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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国家安全思想论析


唐金权 　

    

    1977年12月28日，邓小平在中央军委全体会议上指出：“国际形势也是好的。我们有可能争取多一点时间不打仗。”［1］这个论断为后来全党全国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做了重要铺垫。邓小平认为：“加紧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实现包括台湾在内的祖国统一，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我国人民在八十年代的三大任务。这三大任务中，核心是经济建设，它是解决国际国内问题的基础。”［2］围绕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发展任务，邓小平对国际国内形势作出了精辟的判断，形成了其国家安全思想。

                                      一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国内外敌对势力的威胁，中国安全利益的中心是生存安全。毛泽东强调，国家安全的根本任务是保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军事实力和战争准备是维护国家安全的主要手段。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的国家安全思想，强调：
    （一）维护国家主权，反对霸权主义
    国家主权，是一个国家最根本的安全利益。邓小平坚定地维护国家主权，强调独立自主。1982年9月24日，邓小平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时说：“关于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坦率地讲，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他指出，如果中国不按期收复香港，“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2］（p．12）在维护主权问题上，中国不惧怕任何威胁和挑战：“如果说宣布要收回香港就会像夫人说的‘带来灾难性的影响’，那我们要勇敢地面对这个灾难，做出决策。”［2］（p．14）
    20世纪80年代，美国在侵越战争后恢复了国力，苏联陷入阿富汗战争而逐步衰弱，美苏争夺陷于僵持阶段。邓小平认识到中国已经发展成为美苏之外的一支重要力量，中国加入美苏任何一方都会被人利用，因而制定了“真正的不结盟”的战略。“中国不打美国牌，也不打苏联牌，中国也不允许别人打中国牌。”［2］（p．57）邓小平坚决反对霸权主义，指出中国要“坚定地站在和平力量一边，谁搞霸权就反对谁，谁搞战争就反对谁”。［2］（p．128）1988年12月21日，邓小平会见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时指出：“霸权主义、集团政治或条约组织是行不通了”，“我们应当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国际关系的准则”。［2］（pp．282～283）
    （二）加强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安全，反对颠覆和“和平演变”  
    保持国内稳定，要防范敌对势力颠覆社会主义制度。1989年12月10日，邓小平会见美国总统特使、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时，向其表达了中国保持国内政治稳定的必要性：“中国在国际上有特殊的重要性。关系到国际局势的稳定与安全。如果中国动乱，问题就大得很了，肯定要影响世界。这不是中国之福，也不是美国之福。”［2］（p．350）12月1日，他在会见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访华团时强调指出：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对这一点我们比过去更清楚了。这次动乱还使我们更加认识到稳定的重要性。今后如有需要，动乱因素一出现，我们就采取严厉手段尽快加以消除，以保证我国不受任何外来干涉，维护国家的主权。［3］ 
    长期以来，西方的对华政策是在政治体制问题上打压中国，搞颠覆和“和平演变”。20世纪80年代，中国在对外事务上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划线，更加重视国家利益。但是，西方国家并没有放松西化和分化战略，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并未消失。邓小平告诫要警惕西方的“和平演变”：“美国，还有西方其他一些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美国现在有一种提法：打一场无硝烟的世界大战。我们要警惕。资本主义是想最终战胜社会主义，过去拿武器，用原子弹、氢弹，遭到世界人民的反对，现在搞和平演变。”［2］（p p．325～326） 
 
