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祭》第五部份“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精金” 一、被 捕

　　五八年姗姗来迟的春天终於叩响了北京的城门；清明过后，第一场春雨为北京带来了朦胧的绿意。袁相忱每天带著最小的孩子小六去街边的小店吃早餐时，明显地感受到春天的脚步。六岁的小女儿在春天里，明显地比以前更加活泼，更加懂事。过了一个年，孩子又长大了一岁。袁相忱在孩子身上感受到了一种勃勃的生机，也感到为人父母的欣慰。但他的内心却毫无轻松感，知道自己离开家的日子不远了。他是以最珍惜的情怀来一一体味这一切的。

　　天热了，袁相忱就把棉衣换下来，开始穿毛衣。梁惠珍帮他把棉衣洗好后，准备把全家的棉衣一起收在包裹里，明年再用。袁相忱对妻子说：“你别把我的棉衣收起来，就把它放在我枕头边就行了。”梁惠珍问：“你还穿吗？不穿就收起来吧。我刚洗过了，放在外面会落上灰尘的。”袁相忱犹豫了一会，还是说：“你就放在外面吧，用块小布包起来，放在我枕头旁。”梁惠珍就没再说什么，把棉衣叠整齐了，用一块乾净的布包好，放在袁相忱的枕头边。

　　袁相忱已经预感到自己会在近期内被捕，所以就想万一被捕的时候，就把棉衣一起拿著。听说监狱里边被子很薄，到时候肯定用得上。又过了两天，袁相忱对梁惠珍说：“你出去给我买双新布鞋吧，要合脚一点，耐穿一点的。”梁惠珍问他：“怎么想起来要买新布鞋穿了？”因为袁相忱平时经常登台讲道，所以穿皮鞋的时候较多，并且袁相忱一向注意节俭，他的衣服和鞋，除非是穿破了，才让梁惠珍去买；若是衣服还没穿破，梁惠珍就帮他买了，他还会说梁惠珍不该浪费钱。这么多年来，梁惠珍已经摸透了丈夫的脾气，并且也养成了同样节俭的习惯。这一次是袁相忱主动提出让她买鞋，她就觉得很奇怪，所以就忍不住问了一句。袁相忱沉吟了一下，才说：“买双布鞋，好在以后劳动的时候穿。”梁惠珍听了楞了一下，继而就明白了：丈夫己经为被捕作准备，前几天丈夫不肯让她把棉衣收起来，她当时不明白为什么，现在想起来，应该也是为被捕作准备。梁惠珍楞在原地，泪水就在眼框里打转，但她控制住，没有让它流下来。袁相忱看到梁惠珍的样子，他的鼻子也酸酸的，但也忍著，当做没看到妻子的表情一样，走到外屋看书去了。

　　被捕的预感越重，袁相忱就越担忧。他不是为自己担忧，而是为他走后一大家人的生活担忧。他的母亲当时已六十多岁，妻子梁惠珍没有工作，家里有六个孩子：老大福音刚满十七岁，小六还只有六岁多；五个孩子在读书，家中老的老，小的小，正是最需要照顾的时候。他是一家之主，如果他走了，这一家人怎么办呢？

　　撒但很会寻找人的致命处来攻击人。他知道袁相忱对家人的情感，所以在袁相忱信仰黑暗期中最关键的时候，撒但已经藉著袁相忱的这个弱点来多次攻击过他：不论是政府的警告，还是主内信徒的劝说，都以“你走了以后，这一大家人怎么办？”这个问题来做文章，今天他又面对自己家人的情感和自己内心的担忧的挑战。

　　弱点是明摆著的，关键是怎么解决。袁相忱反复地考虑著。

　　当时从表面上看，只有两个解决办法：一是向政府表态，愿意参加三自；参加了三自，自然就不会被捕，不会和家人分开了。二是彻底坚持到底，坚决不参加三自；这样的结果就必然是被捕，顾不了家人了。

　　除了这两条路外，还有其他的办法吗？袁相忱忽然想到他要向神求一件事，那就是求神保守他脱离这患难，使他既不用加入三自，违背神的旨意，又不用被捕，与家人分离，他就在这福音堂中事奉神。他就这样向神求，祷告的时候他为自己的想法找到了支持的理由：求神为他个人和家庭开路，更求神为中国的福音工作开路，因为他相信，凡是出於爱神的动机的，神就必保守。

