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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祭》第五部份“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精金” 一、被 捕

(2009-10-26 20:01:07) 下一个


  五八年姗姗来迟的春天终於叩响了北京的城门;清明过后,第一场春雨为北京带来了朦胧的绿意。袁相忱每天带著最小的孩子小六去街边的小店吃早餐时,明显地感受到春天的脚步。六岁的小女儿在春天里,明显地比以前更加活泼,更加懂事。过了一个年,孩子又长大了一岁。袁相忱在孩子身上感受到了一种勃勃的生机,也感到为人父母的欣慰。但他的内心却毫无轻松感,知道自己离开家的日子不远了。他是以最珍惜的情怀来一一体味这一切的。

  天热了,袁相忱就把棉衣换下来,开始穿毛衣。梁惠珍帮他把棉衣洗好后,准备把全家的棉衣一起收在包裹里,明年再用。袁相忱对妻子说:“你别把我的棉衣收起来,就把它放在我枕头边就行了。”梁惠珍问:“你还穿吗?不穿就收起来吧。我刚洗过了,放在外面会落上灰尘的。”袁相忱犹豫了一会,还是说:“你就放在外面吧,用块小布包起来,放在我枕头旁。”梁惠珍就没再说什么,把棉衣叠整齐了,用一块乾净的布包好,放在袁相忱的枕头边。

  袁相忱已经预感到自己会在近期内被捕,所以就想万一被捕的时候,就把棉衣一起拿著。听说监狱里边被子很薄,到时候肯定用得上。又过了两天,袁相忱对梁惠珍说:“你出去给我买双新布鞋吧,要合脚一点,耐穿一点的。”梁惠珍问他:“怎么想起来要买新布鞋穿了?”因为袁相忱平时经常登台讲道,所以穿皮鞋的时候较多,并且袁相忱一向注意节俭,他的衣服和鞋,除非是穿破了,才让梁惠珍去买;若是衣服还没穿破,梁惠珍就帮他买了,他还会说梁惠珍不该浪费钱。这么多年来,梁惠珍已经摸透了丈夫的脾气,并且也养成了同样节俭的习惯。这一次是袁相忱主动提出让她买鞋,她就觉得很奇怪,所以就忍不住问了一句。袁相忱沉吟了一下,才说:“买双布鞋,好在以后劳动的时候穿。”梁惠珍听了楞了一下,继而就明白了:丈夫己经为被捕作准备,前几天丈夫不肯让她把棉衣收起来,她当时不明白为什么,现在想起来,应该也是为被捕作准备。梁惠珍楞在原地,泪水就在眼框里打转,但她控制住,没有让它流下来。袁相忱看到梁惠珍的样子,他的鼻子也酸酸的,但也忍著,当做没看到妻子的表情一样,走到外屋看书去了。

  被捕的预感越重,袁相忱就越担忧。他不是为自己担忧,而是为他走后一大家人的生活担忧。他的母亲当时已六十多岁,妻子梁惠珍没有工作,家里有六个孩子:老大福音刚满十七岁,小六还只有六岁多;五个孩子在读书,家中老的老,小的小,正是最需要照顾的时候。他是一家之主,如果他走了,这一家人怎么办呢?

  撒但很会寻找人的致命处来攻击人。他知道袁相忱对家人的情感,所以在袁相忱信仰黑暗期中最关键的时候,撒但已经藉著袁相忱的这个弱点来多次攻击过他:不论是政府的警告,还是主内信徒的劝说,都以“你走了以后,这一大家人怎么办?”这个问题来做文章,今天他又面对自己家人的情感和自己内心的担忧的挑战。

  弱点是明摆著的,关键是怎么解决。袁相忱反复地考虑著。

  当时从表面上看,只有两个解决办法:一是向政府表态,愿意参加三自;参加了三自,自然就不会被捕,不会和家人分开了。二是彻底坚持到底,坚决不参加三自;这样的结果就必然是被捕,顾不了家人了。

  除了这两条路外,还有其他的办法吗?袁相忱忽然想到他要向神求一件事,那就是求神保守他脱离这患难,使他既不用加入三自,违背神的旨意,又不用被捕,与家人分离,他就在这福音堂中事奉神。他就这样向神求,祷告的时候他为自己的想法找到了支持的理由:求神为他个人和家庭开路,更求神为中国的福音工作开路,因为他相信,凡是出於爱神的动机的,神就必保守。

