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埔路官邸的最后晚餐

　　历史的车轮已经跨进了20世纪40年代的最后一个年头。无情的现实击破了身居六朝金粉之地霸主蒋介石的3至6个月消灭中共的迷梦，也导引了他的第三次下野。

　　蒋介石一生中有三次下台又上台。

　　第一次下野发生在1927年8月中旬。正当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深入中国腹地——长江中下游之际，身居北伐军总司令高位、手握重兵的蒋介石突于1927年 4月12日在上海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反共“清党”政变。4月18日，在中国共产党人与革命群众的血泊中建立了南京蒋家小朝廷。3个月后，主政武汉的国民党另一巨头汪精卫也紧随蒋介石其后，宣布反共“清党”。尽管蒋、汪之间有许多恩怨，但在反共问题上实现了合流。蒋介石对汪精卫的反共之举表示热烈欢迎，并电汪要其赴宁“炳权”。明眼人一看便知，蒋要汪赴宁“炳权”，目的是企图不动干戈实现吞并武汉政府的目的。而汪精卫却想通过宁汉合流夺取国民党的第一把交椅。但汪深知，蒋不去他的目的无法达到，遂提出赴宁以蒋下野为先决条件。南京政府内的桂系李宗仁、白崇禧与西山会议派以汪精卫提出的条件为借口，提出“请总司令自决出处”，逼蒋下野。

　　蒋对汪及桂系、沪派举动愤怒异常，他在8月8日的日记中写道：“余以为对同志应退让，对敌人需坚持，而汪乃异其是，诚非人类也。”在8月11日的日记中，他又表示待机而动，以获最后胜利。

　　8月12日，蒋介石在无力抵御党内派系争斗的压力下，意识到需寻找靠山以增强实力，故命陈布雷起草《告国人书》，宣布下野。在《告国人书》中，蒋介石特别强调自己的“进退生死”，“一以党之利益为依归”《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30，第51页，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年印行。。

　　蒋下野不久携张群、宋子文等人去了日本，取得了日本与美国对他的支持，同时也获得了宋老夫人对蒋与宋美龄婚事的允诺。当目的达到之后，蒋于11月10日由日返沪，一面筹办与宋的婚事，一面联汪制桂策动复职。1927年12月10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议请蒋复职。1928年1月4日，蒋介石正式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一职，同年10月蒋出任国民政府主席一职、后又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等职。这就是蒋介石的第一次下台又上台。

　　蒋介石第二次下野发生在1931年12月。此次下野一方面是由于蒋的误国政策所致，另一方面也是国民党内派系争斗的结果。

　　早在1931年7月23日，蒋介石在一次讲话中，首次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方针。由于蒋介石将此方针付诸于实践，遂招致国内各阶级、党派之间矛盾激化，致使综合国力下降，同时纵容了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日本帝国主义于1931年9月18日制造了入侵中国东北的事件。面对日寇对中国的步步入侵，蒋介石仍不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并宣称对日作战“3月必亡”。蒋介石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反对；同时，此一形势也为蒋介石的反对派所利用。

　　本来在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得意忘形，为了实现其“武力统一”的野心，一方面对中共苏区实行“ 全面清剿”，一方面提出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企图通过这个会议，制定一部设置“大总统”的约法，并把自己推上“大总统”的宝座。当时政界要人吴稚晖、陈立夫、刘健群等人对蒋的主张均表支持。唯国民党元老、立法院长胡汉民表示坚决反对。胡的理由是：国民会议性质是训政时期政治协商的组织形式，不是权力机关。国民会议的任务是齐一全国国民的心志，以谋中国之统一与建设。它不是国民大会，因而不具有选举、罢免、创制、复决等四权。胡还认为，孙中山的建国大纲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之对内政纲，较任何约法都完备，无需再做钦定式之约法。

　　由于胡汉民的主张成了蒋介石当选总统的绊脚石，迫使蒋千方百计地企图搬掉他。当合法手段达不到目的时，蒋便于1931年2月28日夜以非法手段扣押了胡汉民。

胡汉民被扣，引起社会轰动与反蒋派的激烈反弹。胡汉民派的中央委员纷纷到各地串联反蒋；孙科的再造派离宁去粤；古应芬、陈济棠等准备在广州举旗反蒋。蒋也准备应战，一时战云密布。