　　没错，神是会保守义人的，可是他忘了，神有权用各种方法来保守他的儿女。神有自己的方法，而不是用我们人所想的方法。多年以后，袁相忱回忆自己被捕的前前后后，才明白：神己经为他和他的家庭开了出路，神也为中国的教会和福音工作开了出路，并且神所为他个人和中国的福音工作所开的出路、所成就的一切，远超乎他的所求、所想。

　　祷告了十多天，袁相忱感到心中的平安越来越清晰，外面也似乎一片平安；没有人警告他，没有人劝说他，没有人打扰他。他想，“神一定是听我的祷告了，要救我脱离这患难，要为中国教会开一条新的路，让人们看到，不参加三自也是可以的。只要基督徒能坚决地摆明立场，政府就不会把我们怎么样。”

　　四月十九日上午，梁惠珍从街上回来，把一双新的厚底布鞋交给袁相忱，说：“你先试一试，看看合适不合适？”袁相忱当时正在看书，头也没抬，也没细想妻子的话，拿起鞋来套在脚上时才想起来，这是自己前一段时间叫妻子买来准备被捕的时候穿的，而现在，鞋己经买好了。

　　袁相忱心中一惊：“神啊，难道你是藉著这件事来提醒我？”

　　梁惠珍看袁相忱不说话，以为他在看鞋，就说：“这鞋很结实的，花了四块八毛钱。我刚才拿了十块钱出去，找回来五块多，这五块多零钱就搁你的兜里吧。”说完就把钱塞进袁相忱的裤兜里。他们谁都没想到，这双鞋在当天夜里就派上了用场：袁相忱是穿著这双新布鞋，带著那五块多钱，进了监狱的门的。

　　一九五八年，在中国的历史上也是个特别的年份：春天的时候从中央传来一道命令，全国的人都必须参加“除四害”的活动，其中包括打麻雀。打麻雀的方法也很特别，全国每一个地区在一天里集中时间集体行动，制造各种噪声，使麻雀惊吓之际，四处飞，但飞来飞去，发现所有的地方都不安全，所以再继续飞，直到在天上疲乏过度，掉下来摔死为止。打麻雀的结果有两个：一是功夫不负有心人，麻雀真的少了；二是从第二年开始，各类昆虫因失去了麻雀这个天敌，而开始大量繁殖，酿成了另一种虫灾，其中尤以蝗虫为甚。蝗虫是麻雀的主要食物之一，麻雀少了，蝗虫的生存率自然就高了，高到成为比麻雀更大的一种灾害，使各种农作物受到了严重的破坏，直接引发了五九年的粮食大饥荒。紧接著又是三年困难时期。用人为的手法破坏神所立的自然法则，必然导致严重的后果。这就是最好的例证。

　　打麻雀的工作是由北京全市统一行动的，定在四月二十日上午九点正准时开始。工作安排由市到区，由区到片，由片到街道，层层落实，要求必须准时、准点、全部人都参加。为了部署打麻雀的工作，四月十九日夜，街道召集了一些代表来开会，做进一步的安排。梁惠珍作为街道主任（一条小街道的管理人员），自然也参加了。那天夜里，布置任务会议开到十点半才散会，梁惠珍回到家里，孩子们都睡了，袁相忱正躺在床上看书。盲人青年陈邦恒因下午来袁相忱家里请教问题，吃完饭太晚了，不方便回去，所以当天也就留宿在袁相忱家里，睡在另一个房间里。梁惠珍洗漱完后，也就准备上床睡觉了。那时大约十一点多一点，忽然听到门外有人敲门，又有一个管户口的警察在门外叫：“梁主任，开一下门。”梁惠珍以为是为了明天打麻雀的事，就一边问，“有什么事？”一边打开了门。开门后看到门外站著两个人，都是街道派出所的，大家平时都很熟。那两个人说：“不是找你，是找老袁，我们所长要请老袁去谈话。”袁相忱听了，说：“好吧，等我一会。”边说边赶快起来，下床的时候，顺手拿出放在床边的新布鞋穿上。袁相忱和梁惠珍都意识到要发生什么事了，但他们想：“不可能是逮捕；要逮捕的话，不会有这么客气。”其实是派出所的人因为刚刚与梁惠珍一起开完会，布置完工作，所以给她一点面子，不让她亲眼看到丈夫被捕。袁相忱走到门口，又回头望了一眼梁惠珍，但却没说什么，就跟著派出所的人出去了。其中的一个派出所的人对梁惠珍说：“你睡觉吧。”但另一个人却说：“等过一会或许我们还会再来。”梁惠珍听了觉得很奇怪，心想，“他们说话怎么两个人都不一样？一个说让我睡吧，意思是没什么事了；另一个却说过一会还会再来，意思是还有事情没办完。他们到底是把相忱叫去干什么？”这样想著，心就咚咚地狂跳起来。她赶忙跪下祷告，哪里还有心思睡觉！

