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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中国的卫生健康[1973年]作者：W.贝却敌 路易.艾黎 09-8-20
随着尼克松在一九七二年年初的破冰旅行之后而到中国访问的美国人，几乎众口同声地谈到他们在街头看见的中国人是多么健康，是多么安详。这对于医生和心理分析专家来说，是多么不幸的讯息。这是新社会的面貌之一，我们早就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可是面对着一再提出的何以会如此的询问，我们决定把这个问题向我们的老朋友（这是阿特.包可华喜用的名词）乔治.海卜姆医生（即千千万万中国人所称的马海德医生）提出。这一次很凑巧，我们两人分别到各地飞行了几次之后，正在北戴河海滨胜地核对笔记，就在那里找到了他。更有凑巧，当我们第一次在北戴河见到他时，他正向他的小妹妹分析这一个问题。她刚从美国来，与哥哥已有四十年未见，地最先向他提出的询问便是，人们显然在苦干，而且所得无多，可是为什么健康那么好呢？
如果在这里引用了马海德医生的话，而不适当地介绍他，说明他的身世，那是绝对讲不通的事，听以我们必须略微岔开话题，介绍一位罕见和杰出的参加中国革命的外国人。
乔治.海特姆于一九三三年到达上海，口袋里装着崭新的医学学位，刚刚结束先在北卡罗莱纳州美国大学开始，后在日内瓦大学完成的正式医学课程，而且已经结束在贝鲁特洛克菲勒医院的实习训练。他是一个诚实、善良、谦逊的青年，父亲是移民到美国的黎巴嫩人。在纽约州的巴伐洛市定居。（大约四十年后，作为已归化的中国医生马海德，在他的伟大友人埃德加.斯诺即将死于癌症的弥留时期，率领一个中国医疗组，回到日内瓦，以减轻斯诺最后的痛苦。）
他为什么到了上海呢？原因是事出偶然，和路易.艾黎在其六年之前到达上海的情况相同。
“我觉得在完成我的‘世界旅行’之前，可以在中国学一些热带医学，然后回美国开业。”是什么事情使得他“改变初衷”，而完全与革命认同了呢？
“我为中国的情况而震栗了。我所看到的事情，都不曾在书本上读到过。无论你望向什么地方，到处都是贫穷、疾病。一个医生是无论如何无能为力的。你可以诊断、开方，但是你要临助的人，根本无力购买药品——他们就连维持自己不要饿死，也不过是勉为其难呢，大多数人甚至想不饿死都不行。找东西吃饱，是他们的主要问题——买药，那是他们连作梦也不会想到的事。
“而且，当时不断枪毙人。对于某些外国人，那是一种时髦的周末乐事，到龙华塔（现在的上海国际机场）去看青年男女被斩头或枪决。受刑者极为镇静，而且总是在被杀之前高呼‘共产主义万岁’，使我深为感动。”
这四十年来在中国革命上的征途，第一步是怎样开始的呢？
“我经常到一间左翼书店去买几本书，书店是一位荷兰妇女爱琳娜.沃登迈耶开设的。在那里，我看到一个德国人，汉斯.谢普，并且发现他就是以‘亚洲人’为笔名的那位作者，他的文章在上海的英文报纸中吸引我的注意。他经常到这问书店去。他们把我介绍给艾格尼丝.史沫特莱，那时她刚刚写完《红军在前进》一书，她又把我介绍给路易.艾黎。当时，艾黎是上海公共租界的工厂总稽核。在我们初见的一次聚会时，他问我懂不懂得治‘慢性皮肤炎’。我说，‘不大懂得，不过我愿意学会。’艾黎很不满意镀铬工厂中十几岁童工在开放性铬炉旁边工作的劳动条件，那里没有任何排气设备来排除毒烟。他的不满是有道理的。劳动条件简直怕人。铬烟吸在他们的鼻孔里，铬烟沾到他们的全身，毒性直接侵入他们手指的骨头中，侵到他们的脚趾缝间。他们无异是活骷髅架子，由于没有住处安排，就睡在铬炉和机器旁边。我在这方面做了好几个月的调查，写了一份报告，由上海雷斯德学院院长签名，当作该院专门论文发表。报告带来的结果是劳动条件略有改善——起码它引起了人们对于这种虐待工人的工作条件的注意。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唤起人们注意在龙华塔枪决青年人那一类的事情。
“通过我同这家左派书店的接触，通过艾格尼丝.史沬特莱和路易.艾黎，我一直注意着红军的动态——他们是被人们称为真正给老百姓做一些事情的共产党人。我的脑海始终忘不掉那些临死尚在高呼‘共产主义万岁’的青年人。作为一个医务人员，我觉得很是气馁——困扰在这样最紧急的问题中，而无能为力。
“当一九三六年年初通过路易传来了口讯说，红军需要一名西医——我高兴极了。那时，我只想着两件事。去协助西班牙的共和派，或是为中国红军服务。路易传来的口讯具有决定性。于是我与埃德加.斯诺一同出发前往寻找红军，他们也同样希望有一个新闻记者去。”（注）
（注）斯诺在《红星照耀下的中国》一书中，并没有提到马海德与他一起经过千辛万苦到达红军区域，就使得毛泽东总部里有一个美国医生这一事实，曾有多年成为保密极严的秘密。
经过许多曲折，其中一部经过已经详记在斯诺的《红星照耀下的中国》（即《西行漫记》）一书中，这两名赶路的人终于与红军接上了头——与满面胡须的周恩来见了面，被护送到毛氏的办公地点，当时在陕北保安。马海德的最初工作之一是给毛主席进行了彻底医疗检查，宣布他身体健康良好——那时候，外界一再报道他已阵亡，或死于肺病。快到一九三六年年底了，朱德领导的第四方面军和贺龙领导的第二方面军会师，完成了他们的长征，马海德到军队里去，看见这两位传奇性的指挥官（朱德是红军总司令）跟着部队步行，扛着自己的枪支，而把他们的马匹给伤员使用，印象很深。他陪伴着第二方面军到延安，红军司令部就设在那里，而马海德也着手在那里设立他的医务总部，在其他活动之外，协助领导医疗干部的训练中心。当斯诺在四个月后带着他的笔记和照片重回上海，撰写他的第一本关于这一革命（它是从来没有被公开介绍过的）的伟大经典著作时，马海德已决定全身投入革命，从那时起，便一直留在这场革命的中枢机构。
在一九四〇年初，当时在重庆的路易.艾黎接到一封简短电报：“即结婚，请汇款，乔治”钱汇去了，马海德与革命剧院的一位非常漂亮、聪睿的政治活动家——苏菲结了婚，路易.艾黎则被国民党特务盘问了很久，问他为什么“寄钱给毛泽东司令部”。（他乱吹了一番应付过去，可是，后来这就成为将他免除工合运动技术总顾问的原因之一。）这就是一个美国移民钢铁工人的儿子变成中国公民的开始，而且终于成为中国共产党员，并将海特姆的原名改为马海德，马是中国穆斯林最典型的姓，而且正适于某些黎巴嫩后裔采用。
解放军在一九四九年把总司令部搬到北京，作为卫生部的干部，马海德医生当然也搬去了。只消几年之间，他就闻名于外面世界，成为一位杰出的防止传染病专家，在中国全面清扫传染病的全国性运动中，担任了重要角色，最突出的成就之一，便是彻底清除性病，尤其是梅毒，这种病曾在少数民族中引起很大破坏。这一切事实证明，马海德当初是做对了，他最初是观察和报道上海的疾病情形而自感无能为力，因而参加了红军，其后在全国清扫传染病和改进传播传染病的社会条件时，大展所长。他貌似走了远路，其实走了近路。
解放以后的几年中，马海德几乎与中国每一个省的医疗队都一起工作，正如他自己有一次所说，甚至“在内蒙草原上追查波状菌”[译注]，参加各地所有的扫清传染病的运动，其对象从象皮病和麻疯病到血，吸虫病，包括疟疾、霍乱、天花、鼠疫、黑热病和其他的疾病，其结果使得国际医疗人士大吃一惊，大开眼界。[注]
关于马海德的介绍，谈到这里为止。至于他认为在公共卫生这一范围内以哪一方面成就最大呢，马医生答道：“向基层提供医疗服务——这是日积月累的经常性工作，一年接着一年去做，一点一滴的去做，而取得持续结果。运动当然会带来更加急剧变化，但是，是事后跟着展开的日常工作，保证了彻底清除传染病。这对于全体人民的普遍健康情况也有好处。今天，人人都很健康。这是正常营养，婴儿照料和更普这的育婴常识所带来的结果，因此，一个婴儿从襁褓时期起就可以保证长成一个更健康的青年。不过，外国访问者常提到，街头上的人也明朗健康，这一秘密则在于有经常性的保健工作。人们知道有这种服务——他们使用这种服务。”
（译注）梅毒和回归热的病原菌。
（注）美国卫生、教育和福利部在一九七二年六月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医疗和卫生》，生动地证实了这一工作的惊人成就。
中国人口这么多，而中国的医疗服务在起飞时极端落后，那么，这种服务是怎样具体实现的？