                                      二

    20世纪80年代，随着国际安全环境的变化，各国转向以经济发展为目标。邓小平发展了毛泽东的国家安全思想，更多地关注中国自身的经济发展，形成了涵盖政治、经济、军事安全在内的新的综合安全思想：
    （一）提出“世界大战可以避免”，优先发展经济
    1981年3月，邓小平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指出，世界大战是可以避免的，争取较长时期的和平是可能的。强调“我们不要自己吓唬自己，造成人为的紧张。如果当前老是强调战争马上打起来，使我们的精力都集中到打仗上面，就会影响四个现代化建设”。［4］1987年5月12日，邓小平会见荷兰首相吕贝尔斯时说：“对于总的国际局势，我的看法是，争取比较长期的和平是可能的，战争是可以避免的……一九七八年我们制定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方针，就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判断上的。要建设，没有和平环境不行。”［2］（p．233）邓小平反复强调，中国要实现自己的发展目标，必须创造和平的国际环境。1981年11月13日，邓小平会见南斯拉夫《信使报》记者达拉?雅奈科维奇时说：“现在我们说，除了国际风云发生激烈变化，例如发生战争之外，我们始终要一心一意搞建设。”［3］（p．784）1982年8月21日，邓小平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时说：“中国希望至少二十年不打仗。我们面临发展和摆脱落后的任务。我们摆在第一位的任务是在本世纪末实现现代化的一个初步目标，这就是达到小康的水平。”［1］（p p．416～417）
    中国的安全归根结底是靠自己的发展。邓小平认为：“等到中国发展起来了，制约战争的和平力量将会大大增强。”［2］（p．105）邓小平还分析了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的教训：“世界上一些国家发生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经济上不去……人民现在为什么拥护我们？就是这十年有发展，发展很明显。”［2］（p．354）所以，“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的成果，‘六?四’这个关我们闯不过，闯不过就乱，乱就打内战”，“中国能不能顶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压力，坚持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关键就看能不能争得较快的增长速度，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2］（pp．371，356）
    （二）与苏联进行安全对话，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
    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苏联在中苏边境驻兵100万。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这样，苏联从北面、西面对中国形成军事包围之势，成为中国最主要的威胁。邓小平指出了问题的严重性：“苏联在中苏边界摆了一百万军队，这对中国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威胁，这种情况能够继续吗？苏联必须减少中苏边境的军队”。［5］1982年3月24日，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发表讲话，发出了缓和对华关系的信号。3月25日，邓小平指示外交部可以用外交部发言人发表谈话的形式表态；谈话要言简意赅，掌握分寸，既要坚持原则，回击攻击，又要有灵活性，不拒人于千里之外。［6］1982年夏天，邓小平和李先念、陈云等召集外交部主要负责人研究中苏关系问题。他提出要采取一个大的行动，向苏联传递信息，争取中苏关系有一个大的改善，但必须是有原则的，条件是苏联要解决“三大障碍”，即苏联从中苏、中蒙边境地区撤军；从阿富汗撤军；劝说越南从柬埔寨撤军。［3］（p．835）8月，外交部苏欧司司长于洪亮受邓小平的派遣，前往苏联传递信息，表示中国领导人关心中苏关系的改善，并希望双方应该在这方面开始做些实际事情。中方建议，中苏可以就消除两国关系的障碍问题进行磋商。