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解放什么？写下这个标题，我自己也是十分的惶惑。妇女解放，究竟是要解放什么？解放思想，这又模糊得很。模糊之间，又仿佛看到我们的五四青年三五成群坐在一处高谈阔论娜拉的出路，看他们的神色，很是为娜拉出了一口气。
我不得不承认我近来的判断常常出现问题，翻阅此书，觉得该是如此，读了彼书，又觉得并非如此，我的思想也是这样左右摇摆不定。比如，看了《幻灭》，很觉茅盾笔下的情爱是美好的，再读《虹》，惊觉里边照例散发着张爱玲式的腐朽的气息来，曹七巧照例坐在阴惨惨的灯下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诉说着活寡妇的种种艰辛：她的软骨病的丈夫，除了一年到头把一堆软绵绵的肉瘫在她的床上，他是什么也不能够的。只是这曹七巧在《虹》里她不叫曹七巧，改名叫黄夫人了，两个丈夫的情况虽然大不相同，女人的怨恨却如出一辙。所幸黄夫人在书中也不过是梅女士生命中的一个过客，我们大可不必为她怎样担心了。
“五四”展示给我们的是一个接近无政府状态的自由国度，故事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女子的不能“解放”，也不全然是社会或男子强加的因素，倒像是庸人自扰之的结果，颇有些自寻烦恼的意味。梅女士并不多愁善感，相反地，她常常是很有主见的，这自然要归功于受了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她爱着青梅竹马的姨表兄韦玉，他是个军团部的文官，患了肺病自认死期不远因此不愿拖累她——他要结婚了，新娘不是她。他虽然不愿拖累梅，却还是拖累了另一个女子，可见他的崇高品质也是有其局限性的。
一个是梅并不爱的姑表兄柳遇春，在她初解人事的时候，已是成年人的柳遇春就曾几番调戏她，她因此对他反感起来。但是不论怎样反感，她现在不能漠视他的存在了——他即将成为她的丈夫。这个姑表兄从小是个孤儿，在一家商行做学徒，几年后赤手空拳打出一片天，也开了家日货铺。梅老医生见他颇有出息，把梅女士许配给了他。原先她是反对的，但是韦玉给她的希望太渺茫，而这期间她的心境也发生了变化，她决计不做自私的娜拉，要做勇敢的林敦夫人，哪怕以性作为代价。这个女英雄已经“准备献身给更伟大的前程”，决定为女子的解放事业做牺牲了，所以“终身大事”在她已不是很重要——她决定要嫁给柳遇春了。她甚至已经为自己预设好了婚姻生活：她要如就义般地从容地走进那个“柳条编成的笼子”（婚姻生活），再赤手空拳打出来，可见我们这位女英雄因为有了新思潮的武装而变得十分强悍了。
梅将婚姻视如战场，并且她将在那里大显身手，降服她那“俗物”一般的丈夫，使之成为她的俘虏。然而就在婚期的前两天，她忽又改变了主意，不想把冰清玉洁的身子给那个“市侩”，不想让他“太占便宜”，写给韦玉的信却又没有回音，使她一腔热情落了空，她果真要变做闺密徐琦君口中“古时候卖身救父的孝女”了（她嫁给柳遇春，替父还债也是一大原因）。“三天来她的生活，很可以说是战斗的生活，她时时在警戒”，但即便如此，在第一个晚上她还是“进退失据”了。当那具暖烘烘的身体靠着她，那条强有力的臂膀从背后搂住她、爱抚她直至以男性特有的方式侵占了她时，她甚至晕昏了。可见，女人确实是十分的“脆弱”。
性，是女子解放无法绕开的一个话题，除了要，或者不要，更多的时候，却是第三种答案，否则我们无数的女同胞也就不会时时带着欲拒还迎的复杂心理去感受他了——性既是本能，也是精神层面的需求，更是相互的。
洞房花烛夜刚过完，梅在柳遇春的抽屉里发现了两张土娼的照片，柳遇春非但没有羞愧之心，反而涎着脸问她哪一个更好看。这在任何一个时代的女性，都是难堪的羞辱，于是便有了“娜拉”的这次出走。
“然而晚上，那洋油灯的昏黄的光圈，却使她感得凄清”，又想到柳遇春此刻大概在那两个土娼那里作乐，心里又愤愤不平：“他倒是照旧快活，为什么我，我该得挨寂寞呢！”一面又不甘心着，觉得自己吃亏了：“如果此时有什么男子走进来，那——她一定是无条件地接受；不为爱，只为对姓柳的复仇！”这又一次印证了莎翁的关于女人“脆弱”的说法。用性作为惩罚手段，虽是无奈之举，却并不明智，甚而带着一种垂死挣扎的意味。
但是这次短暂的出走，因为柳遇春的俯首迁就而宣告失败，她重又投入了丈夫的怀抱。她看起来占了上风，充分掌握了性的主动权，可以恣意地逗弄他玩。而狂欢后的第二天，他也会更殷勤地为她买许多东西，作为她给予他的快感的回报。性在他们之间，倒成了一桩交易，因而“梅女士心里的寂寞荒凉却一天一天地加深加厚”，这促成了“娜拉”的二次潇洒的“飘然”出走。