“使用三结合的措施，”马海德说明。“赤脚医生”[注]、中医和合作医疗补助，给基层医疗服务提供了稳固基础。像中国这样大的七亿五千万人口国家，绝不可能用另外任何一种办法，提供如此大规模的现场医疗服务。中国有一百多万赤脚医生，因此，医疗起码可以通过这三种措施，达到百分之九十的公社大队。合作医疗是公社社员缴纳很少的费用，‘赤脚医生’由大队按照工分制度付酬，大队用收到的费用购买一些特定药品，如抗生素等，不过，大部分药品都是当地生长的草药，由公社社员采集而来，或者由大队拨出款项，用微不足道的价钱从国营制药公司买来。”
我们询问，“赤脚医生”这一名词源出何处，马医生认为，这是红军做法的一种持续。“当年，我们在中国苏维埃地区的医务学校，七八个月就培养出一批医务工作者。在抗日战争结束和解放战争开始时，”他继续说道，“在解放区和在红军里，曾经受过近代、大学训练的医生，只用两只手的手指就数完了。几乎所有的医务工作，都是我们在这些短期训练班训练出来的人负担的。因此，训练各种半医务人员是个老传统。在那时，‘资格’这两个字，对于我们来说，看法是不同的，‘赤脚医生’的概念在那时就存在了，只不过是名称不一样。那些受过七八个月训练的人可以掌握简单的外科手术、截肢等等，但是胸腔腹腔外科很复杂，因为没有设备和麻醉剂。当时，针刺麻醉还没有发展出来。”
[注]“赤脚医生”有时被用来形容邻里的急救工作者，这些人曾经接受过几个月的基本医疗训练，其后还经常调训，接受新训练。他们可能处理大部分小病小症，如有应付不了的病症，便召请接受过全面训练的医生前来。他们既是医务工作者，又是农民。
马医生说，医务卫生工作有四项基本原则：“为工农兵服务；着重预防；中医中药和西医西药结合；医疗卫生和工作方法采群众观点。强调第一点，并不等于只管工农兵，而忽略人口中其他部分。这是对于旧观念的纠正，在旧观念里，人民群众的穷苦阶层完全遭到忽视。这不单是因为他们缺乏金钱，而且是因为一个中医如果给穷人看了病，就‘失掉面子’。”英国外科医生洪若诗曾经自一九五四年起在中国居住和工作过十五年，他在著作中接触过这一方面：
“也有一些中医愿意免费出诊，到村民家里去看病，但其他的中医则索取出诊费和适当的交通工具，例如在我所熟识的那一地区，就要备有好鞍的骡子或驴子，不然就要用轿子来接，他还带着跟班。传统习惯必须保持。按照习惯，出诊的医生在诊视病人之前，先要吃喝一餐，吃喝的标准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但显然要达到公认的好吃好喝。如果他从远道而来，或是天气欠佳，他有权要求按照他的身份，给予客气的款待，他愿意住几天就住几天。这一些条件，只有地主阶级才办得到；普乃农民只有在地主的代邀下，才能请得一名医生。如果一个农民愿以充分的物质保证提出要求，地主也许会同意替他邀请一名医生，在表面上说给地主的家人看病，实际上是给这农民看病。这里，也有不成文法加以约束。事情必须如此安排，显得只是由于医生有一副观察敏锐的眼，看到了那一名为二竖所缠的农民在后院难以举步，又由于医生有一颗同情之心，才同意给那农民诊症。作东道主的地主，鉴于医生的盛名，尽管医生多方礼让，还是大方地付了诊费。过后，这笔钱就要向那农民结算了，说不定，会使那农民拖下好多年的债务。”（注）
由此也可以看出，医疗的重点的确必须有所改变，毛泽东在一九六五年六月二十六日发出号召，要求大力改进农村保健工作。据一批红卫兵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所介绍，毛氏在发出这一号召时，曾有一段讲话，曾对于卫生部和对于许多医生的态度有相当深入的批评。据说他这样讲，卫生部只给全国百分之十五的人口做工作，在这百分之十五里，也是只管达官贵人。广大的农民群众得不到医疗照顾——既没有医生，也没有药品。卫生部不是人民的，最好改名为城市老爷卫生部。毛氏号召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
对于号召的响应十分热烈，到了一九六五年秋天，大约十五万名医疗工作者离开城市，把他们的技术带往农村。其后几年，又有若干万人前往农村。
“有一些人是短期，去六个月到一年，”马海德继续说道：“其他的人则长住。他们在农村医院中工作，但更加重要的是他们在县和公社开办短期训练班，这样，公社就能够自己处理广大人民的医疗问题。”大约一九六五年十一月时，开始使用“赤脚医生”这个名词了。（有些外国参观者来到大队诊疗所，意外地发现身穿白衫、头戴白帽的“赤脚医生”，毫无例外地都穿着凉鞋或帆布鞋。）这个名词是自发出现的，因为他们有一半时间也像其他社员一样，在田地里工作，那就是说，在稻田泥地里，赤着脚，水达膝深。
（注）《我在新中国十五年》，洪若诗著。纽约“每月评论出版社”（一九六九年）版第一二四页。《中译本》第一九一页。
“他们几乎不断地接受新训练，”马医生说。“他们一直与公社或县里的曾经在城市受过全面训练的医生保有接触；他们每年到县城去好几次，每次接受一两天训练，如果他们的区域有新传染病出现，他们就要被叫去接受特别训练，以便知所应付。如果发现了老传染病的新治疗方法，也会举办同样的特别训练。如果有一种传染病成了这个区域的难题，会有一些人专门学习如何对付这一疾病——例如血吸虫病，这种病在中国大部分地区已经消灭，不过依然存在，尤其是在每年还不能免于闹水的地区。”
医生病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革命，这是由于大学训练出来的毕业生大量下乡。中国与其他大部分国家的趋向也并非没有相同之处，医务人员喜欢集聚在城市，毛氏在他的一九六五年六月二十六日号召里，尖锐地指出，医生惯于先戴上口罩，再给人看病，这就在自己和他的病人之间造成一种心理隔阂。“是他害怕把自己的病症传染给人吗？我觉得主要原因还是他怕被传染。”当医生到了公社之后，在一生之中首次与农民接触，这样的隔阂马上消逝了，美国作家马克.塞尔丹一九七一年曾经特别研究这一情况，在著作中写道：“到一九七一年一月，有三十三万多名城市医务工作者，包括刚毕业不久的医学院毕业生，在农村落户，另有四十万名参加了流动医疗队。”（注）
（注）马克.塞尔丹著《健康与革命 中国医疗制度》，原载《当代中国问题论文集》，纽约帕克.舒尔曼.里斯金出版社一九七二年出版。
马海德认为，毛氏这样以大量集中的力量来处理问题是卫生战线全面胜利的秘诀。谈到清扫梅毒，他指出，根据公认的权威报告，在一百〇五个国家和地区之中，近年有七十五个国家和地区，梅毒有显著增加之势。此外，美国权威方面声称，美国自一九五七年以来，梅毒例症不断增加，有一百二十万宗未获医治。人民中国一开始时条件很差，国民党部队有百分之二十的人患有梅毒，他们每过一座城市和乡村，便使梅毒如野火一般四散。统计数字表明，在小城和乡镇的梅毒病例，与日军、美军和国民党部队在那里的规模以及驻扎时日的长短直接成为正比。不过，在全国的百分比中，少数民族的梅毒率却是最高的（百分之十）；在内蒙古（以妇女待客的传统习惯是一个主要原因）对十六万三千人进行检查，发现了百分之四十八的人有此病，而城市的比率则为百分之五；除去那些特别遭受战争蹂躏的地区，农村的比例是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三。
马医生指出，在解放以前的日子里，仅仅是打一针九一四，就要少数民族牧民的一匹马或一头牛；贫穷、愚昧、文盲、失业，迫使穷人卖女当娼，给梅毒的散播提供了社会环境。医疗这一病症的一个最主要因素是清除它的社会和经济因素。娼妓的经济根源被斩掉了，并不是西方采用的“管制”，而是彻底清除。妓院被关闭，妓女脱离妓院老板，组成小组，检查身体，进行学习，接受免费治疗，然后回到本村，或是在城市找到工作。这件事的本身就是对于梅毒的一项重大打击，因为它一下子就击中了这种病症主要来源。问题在于追寻潜伏性梅毒，这在全世界是一样的，潜伏性梅毒要在一百人或一千人之中才能寻出一个。在这里，毛泽东的“政治挂帅”路线起了决定性作用。梅毒问题必须在政治基础上加以说明，指出它是旧社会的遗物。“我们人民政府愿意帮助我们脱离这一疾病。你固然曾受到传染，可是并不是你自己的错误，对此，不应该有羞耻之心。如果你有下列任何征象——皮肤病、脱发或生殖器官疼痛，就来接受检查吧。同志们，我们不能身上带着梅毒进入社会主义。”这是他们展开群众运动，希望大家合作时所展开的宣传。它很有效用。
