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历史：1973年，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

     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是我军建军史上的一次重要事件，是毛泽东经长久酝酿后所采取的一项重大的治军、治国举措。实践证明，这一举措对于防止党内、军内闹独立性现象的发生，对于反对宗派主义和山头主义，确保军队在党的绝对领导下的团结与统一，产生了积极影响。

　　毛泽东之所以确定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与“林彪事件”有很大关系。

     林彪无疑在革命战争中立下过显赫战功，毛泽东对他也曾十分赏识的。建国后，林彪收敛锋芒，常以生病为由，在家休息，但他并不甘寂寞。1959年庐山会议召开后，毛泽东与彭德怀闹翻，林彪被毛召上了山。

     林彪打仗机敏，政治上也很有计谋。会上，他对彭德怀发起猛攻。1959年9月17日，他接替彭德怀职务当上了国防部长，九天后又担任了军委副主席，开始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庐山会议，林彪成了“大赢家”，从沉寂中崛起。

     “文革”开始后，机会再次来临了。林彪一面借机为打倒刘、邓和大批老干部不遗余力，为其达到权力顶峰扫清障碍，一面曲意奉迎毛泽东。但终因奉迎过火且“言不由衷”，在一定程度上引起毛泽东的警觉和反感。

     实际上，毛泽东对林彪的警觉早在“文革”伊始即见端倪。1966年5月18日，林彪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大谈特谈“政变问题”，其主旨有两层：一是表明党内有人想搞政变，以挑拨毛与老干部的关系，为进一步打倒老干部制造舆论；二是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以表明自己对毛泽东的忠心耿耿。但毛泽东却从他的讲话中闻出了特殊的味道，开始对林有所警觉。即使这样，直到“九大”召开，毛泽东的天平还是倾向于林彪的。

     中共“九大”，使林彪成为“法定接班人”，权力在“一人之下，亿万人之上”，这使林彪攫取最高权力的野心急剧膨胀。

     1970年8月23日，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会上，林彪首先发言坚持设“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并采取全面开花战术，使出席会议的代表也全都激动起来。他们不明真相，纷纷跟着林彪发言，表示拥护在新宪法中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这一章。面对这一情况，毛泽东十分恼火，隐隐感到了他的亲密战友咄咄逼人的锋芒和呼风唤雨的能量。

     8月31日，毛泽东发表《我的一点意见》，采取“批陈保林”策略，将怒火发泄到紧跟林彪之后“摇旗呐喊”最积极的陈伯达身上。不久，又多次对林彪提拔起来的黄、李、吴、邱“四大金刚”及叶群等提出批评，以此“敲山震虎”，期望林彪觉醒，能做自我批评。但林彪不思悔改，野心难收。

     这年10月，林彪在庐山会议受挫后，背着毛泽东、党中央，以“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为由，先斩后奏，向全国发出“林副主席指示第一号令”。顷刻间，中国城乡全面进入紧急状态。事后（即10月19日），林彪才采用电话记录方式，以急件传阅报告毛泽东。据汪东兴回忆，毛泽东看过电话纪录，一脸不高兴的样子，并亲手将传阅件“烧掉”。这件事，实际是林彪对自己军事指挥权能否正常运转的一次检验。

     由于多种原因，毛泽东与他的“亲密战友”间出现了裂痕。林彪目的难以达到，也越发沮丧，之后曾多次在集会或接见外宾时，与毛泽东不辞而别。毛泽东对林彪越来越失望，他决心限制一下林彪的权力，遏制其迅速膨胀的野心，并开始逐步直接掌握军队。

     1971年8月15日至9月12日，毛泽东到南方巡视，16日到达湖北武昌。在与武汉军区政委刘丰以及河南省委负责人刘建勋的谈话中，毛泽东回顾了党的历史，他说：“胜利以后，朝鲜战争时，我管了一下军队，以后就没有管了。朝鲜战争后，军委的事主要是彭德怀同志管。我征求总理的意见，我说还是他管好。他在长征中是靠在我们这边的，抗美援朝人家打了胜仗，不叫人家管这个事行吗？管点事有什么要紧呀！以后就是林彪管了，现在我要抓军队的事。”

     到长沙后，毛泽东在与华国锋等人谈话时，专列服务员拿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词，毛泽东叫吴旭君、张玉凤一起唱这首歌，当大家唱到“一切行动听指挥”时，毛泽东说：“等一等，这一条非常重要，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步调不一致，分成两派，怎么能得胜利呢？这句话要改为步调不一致，一定要失败。”他又说：“现在就是有几条记不清了，特别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第一条和第五条记不清了，如果都记清，都能这样做，那全国人民拥护又欢迎，这样我们多好呀！”