  没错,神是会保守义人的,可是他忘了,神有权用各种方法来保守他的儿女。神有自己的方法,而不是用我们人所想的方法。多年以后,袁相忱回忆自己被捕的前前后后,才明白:神己经为他和他的家庭开了出路,神也为中国的教会和福音工作开了出路,并且神所为他个人和中国的福音工作所开的出路、所成就的一切,远超乎他的所求、所想。

  祷告了十多天,袁相忱感到心中的平安越来越清晰,外面也似乎一片平安;没有人警告他,没有人劝说他,没有人打扰他。他想,“神一定是听我的祷告了,要救我脱离这患难,要为中国教会开一条新的路,让人们看到,不参加三自也是可以的。只要基督徒能坚决地摆明立场,政府就不会把我们怎么样。”

  四月十九日上午,梁惠珍从街上回来,把一双新的厚底布鞋交给袁相忱,说:“你先试一试,看看合适不合适?”袁相忱当时正在看书,头也没抬,也没细想妻子的话,拿起鞋来套在脚上时才想起来,这是自己前一段时间叫妻子买来准备被捕的时候穿的,而现在,鞋己经买好了。

  袁相忱心中一惊:“神啊,难道你是藉著这件事来提醒我?”

  梁惠珍看袁相忱不说话,以为他在看鞋,就说:“这鞋很结实的,花了四块八毛钱。我刚才拿了十块钱出去,找回来五块多,这五块多零钱就搁你的兜里吧。”说完就把钱塞进袁相忱的裤兜里。他们谁都没想到,这双鞋在当天夜里就派上了用场:袁相忱是穿著这双新布鞋,带著那五块多钱,进了监狱的门的。

  一九五八年,在中国的历史上也是个特别的年份:春天的时候从中央传来一道命令,全国的人都必须参加“除四害”的活动,其中包括打麻雀。打麻雀的方法也很特别,全国每一个地区在一天里集中时间集体行动,制造各种噪声,使麻雀惊吓之际,四处飞,但飞来飞去,发现所有的地方都不安全,所以再继续飞,直到在天上疲乏过度,掉下来摔死为止。打麻雀的结果有两个:一是功夫不负有心人,麻雀真的少了;二是从第二年开始,各类昆虫因失去了麻雀这个天敌,而开始大量繁殖,酿成了另一种虫灾,其中尤以蝗虫为甚。蝗虫是麻雀的主要食物之一,麻雀少了,蝗虫的生存率自然就高了,高到成为比麻雀更大的一种灾害,使各种农作物受到了严重的破坏,直接引发了五九年的粮食大饥荒。紧接著又是三年困难时期。用人为的手法破坏神所立的自然法则,必然导致严重的后果。这就是最好的例证。

  打麻雀的工作是由北京全市统一行动的,定在四月二十日上午九点正准时开始。工作安排由市到区,由区到片,由片到街道,层层落实,要求必须准时、准点、全部人都参加。为了部署打麻雀的工作,四月十九日夜,街道召集了一些代表来开会,做进一步的安排。梁惠珍作为街道主任(一条小街道的管理人员),自然也参加了。那天夜里,布置任务会议开到十点半才散会,梁惠珍回到家里,孩子们都睡了,袁相忱正躺在床上看书。盲人青年陈邦恒因下午来袁相忱家里请教问题,吃完饭太晚了,不方便回去,所以当天也就留宿在袁相忱家里,睡在另一个房间里。梁惠珍洗漱完后,也就准备上床睡觉了。那时大约十一点多一点,忽然听到门外有人敲门,又有一个管户口的警察在门外叫:“梁主任,开一下门。”梁惠珍以为是为了明天打麻雀的事,就一边问,“有什么事?”一边打开了门。开门后看到门外站著两个人,都是街道派出所的,大家平时都很熟。那两个人说:“不是找你,是找老袁,我们所长要请老袁去谈话。”袁相忱听了,说:“好吧,等我一会。”边说边赶快起来,下床的时候,顺手拿出放在床边的新布鞋穿上。袁相忱和梁惠珍都意识到要发生什么事了,但他们想:“不可能是逮捕;要逮捕的话,不会有这么客气。”其实是派出所的人因为刚刚与梁惠珍一起开完会,布置完工作,所以给她一点面子,不让她亲眼看到丈夫被捕。袁相忱走到门口,又回头望了一眼梁惠珍,但却没说什么,就跟著派出所的人出去了。其中的一个派出所的人对梁惠珍说:“你睡觉吧。”但另一个人却说:“等过一会或许我们还会再来。”梁惠珍听了觉得很奇怪,心想,“他们说话怎么两个人都不一样?一个说让我睡吧,意思是没什么事了;另一个却说过一会还会再来,意思是还有事情没办完。他们到底是把相忱叫去干什么?”这样想著,心就咚咚地狂跳起来。她赶忙跪下祷告,哪里还有心思睡觉!