在邓小平的推动下，从1982年10月开始，中苏两国政府派出特使，就消除中苏关系中的“三大障碍”，轮流在北京和莫斯科进行了长达6年一共12轮的磋商。［7］为了改善中苏关系，1985年，邓小平会见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共和国总统尼古拉?齐奥塞斯库时说：请你给戈尔巴乔夫带个口信，如果苏联同我们达成谅解，越南从柬埔寨撤军，而且能够办到，我愿意跟戈尔巴乔夫会见。我出访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了，同志们也不让我出国了，但是如果同苏联能够达成这样一个谅解，我可以破一次例。［3］（pp．1085～1086）1986年7月，戈尔巴乔夫发表讲话，表达了改善对华关系的积极态度。9月2日，邓小平接受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的电视采访时再次表示：“如果戈尔巴乔夫在消除中苏间三大障碍，特别是在促使越南停止侵略柬埔寨和从柬埔寨撤军问题上走出扎扎实实的一步，我本人愿意跟他见面。”［2］（pp．167～168）1989年，戈尔巴乔夫访华并同邓小平会晤，邓小平说：“我们这次会见的目的是八个字：结束过去，开辟未来。”［2］（p．292）从此，中苏关系走向正常化，邓小平功不可没。 
    （三）妥善处理中国与美国的安全问题  
    处理好中美之间的安全问题，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的核心问题，也是中美矛盾产生的最主要原因。1979年，美国国会通过所谓的《与台湾关系法》，向台湾提供防御性武器。1982年2月，邓小平接受《瞭望》周刊采访时表示：如果美国坚持其对台售武的立场，中国“没有回旋的余地”；“实在不行，关系就倒退吧”；“那有什么了不起”；“我看中华民族还是存在的”。［8］5月8日，邓小平会见美国副总统布什时明确表示：“中美之间的中心问题是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的问题，它是检验中美关系稳固性的准则。这个问题解决好了，才可建立相互信任的关系。”邓小平再次说明了中国政府的底线，那就是“我们制定了一系列具体方针，力争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但我们不能承担不使用武力的义务”。他还指出：美国尊重中国的主权，但这要在实际行动上表现出来，首先是在售台武器问题上表现出来，因为这不仅牵扯十亿人民的感情，而且是侵犯中国主权、阻挠中国和平统一的问题。［3］（pp．822～823）邓小平提示美国不要触动台湾问题的底线。1984年4月25日，他在会见美国总统里根时指出：希望里根总统和美国政府认真考虑中国人民的感情，不要做使蒋经国翘尾巴的事情。我们已经做了一切可能做的事情，准备在不放弃主权原则的前提下，允许一个国家有两种制度。［3］（p．971）
    1989年动乱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实施了制裁。邓小平提醒美国注意不要认为中美合作基础已经发生变化，美国不再需要与中国合作了。1989年5月13日，邓小平会见埃及总统穆巴拉克时说：请告诉美国总统布什，不要因东欧的事情过分兴奋，不要用同样的方式处理中国问题和中美关系。否则，很难避免发生摩擦，甚至会导致冲突，这对两国都不利。［9］1989年12月10日，邓小平会见斯考克罗夫特时说：中美两国之间尽管有些纠葛，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和分歧，但归根到底中美关系是要好起来才行。［3］（p．1304）
    （四）妥善处理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安全
    处理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创造良好的周边环境，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条件。
    20世纪80年代日本计划扩大军事防御范围，威胁到中国的安全。1983年9月10日，邓小平会见英国前首相希思时说：日本现在已经是经济大国，还进一步提出要成为政治大国、军事大国。但军事大国的含义是什么？日本想在一千海里内承担军事义务，这个性质就变了。［3］（p．932）针对日本政界参拜靖国神社和历史教科书的问题，1982年11月9日，邓小平在会见日中友协代表团时指出：复活军国主义在日本恐怕更大的问题是教育后代问题，是通过教育把后代引往哪个方向的问题。教科书问题实际上有军国主义的影子在作怪。［3］（p．867）
    南北朝鲜冲突是中国安全的隐患。邓小平主张寻求和平方式解决朝鲜半岛的统一问题。1987年5月22日，邓小平会见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国家主席金日成时说：你们解决同南朝鲜的关系问题，我们解决台湾问题，关键都是我们自己要发展，自己要搞好。总有一天，要体现出我们的社会制度确实优于他们的社会制度，我们的经济发展速度要超过他们的经济发展速度。现在世界总的局势表明，各个争端问题都不能用军事力量来解决。［3］（p．1190）