     28日晚，毛泽东接见广东刘兴元、丁盛和广西韦国清，对他们说：“我很久没有抓军队工作了，现在要抓军队工作。……进城以后，管军队工作开始是聂荣臻，以后是彭德怀，再以后就是林彪。林彪管不了那么多，实际上是贺龙、罗瑞卿管得多，以后是杨成武，再以后是黄永胜当总参谋长、又是军委办事组组长。”

     31日，毛泽东到南昌，当晚与许世友、韩先楚、程世清谈话，毛泽东说：“汪东兴向你们传达了武汉、长沙谈话的内容，讲了庐山会议的问题。缔造人民解放军、领导我们军队的人，能缔造、能领导，就不能指挥吗？他们把缔造和指挥分开，难道缔造者就不能指挥呀？另外，我们这个军队是不是哪一个人缔造出来的呢？或者是哪几个人缔造出来的呢？我看不是，人多着呢。朱德、恩来、贺龙、刘伯承、叶挺，这么多人发动的南昌起义，他们就不能指挥了吗？……军队的缔造者、领导者就不能指挥，这是不对的。缔造者、领导者也不是少数人，也不是我毛泽东一个，也不是你林彪一个，我们党内还有很多同志是领导兵暴的、领导军队的。”

      9月3日，毛泽东在杭州，最后谈到军队问题时说：“现在的几位大将（指黄吴李邱）我也不熟悉，不了解，同他们单独谈得不多，集体谈得也不多。黄永胜现在思想状况怎样，也不清楚。过去我没有管，现在我要管军队的事，我不相信军队会造反。军队要统一，军队要整顿。”12日毛泽东回到丰台，又一次谈到进城以后，很少抓军队工作等问题。不料，第二天便发生了“九·一三事件”。

     林彪拥兵自重及其阴谋败露后的外逃，对毛泽东精神打击很大，为此他大病一场。正是这次事件，促使毛泽东重新审视“文革”发动和发展的整个过程，决意重新启用被打倒和排斥的老干部，并着手亲自掌握军队情况。在这种背景下，“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在毛泽东头脑中逐步酝酿成熟，不久便正式宣布实施。

　　林彪事件后，在周恩来等不懈努力下，一大批被打倒的老干部纷纷被解放出来。

     1973年3月7日，邓小平也恢复了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此时，周恩来病情不断加重，毛泽东有意培养邓小平。一次，毛泽东与邓小平谈话时谈到，“各大军区司令员很久没有调动了”，问他怎么办？邓小平心领神会，随手将身前的茶杯“对换”了一下。

 “英雄所见略同嘛！”毛泽东说。随后，两人会心地笑了起来。

     1973年12月1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在毛泽东书房兼会客室进行。此时，毛泽东身体尚未从林彪事件的打击下恢复过来，显得十分虚弱。政治局委员们用心聆听着毛泽东的讲话。对于他们中的多数人来讲，与其说是来参加党的会议，不如说是来接受长者的训导和教诲。

     会议一开始，毛泽东批评政治局和军委，他说：“政治局要议政。军委要议军，不仅要议军，还要议政。”又说：“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以后改了吧。你们不改，我就开会，到这里来。我毫无办法，无非是开政治局会，跟你们吹一吹，当面讲。”会客室里鸦雀无声，气氛有些紧张。

      毛泽东缓和了一下口气，转换了话题，他说：“我提议，议一个军事问题，全国各大军区司令员互相对调。”说罢，他面朝叶剑英：“你是赞成的，我赞成你的意见。我代表你说话。我先找了总理、王洪文两位同志，他们也赞成。”周恩来点点头，表示是这样的。王洪文听完也连连点头，虽然他面色平静，却掩盖不住内心的高兴。因为他在上海造反起家，建立了闻名全国的上海民兵指挥部，搞起了成规模、成建制的民兵队伍，企图建立自己的“第二武装”。但上海在南京军区的辖区内，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对他事事掣肘，把许世友调走了，就少了一块“绊脚石”。

     接着，毛泽东提议在座的政治局委员们齐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于是，大家便一起高唱起来——“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第一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

     实际上，自九届二中全会后，毛泽东不止一次在开会或接见下级时，让中央和地方领导人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毛泽东希望全党步调一致，首先政治局要一致。

     唱完歌，毛泽东开始讲解歌词，他说：“只有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不一致就不行呢。”又说：“一个人在一个地方搞久了，不行呢。搞久了油了呢！”在他看来，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坐镇，一呆就是20年，会出现消极因素，他说：“这个问题（指对调），我想了好多年了。”