　　袁相忱跟著两个警察往香家园派出所走，他一边走一边想：“叫我去，干什么呢？是不是就回不到家里了？”想到这里，他心里后悔刚才没有去另外一个房间里与母亲道别，也没有去看一看六个孩子，也后悔还有很多福音堂的工作没有向同工们交待。走到半路，一个警察问袁相忱：“哎，你是属於什么反革命？”袁相忱楞住了，说：“我不知道我是什么反革命，我也没有反革命。”警察就不再说什么。原来，在逮捕袁相忱之前，政府早就把他的罪名定好了：“现行反革命”。

　　到了香家园派出所，刚坐下，就从屋里出来三个人，是袁相忱不认识的，可能是从市里面来的。他们凶巴巴地走过来，呼喝说：“站起来！”袁相忱就站起来，接著其中的一个人又把手上的逮捕证朝袁相忱一出示，就开始宣读逮捕证，正式宣布逮捕他。读完逮捕证后，又拿出印泥，指著一处空白的地方，让袁相忱按手印。袁相忱按过手印后，就有人给他把手铐带上了。这一切做得乾净利落，前后不过三五分钟，显然是早已布置好的。那时正是一九五八年四月十九日夜里十一点半，黑暗正浓。从那一刻起，袁相忱那长达二十一年八个月的铁窗生涯正式拉开帷幕。

　　袁相忱走后约半小时，梁惠珍还在祷告，就听到轰隆隆好多汽车开过来的声音，梁惠珍心中一惊：“难道相忱真的被捕了？”紧接著，又有人敲门，梁惠珍打开门，看到门外站满了警察。站在最前面的警察对她说：“袁相忱已经被捕了，这是逮捕证。”说完就拿出逮捕证给梁惠珍看，梁惠珍全身一阵发软，几乎站立不住。她心里说：“要挺住，一定要挺住。”警察又接著说：“现在要把这里所有的东西都翻出来，我们要彻底搜查。”说完话，一摆手，做了个开始的动作，就有五六个警察忽拉一下进到屋子里，每人手里都拿著工具，二话不说，就先从聚会的福音堂开始搜起，把东西摔得辟啪作响。

　　最先被这吵嘈声惊醒的是袁相忱的母亲。她听到儿子已经被捕，浑身发颤。梁惠珍对她说：“妈，我们一起去把孩子们叫醒吧。”老大福音已经自己起来了，一边扣衣扣，一边从房间里走出来。他看到福音堂里的椅子已经被推得东倒西歪，所有的圣经、诗歌本、属灵书籍都被堆在地板当中，连袁相忱布道时敲的鼓也被扔在地上。福音的牙咬得紧紧的，梁惠珍怕福音年纪轻，容易冲动，就对他说：“你进屋里把弟弟妹妹们都叫起来。”福音就进去把大家都喊起来，把陈邦恒也叫起来。孩子们睡眼惺惺地站在那里，看一群穿制服的人在那里翻箱倒柜，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最小的老六被大哥弄出来的时候还闭著眼，满肚子不高兴，但她睁开眼看到一大群人在那里乱丢东西时，就吓得一下子哭出声来。她一哭，所有的孩子就都跟著哭了起来。

　　梁惠珍把小六揽在怀里，轻轻抚摸著她的背部。她的身旁是年纪老迈的婆婆和六个尚未成年的孩子；他们一家人就这样看著警察在那里搜寻。

　　搜完了福音堂又进到每个房间里搜，每个警察手里都有一根铁棍，每走一步都用铁棍在地下敲一敲，听到什么地方有空洞的声音就撬开。福音堂的地下有一个浸池，警察把浸池的盖子揭开后，看到里面什么也没有，还不甘心，就把浸池周围的地都撬开，结果还是一无所获。

