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海角七号》历史真相 战后台湾铲除日本遗毒

Zt:《海角七号》历史真相 战后台湾铲除日本遗毒

2009年2月20日 14:54
选稿:黄骏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之时，台湾岛上大约有15万日本侨民和18万日本官兵。在随后的日子里，数十万日本人撤离台湾。电影《海角七号》中的一段爱情故事把人们带回了60多年前的台湾。　
　　暗中怂恿“台独”
早在1945年8月15日前，日本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就决定了让“遗留中国大陆、满洲、台湾、朝鲜和东南亚的日本人定居在当地”的政策。8月20日，日本外务省发给台湾总督府的训令称，“现在还谈不到遣送驻外侨民，应尽可能使驻外侨民停留在现地。”

　　日本末代台湾总督兼第10方面军司令官安藤利吉大将企图利用中国收回主权前的间隙，煽动“台独”势力夺权，进而为在台日本侨民获取一片生存空间。新披露的历史档案显示，在日本内阁决定由裕仁天皇在8月15日对外宣布投降后，在14日便通过日本同盟通讯社向朝鲜、台湾与其他所有日占地区媒体通报，第二天必须刊登天皇的降书。但安藤利吉却擅自扣押了诏书，他通过方面军高级军官联络一些“台独”分子，企图把台湾交给“独立派”统治，不希望中国战区的国民党军前来接收，进而为在台日侨谋得“正当公民权”。为此，一些日本军官私下暗藏武器弹药，准备突袭登陆接收的中国军队。但台湾民众很快从各种渠道获悉日本投降的消息，岛内民众群情激奋，很多山区和偏远城镇的台湾居民自动解除日本军警武装，而盟军远东战区总司令麦克阿瑟多次严厉警告驻台日军当局必须约束行为，等待中国军队前来接收台湾。

　　10月17日，来自祖国大陆的中国军队抵达基隆港，全岛600万同胞都去迎接。在长官公署前面，日本学生、民间团体、绅士，甚至大学教授都出来，立在大马路两侧，乖乖地排列着。台湾作家吴浊流在书中这样描写：“我不由得往日本人那一边看去，发现他们默默而寂寞地看着，这时没有一个人吵，他们心中不知道怎么悔恨。那秋阳仍旧喷洒着酷烈的光照射他们。日本人的心中，大概做梦也没有想到会向‘支那兵’投降吧。然而，这是活生生的现实，他们吞下无限的眼泪，乖乖地站在欢迎的行列中。”在台北市的受降仪式上，安藤利吉向中方接收代表陈仪鞠躬致敬，随后在投降书上签字。陈仪宣布组建日侨管理委员会，开始积极遣返日侨。

　　暂时相安无事

　　在中国军队抵台的第二天，当地报纸就刊登了有关大稻埕百姓痛打原日本警察的消息。当天下午，又传出大稻埕的日本警察被打死两人的报道。中央接收代表陈仪立刻向全岛报社发出紧急通知，尽量降低这些消息的影响，因为登陆台湾的中国军队只有3000人，而日本正规军有18.3万，加上在台日侨中的退役军人，合起来有20万人，“这些没有完全解除武装的日本兵蠢动起来，结果会怎样？”在台湾省政府和日侨管理委员会的全力压制下，这场风波总算被化解了。

　　经过普查，日侨管理委员会将在台日本人大致分成四类：“（一）为深中武士道毒的狭义民族主义者，此类以军人占最多数……战败的耻辱，使之愤怒、羞恨，若辈只有愤恨与不平，悻悻然以为二十年后当再卷土重来。（二）为官吏阶级，彼辈因留台生活极为舒适，且待遇优裕，直若台湾主人，一旦返国，反形陌生，衣食住一切均成问题，于是眷恋失望之余，也愤愤不平，满望有再来之一日。（三）为小企业主或商人，彼辈在台经营数十年。（四）为学者。”据曾参与遣返日侨的美军联络组组长柯乔治回忆，驻东京的盟军总部担心中国国民党利用日侨打内战，又担心中国和日本两大民族因日侨而团结合作，影响和动摇美国在远东的地位，也不希望日本人留居中国，所以对遣返工作相当支持。