“走出家庭到社会去”，这是茅盾给女人们指明的路。一场文化革命，把一切旧事物打破，现在的一切空白只等着青年们来尽情挥洒。所以“走出去”在当时或许是可行的，在现在却未必行得通，这也是《虹》的思想的局限性。女人究竟是走出厨房和走进厨房，这在于个人选择，无需烙上“男权”的印记。何况，走进厨房的，已不仅仅是女人了。但即使是那时，“走出去”也并不尽如人意，美丽迷人又受了新思想洗礼的梅女士，投身社会无非是想摆脱她那个“俗物”一般的丈夫，孰料她刚脱离了一个“俗物”，却又立刻陷入一群“俗物”的包围之中。无论是那个一面高呼“打破旧礼教”一面唱着“人生行乐须及时”，一面却又在妻子和“妹妹”之间纠缠不清的黄教员，还是那个脚踩两只船的同样受过新思潮洗礼的陆克礼校长，那个自称负提倡妇女解放新思潮之责却又建造了“阿房宫”藏“丑”无数的惠省长，那个喊完了口号再到亚洲酒店开房的徐连长，还有那个冷静得让女人抓不住心的政治家梁刚夫……无论政界、军界、教育界还是学界，都是一帮“俗物”，面对离了婚的梅这样的尤物，谁都想假“解放妇女”之名浑水摸鱼，轻薄一把。但女人的不能“解放”，也不全然在于男人，梅因为太耀眼了，以致招来女人们的嫉妒和侮蔑，还有那位作诗“愿为英雄妾，不做俗人妻”的阿房宫女人，则完全是个人选择了。
梅到底献身给了更伟大的前程，因为时代在召唤。茅盾在考验我们将个人的命运同时代的命运联系起来的能力了。然而，“乱世”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它也只占据着一小角，更多的太平的日子里，我们又能献身给什么？工作？成为新时代的女强人？也许茅盾也料不到，在当代社会，“女强人”本身已是个尴尬的称谓。献身给工作，这又使我们成了奴隶。可见，在书的结尾，茅盾并不能为出走的娜拉找到真正的出路。
走出家庭，走上社会，去革命，去战斗，这样的轰轰烈烈，倒成了一时的好强，在梅们狂呼革命的同时，是否能让这样的热情抵消不被尊重和爱带来的心底深处的寂寞？被这样或那样的“俗物”包围甚至侵占着，这恐怕是茅盾笔下梅们的忧伤的宿命。
女子的解放与否，恐怕还在于心态。女人之为女人，恰在于她的“浓郁的女性和更浓郁的母性”，何苦为了“解放”而克制？
2009-3-30
我不得不承认我近来的判断常常出现问题，翻阅此书，觉得该是如此，读了彼书，又觉得并非如此，我的思想也是这样左右摇摆不定。比如，看了《幻灭》，很觉茅盾笔下的情爱是美好的，再读《虹》，惊觉里边照例散发着张爱玲式的腐朽的气息来，曹七巧照例坐在阴惨惨的灯下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诉说着活寡妇的种种艰辛：她的软骨病的丈夫，除了一年到头把一堆软绵绵的肉瘫在她的床上，他是什么也不能够的。只是这曹七巧在《虹》里她不叫曹七巧，改名叫黄夫人了，两个丈夫的情况虽然大不相同，女人的怨恨却如出一辙。所幸黄夫人在书中也不过是梅女士生命中的一个过客，我们大可不必为她怎样担心了。
“五四”展示给我们的是一个接近无政府状态的自由国度，故事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女子的不能“解放”，也不全然是社会或男子强加的因素，倒像是庸人自扰之的结果，颇有些自寻烦恼的意味。梅女士并不多愁善感，相反地，她常常是很有主见的，这自然要归功于受了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她爱着青梅竹马的姨表兄韦玉，他是个军团部的文官，患了肺病自认死期不远因此不愿拖累她——他要结婚了，新娘不是她。他虽然不愿拖累梅，却还是拖累了另一个女子，可见他的崇高品质也是有其局限性的。
一个是梅并不爱的姑表兄柳遇春，在她初解人事的时候，已是成年人的柳遇春就曾几番调戏她，她因此对他反感起来。但是不论怎样反感，她现在不能漠视他的存在了——他即将成为她的丈夫。这个姑表兄从小是个孤儿，在一家商行做学徒，几年后赤手空拳打出一片天，也开了家日货铺。梅老医生见他颇有出息，把梅女士许配给了他。原先她是反对的，但是韦玉给她的希望太渺茫，而这期间她的心境也发生了变化，她决计不做自私的娜拉，要做勇敢的林敦夫人，哪怕以性作为代价。这个女英雄已经“准备献身给更伟大的前程”，决定为女子的解放事业做牺牲了，所以“终身大事”在她已不是很重要——她决定要嫁给柳遇春了。她甚至已经为自己预设好了婚姻生活：她要如就义般地从容地走进那个“柳条编成的笼子”（婚姻生活），再赤手空拳打出来，可见我们这位女英雄因为有了新思潮的武装而变得十分强悍了。