“例如，在河北省，拟出一个十项问题的调查表，把所有可能出现的梅毒病征都列出来，他和她如果有这些病征，就说明患有梅毒，或曾经接触过这种病症。如果他们真有这些病征就被邀请去接受验血。那些接受验血的人，二十人中便有一个会被发现的确曾受到传染。这一方法后来在其他县份使用，结果甚好。后来，这个调查表形式又使用于其他病症上，因此人民很容易发现病征。他们甚至如果有些微病征怀疑，就被鼓励前往检查，而懂得这样做是对公众服务的贡献。人们受到教导后懂得，应该与性病作斗争。他们一旦知道这一病症是怎样传染的，如何医治或预防它，并通过政治觉悟把这些知识运用于实验上，他们就能够保卫自己。他们有的已治好梅毒，有的在将来也会治好，这个通过知识而来的免疫对于所有人都有好处，既无须重大开支，也不要经历痛苦。这是集体概念，或群众免疫，它此医疗措施得出来的免疫，更为有利，甚至有过而无不及。”
这一运动是在人民政府成立之后就展开的，领导者是像马海德和来自老解放区的其他医务工作者。马医生说，在一九五六年一月，八大城市（包括北京、上海和天津）的专家报告，在一九五二年至一九五五年这四年期间，只有二十八宗传染性梅毒出现；到了一九六四年，早期传染梅毒的病例，在这同样的八大城市中，估计已不到一亿人比二十人的比例，而上海和天津做到了全无此病例。（注）
提到心理健康，诚如很多外国访问者所说，人们脸上根本没有紧张之态。马医生说，有些心理分析专家从西方来，从职业的角度来研究这一问题，他们普遍同意，就心理状态来看，这个国家情况良好。“北京在精神病医院中有七百张病床，”他说，“这是几乎为整个华北这类病人所准备的病床，这些病床远远没有完全使用。部分原因在于医治方法的不同，但主要是由于社会经济制度，人民不是处在西方所熟悉的那种容易使人在精神上陷于沮丧的紧张气氛中，也不会有那么多矛盾的事使人精神分裂。医治的方法是使病人尽可能早日回到正常、熟习的环境，回到他们的家庭或集体。鼓励人们聚到一处，畅谈他们的问题。但是从来没有像西方那样张家要同王家相比的压力。当然，有些家庭存在着经济问题，可是这些问题可以在集体中解决。例如，在北京，一般认为，每个人一个月十二元的伙食费就足够了。如果一个家庭成员的收入总数，不够供给每张嘴十二元伙食的总开支，所差之数就由这些成员所属的机构由社会福利费拨款补足。人们并没有接受施舍的感觉——这是一个正常措施，以保证那些须要照顾很多人的人没有经济困难。
“人们可以把他们的所有问题坦白谈出来，从带孩子问题一直谈到所有问题，这是一种心理宣泄的方法，可以减轻情绪的紧张感。这不是我所专长的方面，可是每一个医生多多少少都难免有当心理学家的时候；在工作上，我没有碰上过这样的事，我的同事也没有。所以，总的来说，这不是问题。有时难得一见地碰上精神分裂症，通常是妻子或丈夫由于长期分离，对于配偶是否守节发生猜疑。但是这是极端之少的。西方存在的精神分裂症，来自从小时候就学到的道德是非观念与真正生活中必须要做的事发生矛盾。我在这里生活和工作了这么多年，我已经很难想象到（通过与我妹妹的谈话）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尤其是在美国，是那么紧张：那里有如此之多的恐惧，又是怕生病或意外事件会压垮全家，又是怕十几岁子女吸毒，又是怕街头和公园不稳妥，又是怕性泛滥。这些恐惧的基础在中国全不存在。这是由于这里有的是集体主义、社会主义世界观，而并非个人主义世界观。”
（注）有关梅毒是如何清扫干净的材料，有一部分引自马海德医生所写的《毛泽东思想是控制性病的行动指南》一文，此文由中国科学院皮肤病学和性病学研究所于一九六六年十月发表。马海德医生向我们提供了此文。
为了更详细研究中国如何处理精神病问题，马医生向我们介绍了一篇文章：鲁关.塞德尔听写的《神经病及其治疗》，刊载在前文提到的美国卫生、教育和福利部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医药和公众卫生》一书中。她发现，在全中国有二万张病床为精神病人和神经病人而设。在上海精神病院中，平均住院时间为七十天，作者的评论说：“由于最近透露，苏联把精神病院作政治运用，对于精神病人入院情况的了解，似乎有了重要性。北京第三医院精神病区的医生说，病人几乎全部是在家属、朋友和工作单位的同事劝说下到医院来的。病人要入院，通常都是经过家属和工作单位的负贵人共同商量，在一般情况下，他们都同意有必要入院。偶而有强制入院，这种情况是例外。
“病人住院之后，就要说服他留在院中接受治疗。老病人欢迎新病人、老病人帮助新病人适应新环境的方法，被认为是在住院初期重要的事情……”鲁芙.塞德尔提到了小组讨论的方式，鼓励病人彼此讨论自己的问题，再加上给予工作疗法——诸如绕绷带和其他轻工作，这些方法就产生了一种正常的家庭气氛。另外还有一件重要的事：当病人离院时，他或她就被置于“住所附近的革命委员会成员，以及他的家人和朋友和有关方面的特别照料之下，此外加上职业的保证和家人的等待，这就有助于从医院回到社会的适应阶段”。她在中国调查访问了一个月，结论之一乃是，相信“通过教育和再教育，人是可以改造为健全的人这一观念，是许多新医疗技术的基础”。
通过我们自己的经验和观察，我们同意马海德的专业性意见，大家在街上所看到的安详面庞，人们毫无暴躁，就在拥挤的巴士和商店中总是很和气，反映了一种社会情况，在这种社会中，人们没有日常的忧虑。在经济上来说，他们所有人都是安定的——尽管生活水平还低，没有人会被解职，除非他或她犯了极其重大的错误；医疗方面，或是免费，或是付出极其有限的费用，老年人获得优渥的退休金，人们生活在意气风发的气氛中，深信以中国革命以及在世界革命来衡量，自己做的是正确的事情。
再一个用集体方式来应付吸毒问题（这在一些西方国家中属于噩梦）的实例，是由另外一名原是外国医生、现在是中国公民的人讲给我们听的。他是汉斯.穆勒医生，原在巴塞尔学医，当时，瑞士进步人士同他接触，说明中国红军需要医生。他在一九三九年毕业后，没有回到祖国德国（纳粹德国），就奔往中国红军所在的区域。在日本投降后和内战整个期间，汉斯.穆勒，这位高大、有头脑、擅长于内科，现在是北京协和医学院一位领导干部的医生，当时是在东北主管一家基地医院。在那时候，满洲国伪军没有了日本军饷，解体四散，变成了地主部队，平均两百人到四百人就是一股。在土地改革时，经过解放军一个阶段又一个阶段的努力，地主的势力大大被压制（虽然只是减租减息、取消旧债），他们的私人部队开始向解放军靠拢。（当国民党开始进入某些区域时，又有许多人改换旗帜。）
“有一个大问题，那就是新投靠过来的士兵，几乎百分之百吸毒，”穆勒医生告诉我们。“我的医院所在地热河省（现在分划到河北北部和辽宁省），是鸦片生产中心。种了鸦片，换了钱，再用现款购买口粮。地主完全用鸦片给他们的私人部队发饷。每一个士兵都有个简单的注射器，用铜管或子弹壳改装，上面装着廉价针头。他们拿到生鸦片，在热水里化开，注射到身体里。因为这种鸦片完全没有经过精炼，杂质被身体组织排除出来，打针的地方就留下针疤。这些新兵，或是战斗中的俘虏，两臂和上身到处都是针疤。其数量多少，要视他们当了多少年兵而定。首先是一条胳臂，又发展到另一条，然后打到上半身。当疤与疤相连而无法下针的时候，他知道自己快死了。”
五角大楼在越南战争中所遭遇的吸毒问题，与此相比，不过是小巫见大巫，不过，我们知道，美国陆军有个长期计划，设法使瘾君子恢复正常，因此我们打听，解放军是如何应付这一问题的。
“在两方面发动群众工作，”穆勒医生答道，“截断新兵的毒品来源和进行土地改革。这些部队投过来之后，我们在特别场所加以隔离，如有必要，可以隔离几个星期或几个月。我们给他们一些政治教育，给予他们吃相当好的食物。完全切断了来源之后，他们绝大部分很快就戒掉了。一旦土地改革开始，农民种了粮食，这是他们多年的愿望。只有地主才对于种植鸦片有兴趣。地主们把鸦片卖到城市，精炼成海洛英或其他毒品，再卖给日本人，日本人输往各地。”（单是哈尔滨一地，在日本占领时，就有七十六处鸦片烟格，有五万八千五百六十七名登记的中国烟民——一九四〇年数字。）
我们一直听人说，瘾君子戒毒，一定要慢慢戒除，一下子断绝供应，在医疗上很是危险。
“胡说，”这是穆勒医生的反应。“有很少一部分需要住院——主要是因为他们的身体机构中毒过深，而不是因为一下子断绝供应。身体的变化马上显现出来——两颊重新有了光彩，眼神不见了原有的呆滞，过去的瘾君子很快就恢复为普通的健康青年。不过，那是个混乱的时期，”他沉思。“他们之间有许多人惯于抢劫和强奸，很难适应解放军的严格军纪。当国民党开始推进时，他们有些人杀死了解放军干部，投往国民党，在那里，他们在鼓励之下，恢复旧习。那是一匹快马就可以决定人的生死的时候。在国民党之下，过去的伪军有许多人扮演了在日治时期的角色，可是他们是极坏的战斗人员，国民党军队也好不了多少。在一次战役中，一万五千名国民党部队和伪军一起被俘，还有他们的全部美式新装备。有一次，在我们的只有一百五十名人员还包括厨师的后方医院里，我们必须照管四百名国民党被俘军官，”