　　 稍后，毛泽东宣布了另一个重要决定。他指着刚刚恢复工作的邓小平说：“现在，我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常委、军委委员。政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个秘书长吧，你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叫参谋长吧。”

      在座的政治局委员静静地听着。从他们的面部表情，似乎看不出对毛泽东宣布的这个决定有何不同反应，但每人的内心深处却翻腾着巨大波澜……

　　 毛泽东继续谈论邓小平，他说：“我们现在请了一个参谋长。他呢，有些人怕他，但他办事比较果断。他一生大概是三七开。你们的老上司，我请回来了。政治局请回来了，不是我一个人请回来的。”他又转过身对邓小平说：“你呢，人家有点怕你，我送你两句话，柔中有刚，棉里藏针，外表和气，内部是钢铁公司。过去的缺点，慢慢改一改吧。”为了鼓励邓小平大胆工作，毛泽东又说：“不做工作就不会犯错误，一做工作总会犯错误的，不做工作本身也是一个错误嘛。”这些话，与其说是批评，不如说是赞许。

     毛泽东讲话常常是漫谈，话题很广，但始终贯穿着他要阐明的观点和思想。他很快又换了一个话题：“现在这么多人看不起儿童团，我也是儿童团过来的，你们都是吧。”毛泽东一边说，一边环顾在座的诸位，“你们哪个年轻时期，十几岁二十几岁就那么高明，我就不信。”此时他强调不要看不起年轻人，实际大家心里明白，这个“儿童团”说的就是王洪文。

     会议结束以后，根据这次会议决定，12月20日中央又召开了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会议。毛泽东接见了参加会议的全体高级将领。

     毛泽东坐在书房中央，左首坐着朱德总司令，右首坐着邓小平。周恩来、江青等政治局委员分别站立在毛泽东的右后侧。王海容站在毛泽东的左后侧，担任将他的方言译成普通话的“翻译”。

     接见开始后，毛泽东首先拍拍朱老总的肩膀，说：“这是好司令啊，是我们的红司令，不是黑司令。”两人简单说了几句话，毛泽东开始和站在一侧的肖劲光、陈士榘、田维新和马宁等4位高级将领一一握手、谈话。之后，他再次提议并亲自指挥大家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唱完后，毛泽东开始对全体人员讲话。讲话中他还鼓励大家：“到一个新地方会有很多困难，但大家不要急，慢慢总会顺手的。”同时对于这次对调的时间、迎送方式和注意事项等，提出了一些具体意见。

     按议程，将由毛泽东宣布对调命令。毛泽东想给王洪文一次机会，好在将帅们面前树点威信，于是叫王洪文先点名。

     王洪文刚刚当上副主席，年轻气盛，接过名单就大大咧咧地点起来。“许世友！”

     没有答应。王洪文向会场看去，许世友脸色铁青，眼望着天花板，理也不理。他壮起胆子，又点了一次：“许世友！”忽听“咚”的一声，许世友将茶杯猛地磕在茶几上。这下，王洪文算是尝到了军队的厉害。

     周恩来急忙救场。他拿过名册，看也不看，就先从其他司令员点起来：李德生、陈锡联、许世友……然后宣布：“现在请主席宣布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命令！”这才算让王洪文下了台。

　　1973年12月22日，毛泽东正式签发命令，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

     具体情况如下：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与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对调；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与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对调；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与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对调；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与兰州军区司令员皮定钧对调。

     当时全国共有11个大军区，新疆军区司令员杨勇、成都军区司令员秦基伟、昆明军区司令员王必成，任职时间都不长，最长的也才4个月，所以他们三个原地未动。按照毛泽东的要求，正式命令下达后的10天内，各军区司令员必须到达新的工作岗位，每人可带10人以内的工作人员。结果，不到10天，各大军区司令员就全部提前到职了，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工作干净利落地顺利完成。

     事后，邓小平谈起历史上这次司令员对调的必要性时指出：“这是因为毛主席很懂得领导军队的艺术，就是不允许任何军队领导干部有个团团，有个势力范围。军队就有这个传统，经常调过来，调过去。

     一个领导在一个地方工作久了，容易形成各种盘根错节的关系，容易形成团团伙伙，特别是掌握一个大战略方向的党政大权的高级领导干部，更应避免这种情况出现。虽然共产党的干部不至于产生像中国历史上藩镇割据、地方大员拥兵自重的情况，但是也应防止类似情况出现。”

     可以说，这次调动是当时特殊历史背景下，党中央、毛泽东为保障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和集中统一，而采取的重要举措之一，它对稳定当时的政治局面起到了积极作用。

 有关资料来自：人民网《党史文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