梅将婚姻视如战场，并且她将在那里大显身手，降服她那“俗物”一般的丈夫，使之成为她的俘虏。然而就在婚期的前两天，她忽又改变了主意，不想把冰清玉洁的身子给那个“市侩”，不想让他“太占便宜”，写给韦玉的信却又没有回音，使她一腔热情落了空，她果真要变做闺密徐琦君口中“古时候卖身救父的孝女”了（她嫁给柳遇春，替父还债也是一大原因）。“三天来她的生活，很可以说是战斗的生活，她时时在警戒”，但即便如此，在第一个晚上她还是“进退失据”了。当那具暖烘烘的身体靠着她，那条强有力的臂膀从背后搂住她、爱抚她直至以男性特有的方式侵占了她时，她甚至晕昏了。可见，女人确实是十分的“脆弱”。
性，是女子解放无法绕开的一个话题，除了要，或者不要，更多的时候，却是第三种答案，否则我们无数的女同胞也就不会时时带着欲拒还迎的复杂心理去感受他了——性既是本能，也是精神层面的需求，更是相互的。
洞房花烛夜刚过完，梅在柳遇春的抽屉里发现了两张土娼的照片，柳遇春非但没有羞愧之心，反而涎着脸问她哪一个更好看。这在任何一个时代的女性，都是难堪的羞辱，于是便有了“娜拉”的这次出走。
“然而晚上，那洋油灯的昏黄的光圈，却使她感得凄清”，又想到柳遇春此刻大概在那两个土娼那里作乐，心里又愤愤不平：“他倒是照旧快活，为什么我，我该得挨寂寞呢！”一面又不甘心着，觉得自己吃亏了：“如果此时有什么男子走进来，那——她一定是无条件地接受；不为爱，只为对姓柳的复仇！”这又一次印证了莎翁的关于女人“脆弱”的说法。用性作为惩罚手段，虽是无奈之举，却并不明智，甚而带着一种垂死挣扎的意味。
但是这次短暂的出走，因为柳遇春的俯首迁就而宣告失败，她重又投入了丈夫的怀抱。她看起来占了上风，充分掌握了性的主动权，可以恣意地逗弄他玩。而狂欢后的第二天，他也会更殷勤地为她买许多东西，作为她给予他的快感的回报。性在他们之间，倒成了一桩交易，因而“梅女士心里的寂寞荒凉却一天一天地加深加厚”，这促成了“娜拉”的二次潇洒的“飘然”出走。
“走出家庭到社会去”，这是茅盾给女人们指明的路。一场文化革命，把一切旧事物打破，现在的一切空白只等着青年们来尽情挥洒。所以“走出去”在当时或许是可行的，在现在却未必行得通，这也是《虹》的思想的局限性。女人究竟是走出厨房和走进厨房，这在于个人选择，无需烙上“男权”的印记。何况，走进厨房的，已不仅仅是女人了。但即使是那时，“走出去”也并不尽如人意，美丽迷人又受了新思想洗礼的梅女士，投身社会无非是想摆脱她那个“俗物”一般的丈夫，孰料她刚脱离了一个“俗物”，却又立刻陷入一群“俗物”的包围之中。无论是那个一面高呼“打破旧礼教”一面唱着“人生行乐须及时”，一面却又在妻子和“妹妹”之间纠缠不清的黄教员，还是那个脚踩两只船的同样受过新思潮洗礼的陆克礼校长，那个自称负提倡妇女解放新思潮之责却又建造了“阿房宫”藏“丑”无数的惠省长，那个喊完了口号再到亚洲酒店开房的徐连长，还有那个冷静得让女人抓不住心的政治家梁刚夫……无论政界、军界、教育界还是学界，都是一帮“俗物”，面对离了婚的梅这样的尤物，谁都想假“解放妇女”之名浑水摸鱼，轻薄一把。但女人的不能“解放”，也不全然在于男人，梅因为太耀眼了，以致招来女人们的嫉妒和侮蔑，还有那位作诗“愿为英雄妾，不做俗人妻”的阿房宫女人，则完全是个人选择了。
梅到底献身给了更伟大的前程，因为时代在召唤。茅盾在考验我们将个人的命运同时代的命运联系起来的能力了。然而，“乱世”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它也只占据着一小角，更多的太平的日子里，我们又能献身给什么？工作？成为新时代的女强人？也许茅盾也料不到，在当代社会，“女强人”本身已是个尴尬的称谓。献身给工作，这又使我们成了奴隶。可见，在书的结尾，茅盾并不能为出走的娜拉找到真正的出路。
走出家庭，走上社会，去革命，去战斗，这样的轰轰烈烈，倒成了一时的好强，在梅们狂呼革命的同时，是否能让这样的热情抵消不被尊重和爱带来的心底深处的寂寞？被这样或那样的“俗物”包围甚至侵占着，这恐怕是茅盾笔下梅们的忧伤的宿命。
女子的解放与否，恐怕还在于心态。女人之为女人，恰在于她的“浓郁的女性和更浓郁的母性”，何苦为了“解放”而克制？
2009-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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