  袁相忱跟著两个警察往香家园派出所走,他一边走一边想:“叫我去,干什么呢?是不是就回不到家里了?”想到这里,他心里后悔刚才没有去另外一个房间里与母亲道别,也没有去看一看六个孩子,也后悔还有很多福音堂的工作没有向同工们交待。走到半路,一个警察问袁相忱:“哎,你是属於什么反革命?”袁相忱楞住了,说:“我不知道我是什么反革命,我也没有反革命。”警察就不再说什么。原来,在逮捕袁相忱之前,政府早就把他的罪名定好了:“现行反革命”。

  到了香家园派出所,刚坐下,就从屋里出来三个人,是袁相忱不认识的,可能是从市里面来的。他们凶巴巴地走过来,呼喝说:“站起来!”袁相忱就站起来,接著其中的一个人又把手上的逮捕证朝袁相忱一出示,就开始宣读逮捕证,正式宣布逮捕他。读完逮捕证后,又拿出印泥,指著一处空白的地方,让袁相忱按手印。袁相忱按过手印后,就有人给他把手铐带上了。这一切做得乾净利落,前后不过三五分钟,显然是早已布置好的。那时正是一九五八年四月十九日夜里十一点半,黑暗正浓。从那一刻起,袁相忱那长达二十一年八个月的铁窗生涯正式拉开帷幕。

  袁相忱走后约半小时,梁惠珍还在祷告,就听到轰隆隆好多汽车开过来的声音,梁惠珍心中一惊:“难道相忱真的被捕了?”紧接著,又有人敲门,梁惠珍打开门,看到门外站满了警察。站在最前面的警察对她说:“袁相忱已经被捕了,这是逮捕证。”说完就拿出逮捕证给梁惠珍看,梁惠珍全身一阵发软,几乎站立不住。她心里说:“要挺住,一定要挺住。”警察又接著说:“现在要把这里所有的东西都翻出来,我们要彻底搜查。”说完话,一摆手,做了个开始的动作,就有五六个警察忽拉一下进到屋子里,每人手里都拿著工具,二话不说,就先从聚会的福音堂开始搜起,把东西摔得辟啪作响。

  最先被这吵嘈声惊醒的是袁相忱的母亲。她听到儿子已经被捕,浑身发颤。梁惠珍对她说:“妈,我们一起去把孩子们叫醒吧。”老大福音已经自己起来了,一边扣衣扣,一边从房间里走出来。他看到福音堂里的椅子已经被推得东倒西歪,所有的圣经、诗歌本、属灵书籍都被堆在地板当中,连袁相忱布道时敲的鼓也被扔在地上。福音的牙咬得紧紧的,梁惠珍怕福音年纪轻,容易冲动,就对他说:“你进屋里把弟弟妹妹们都叫起来。”福音就进去把大家都喊起来,把陈邦恒也叫起来。孩子们睡眼惺惺地站在那里,看一群穿制服的人在那里翻箱倒柜,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最小的老六被大哥弄出来的时候还闭著眼,满肚子不高兴,但她睁开眼看到一大群人在那里乱丢东西时,就吓得一下子哭出声来。她一哭,所有的孩子就都跟著哭了起来。

  梁惠珍把小六揽在怀里,轻轻抚摸著她的背部。她的身旁是年纪老迈的婆婆和六个尚未成年的孩子;他们一家人就这样看著警察在那里搜寻。

  搜完了福音堂又进到每个房间里搜,每个警察手里都有一根铁棍,每走一步都用铁棍在地下敲一敲,听到什么地方有空洞的声音就撬开。福音堂的地下有一个浸池,警察把浸池的盖子揭开后,看到里面什么也没有,还不甘心,就把浸池周围的地都撬开,结果还是一无所获。