除了后方医院之外，汉斯.穆勒还得在整个东北广大地区组织其他的医院，他回想起一次重大的变化：一整座一千张病床的教会医院到了解放军手中，还有大批急需的物资。“那是一个混乱时期，”他回忆道。“除了军队时而投这边、时而投那边之外，解放军已有极大的流动性，那就是说，一声令下，就要从这个地区开往那个地区。但是就鸦片问题来说，我们在一个很短时间内就彻底解决了这个问题。在正规解放军中，则从来没有这一问题。”
穆勒医生对于针刺麻醉是热烈拥护者。只是在他的坚持下（虽然观看头皮切开露出鲜肉的手术容易令人呕吐），我们决定设法相信，有一些种类的针固然可以注射鸦片，却有不同种类的针可以代替化学麻醉剂。
在上海华山医院，戴上白帽、穿上白袍之后，我们被带领到手术室，一个中年男子躺在手术台上，头发剃光，头顶有个鸡蛋大的瘤，准备摘除。四根针已经扎入身体，两根在右手上，靠近大拇指，另两根在脸上。这些针就留在那里，并没有像其他针刺麻醉那样要经常捻动。他与护士小声谈话，一边笑着，一边说觉得“挺好”，其实，打开头盖的工作已在进行中了。我们专心看着他的面色，当时很像木匠用摇钻钻孔的情况，先在他的头骨一个个钻洞，钻了一个又一个，就使用一个线锯插入洞中，一个洞又一个洞之间拉来拉去，从底下把头骨锯开。问他有什么感觉，他答道：“觉得有人拉我的头发。”用这句话来形容当天早晨这手术，真是微不足道了。最后，头骨终于锯出长方形的一块。并不是全部切断，而是像一个沙汀鱼罐头的盖子，掀到后边去，可以看到的脑部在薄膜下跳动，有如一个新生小鸟的肚皮一般。在开始划开薄膜之际，病人还在同护士们谈话，首席外科医生徐适之医生说，摘除肿瘤要用一些时间，我们可以继续参观，过一阵再来看这脑肿瘤病例。
在另外一间手术室里，一名医院人员正在捻动一个男病人身上的两支针，每只手上一支，又在两脚外侧的脚踝下各插一针，一名外科医生则在病人的肚子上缝合一个大刀口，从刀口处，刚用了两个半钟头的时间，摘下了一个半磅重的瘤子。病人的脸上并没有泛出灰白色，那是在手术枱上躺了那么长时间的病人，经常出现的颜色。他说，他并没有什么感觉，只是在瘤子摘除时，觉得“有一点拉扯”。他看起来很正常，显然是毫无痛苦，也没有被催眠，这是一些西方怀疑派经常的怀疑。下一个病例是一位妇女，是从喉部摘除疣瘤——四支针，每只手靠近大拇指处扎上两针，一直在轻轻予以捻动。她说觉得“很好”，当她发现我们是外国人时，还对我们说了一句“毛主席万岁”，并说她“很高兴见到外宾”。在她说这几句话时，手术正开始进行缝合她的喉部。在重新去看脑瘤摘除手术之前，我们参观的最后一个病例又是一名妇女，脖子旁边长了一个淋巴腺瘤。四支针，都扎在同一边，两支靠近大拇指和手腕，一支在手腕上不远处，另一支在前臂的上半部，还接上电流振动器。我们发现她的大拇指也在轻轻震动。她向我们保证，丝毫没有觉得痛楚。
脑瘤已经摘掉一半了，主治外科医生正在摘除在头骨下较深远处的其余部分。病人说他感觉良好，还问护士，是否可以再吃一些罐头水果，于是她开始用匙羹将几片罐头水果喂到他嘴里，医生则在头骨里探摸脑瘤的其余部分。
到了我们感觉到比手术台旁边的人还精疲力竭的时候，我们被陪伴到休息室，进行讨论。
“大约有三百多神经点可以扎针，”外科主任徐适之说明，“这是二千多年前古代解剖图告诉我们的。我们后来又发现了一些。大约有一半刚好是在神经点之外，其他的也有一半是在距离神经约一公分的地方。有几十处可以用来产生麻醉效果，为了实用，我们又把它们减少了一半……”说到这里，在十五分钟前离开手术台的那两位女病人走了进来，边笑边招呼，脖子上还缠着厚厚的纱布，身上穿着蓝衫。她们两人都是纺织工人，名叫孟芳芬和王翠芬。从她们那神态来看，人们只会认为她们。刚刚赛完一场乒乓球回来。徐医生说，伤口将于三天后拆线，她们将于一星期后出院，除非有一些未曾预料到的变化发生。我们正在给她们照相，刚刚摘除腹瘤的张国新坐在轮椅上进来了，满脸笑容。每一个人都说自己觉得“很好”，张国新说，他过来见见我们，为的是要让我们知道，工人是受到怎样的照顾。那两位妇女说，她们分别割了瘸子和扁桃腺之后，都觉得舒服了很多，徐医生则警告，过几个钟头，针刺的效果慢慢消失之后，她们也许会感到有一些疼痛，那时，会用中药剂注射，如果疼得厉害，就再用针刺。
马海德医生说，大跃进时，医学界大规模展开科学试验，发现了针刺麻醉。在那以前，它一直用来医治很大范围内的病症。最大的好处之一是没有原有麻醉术的昏晕后果，这就使得术后复原期间大大缩短，另外，由于病人在手术中完全清醒，流血缩短，而且在某些类型的手术中，病人可以申述感觉，与外科医生合作。
当我们访问华山医院时，全国已经在针刺麻醉之下，作过五十万宗手术，该院作过一千二百宗，它是自一九六七年才开始的。
“我们能够说，这样的手术，百分之九十是成功的。”徐医生说到这里，向我说明，有三种标准来衡量手术是否成功。“手术完全顺利，病人丝毫没有感到痛苦，我们认为这是‘优’；病人在某一阶段觉得有一点痛，却又无须使用原有的麻醉术，这是‘良’，病人觉得有一些痛，而且须要麻醉，这是‘较好’。我们在腹部以上的手术中，百分之九十八是‘优’，腹部以下的手术，则只有百分之八十五是‘优’。我们还不明白这一情况的道理。我们还在对于这一类问题进行大量研究。”
华山医院主任麻醉师吴维明医生说，“有一件事是确实的。针刺麻醉是医学史上最伟大的发展之一。它提供了一大批新题目来进行研究，其中包括生物化学、物理学和解剖学。我们有一个总的调配小组，它负责掌握和配合一批小组的活动，这些小组各自研究不同的方面。”
这间医院还向我们介绍了截肢手术的一些特殊成果。一个十四岁的男重，右上臂长了一个恶性肿瘤，照通常情况须要切断整条手臂，现在则只将上臂生瘤的部分切掉，而将其余部分联结起来，结果，这只手臂只比另一只手臂短了六寸，还可以完全使用他的右臂和右手。更加动人的则是一个十九岁农民的病例，他的左上臂有一处肿瘤。第一次手术之后，恶性瘤依然在扩散。整条上臂于是被切掉，而将下半臂直接接到肩膊上。他可以使用这只手，而且可按照与身体平行的方向使用这只手臂。这类手术的最后一个病例是一个特殊例子，一名四十二岁车床工在事故中被切断了左手全部手指。好几次给他试验安装人工手指，都不满意。最后，在事故六个月之后，八名医生进行了一次大手术，把他的大脚趾和另外一个脚趾联结到他的手腕上，手术获得成功，给他重新安装了一个可工作的大拇指和食指。
“一共用了十八小时才把血管缝合，”徐医生说，“有一些比火柴杆还细，可是全部得接好。”
“最主要的一点是我现在回到了车床旁边，”这一名青年说，用他的左手剩余部分重重打了一下裤子皮带，他继续说道，“我有了新的大拇指和食指，就可以和往常一样，左手拿东西拿得牢牢稳稳的。我必须感谢这里的医生，使我回到生产岗位。”
“这还不只是使他们回到生产岗位的问题，”徐医生评论道，“这使他们感觉到自己恢复为有用的正常的公民。这是我们为人民服务的办法，并不是机械地按部就班进行外科手术，而是有所创造，使每一个经过我们手的人，都可能做到最大限度的自我实践，在今天的社会里，这就是为人民服务。在技术上讲，就算过去能够进行这样的手术，可是，谁负担得起费用呢？肯定不是车床工人。”
我们既听且看——参观了从公社、大咬生产队和街道委员会的“赤脚医生”诊疗站，到大城市医院里的情况之后我们在最后与马海德进行总结讨论，他向我们提出了中国出生的干部从未提出过的一个观点。由于他的西方背景，而且一直跟得上全世界医疗方面的进展情况，我们认为他下面这一段话是很有道理的：
“如你考虑到，全体人民在需要医疗服务时，就可以得到这一服务，而且是以微不足道的代价，普及到全国人民，那么，这就有了一个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都好的医疗服务。没有任何其他地方，可以用同样程度使医疗普及到全国人口。群众路线所取得的成果之一，是人们得以知道如何对抗疾病，于是就有了集体免疫，有了充分的知识，来抵制一大批疾病，而这些疾病继续在世界其他部份肆虐。对于个人卫生的着重，对与疾病斗争和病源斗争基础医疗知识的着重，医务人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切，使得中国比那些虽有先进的医疗设备、却无中国的革命解决之道的国家，有着极大的优越性。”