    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主张采取相互让步、“一揽子解决”的办法来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所谓“一揽子解决”，就是将几段边界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考虑。从1981年12月起，中印就边界问题进行会谈，但印度不愿考虑中方的合理主张，只要求中方单方面让步。1985年以前的6轮中印边界问题会谈没有取得任何进展。1987年2月20日，印度政府不顾中方的强烈抗议，在其非法占据的中国领土上成立“阿鲁纳恰尔邦”。4月20日，邓小平会见印度共产党总书记南布迪里巴德时说：解决中印边界问题只能合情合理地“一揽子解决”，就是东西段“一揽子解决”。如果世界上两个人口最多的国家解决了边界问题，意义非常重大。我们讲“一揽子解决”就是照顾到对方。中国照顾到印度，印度照顾到中国。［3］（p．1181）1988年12月19～23日，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应邀对中国进行了正式友好访问，中印关系实现了正常化。随后公布的《中印联合公报》，双方就如何解决两国间的边界问题确定了原则，并采取一些具体措施。双方“同意通过和平友好方式协商解决问题”，双方同意建立关于边界问题的副外长级联合工作小组；“在寻求双方都能接受的边界问题解决办法的同时，积极发展其他方面的关系，努力创造有利于合情合理解决边界问题的气氛和条件”。［10］
    20世纪70年代后期，越南不断制造中越边境事端，严重威胁西南边疆的安全，中国被迫进行自卫还击。邓小平认为对越自卫还击战的胜利，“不仅对于稳定东南亚局势，而且对于国际反霸斗争，已经起了重大的作用，将来还会起作用。”［1］（p．247）
    只有消除对中国的“妖魔化”宣传，才能树立和平形象。邓小平力图消除一些亚洲国家对中国的误会：即认为亚洲、太平洋地区的主要威胁是中国。邓小平指出，消除这样的错误观点，也许还要时间，但时间将证明他们的观点是错误的。［3］（p．1057）邓小平还反驳了说中国“好战”的诬蔑，阐述了中国以和为贵、和平至上的思想。
    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关系中，最为敏感的是南沙群岛问题。邓小平提出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解决方案。1988年4月16日，邓小平会见菲律宾总统科拉松?阿基诺夫人时指出：“我经过多年考虑，认为要真正解决这个问题，可在承认中国主权条件下，各方都不派部队，共同开发。那些地方岛屿很小，住不了人，不长粮食，无非有一些石油资源。有关近邻国家可以组成公司，共同勘察、开发。”［4］（p．292）对于钓鱼岛问题，邓小平也主张“搁置争议、共同开发”。邓小平认为，“这个问题可以把它放一下，也许下一代人比我们更聪明些，会找到实际解决的办法。当时我脑子里在考虑，这样的问题是不是可以不涉及两国的主权争议，共同开发。共同开发的无非是那个岛屿附近的海底石油之类，可以合资经营嘛，共同得利嘛。”［2］（p．87） 
    （五）提出“一国两制”，积极推进祖国和平统一
    国家的分裂状态是最大的安全隐患。台湾问题是事关中国安全的核心问题。祖国和平统一，反映了海峡两岸人民的共同愿望，符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邓小平曾说：“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统一是包括台湾人民在内的中华民族的共同愿望，不是哪个党哪个派，而是整个民族的愿望。”［7］（p．244）邓小平还曾经对参加科学技术政策讨论会的海外华人说：我和台湾领导人讲，我们的岁数不小了，都是炎黄子孙，来它个真正的统一，前人没完成的，我们完成，后人会怀念我们，不做这件事，后人写历史总要责备我们。［7］（p．245）1979年1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提出了和平统一台湾的方针。同日，国防部部长徐向前发表声明，停止炮击大、小金门等岛屿。1月30日，邓小平访问美国时对美国参、众两院议员说：“我们不再用‘解放台湾’这个提法了。只要台湾回归祖国。我们将尊重那里的现实和现行制度。”［5］（p．478）1981年9月30日，叶剑英全面阐述了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方针，提出了九条对台方针，后来被称为“叶九条”，它是“一国两制”构想的雏形。1982年1月11日，邓小平接见美国华人协会主席李耀滋时说：“九条方针是以叶副主席的名义提出来的，实际上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11］第一次正式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新概念。12月，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宪法又从法律上为“一国两制”提供了保证。