　　正当战端即开之际，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入侵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国人纷纷要求宁穗双方息争对外。蒋介石被迫释放了胡汉民。10月27日，宁穗双方代表在上海召开和平会议，反蒋派仍以蒋介石下野与改组南京政府为和解的条件。在全国人民抗日舆论与粤方的强大压力下，蒋介石于1931年12月15日辞去国民政府主席、三军总司令兼行政院长之职，再施以退为进之计。

　　蒋介石下野后，国民政府改为合议制，林森出任国民政府主席，孙科任行政院长，张继任立法院长。蒋虽下野，但事先预作布置，对孙科内阁取拆台政策。孙科上台并非众望所归，而是各派矛盾和斗争的产物，加之蒋下野后设置了重重障碍，使孙无力驾驭南京政府，上台后不到一个月就夭折了。蒋介石看到时机成熟，决定重新上台。他采取拉汪排胡的策略，逼走胡汉民，同时向汪表白“与诸同志久共患难，今身虽在野，犹愿与诸将士誓同生死，尽我天职”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编：《革命文献》第36辑，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76年11月版。。同时宣称支持汪主政，他主军。1932年3月6日，军事委员会恢复，蒋被推举为委员长。蒋介石以退为进之计再度得以实现。

　　通观蒋介石的两次下台又上台，可以看到他每次下台都是被迫的，但他耍尽权术，总是以自动引退的姿态出现，变被动为主动，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蒋的下台，每次都是权宜之计，下台的同时预为上台铺路，还拆别人的台。那么他的第三次下野是否也是如此呢？

　　说到蒋介石的第三次下野，还需从1948年底至1949年初的国内形势说起。

　　蒋介石下野之前，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指挥下，正以摧枯拉朽之势冲决着蒋介石为继续坚持其内战独裁政策所设置的重重防线。人民解放军在取得辽沈、淮海两大战役的决定性胜利之后，平津战役将告胜利。人民解放军的下一步，将是渡江作战，摧毁蒋家王朝，解放全中国。在人民解放军的沉重打击之下，蒋介石的“戡乱”政策与“分区防御”战略遭到了彻底的破产，并导致了经济、政治与外交的全面危机。

　　国民党在大陆的全面崩溃，不仅加剧了内部的派系争斗，也给美、蒋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更为严重的是：蒋介石的统治地位正在走向动摇。正如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给马歇尔的报告中所指出的：

　　“除去蒋委员长的直属亲信人员和某些高级军官外，没有多少中国人继续心悦诚服地支持他了。这个政府，特别是蒋委员长愈来愈众叛亲离了。”

　　来自新华社的评论更为入木三分：

　　“军事镇压和政治欺骗，是蒋介石维持自己反动统治的两个主要工具”。“由于蒋介石的种种倒行逆施，遭到一切要求民主、和平、自由的人们的坚决反抗。蒋介石维持反动统治的工具正在迅速破产”。蒋本人“已经失了灵魂，只是一具僵尸，什么人也不相信他了”。《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84页，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

　　就连国民党《中央日报》也哀叹蒋介石的统治处于“风雨飘摇之秋”台湾《中央日报》，1948年11月4日。

　　面对风雨飘摇的国民党统治与破败不堪的局面，蒋介石痛心疾首，但也无能为力，只好低三下四地乞求洋大人。11月9日，蒋介石给蝉联美国总统的杜鲁门写了一封求救信，信中要求杜鲁门：

　　“迅速给予并增加军事援助，并发表关于美国政策之坚定的声明”，“以鼓舞军民士气，并巩固政府之地位”。同时，“尽速派遣一高级军官与本政府共商有关军事援助之具体计划，包括美国军事顾问团参加指挥作战”《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

　　蒋介石致函转达至美国白宫后，遭到杜鲁门的婉拒。杜鲁门在复蒋介石函中虽宣称尽一切可能“以加速依援华计划采购在本国可以获得之武器与弹药，运往中国 ”，但同时又称“驻华美国联合军事顾问团团长巴大维少将洞悉目前局势，可常备咨询”《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