本文是W.贝却敌 路易.艾黎著《中国见闻录》第十四章。
随着尼克松在一九七二年年初的破冰旅行之后而到中国访问的美国人，几乎众口同声地谈到他们在街头看见的中国人是多么健康，是多么安详。这对于医生和心理分析专家来说，是多么不幸的讯息。这是新社会的面貌之一，我们早就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可是面对着一再提出的何以会如此的询问，我们决定把这个问题向我们的老朋友（这是阿特.包可华喜用的名词）乔治.海卜姆医生（即千千万万中国人所称的马海德医生）提出。这一次很凑巧，我们两人分别到各地飞行了几次之后，正在北戴河海滨胜地核对笔记，就在那里找到了他。更有凑巧，当我们第一次在北戴河见到他时，他正向他的小妹妹分析这一个问题。她刚从美国来，与哥哥已有四十年未见，地最先向他提出的询问便是，人们显然在苦干，而且所得无多，可是为什么健康那么好呢？
如果在这里引用了马海德医生的话，而不适当地介绍他，说明他的身世，那是绝对讲不通的事，听以我们必须略微岔开话题，介绍一位罕见和杰出的参加中国革命的外国人。
乔治.海特姆于一九三三年到达上海，口袋里装着崭新的医学学位，刚刚结束先在北卡罗莱纳州美国大学开始，后在日内瓦大学完成的正式医学课程，而且已经结束在贝鲁特洛克菲勒医院的实习训练。他是一个诚实、善良、谦逊的青年，父亲是移民到美国的黎巴嫩人。在纽约州的巴伐洛市定居。（大约四十年后，作为已归化的中国医生马海德，在他的伟大友人埃德加.斯诺即将死于癌症的弥留时期，率领一个中国医疗组，回到日内瓦，以减轻斯诺最后的痛苦。）
他为什么到了上海呢？原因是事出偶然，和路易.艾黎在其六年之前到达上海的情况相同。
“我觉得在完成我的‘世界旅行’之前，可以在中国学一些热带医学，然后回美国开业。”是什么事情使得他“改变初衷”，而完全与革命认同了呢？
“我为中国的情况而震栗了。我所看到的事情，都不曾在书本上读到过。无论你望向什么地方，到处都是贫穷、疾病。一个医生是无论如何无能为力的。你可以诊断、开方，但是你要临助的人，根本无力购买药品——他们就连维持自己不要饿死，也不过是勉为其难呢，大多数人甚至想不饿死都不行。找东西吃饱，是他们的主要问题——买药，那是他们连作梦也不会想到的事。
“而且，当时不断枪毙人。对于某些外国人，那是一种时髦的周末乐事，到龙华塔（现在的上海国际机场）去看青年男女被斩头或枪决。受刑者极为镇静，而且总是在被杀之前高呼‘共产主义万岁’，使我深为感动。”
这四十年来在中国革命上的征途，第一步是怎样开始的呢？
“我经常到一间左翼书店去买几本书，书店是一位荷兰妇女爱琳娜.沃登迈耶开设的。在那里，我看到一个德国人，汉斯.谢普，并且发现他就是以‘亚洲人’为笔名的那位作者，他的文章在上海的英文报纸中吸引我的注意。他经常到这问书店去。他们把我介绍给艾格尼丝.史沫特莱，那时她刚刚写完《红军在前进》一书，她又把我介绍给路易.艾黎。当时，艾黎是上海公共租界的工厂总稽核。在我们初见的一次聚会时，他问我懂不懂得治‘慢性皮肤炎’。我说，‘不大懂得，不过我愿意学会。’艾黎很不满意镀铬工厂中十几岁童工在开放性铬炉旁边工作的劳动条件，那里没有任何排气设备来排除毒烟。他的不满是有道理的。劳动条件简直怕人。铬烟吸在他们的鼻孔里，铬烟沾到他们的全身，毒性直接侵入他们手指的骨头中，侵到他们的脚趾缝间。他们无异是活骷髅架子，由于没有住处安排，就睡在铬炉和机器旁边。我在这方面做了好几个月的调查，写了一份报告，由上海雷斯德学院院长签名，当作该院专门论文发表。报告带来的结果是劳动条件略有改善——起码它引起了人们对于这种虐待工人的工作条件的注意。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唤起人们注意在龙华塔枪决青年人那一类的事情。
“通过我同这家左派书店的接触，通过艾格尼丝.史沬特莱和路易.艾黎，我一直注意着红军的动态——他们是被人们称为真正给老百姓做一些事情的共产党人。我的脑海始终忘不掉那些临死尚在高呼‘共产主义万岁’的青年人。作为一个医务人员，我觉得很是气馁——困扰在这样最紧急的问题中，而无能为力。
“当一九三六年年初通过路易传来了口讯说，红军需要一名西医——我高兴极了。那时，我只想着两件事。去协助西班牙的共和派，或是为中国红军服务。路易传来的口讯具有决定性。于是我与埃德加.斯诺一同出发前往寻找红军，他们也同样希望有一个新闻记者去。”（注）
（注）斯诺在《红星照耀下的中国》一书中，并没有提到马海德与他一起经过千辛万苦到达红军区域，就使得毛泽东总部里有一个美国医生这一事实，曾有多年成为保密极严的秘密。
经过许多曲折，其中一部经过已经详记在斯诺的《红星照耀下的中国》（即《西行漫记》）一书中，这两名赶路的人终于与红军接上了头——与满面胡须的周恩来见了面，被护送到毛氏的办公地点，当时在陕北保安。马海德的最初工作之一是给毛主席进行了彻底医疗检查，宣布他身体健康良好——那时候，外界一再报道他已阵亡，或死于肺病。快到一九三六年年底了，朱德领导的第四方面军和贺龙领导的第二方面军会师，完成了他们的长征，马海德到军队里去，看见这两位传奇性的指挥官（朱德是红军总司令）跟着部队步行，扛着自己的枪支，而把他们的马匹给伤员使用，印象很深。他陪伴着第二方面军到延安，红军司令部就设在那里，而马海德也着手在那里设立他的医务总部，在其他活动之外，协助领导医疗干部的训练中心。当斯诺在四个月后带着他的笔记和照片重回上海，撰写他的第一本关于这一革命（它是从来没有被公开介绍过的）的伟大经典著作时，马海德已决定全身投入革命，从那时起，便一直留在这场革命的中枢机构。
在一九四〇年初，当时在重庆的路易.艾黎接到一封简短电报：“即结婚，请汇款，乔治”钱汇去了，马海德与革命剧院的一位非常漂亮、聪睿的政治活动家——苏菲结了婚，路易.艾黎则被国民党特务盘问了很久，问他为什么“寄钱给毛泽东司令部”。（他乱吹了一番应付过去，可是，后来这就成为将他免除工合运动技术总顾问的原因之一。）这就是一个美国移民钢铁工人的儿子变成中国公民的开始，而且终于成为中国共产党员，并将海特姆的原名改为马海德，马是中国穆斯林最典型的姓，而且正适于某些黎巴嫩后裔采用。
解放军在一九四九年把总司令部搬到北京，作为卫生部的干部，马海德医生当然也搬去了。只消几年之间，他就闻名于外面世界，成为一位杰出的防止传染病专家，在中国全面清扫传染病的全国性运动中，担任了重要角色，最突出的成就之一，便是彻底清除性病，尤其是梅毒，这种病曾在少数民族中引起很大破坏。这一切事实证明，马海德当初是做对了，他最初是观察和报道上海的疾病情形而自感无能为力，因而参加了红军，其后在全国清扫传染病和改进传播传染病的社会条件时，大展所长。他貌似走了远路，其实走了近路。
解放以后的几年中，马海德几乎与中国每一个省的医疗队都一起工作，正如他自己有一次所说，甚至“在内蒙草原上追查波状菌”[译注]，参加各地所有的扫清传染病的运动，其对象从象皮病和麻疯病到血，吸虫病，包括疟疾、霍乱、天花、鼠疫、黑热病和其他的疾病，其结果使得国际医疗人士大吃一惊，大开眼界。[注]
关于马海德的介绍，谈到这里为止。至于他认为在公共卫生这一范围内以哪一方面成就最大呢，马医生答道：“向基层提供医疗服务——这是日积月累的经常性工作，一年接着一年去做，一点一滴的去做，而取得持续结果。运动当然会带来更加急剧变化，但是，是事后跟着展开的日常工作，保证了彻底清除传染病。这对于全体人民的普遍健康情况也有好处。今天，人人都很健康。这是正常营养，婴儿照料和更普这的育婴常识所带来的结果，因此，一个婴儿从襁褓时期起就可以保证长成一个更健康的青年。不过，外国访问者常提到，街头上的人也明朗健康，这一秘密则在于有经常性的保健工作。人们知道有这种服务——他们使用这种服务。”
（译注）梅毒和回归热的病原菌。
（注）美国卫生、教育和福利部在一九七二年六月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医疗和卫生》，生动地证实了这一工作的惊人成就。
中国人口这么多，而中国的医疗服务在起飞时极端落后，那么，这种服务是怎样具体实现的？
“使用三结合的措施，”马海德说明。“赤脚医生”[注]、中医和合作医疗补助，给基层医疗服务提供了稳固基础。像中国这样大的七亿五千万人口国家，绝不可能用另外任何一种办法，提供如此大规模的现场医疗服务。中国有一百多万赤脚医生，因此，医疗起码可以通过这三种措施，达到百分之九十的公社大队。合作医疗是公社社员缴纳很少的费用，‘赤脚医生’由大队按照工分制度付酬，大队用收到的费用购买一些特定药品，如抗生素等，不过，大部分药品都是当地生长的草药，由公社社员采集而来，或者由大队拨出款项，用微不足道的价钱从国营制药公司买来。”