1983年6月26日，邓小平会见美国新泽西州西东大学教授杨力宇时，进一步阐述了用“一国两制”方针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构想：“祖国统一后，台湾特别行政区可以有自己的独立性，可以实行同大陆不同的制度。司法独立，终审权不须到北京。台湾还可以有自己的军队，只是不能构成对大陆的威胁。大陆不派人驻台，不仅军队不去，行政人员也不去。台湾的党、政、军等系统，都由台湾自己来管。”［2］（p．30）1985年4月18日，他会见英国前首相希思时说：我们提出国共合作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因为我们有共同语言，我们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3］（p．1041）邓小平还积极促进海峡两岸“三通”。邓小平强调：如果“三通”搞好了，双方联系紧密起来了，谁也离不开谁，就使台湾的地位稳定了。［12］1987年10月16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台湾同胞来大陆探亲旅游接待办法》的通知。1988年7月3日，国务院颁布《关于鼓励台湾同胞投资的规定》。在这些举措的推动下，1987年台胞前往大陆探亲访友人数达到数万人次，1988年两岸人员往来猛增到近45万人次，1989年超过50万人次。80年代后期，台商开始投资大陆，1989年已有540个投资项目，实际利用投资为1．54亿美元。［12］（p．245）海峡两岸初步建立起了互动关系，两岸关系由对抗走向交往，为后来两岸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关于香港回归问题，邓小平明确提出按照解决台湾问题的“一国两制”构想来解决。1981年4月13日，邓小平会见英国外交和联邦事务大臣卡林顿时说：请你注意研究我们对中国台湾的政策。我们提出和平统一台湾，台湾的生活方式、政治制度不变，也不降低台湾人的生活水平和经济收入，甚至允许他们保留自己的军队。要求他们的只是取消“国号”、“国旗”。［6］（p．348）1983年10月30日，邓小平会见西班牙外交大臣费尔南多?莫兰时说：“中英两国政府正在进行谈判，但谈判的前提是一九九七年中国必须收回香港。不管英国人怎么打算，到一九九七年必须收回。三个条约都得作废。”［3］（p．942）中国在收复香港后行使驻军权，是国家主权的象征。1984年4月，邓小平在审阅外交部《关于同英国外交大臣就香港问题会谈方案的请示》报告上批示：“在港驻军一条必须坚持，不能让步。”［3］（p．972）同年5月，他会见出席六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和全国政协六届二次会议的港澳地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时指出：没有驻军这个权力，还叫什么中国领土！［3］（p．978）
    关于澳门回归问题，1984年10月3日，邓小平接见港澳同胞国庆观礼团成员时说：“澳门问题的解决当然也是澳人治澳，‘一国两制’”。［3］（p．999）1984年10月6日，邓小平接见澳门知名人士马万祺时说：“澳门问题也将按照解决香港问题那样的原则来进行，‘一国两制’，澳人治澳，五十年不变等等。澳门收回后，赌业可以继续下去。”［3］（p．1001）1985年5月，邓小平在会见葡萄牙总统拉马略?埃亚内斯时表示：“中葡之间只存在一个澳门问题。这个问题在两国建交时已经达成谅解，只要双方友好协商，是不难解决的。”［3］（p．1044）1986年，中葡开始澳门问题的谈判，葡方强调中方应给澳门更多的过渡时间，至少不能少于香港的12年过渡期。邓小平则强调澳门问题“必须在本世纪内解决，不能把殖民主义尾巴拖到下一世纪”。［9］（p．147）“一国两制”策略的成功实施，既保证了港澳主权归属祖国，又保证了港澳的长期稳定和繁荣，为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六）加强军队现代化建设
    邓小平看到了中国军队与世界先进国家军队之间的差距，“要承认我们军队打现代化战争的能力不够。要承认我们军队的人数虽然多，但是素质比较差。”［1］（p．61）他要求军队了解现代战争，“研究现代条件下人民战争，发展我国军事科学”。［4］（p．91）1981年9月17～19日，邓小平在华北某地观看北京军区和空军部队举行的合成军军事演习。19日，邓小平发表讲话：我军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强柱石，肩负着保卫社会主义祖国、保卫四化建设的光荣使命。因此，必须把我军建设成为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3］（p．772）这成为新的历史条件下军队现代化建设的总目标。
    在国防发展战略问题上，邓小平将保卫领海和领空的安全放在优先位置。他明确中国的近海主要包括黄海、东海、南海、南沙群岛、台湾、冲绳岛链内外海域和太平洋北部海域。［13］同时，他强调“不管如何，今后作战，空军第一。陆军、海军、空军，首先要有强大的空军，要取得制空权”。［4］（p．153）