　　战后第一期日俘日侨遣送集中在基隆港和台北松山机场进行，每天都有数以千计的日侨从浊水溪南部和中央山脉徒步赶到遣散地点。他们只带一些简单的衣物和不多的路费，但许多日侨家庭却不忘带上自己家族先人的牌位和神龛。据柯乔治回忆，不少日本人用瓦罐装满台湾的泥土，试图带回日本，但在检查中被中国军人发现，几乎都遭到没收的命运，“在东方人眼里，尺土不可外流，成为他们神圣的信条。”在美国第7舰队和第20航空队的帮助下，工作大致于1946年4 月完成，共计约28万名日侨日俘离台。在这个过程中剩下的2.8万名日侨选择继续留台，被行政长官公署称为“留用日侨”，他们大多是各行业的技术人才。还有部分日侨或旧日本军人规避遣送，滞留台湾，此类又被国民党政府称为“潜伏日侨”，属于军警缉拿的对象，一旦被抓获，会被迅速驱逐。

　　日侨最终撤离台湾

　　当国民党对台湾的统治逐渐趋于稳固后，一起突发事件又在岛内掀起轩然大波。二战结束后，居留日本东京涩谷区的台湾人租用日本某企业的空地摆摊做买卖，结果与当地日本摊贩和黑社会发生冲突，日本警方出面殴打台湾商贩。1946年7月19日，台湾同胞在涩谷警察署门前与日本警察发生冲突，日警开枪射杀，致使4名台湾人死亡。消息传回台湾，舆论大哗，都认定是日警镇压阴谋，台湾报纸提出严正谴责。23日，日本自由党干事长大野伴睦在众议院演讲，公开指责台湾人扰乱秩序，并将台湾人比喻为“牧场中的豺狼”，无异于火上浇油。台湾岛内再度出现抗议浪潮，台北的大稻埕、万华一带陆续发生日人被殴打的事件。紧接着，7月28日，台南的国民党宪兵队发现日本人日高茂纠集约70名日侨秘密集会，立即到现场取缔，岛内舆论纷纷怀疑日本人侵台之心不死，这些留用日侨可能成为“第五纵队”，纷纷要求国民党政府加速遣返日本人。在多方压力下，8月1日，台北日侨总世话（理事长）役堀内次雄等3人以在台日侨总代表的身份前往台北《新生报》报社，对“涩谷事件”表达遗憾。

　　如果说“涩谷事件”只是让台湾民众更加厌恶日侨外，1947年发生的“2·28事件”是使国民党政府对日侨留用政策画上休止符的关键。在这次运动中，大批日本人与“台独”分子合流，企图浑水摸鱼。这些信息使蒋介石感到不安。此后，国民党政府对台湾日侨态度发生重大改变。陈仪在1947年4月8日致电蒋介石，针对留用日侨应全数遣返一事提出报告，提到：“因台胞通日语日文，曾受日人煽动，尚存崇拜日本轻视中国之心理，此次事变，日侨中有参加者，似此情形，其为患已甚显著……为清除日本遗毒，消灭叛国隐患计，所有留用日侨拟于4月底以前全部遣送，不留一人。”结果，在台日侨自4月18日起集中准备遣返，至5月3日遣送完毕。同年5月15日，日侨管理委员会奉令结束撤消。

　　从1945年10月到1947年底，大约610万日本人返回日本，在每一个海港，到岸的船只上挤满了失去孩子的母亲和失去父母的儿童。他们少得可怜的行李中，最为常见的是亲人或战友的骨灰盒。用美国历史学家约翰·道尔的话说：“这就是战争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