我们询问，“赤脚医生”这一名词源出何处，马医生认为，这是红军做法的一种持续。“当年，我们在中国苏维埃地区的医务学校，七八个月就培养出一批医务工作者。在抗日战争结束和解放战争开始时，”他继续说道，“在解放区和在红军里，曾经受过近代、大学训练的医生，只用两只手的手指就数完了。几乎所有的医务工作，都是我们在这些短期训练班训练出来的人负担的。因此，训练各种半医务人员是个老传统。在那时，‘资格’这两个字，对于我们来说，看法是不同的，‘赤脚医生’的概念在那时就存在了，只不过是名称不一样。那些受过七八个月训练的人可以掌握简单的外科手术、截肢等等，但是胸腔腹腔外科很复杂，因为没有设备和麻醉剂。当时，针刺麻醉还没有发展出来。”
[注]“赤脚医生”有时被用来形容邻里的急救工作者，这些人曾经接受过几个月的基本医疗训练，其后还经常调训，接受新训练。他们可能处理大部分小病小症，如有应付不了的病症，便召请接受过全面训练的医生前来。他们既是医务工作者，又是农民。
马医生说，医务卫生工作有四项基本原则：“为工农兵服务；着重预防；中医中药和西医西药结合；医疗卫生和工作方法采群众观点。强调第一点，并不等于只管工农兵，而忽略人口中其他部分。这是对于旧观念的纠正，在旧观念里，人民群众的穷苦阶层完全遭到忽视。这不单是因为他们缺乏金钱，而且是因为一个中医如果给穷人看了病，就‘失掉面子’。”英国外科医生洪若诗曾经自一九五四年起在中国居住和工作过十五年，他在著作中接触过这一方面：
“也有一些中医愿意免费出诊，到村民家里去看病，但其他的中医则索取出诊费和适当的交通工具，例如在我所熟识的那一地区，就要备有好鞍的骡子或驴子，不然就要用轿子来接，他还带着跟班。传统习惯必须保持。按照习惯，出诊的医生在诊视病人之前，先要吃喝一餐，吃喝的标准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但显然要达到公认的好吃好喝。如果他从远道而来，或是天气欠佳，他有权要求按照他的身份，给予客气的款待，他愿意住几天就住几天。这一些条件，只有地主阶级才办得到；普乃农民只有在地主的代邀下，才能请得一名医生。如果一个农民愿以充分的物质保证提出要求，地主也许会同意替他邀请一名医生，在表面上说给地主的家人看病，实际上是给这农民看病。这里，也有不成文法加以约束。事情必须如此安排，显得只是由于医生有一副观察敏锐的眼，看到了那一名为二竖所缠的农民在后院难以举步，又由于医生有一颗同情之心，才同意给那农民诊症。作东道主的地主，鉴于医生的盛名，尽管医生多方礼让，还是大方地付了诊费。过后，这笔钱就要向那农民结算了，说不定，会使那农民拖下好多年的债务。”（注）
由此也可以看出，医疗的重点的确必须有所改变，毛泽东在一九六五年六月二十六日发出号召，要求大力改进农村保健工作。据一批红卫兵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所介绍，毛氏在发出这一号召时，曾有一段讲话，曾对于卫生部和对于许多医生的态度有相当深入的批评。据说他这样讲，卫生部只给全国百分之十五的人口做工作，在这百分之十五里，也是只管达官贵人。广大的农民群众得不到医疗照顾——既没有医生，也没有药品。卫生部不是人民的，最好改名为城市老爷卫生部。毛氏号召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
对于号召的响应十分热烈，到了一九六五年秋天，大约十五万名医疗工作者离开城市，把他们的技术带往农村。其后几年，又有若干万人前往农村。
“有一些人是短期，去六个月到一年，”马海德继续说道：“其他的人则长住。他们在农村医院中工作，但更加重要的是他们在县和公社开办短期训练班，这样，公社就能够自己处理广大人民的医疗问题。”大约一九六五年十一月时，开始使用“赤脚医生”这个名词了。（有些外国参观者来到大队诊疗所，意外地发现身穿白衫、头戴白帽的“赤脚医生”，毫无例外地都穿着凉鞋或帆布鞋。）这个名词是自发出现的，因为他们有一半时间也像其他社员一样，在田地里工作，那就是说，在稻田泥地里，赤着脚，水达膝深。
（注）《我在新中国十五年》，洪若诗著。纽约“每月评论出版社”（一九六九年）版第一二四页。《中译本》第一九一页。
“他们几乎不断地接受新训练，”马医生说。“他们一直与公社或县里的曾经在城市受过全面训练的医生保有接触；他们每年到县城去好几次，每次接受一两天训练，如果他们的区域有新传染病出现，他们就要被叫去接受特别训练，以便知所应付。如果发现了老传染病的新治疗方法，也会举办同样的特别训练。如果有一种传染病成了这个区域的难题，会有一些人专门学习如何对付这一疾病——例如血吸虫病，这种病在中国大部分地区已经消灭，不过依然存在，尤其是在每年还不能免于闹水的地区。”
医生病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革命，这是由于大学训练出来的毕业生大量下乡。中国与其他大部分国家的趋向也并非没有相同之处，医务人员喜欢集聚在城市，毛氏在他的一九六五年六月二十六日号召里，尖锐地指出，医生惯于先戴上口罩，再给人看病，这就在自己和他的病人之间造成一种心理隔阂。“是他害怕把自己的病症传染给人吗？我觉得主要原因还是他怕被传染。”当医生到了公社之后，在一生之中首次与农民接触，这样的隔阂马上消逝了，美国作家马克.塞尔丹一九七一年曾经特别研究这一情况，在著作中写道：“到一九七一年一月，有三十三万多名城市医务工作者，包括刚毕业不久的医学院毕业生，在农村落户，另有四十万名参加了流动医疗队。”（注）
（注）马克.塞尔丹著《健康与革命 中国医疗制度》，原载《当代中国问题论文集》，纽约帕克.舒尔曼.里斯金出版社一九七二年出版。
马海德认为，毛氏这样以大量集中的力量来处理问题是卫生战线全面胜利的秘诀。谈到清扫梅毒，他指出，根据公认的权威报告，在一百〇五个国家和地区之中，近年有七十五个国家和地区，梅毒有显著增加之势。此外，美国权威方面声称，美国自一九五七年以来，梅毒例症不断增加，有一百二十万宗未获医治。人民中国一开始时条件很差，国民党部队有百分之二十的人患有梅毒，他们每过一座城市和乡村，便使梅毒如野火一般四散。统计数字表明，在小城和乡镇的梅毒病例，与日军、美军和国民党部队在那里的规模以及驻扎时日的长短直接成为正比。不过，在全国的百分比中，少数民族的梅毒率却是最高的（百分之十）；在内蒙古（以妇女待客的传统习惯是一个主要原因）对十六万三千人进行检查，发现了百分之四十八的人有此病，而城市的比率则为百分之五；除去那些特别遭受战争蹂躏的地区，农村的比例是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三。
马医生指出，在解放以前的日子里，仅仅是打一针九一四，就要少数民族牧民的一匹马或一头牛；贫穷、愚昧、文盲、失业，迫使穷人卖女当娼，给梅毒的散播提供了社会环境。医疗这一病症的一个最主要因素是清除它的社会和经济因素。娼妓的经济根源被斩掉了，并不是西方采用的“管制”，而是彻底清除。妓院被关闭，妓女脱离妓院老板，组成小组，检查身体，进行学习，接受免费治疗，然后回到本村，或是在城市找到工作。这件事的本身就是对于梅毒的一项重大打击，因为它一下子就击中了这种病症主要来源。问题在于追寻潜伏性梅毒，这在全世界是一样的，潜伏性梅毒要在一百人或一千人之中才能寻出一个。在这里，毛泽东的“政治挂帅”路线起了决定性作用。梅毒问题必须在政治基础上加以说明，指出它是旧社会的遗物。“我们人民政府愿意帮助我们脱离这一疾病。你固然曾受到传染，可是并不是你自己的错误，对此，不应该有羞耻之心。如果你有下列任何征象——皮肤病、脱发或生殖器官疼痛，就来接受检查吧。同志们，我们不能身上带着梅毒进入社会主义。”这是他们展开群众运动，希望大家合作时所展开的宣传。它很有效用。
“例如，在河北省，拟出一个十项问题的调查表，把所有可能出现的梅毒病征都列出来，他和她如果有这些病征，就说明患有梅毒，或曾经接触过这种病症。如果他们真有这些病征就被邀请去接受验血。那些接受验血的人，二十人中便有一个会被发现的确曾受到传染。这一方法后来在其他县份使用，结果甚好。后来，这个调查表形式又使用于其他病症上，因此人民很容易发现病征。他们甚至如果有些微病征怀疑，就被鼓励前往检查，而懂得这样做是对公众服务的贡献。人们受到教导后懂得，应该与性病作斗争。他们一旦知道这一病症是怎样传染的，如何医治或预防它，并通过政治觉悟把这些知识运用于实验上，他们就能够保卫自己。他们有的已治好梅毒，有的在将来也会治好，这个通过知识而来的免疫对于所有人都有好处，既无须重大开支，也不要经历痛苦。这是集体概念，或群众免疫，它此医疗措施得出来的免疫，更为有利，甚至有过而无不及。”