谁都知晓，司徒雷登曾与蒋介石协议令巴大维与何应钦密切合作，共同指挥作战，但事后蒋介石食言。此刻杜鲁门让蒋介石与巴大维商量，无异于自动关闭“美援” 大门。美国何以对蒋采取这种态度呢？重要原因是美国白宫已认为蒋介石不可救药，准备在中国换马，让李宗仁取代蒋介石。蒋虽对白宫此举愤怒异常，但国内局势如此糟透，除了求助“美援”之外，已不可能创造“奇迹”。因此，他仍决定再派夫人赴美求援。

　　12月1日，带着创造“奇迹”愿望的宋美龄登上了赴美的专机。此次美国之行，宋美龄虽然先后得到马歇尔与杜鲁门的接见，但对她的“援华”计划却搁置一边。更使她难堪的是，没有看到罗斯福在世时对她的盛大欢迎场面。充满失望与恼怒的宋美龄愤愤地离开了华盛顿，隐居在纽约孔祥熙的乡间别墅中。从此，她再未踏上中国大陆的土地。

　　当乞求“美援”失败之后，蒋介石又遭桂系逼宫。

　　12月25日，蒋介石收到桂系大将白崇禧24日发给他的电报。来电大意是要政府与中共言和，并要美、苏两国出面调停。桂系核心人物、副总统李宗仁与白崇禧遥相呼应，向蒋宣布五项和平主张：（1）蒋总统下野；（2）释放政治犯；（3）言论集会自由；（4）两军各自撤退30里；（5）划上海为自由市。政府撤军，由各党派人士组织联合政府，并在上海和谈。同时，蒋还收到湖南守军程潜要他下野的通电。

　　12月30日，白崇禧再电蒋介石，重申前电主张。同日，河南省主席张轸也通电主和。

　　在内外交逼之下，尽管蒋介石不断默念“庄敬自强，处变不惊，慎谋能断”的古人嘉训，但仍不免心烦意乱。冷静之余，不得不考虑“和战”与自己的进退问题。当时蒋介石的想法可从蒋经国日记中看出一些轮廓。蒋经国在1949年1月1日的日记中写道：

　　“父亲近曾慎密考虑引退问题，盖以在内外交迫的形势之下，必须放得下，提得起，抛弃腐朽，另起炉灶，排除万难，争取新生。”

　　对于引退后可能发生的情况，蒋经国作了如下的分析与判断：

　　“（1）匪军南下，渡江进攻京沪。

　　（2）共匪陈兵江北，迫李宗仁等组织联合政府，受匪操纵，并派兵进驻南京。

　　（3）暂停军事攻势，而用政治方法瓦解南京，然后各个宰割，不战而占据全国。

　　（4）李当政后，撤换各地方军政要员，或由共匪加以收买，使彼等屈服投降。

　　（5）对父亲个人极端诬蔑、诋毁、诽谤、侮辱，使无立足余地，不复能为反共救国革命领导中心。

　　（6）李为共匪所逼，放弃南京，以迁都广州为名，割据两广，希图自保。

　　（7）美国对华政策，暂取静观态度，停止援助。

　　（8）俄帝积极援共，补充其军费，建立其空军，使我南方各省军政，在威胁之下，完全崩溃，无法抵抗。”

　　蒋介石对其个人进退出处，作了如下判断：

　　“进之原因：甲、勉强支持危局，维系统一局势；乙、等待国际形势之转变；丙、静观共匪内部之变化。”

　　“退之原因：甲、党政军积重难返，非退无法彻底整顿与改造；乙、打破半死不活之环境；丙、另起炉灶，重定革命基础。”《蒋总统经国先生言论著述汇编》第2辑第543—545页，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2年1月版。

　　蒋介石眼见大陆局势不可挽救，在下野引退后，便积极部署迁台的各项工作。图为迁台不久，蒋介石与夫人宋美龄出席集会。

　　蒋介石考虑成熟之后，于1948年12月31日晚在总统府官邸，召集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40人聚餐。饭后，蒋对众人冷冷地说：“现在局势严重，党内有人主张和谈。我对于这样一个重大问题不能不有所表示。现拟好一篇文告，准备在元旦发表。现在请岳军朗读一遍，征求大家意见。”文告宣称：愿与中共“商讨停止战事，恢复和平的具体办法”。但同时蒋介石又开出了对和平的五项先决条件，归结起来就是要在保存国民党的“宪法”、“法统”和军队等条件下，才能同中共重新和谈。一句话，就是不要触动国民党现存的独裁统治体制。至于蒋介石今后的进退未予明确说明，只在文告最后有所暗示：“只要和平可能实现，则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一唯国民的公意是从。”

