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花队员

小时候上的小学是所五年制重点小学，学校有一支献花队，专门负责去机场迎接来上海参观访问的外宾。我有幸为献花队的一员。


成为献花队员是件令人羡慕的事。学校挑选的要求首先学习成绩要中上以上(因为经常要拉课)，然后外貌也得可以(本人小时候算不上漂亮，但还能挤进清秀的行列---厚着脸皮说)。但是真正令我们这些女孩子开心的是可以穿漂亮的衣裙，而且可以名正言顺地逃课。


有接待任务的那天，通常我们只上第一或第二两节课，然后正大光明地离开教室。在老师的办公室里我们换上漂亮的衣裙鞋袜，那些衣服都是自己的，但有时老师也会根据情况让我们换着穿。试穿不同的衣服也是件开心的事，穿好了，展示一下，然后再来过，就像模特一样。接着就是梳头发，辫辫子，戴蝴蝶结......，老师还帮我们擦点口红，那时口红是稀罕物，涂上口红，每个人立马觉得自己与众不同了。最后是戴红领巾。平时我们戴的红领巾是布的，接外宾时我们的红领巾是绸子的，特飘逸，微风轻轻一吹，胸前的红领巾就飘扬起来了，很神气。

等每个人都打扮停当了就坐上专车去机场。外宾少的时候我们坐小轿车去，那时坐小轿车也是件令人兴奋的事。车子是黑色的，坐在里面觉得自己挺神秘，好像去执行一件非常任务。不过大多数的时候是巴士来接我们，那时的大巴士和现在的不同，没现在的大，大概可以坐三十来人，但是非常考究，车厢里铺有地毯，车窗上挂着浅蓝色的乔其纱窗帘，窗帘边上还有流苏。我们都端端正正地坐在座位上，因为怕把衣服弄皱了。车子后排座位上不坐人，并排放着一大束一大束的鲜花。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那是粉色的康乃馨，洁白的马蹄莲和青翠的文竹，非常漂亮。

那时上海只有两个机场，一个就是虹桥机场，另一个是龙华军用机场，接待外宾都是在虹桥机场。那时上海市区小，去虹桥机场就是去非常远的郊区了。到了机场在候机室等候，我们都规规矩矩的，小声说话，轻轻走动。有时飞机晚点了，等的时间长还有很考究的小点心和果汁招待，这些又是当时一般老百姓吃不到的。

飞机降落了，我们在停机坪上一字排开站好，等外宾走下舷梯我们并排着跑步上前，一个对一个地站好，立正，行队礼，献花，握手，再行队礼，站在外宾身旁拍照。外宾和中国领导人握手时我们站在外宾旁边，最后把外宾送上专车，和他们挥手告别，我们的任务就完成了。上车，打道回府。


到五年级时我已经是献花队的“先辈”了，但是我还是出了个差错。

那天亚非作家会议在上海举行，来的外宾很多，郭沫若先生也一起陪同前来。因为外宾多，我们还向外校借了些同学，临时训练了一下，充实我们的献花队。那天和以往一样，打扮整齐，前往机场。人很多，似乎有点乱，老师让我们自己找目标献花。等外宾们都下了飞机，我看准了一个身穿白衬衫，头发朝后拢，很精神的中年男子，然后老程序：跑步，立正，行礼，正要把花献上，这位“外宾”突然对我说“把花献给后面的外宾”，我一愣，他不是外宾! 我连忙钻到他身后，对一个真正的外宾重新来过。事后老师告诉我，我献错花的那位是郭沫若先生。不过这事也怪不得我，那天有很多亚洲外宾，我一时认错人也是情有可原的。晚上在文化广场开幕式时，我们又上台献花，这次我没搞错，把花献给了一个非洲外宾。


我想如果去上海图书馆查阅 65，66 年的报纸，说不定还可以找到当年自己和外宾在机场合影的照片呢。
 


 

[石库门]

回复盈袖2006的评论:

什么时候变成MM了？

[盈袖2006]

车窗上挂着浅蓝色的乔其纱窗帘，窗帘边上还有流苏
我也记得，那时的小轿车好像都挂这个：）

小时候的石MM很神气呢。

我在大一的时候做为两名大学生之一去接待斐济总统的代表团，鲜花，参观，和那些高级大臣谈话，他们都很和气，聊起来就像一般人呢一样

[石库门]

回复夏日余晖的评论:

我对新朋友也是“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我们那时还不用这个词组，也没有欢迎队伍的场面，比较单调，呵呵。

[夏日余晖]

我和其他女同学是到虹桥机场一边挥舞塑料花束，一边有节奏的喊：“欢迎，欢迎，热烈欢迎”的。记得住名字的中央首长是姬鹏飞，苏振华（好像做过上海市长）。老师告诉我们的。
很多年前的事了。

[石库门]

回复苏乡门地的评论:

俺有眼无珠，大文豪在眼前竟然不认识，哈哈。

开始，外宾拥抱时有点儿紧张，后来就习惯了，知道这是礼节。不喜欢香面孔，热烘烘，不舒服~~

我们的童年物质匮乏，但是同样快乐。

[苏乡门地]

郭沫若想必有点失望吧，我这么有名的人，你都认不出来，呵呵

嗯，能理解那种过节的感觉，也去过一次的，记不清是小学里还是中学，当然不是虹桥机场~~~

那时候的纪录片中，总看到外宾拥抱小朋友，还跟他们香面孔，感觉小朋友看上去都特幸福，却不知真的感受怎样，毕竟我们小时候被父母拥抱的机会很少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