这一运动是在人民政府成立之后就展开的，领导者是像马海德和来自老解放区的其他医务工作者。马医生说，在一九五六年一月，八大城市（包括北京、上海和天津）的专家报告，在一九五二年至一九五五年这四年期间，只有二十八宗传染性梅毒出现；到了一九六四年，早期传染梅毒的病例，在这同样的八大城市中，估计已不到一亿人比二十人的比例，而上海和天津做到了全无此病例。（注）
提到心理健康，诚如很多外国访问者所说，人们脸上根本没有紧张之态。马医生说，有些心理分析专家从西方来，从职业的角度来研究这一问题，他们普遍同意，就心理状态来看，这个国家情况良好。“北京在精神病医院中有七百张病床，”他说，“这是几乎为整个华北这类病人所准备的病床，这些病床远远没有完全使用。部分原因在于医治方法的不同，但主要是由于社会经济制度，人民不是处在西方所熟悉的那种容易使人在精神上陷于沮丧的紧张气氛中，也不会有那么多矛盾的事使人精神分裂。医治的方法是使病人尽可能早日回到正常、熟习的环境，回到他们的家庭或集体。鼓励人们聚到一处，畅谈他们的问题。但是从来没有像西方那样张家要同王家相比的压力。当然，有些家庭存在着经济问题，可是这些问题可以在集体中解决。例如，在北京，一般认为，每个人一个月十二元的伙食费就足够了。如果一个家庭成员的收入总数，不够供给每张嘴十二元伙食的总开支，所差之数就由这些成员所属的机构由社会福利费拨款补足。人们并没有接受施舍的感觉——这是一个正常措施，以保证那些须要照顾很多人的人没有经济困难。
“人们可以把他们的所有问题坦白谈出来，从带孩子问题一直谈到所有问题，这是一种心理宣泄的方法，可以减轻情绪的紧张感。这不是我所专长的方面，可是每一个医生多多少少都难免有当心理学家的时候；在工作上，我没有碰上过这样的事，我的同事也没有。所以，总的来说，这不是问题。有时难得一见地碰上精神分裂症，通常是妻子或丈夫由于长期分离，对于配偶是否守节发生猜疑。但是这是极端之少的。西方存在的精神分裂症，来自从小时候就学到的道德是非观念与真正生活中必须要做的事发生矛盾。我在这里生活和工作了这么多年，我已经很难想象到（通过与我妹妹的谈话）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尤其是在美国，是那么紧张：那里有如此之多的恐惧，又是怕生病或意外事件会压垮全家，又是怕十几岁子女吸毒，又是怕街头和公园不稳妥，又是怕性泛滥。这些恐惧的基础在中国全不存在。这是由于这里有的是集体主义、社会主义世界观，而并非个人主义世界观。”
（注）有关梅毒是如何清扫干净的材料，有一部分引自马海德医生所写的《毛泽东思想是控制性病的行动指南》一文，此文由中国科学院皮肤病学和性病学研究所于一九六六年十月发表。马海德医生向我们提供了此文。
为了更详细研究中国如何处理精神病问题，马医生向我们介绍了一篇文章：鲁关.塞德尔听写的《神经病及其治疗》，刊载在前文提到的美国卫生、教育和福利部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医药和公众卫生》一书中。她发现，在全中国有二万张病床为精神病人和神经病人而设。在上海精神病院中，平均住院时间为七十天，作者的评论说：“由于最近透露，苏联把精神病院作政治运用，对于精神病人入院情况的了解，似乎有了重要性。北京第三医院精神病区的医生说，病人几乎全部是在家属、朋友和工作单位的同事劝说下到医院来的。病人要入院，通常都是经过家属和工作单位的负贵人共同商量，在一般情况下，他们都同意有必要入院。偶而有强制入院，这种情况是例外。
“病人住院之后，就要说服他留在院中接受治疗。老病人欢迎新病人、老病人帮助新病人适应新环境的方法，被认为是在住院初期重要的事情……”鲁芙.塞德尔提到了小组讨论的方式，鼓励病人彼此讨论自己的问题，再加上给予工作疗法——诸如绕绷带和其他轻工作，这些方法就产生了一种正常的家庭气氛。另外还有一件重要的事：当病人离院时，他或她就被置于“住所附近的革命委员会成员，以及他的家人和朋友和有关方面的特别照料之下，此外加上职业的保证和家人的等待，这就有助于从医院回到社会的适应阶段”。她在中国调查访问了一个月，结论之一乃是，相信“通过教育和再教育，人是可以改造为健全的人这一观念，是许多新医疗技术的基础”。
通过我们自己的经验和观察，我们同意马海德的专业性意见，大家在街上所看到的安详面庞，人们毫无暴躁，就在拥挤的巴士和商店中总是很和气，反映了一种社会情况，在这种社会中，人们没有日常的忧虑。在经济上来说，他们所有人都是安定的——尽管生活水平还低，没有人会被解职，除非他或她犯了极其重大的错误；医疗方面，或是免费，或是付出极其有限的费用，老年人获得优渥的退休金，人们生活在意气风发的气氛中，深信以中国革命以及在世界革命来衡量，自己做的是正确的事情。
再一个用集体方式来应付吸毒问题（这在一些西方国家中属于噩梦）的实例，是由另外一名原是外国医生、现在是中国公民的人讲给我们听的。他是汉斯.穆勒医生，原在巴塞尔学医，当时，瑞士进步人士同他接触，说明中国红军需要医生。他在一九三九年毕业后，没有回到祖国德国（纳粹德国），就奔往中国红军所在的区域。在日本投降后和内战整个期间，汉斯.穆勒，这位高大、有头脑、擅长于内科，现在是北京协和医学院一位领导干部的医生，当时是在东北主管一家基地医院。在那时候，满洲国伪军没有了日本军饷，解体四散，变成了地主部队，平均两百人到四百人就是一股。在土地改革时，经过解放军一个阶段又一个阶段的努力，地主的势力大大被压制（虽然只是减租减息、取消旧债），他们的私人部队开始向解放军靠拢。（当国民党开始进入某些区域时，又有许多人改换旗帜。）
“有一个大问题，那就是新投靠过来的士兵，几乎百分之百吸毒，”穆勒医生告诉我们。“我的医院所在地热河省（现在分划到河北北部和辽宁省），是鸦片生产中心。种了鸦片，换了钱，再用现款购买口粮。地主完全用鸦片给他们的私人部队发饷。每一个士兵都有个简单的注射器，用铜管或子弹壳改装，上面装着廉价针头。他们拿到生鸦片，在热水里化开，注射到身体里。因为这种鸦片完全没有经过精炼，杂质被身体组织排除出来，打针的地方就留下针疤。这些新兵，或是战斗中的俘虏，两臂和上身到处都是针疤。其数量多少，要视他们当了多少年兵而定。首先是一条胳臂，又发展到另一条，然后打到上半身。当疤与疤相连而无法下针的时候，他知道自己快死了。”
五角大楼在越南战争中所遭遇的吸毒问题，与此相比，不过是小巫见大巫，不过，我们知道，美国陆军有个长期计划，设法使瘾君子恢复正常，因此我们打听，解放军是如何应付这一问题的。
“在两方面发动群众工作，”穆勒医生答道，“截断新兵的毒品来源和进行土地改革。这些部队投过来之后，我们在特别场所加以隔离，如有必要，可以隔离几个星期或几个月。我们给他们一些政治教育，给予他们吃相当好的食物。完全切断了来源之后，他们绝大部分很快就戒掉了。一旦土地改革开始，农民种了粮食，这是他们多年的愿望。只有地主才对于种植鸦片有兴趣。地主们把鸦片卖到城市，精炼成海洛英或其他毒品，再卖给日本人，日本人输往各地。”（单是哈尔滨一地，在日本占领时，就有七十六处鸦片烟格，有五万八千五百六十七名登记的中国烟民——一九四〇年数字。）
我们一直听人说，瘾君子戒毒，一定要慢慢戒除，一下子断绝供应，在医疗上很是危险。
“胡说，”这是穆勒医生的反应。“有很少一部分需要住院——主要是因为他们的身体机构中毒过深，而不是因为一下子断绝供应。身体的变化马上显现出来——两颊重新有了光彩，眼神不见了原有的呆滞，过去的瘾君子很快就恢复为普通的健康青年。不过，那是个混乱的时期，”他沉思。“他们之间有许多人惯于抢劫和强奸，很难适应解放军的严格军纪。当国民党开始推进时，他们有些人杀死了解放军干部，投往国民党，在那里，他们在鼓励之下，恢复旧习。那是一匹快马就可以决定人的生死的时候。在国民党之下，过去的伪军有许多人扮演了在日治时期的角色，可是他们是极坏的战斗人员，国民党军队也好不了多少。在一次战役中，一万五千名国民党部队和伪军一起被俘，还有他们的全部美式新装备。有一次，在我们的只有一百五十名人员还包括厨师的后方医院里，我们必须照管四百名国民党被俘军官，”