张群念完文告之后，蒋介石征求聚餐者意见，当蒋问到李宗仁时，李答：“我与总统并无不同的意见。”在座的谷正纲、张道藩、王世杰等人均不赞成发表这个文告。蒋介石则愤愤地说：“我并不要离开，只是你们党员要我退职，我之愿下野，不是因为‘共党’，而是因为本党中的某一派系。”董显光：《蒋总统传》第 599—510页，台湾中华大典编印会1967年10月版。蒋所讲的“某一派系”显然指桂系。

　　1949年1月1日，蒋介石的 “求和”文告发表。同日，新华社广播了毛泽东撰写的《将革命进行到底》的社论。1月5日，新华社又播发了毛泽东撰写的《评战犯求和》的评论，揭露蒋介石“ 希望从白崇禧手里夺和平攻势的发明权，并在其新的商标下继续其旧的统治”。毛泽东的评论切中要害。1月14日，毛泽东又为中共中央撰写了《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和平谈判的八项政治主张。

　　其中首要条件就是惩办战争罪犯，以及废除伪宪法与伪法统等。这八项条件对蒋介石而言犹如五雷轰顶，视其为要他无条件投降的“哀的美敦书”，感到再无恋栈总统职位之必要。他对李宗仁称：“就当前局势来说，我当然不能再干下去了。但是在离开之前，必须有所布置。”

　　蒋介石在下野之前预作什么布置呢？

　　首先在经济方面，为了保留国民党日后的“一线生机”与拆李宗仁的台，蒋介石于1月14日召见俞鸿钧、席德懋二人，令其将国库3?7亿美元的黄金、白银和外汇移存台湾；同时将中央、中国银行存在美国的外汇，化整为零，存入私人户头，以免无法提取。

　　其后，蒋又于1月18日在人事部署上安插其亲信在要害部门。任命他最宠信的汤恩伯出任京沪杭警备司令部总司令，令朱绍良为福州“绥靖”公署主任，任命陈诚为台湾省主席兼警备司令，任命蒋经国为台湾省党部主任。

　　从蒋介石的上述部署看，他的确已感到大陆将不保，故将重点放在经营台湾，为其日后退路预作安排。

　　当一切布置就绪之后，蒋介石邀约五院院长就午餐，正式宣布引退。1月21日，国民党中央社播发了蒋介石第三次下野文告。文告称：

　　“中正毕生从事国民革命，服膺三民主义，自15年广州北伐，以至完成统一，无时不以保全民族，实现民主，康济民生为职志，现战事仍然未止，和平之目的不能达到，决定身先引退，以冀弭战销兵，解人民倒悬于万一。爰特依据中华民国宪法第49条，总统因故不能视事时，由副总统代行其职权之规定，于本月21日起，由李副总统代行职权。务望全国军民暨各级政府，共矢精诚，同心一德，翊赞李副总统，一致协力，促成永久和平。”张其昀：《先总统蒋公全集》第3册第 3305页。

　　以上宣言不过是蒋介石的官样文章和故伎重演而已。蒋深深知道，他的此次下野是美国联合桂系推倒了他。后来他在中国国民党七大作报告时。曾追述第三次下野时说：

　　“我之下野的决定，固不能说全无国际环境之影响，但其重要因素，还是由于我们内在矛盾的关系为多。”《革命文献》第77辑第92页。

　　蒋介石还称，他的下野还出于对台湾问题的考虑。“如果我不下野，死守南京，那台湾就不能兼顾，亦就不能成为‘反共抗俄’的坚强堡垒。”《革命文献》第77辑第110页。

　　蒋这段话虽有些牵强，为自己下野寻找托词，但也符合蒋介石的思维逻辑。因为早在1946年10月蒋巡视台湾时曾说过这样一段话：

　　“台湾尚未被共党分子所渗透，可视为一片净土，今后应积极加以建设，使之成为一模范省，则俄、共虽狡诈百出，必欲亡我国家而甘心者，其将无如我何乎。”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第4卷第461—462页。

