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十八届四中全会后，中国将实质性加力政治体制改革，而且政治体制改革的切入点是“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也就是说，政治体制改革要从逐渐优化和坐实各级人大机构的权力开始，使人们常说的橡皮图章逐渐硬起来，使民众借助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质性地而不是形式上的参政议政。习近平在讲话中特别指出：“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要做到“4个必须”：必须毫不动摇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必须保证和发展人民当家作主、必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这“4个必须”中，有2条是长期以来执政党一直信守的“四项基本原则”的内容【注：四项基本原则即：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由此可以看出，此次会议没有强调”四项基本原则”，而是提出了“4个必须”，这说明，在现行制度环境和国情条件下，“如何保证和发展人民当家作主、如何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被提到了执政集团的重要议事日程。
2、实质性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前提是：国家不能乱。党内外精英人士一直都“心知肚明”这样一个道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体制和国家治理机制之所以越来越落后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诉求，就在于过去历届执政者担心国家出现乱局。事实上，几乎所有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都是因为政治体制及权力构架发生变化时，而导致执政党下台和国家陷入混乱，因此，过去十多年，中国被动地选择了“长期高压维稳”的被动的政治策略，其结果是：不但没有化解矛盾，反而把矛盾囤积得越来越多、越来越大。中国新一届领导集团面临的政治局势是：如果继续实施“高压维稳的策略”就会出大问题、大乱局，因此，如何在保障国家不出现乱局的前提下，直面而稳健地破解“政治体制改革”的难题，已经是当务之急，这显然需要高超的政治谋略。要认识到，把发挥人民当家做主的作用与继续坚持“民主集中制”有机结合起来，对于在位的执政者而言，或许是一种比较稳健的策略。正如习近平所言：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要做到“6个切实防止”：切实防止出现群龙无首、一盘散沙的现象；切实防止出现选举时漫天许诺、选举后无人过问的现象；切实防止出现党争纷沓、相互倾轧的现象；切实防止出现民族隔阂、民族冲突的现象；切实防止出现人民形式上有权、实际上无权的现象；切实防止出现相互掣肘、内耗严重的现象。
3、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试图设法探求一条这样的道路：在不威胁执政党执政安全的前提下，充分体现人民当家作主、充分发挥依法治国的效力。但破解这一矛盾的前提是：执政党自身，不能落后于中国社会发展演进的历史潮流。因此，如何在有效强化执政党自身建设的前提下，实现和充分体现“人民当家作主和实质性推进依法治国”，将是今后政治体制改革实践中的一大难点。到底如何行之有效地实施，目前暂时没有可操作性的举措，需要相关领域的人士好好下功夫做好这个功课。对此，习近平作为统揽改革全局的执政党的总书记，已经提出了这样几点原则要求：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着重抓好5个重要环节的工作：加强和改进立法工作、加强和改进法律实施工作、加强和改进监督工作、加强同人大代表和人民群众的联系、加强和改进人大工作。”很显然，要把这五点原则要求做到位，着实非常不易。其中蕴含的一些矛盾，已经苦苦探求了几十年，仍未理出思路。比如：人民代表和一线法律工作者代表如何实质参与立法决策？执政党如何领导司法工作，才能保证法律事实的独立性、公正性？中央和地方人大常委会应具备怎样的人权和事权，才能有效监督执法机构等等。这些问题若没有切实具体的破解这策，如何提高立法质量、增强法律的可执行性和可操作性呢？
4、习近平时代将全面研究探讨“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机制”。可以预见，自十八届四中全会开始，中国执政集团将在全面总结所有社会主义制度国家得失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开始全面、深入、务实地研究探讨“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机制”。在日益全球化大背景下，国家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国家治理机制及基本制度体系是否优越，是否适应历史规律和时代发展的要求。数百年来，中国的衰落和被动，就败在制度的僵化和迂腐。制度不创新，国家难兴旺；体制不进化，民族难兴旺。由于种种特殊的、特色的原因，从中国执政团的视角来审视，中国现阶段既不可能继续在坑坑洼洼、稀泥滚滚的陈旧的社会主义轨道上苦行生，也不会全面并轨到西方资本主义制度轨道上区，只能继续“执着地”创新探求“独具特色”的社会主义名义的国家治理机制。到底怎么做才既有面子又有效果呢？对此，习近平在此次会议上提出了“8个能否”的标准：“国家领导层能否依法有序更替；全体人民能否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人民群众能否畅通表达利益要求；社会各方面能否有效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国家决策能否实现科学化、民主化；各方面人才能否通过公平竞争进入国家领导和管理体系；执政党能否依照宪法法律规定实现对国家事务的领导；权力运用能否得到有效制约和监督。”可以看出，这八个标准已经明显超越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家治理标准，但是,能不能研究探讨出有效的实施举措，才是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