除了后方医院之外，汉斯.穆勒还得在整个东北广大地区组织其他的医院，他回想起一次重大的变化：一整座一千张病床的教会医院到了解放军手中，还有大批急需的物资。“那是一个混乱时期，”他回忆道。“除了军队时而投这边、时而投那边之外，解放军已有极大的流动性，那就是说，一声令下，就要从这个地区开往那个地区。但是就鸦片问题来说，我们在一个很短时间内就彻底解决了这个问题。在正规解放军中，则从来没有这一问题。”
穆勒医生对于针刺麻醉是热烈拥护者。只是在他的坚持下（虽然观看头皮切开露出鲜肉的手术容易令人呕吐），我们决定设法相信，有一些种类的针固然可以注射鸦片，却有不同种类的针可以代替化学麻醉剂。
在上海华山医院，戴上白帽、穿上白袍之后，我们被带领到手术室，一个中年男子躺在手术台上，头发剃光，头顶有个鸡蛋大的瘤，准备摘除。四根针已经扎入身体，两根在右手上，靠近大拇指，另两根在脸上。这些针就留在那里，并没有像其他针刺麻醉那样要经常捻动。他与护士小声谈话，一边笑着，一边说觉得“挺好”，其实，打开头盖的工作已在进行中了。我们专心看着他的面色，当时很像木匠用摇钻钻孔的情况，先在他的头骨一个个钻洞，钻了一个又一个，就使用一个线锯插入洞中，一个洞又一个洞之间拉来拉去，从底下把头骨锯开。问他有什么感觉，他答道：“觉得有人拉我的头发。”用这句话来形容当天早晨这手术，真是微不足道了。最后，头骨终于锯出长方形的一块。并不是全部切断，而是像一个沙汀鱼罐头的盖子，掀到后边去，可以看到的脑部在薄膜下跳动，有如一个新生小鸟的肚皮一般。在开始划开薄膜之际，病人还在同护士们谈话，首席外科医生徐适之医生说，摘除肿瘤要用一些时间，我们可以继续参观，过一阵再来看这脑肿瘤病例。
在另外一间手术室里，一名医院人员正在捻动一个男病人身上的两支针，每只手上一支，又在两脚外侧的脚踝下各插一针，一名外科医生则在病人的肚子上缝合一个大刀口，从刀口处，刚用了两个半钟头的时间，摘下了一个半磅重的瘤子。病人的脸上并没有泛出灰白色，那是在手术枱上躺了那么长时间的病人，经常出现的颜色。他说，他并没有什么感觉，只是在瘤子摘除时，觉得“有一点拉扯”。他看起来很正常，显然是毫无痛苦，也没有被催眠，这是一些西方怀疑派经常的怀疑。下一个病例是一位妇女，是从喉部摘除疣瘤——四支针，每只手靠近大拇指处扎上两针，一直在轻轻予以捻动。她说觉得“很好”，当她发现我们是外国人时，还对我们说了一句“毛主席万岁”，并说她“很高兴见到外宾”。在她说这几句话时，手术正开始进行缝合她的喉部。在重新去看脑瘤摘除手术之前，我们参观的最后一个病例又是一名妇女，脖子旁边长了一个淋巴腺瘤。四支针，都扎在同一边，两支靠近大拇指和手腕，一支在手腕上不远处，另一支在前臂的上半部，还接上电流振动器。我们发现她的大拇指也在轻轻震动。她向我们保证，丝毫没有觉得痛楚。
脑瘤已经摘掉一半了，主治外科医生正在摘除在头骨下较深远处的其余部分。病人说他感觉良好，还问护士，是否可以再吃一些罐头水果，于是她开始用匙羹将几片罐头水果喂到他嘴里，医生则在头骨里探摸脑瘤的其余部分。
到了我们感觉到比手术台旁边的人还精疲力竭的时候，我们被陪伴到休息室，进行讨论。
“大约有三百多神经点可以扎针，”外科主任徐适之说明，“这是二千多年前古代解剖图告诉我们的。我们后来又发现了一些。大约有一半刚好是在神经点之外，其他的也有一半是在距离神经约一公分的地方。有几十处可以用来产生麻醉效果，为了实用，我们又把它们减少了一半……”说到这里，在十五分钟前离开手术台的那两位女病人走了进来，边笑边招呼，脖子上还缠着厚厚的纱布，身上穿着蓝衫。她们两人都是纺织工人，名叫孟芳芬和王翠芬。从她们那神态来看，人们只会认为她们。刚刚赛完一场乒乓球回来。徐医生说，伤口将于三天后拆线，她们将于一星期后出院，除非有一些未曾预料到的变化发生。我们正在给她们照相，刚刚摘除腹瘤的张国新坐在轮椅上进来了，满脸笑容。每一个人都说自己觉得“很好”，张国新说，他过来见见我们，为的是要让我们知道，工人是受到怎样的照顾。那两位妇女说，她们分别割了瘸子和扁桃腺之后，都觉得舒服了很多，徐医生则警告，过几个钟头，针刺的效果慢慢消失之后，她们也许会感到有一些疼痛，那时，会用中药剂注射，如果疼得厉害，就再用针刺。
马海德医生说，大跃进时，医学界大规模展开科学试验，发现了针刺麻醉。在那以前，它一直用来医治很大范围内的病症。最大的好处之一是没有原有麻醉术的昏晕后果，这就使得术后复原期间大大缩短，另外，由于病人在手术中完全清醒，流血缩短，而且在某些类型的手术中，病人可以申述感觉，与外科医生合作。
当我们访问华山医院时，全国已经在针刺麻醉之下，作过五十万宗手术，该院作过一千二百宗，它是自一九六七年才开始的。
“我们能够说，这样的手术，百分之九十是成功的。”徐医生说到这里，向我说明，有三种标准来衡量手术是否成功。“手术完全顺利，病人丝毫没有感到痛苦，我们认为这是‘优’；病人在某一阶段觉得有一点痛，却又无须使用原有的麻醉术，这是‘良’，病人觉得有一些痛，而且须要麻醉，这是‘较好’。我们在腹部以上的手术中，百分之九十八是‘优’，腹部以下的手术，则只有百分之八十五是‘优’。我们还不明白这一情况的道理。我们还在对于这一类问题进行大量研究。”
华山医院主任麻醉师吴维明医生说，“有一件事是确实的。针刺麻醉是医学史上最伟大的发展之一。它提供了一大批新题目来进行研究，其中包括生物化学、物理学和解剖学。我们有一个总的调配小组，它负责掌握和配合一批小组的活动，这些小组各自研究不同的方面。”
这间医院还向我们介绍了截肢手术的一些特殊成果。一个十四岁的男重，右上臂长了一个恶性肿瘤，照通常情况须要切断整条手臂，现在则只将上臂生瘤的部分切掉，而将其余部分联结起来，结果，这只手臂只比另一只手臂短了六寸，还可以完全使用他的右臂和右手。更加动人的则是一个十九岁农民的病例，他的左上臂有一处肿瘤。第一次手术之后，恶性瘤依然在扩散。整条上臂于是被切掉，而将下半臂直接接到肩膊上。他可以使用这只手，而且可按照与身体平行的方向使用这只手臂。这类手术的最后一个病例是一个特殊例子，一名四十二岁车床工在事故中被切断了左手全部手指。好几次给他试验安装人工手指，都不满意。最后，在事故六个月之后，八名医生进行了一次大手术，把他的大脚趾和另外一个脚趾联结到他的手腕上，手术获得成功，给他重新安装了一个可工作的大拇指和食指。
“一共用了十八小时才把血管缝合，”徐医生说，“有一些比火柴杆还细，可是全部得接好。”
“最主要的一点是我现在回到了车床旁边，”这一名青年说，用他的左手剩余部分重重打了一下裤子皮带，他继续说道，“我有了新的大拇指和食指，就可以和往常一样，左手拿东西拿得牢牢稳稳的。我必须感谢这里的医生，使我回到生产岗位。”
“这还不只是使他们回到生产岗位的问题，”徐医生评论道，“这使他们感觉到自己恢复为有用的正常的公民。这是我们为人民服务的办法，并不是机械地按部就班进行外科手术，而是有所创造，使每一个经过我们手的人，都可能做到最大限度的自我实践，在今天的社会里，这就是为人民服务。在技术上讲，就算过去能够进行这样的手术，可是，谁负担得起费用呢？肯定不是车床工人。”
我们既听且看——参观了从公社、大咬生产队和街道委员会的“赤脚医生”诊疗站，到大城市医院里的情况之后我们在最后与马海德进行总结讨论，他向我们提出了中国出生的干部从未提出过的一个观点。由于他的西方背景，而且一直跟得上全世界医疗方面的进展情况，我们认为他下面这一段话是很有道理的：
“如你考虑到，全体人民在需要医疗服务时，就可以得到这一服务，而且是以微不足道的代价，普及到全国人民，那么，这就有了一个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都好的医疗服务。没有任何其他地方，可以用同样程度使医疗普及到全国人口。群众路线所取得的成果之一，是人们得以知道如何对抗疾病，于是就有了集体免疫，有了充分的知识，来抵制一大批疾病，而这些疾病继续在世界其他部份肆虐。对于个人卫生的着重，对与疾病斗争和病源斗争基础医疗知识的着重，医务人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切，使得中国比那些虽有先进的医疗设备、却无中国的革命解决之道的国家，有着极大的优越性。”
本文是W.贝却敌 路易.艾黎著《中国见闻录》第十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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