　　搜查从夜里十二点开始直到凌晨四点多才结束，检查之后把所有的东西都搬上车带走，临走的时候又对梁惠珍说：“你觉得我们的搜查合理不合理？如果觉得合理，就签个名。”搜都搜完了，才问“合不合理？”明摆著是走过场。梁惠珍看也没看，就拿过笔来写下自己的名字。四月二十日凌晨四点半，警察开著车走了，但梁惠珍的家已经不像家了。

　　二十日早晨，陈邦恒一大早就离开袁相忱的家里，回到了盲人工厂。他把经常去袁相忱家里的几位弟兄姐妹都叫到一起，然后告诉大家：“昨天晚上，袁牧师被捕了。”说完就放声大哭。其他人听后也都哭起来。

　　二十日早上九点钟，集体行动打麻雀的时间到了。梁惠珍照样按著十九日的工作安排，每家每户地通知大家出来打麻雀。街坊们都已经知道梁惠珍家里出事了，可没想到她还能出来照样工作。大家对她充满关切，但又不方便表示。梁惠珍是街道主任，负责十一个居委会。当时香家园派出所一共管辖二十二个居委会，梁惠珍就负责了一半，并且是义务的。她当初之所以同意做街道主任，只是出於帮忙之心而已。现在家中发生了那么大的事，丈夫被捕了，可梁惠珍照样出来认真完成她的工作。她自己知道，这是最后一次以街道主任的身份工作了。从十九日晚开始，她已经被列为“反革命份子”的家属了。她心中有不满、有疑惑、有深深的恐惧和担忧，但她都强压著这一切。她知道基督徒应该在自己的职份上尽本份，不管将来如何，只要今天她还是街道工作的负责人，就一定要把工作干好。

　　当时受袁相忱的被捕影响最大的孩子，就是他的长子袁福音。袁相忱被捕时福音在读小学六年级，学习成绩非常好，并且处处很关心同学，老师们都很喜欢他，他还被选为学校的少先队大队长。袁相忱被捕的那天，福音放学回来，看到家门对面有几个穿著蓝色球鞋的人在不停地向他家张望，他当时感觉不对劲，想这些人到底是干什么的？穿著球鞋，但又不是锻练身体，又不住在附近，又老不走开，他根本没想到这些人是来监视他家里的动静的。父亲的被捕给福音很大的打击，他不清楚自己的父亲到底为什么被捕，更不清楚自己作为家中的长子，将来的道路该怎么走。父亲被捕的第二天，在福音学校的门口，就贴出了“打倒袁相忱”的大字报，大字报中列举了袁相忱的数条罪状。中午等到同学们都回家以后，福音一个人去看。当时青年会、缸瓦寺、白塔寺都有关於袁相忱的大字报，说要把袁从一白六十号赶出来。看完学校门口的大字报后，福音没有回家，他要去其它地方看看有没有父亲的大字报。作为长子，作为袁相忱的儿子，他想知道父亲到底为什么被捕。他一路走一路看，走遍了全城。北京共有两次针对袁相忱的大字报，第一次是参加三自的牧师写的，第二次是针对重点人物写的，专对王明道和袁相忱。每次站在那里看大字报时，福音都是看到中途就看不下去了，每次都是悲伤地离开，但又想去看。他不相信父亲真的是反革命，也不相信政府真的全没有任何理由地乱抓人；他无法理解这一切，也无法跟别人说，包括自己的母亲，因为他知道，母亲己经承受了够多的压力了。福音含著眼泪，只好一个人茫无目的地在街上走著，怀疑、迷惑、失望、无助，过早地介入了这个十七岁青年的生活。他在这压力之下，仿佛一夜之间就变成大人了，他知道他从此就是家中担负责任的男子汉了。

　　一个星期后，老师把袁福音叫到办公室，告诉他，少先队大队长的职务从今天开始就由另一个同学担任了。福音点点头，他没有问老师什么原因，老师也没有讲原因，但这原因是不言自明的。福音回到家里，没有把这件事告诉母亲，因为他怕母亲担心，他倒是对母亲说：“妈，你别发愁，等我六月份毕业了，就找份工作，我来养活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