    20世纪80年代，国际安全环境复杂，战争威胁并没有根本消除。邓小平强调要居安思危。“世界上希望我们好起来的人很多，想整我们的人也有的是。我们自己要保持警惕，放松不得。”［2］（pp．319～320）邓小平指出，必须时刻不忘军事斗争准备，军队“务必时刻保持警惕，不断提高自己的军事政治素质，努力掌握应付现代战争的知识和能力”。［2］（p．70）
邓小平强调富国才能强兵，国防建设必须服从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大局。1984年11月1日，邓小平在中央军委座谈会上讲话指出：“现在需要的是全国党政军民一心一意地服从国家建设这个大局，照顾这个大局。这个问题，我们军队有自己的责任，不能妨碍这个大局，要紧密地配合这个大局，而且要在这个大局下面行动。”“总之，大家都要从大局出发，照顾大局，千方百计使我们国家经济发展起来。发展起来就好办了。大局好起来了，国力大大增强了，再搞一点原子弹、导弹，更新一些装备，空中的也好，海上的也好，陆上的也好，到那个时候就容易了。”［2］（pp．99～100）“军队装备真正现代化，只有国民经济建立了比较好的基础才有可能。所以，我们要忍耐几年。”［2］（p．128）
    邓小平提出了走精兵之路，军队规模应该与国家安全需要相适应的思想。“军队要提高战斗力，提高工作效率，不‘消肿’不行。还有，我们国家现在支付的军费相当大，这不利于国家建设；军队人员过多，也妨碍军队装备的现代化。减少军队人员，把省下来的钱用于更新装备，这是我们的方针。”［1］（p．285）1985年6月4日，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指出：“我们下这样大的决心，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员额减少一百万，这是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有力量、有信心的表现。它表明，拥有十亿人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愿意并且用自己实际行动对维护世界和平作出贡献。”［2］（p．126）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一次裁军，裁军百万任务的完成，推进了中国的国防现代化建设。同时，它向全世界表明了中国的和平诚意，展示了中国良好的和平形象。
    邓小平的国家安全思想是理性和务实的，适应了当时国内发展任务的需要，对中国的安全战略起过重大的指导作用，也为后来的国家安全决策提供了科学的依据和借鉴。
    ［ 参 引 文 献 ］
    ［1］《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77页。
    ［2］《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
    ［3］《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03页。
    ［4］《邓小平军事文集》第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86页。
    ［5］《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557页。
    ［6］黄华：《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版，第358页。
    ［7］《开创：邓小平决策改革开放史话》，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08年版，第225页。
    ［8］高瞻：《走向大国之路———邓小平与中美关系发展二十年》，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61页。
    ［9］徐永军：《折冲樽俎———外交中的邓小平》，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第203页。
    ［10］周卫平：《百年中印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第370页。
    ［11］《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12页。
    ［12］王红续：《大战略：邓小平与祖国统一》，九州出版社2004年版，第244页。
    ［13］葛东升主编《国家安全战略论》，军事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26页。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369期，摘自2011年1月《当代中国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