　　当时蒋介石还没料到3年后他会被赶到台湾，但是他却看到了台湾的重要性及有利条件，初步形成了经营台湾以作为内战后盾的设想。后来他在国民党七大上作政治报告时称：“就算是整个大陆被共产党拿去了，只要保着台湾，我就可以用来恢复大陆。因此，我就不顾一切，毅然决然的下野。”《革命文献》第77辑第93 页。

　　据笔者观之，蒋介石之所以在下野时选中台湾作为他的“反共复兴”基地，是出于以下几种考虑：

　　其一，从台湾地理位置上讲，便于避居困守。台湾是中国第一大岛屿，位于大陆东南100多公里的海面上。东北隔着琉球群岛与日本遥遥相对；东面是浩瀚无际的太平洋；西面和西南面隔台湾海峡与大陆福建省和广东省相望；南临巴士海峡，与菲律宾群岛相邻。台湾的地理位置具有极高的军事战略价值，被誉为太平洋上一艘“永远不沉没”的航空母舰。这种有利的地理位置既易于仓皇败退至此的国民党军队得以喘息，也易于蒋介石在此设置“流亡政府”，空做“反攻大陆”的幻梦。

　　其二，台湾具有比较丰富的自然资源与先进的工业、交通基础。台湾省面积约3?6万平方公里，虽然不足全中国面积的4%，但在台湾大小80余个岛屿中，却有驰名中外被誉为“台湾三宝”的米、糖、茶三大物产；有四季不断、品种繁多的水果；有约相当于江苏、浙江、安徽三省森林面积总和的“森林宝库”；有200 多种已探明的“地下矿藏”；还有丰富的水产资源。与丰富的自然资源相适应，台湾又是较早兴办洋务、修铁路、开矿山、办工厂的地区。日本占据台湾之后，在 50年的时间内，为榨取台湾人民的血汗与掠夺台湾资源，进行了广泛的投资，使发电、钢铁、机械、化学、金属等工业逐渐增长；运输、交通、通讯、金融事业也很发达，农业也有所发展。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政权全面接管了台湾的一切设施与行政权。丰富的自然资源与较先进的工业、交通基础就可成为国民党败军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

　　其三，如败退台湾可以同美国进一步勾结，争取“外援”，以利“反攻”成功。尽管美国企图以李宗仁取代蒋介石，但从美国的—贯立场与全球战略考虑。美国不会放弃对国民党的支持。这一点蒋介石比别人看得清楚，所以在美国发表弃蒋白皮书时，蒋介石并未公开指责美国，这为后来的美、蒋再次合作提供了条件。

　　基于上述三点考虑，蒋介石在下野前，将其嫡系部队收缩至东南沿海一线，为其在台湾建立所谓“反共基地”进行精心安排。待其一切布置就绪之后，蒋介石才宣布下野。当国民党政权在大陆覆灭之后，蒋介石便将“国民政府”与中央党部迁至台湾。

　　对于蒋介石第三次下野，各界评论颇多。蒋介石自己称：“在当时如果我不下野，当然我仍在南京，我认为只要有海空完整无缺，那南京是可以守的，万一守不住，我亦决心死在南京。”《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5第134页。

　　很显然，蒋介石将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责任完全推给了李宗仁，这是有欠公道的。

　　蒋经国称他父亲的下野是“中华民族数千年历史又遭逢了一次厄运，几乎断送国脉”《蒋总统经国先生言论著述汇编》第2辑第555页。。台湾史学界官修“国史”有这样的说法：蒋的下野使“政府失去领导中心，匪军乘机加紧全面叛乱，大陆因落匪手”④鸿鸣：《蒋家王朝》第279—280页，香港中原出版社 1986年11月版。。香港史学家鸿鸣先生对此说评论称：“这是一种推过于人、文过饰非的说法，藉此保存蒋的一代完人的形象”。④到底如何评价蒋介石的第三次下野，我相信读者自有公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