理人登记法》。在华盛顿特区纽约大街１４０１号一个房间里，美国司法部所属的《外国代理人登记法》办公室在此办公，在那里，即使你不是美国公民，只要出示证件，就能查阅所有材料。这项法案规定，从事公关的机构，公司和个人，必须在美国司法部登记。所以，中国政府不要以为利用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的宪政秩序，就能贩卖集权主义的耗子药。该法案的提议者是众议院的伊曼纽尔.塞勒，他说：“我相信，把它置于公开的，无情的聚光灯之下，将会阻遏任何有害的宣传。我们觉得我们的人民有权知道任何这类企图的源泉，以及那些在美国进行这类活动的个人或机构。”[11]所以，任何有不良企图的宣传，在美国或其他宪政民主国家，都是徒劳的。须知，历史已经证明，而且将继续证明，媒体可以在一定时间内“误导”所有的人，也可以在所有的时间内“误导”一定的人，但却不可能在所有的时间内“误导”所有的人。况且，随着目前网络媒体、公民记者、民间影像、公民纪录的崛起与壮大，任何压制公民意见的技术性手段，最终也只能是权益之计，乃错误估计形势的结果。
四 结语
透过社会现实的表征，我们已经看出，中共当下正处于“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的状态，还妄图利用手中的金钱来控制国内外媒体，以建立伟光正的国际、国内形象，并津津乐道于所谓“中国模式”的幻象之中。由此我们发现，中国政府目前的这一类对内、对外宣传体系，更多的只是注重中共自身的利益，而非表现与认同世界主流价值观。正如作家奥威尔在政治幻想小说《１９８４》中借奥布莱恩之口所说：“专政的目的就是专政。革命的目的并不是革命，革命的目的就是专政。迫害的目的就是迫害。折磨的目的就是折磨。权力的目的就是权力。”就此而论，中国政府控制媒体的目的就是继续强化专政。所以，当我们阅读中国政府控制的党化媒体报道的新闻事件时，应保持清醒的意识、锐利的眼光，进行独立思考，才能作出正确的判断。因为“洗脑”和“公关”是它们进行“党文化”渗透的重要手段。
２０１０年的诺贝尔和平奖事件也是如此，我们面对中共党化媒体的疯癫话语，只有回以轻蔑的嘲笑与不屑。在这场世界主流价值与僵化专政机器的思想拉锯战中，谁，将是最后的胜利者，历史与现实都给了我们明确无误的答案。于是，我们不得不说----丧钟，从来都为专制主义而鸣！
附记：本文完成几天以后，传来博讯网站的报道：《北京研究以收编知识分子的办法对付媒体人》，据该报道称：宣传部过去今年对待《南方周末》的方法可以推而广之，经过多次整顿，《南方周末》现在基本上是一份合格的报纸，无论是报道还是评论，都不再为和谐社会添乱。但也不应该对《南方周末》这种报纸下手太重，要给他们留下一席之地，有时，利用《南方周末》宣传我党的政策，要比用《人民日报》更有效。报告还点了《新京报》的名，说要对这些报纸的负责人，尤其是新闻部与评论部的负责人“加大投入”，“重点培养”。
由此，更加说明了中国政府对媒体的控制手段是软硬兼施，胡罗卜大棒齐飞，为达目的，不择一切手段。
注释：
１. 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１５日 〈新华网〉
2 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１6日 〈新华网〉
3 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１７日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４ 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１6日〈人民日报〉
５ 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１8日 〈新华网〉
6 《环球时报》在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１３日
7 《报殇─南洋报业沦陷评论集》2001年6月 飞脚制作室出版
8 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１9日 〈新华网〉
9《环球视野》第318期
10 2010-11-1 <乌有之乡>
11 Cutlip,S(1987).Pioneering Public relations
for foreign governments .Public Relations
Review,(Spring),pp.13-34
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１０日 定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