  搜查从夜里十二点开始直到凌晨四点多才结束,检查之后把所有的东西都搬上车带走,临走的时候又对梁惠珍说:“你觉得我们的搜查合理不合理?如果觉得合理,就签个名。”搜都搜完了,才问“合不合理?”明摆著是走过场。梁惠珍看也没看,就拿过笔来写下自己的名字。四月二十日凌晨四点半,警察开著车走了,但梁惠珍的家已经不像家了。

  二十日早晨,陈邦恒一大早就离开袁相忱的家里,回到了盲人工厂。他把经常去袁相忱家里的几位弟兄姐妹都叫到一起,然后告诉大家:“昨天晚上,袁牧师被捕了。”说完就放声大哭。其他人听后也都哭起来。

  二十日早上九点钟,集体行动打麻雀的时间到了。梁惠珍照样按著十九日的工作安排,每家每户地通知大家出来打麻雀。街坊们都已经知道梁惠珍家里出事了,可没想到她还能出来照样工作。大家对她充满关切,但又不方便表示。梁惠珍是街道主任,负责十一个居委会。当时香家园派出所一共管辖二十二个居委会,梁惠珍就负责了一半,并且是义务的。她当初之所以同意做街道主任,只是出於帮忙之心而已。现在家中发生了那么大的事,丈夫被捕了,可梁惠珍照样出来认真完成她的工作。她自己知道,这是最后一次以街道主任的身份工作了。从十九日晚开始,她已经被列为“反革命份子”的家属了。她心中有不满、有疑惑、有深深的恐惧和担忧,但她都强压著这一切。她知道基督徒应该在自己的职份上尽本份,不管将来如何,只要今天她还是街道工作的负责人,就一定要把工作干好。

  当时受袁相忱的被捕影响最大的孩子,就是他的长子袁福音。袁相忱被捕时福音在读小学六年级,学习成绩非常好,并且处处很关心同学,老师们都很喜欢他,他还被选为学校的少先队大队长。袁相忱被捕的那天,福音放学回来,看到家门对面有几个穿著蓝色球鞋的人在不停地向他家张望,他当时感觉不对劲,想这些人到底是干什么的?穿著球鞋,但又不是锻练身体,又不住在附近,又老不走开,他根本没想到这些人是来监视他家里的动静的。父亲的被捕给福音很大的打击,他不清楚自己的父亲到底为什么被捕,更不清楚自己作为家中的长子,将来的道路该怎么走。父亲被捕的第二天,在福音学校的门口,就贴出了“打倒袁相忱”的大字报,大字报中列举了袁相忱的数条罪状。中午等到同学们都回家以后,福音一个人去看。当时青年会、缸瓦寺、白塔寺都有关於袁相忱的大字报,说要把袁从一白六十号赶出来。看完学校门口的大字报后,福音没有回家,他要去其它地方看看有没有父亲的大字报。作为长子,作为袁相忱的儿子,他想知道父亲到底为什么被捕。他一路走一路看,走遍了全城。北京共有两次针对袁相忱的大字报,第一次是参加三自的牧师写的,第二次是针对重点人物写的,专对王明道和袁相忱。每次站在那里看大字报时,福音都是看到中途就看不下去了,每次都是悲伤地离开,但又想去看。他不相信父亲真的是反革命,也不相信政府真的全没有任何理由地乱抓人;他无法理解这一切,也无法跟别人说,包括自己的母亲,因为他知道,母亲己经承受了够多的压力了。福音含著眼泪,只好一个人茫无目的地在街上走著,怀疑、迷惑、失望、无助,过早地介入了这个十七岁青年的生活。他在这压力之下,仿佛一夜之间就变成大人了,他知道他从此就是家中担负责任的男子汉了。

  一个星期后,老师把袁福音叫到办公室,告诉他,少先队大队长的职务从今天开始就由另一个同学担任了。福音点点头,他没有问老师什么原因,老师也没有讲原因,但这原因是不言自明的。福音回到家里,没有把这件事告诉母亲,因为他怕母亲担心,他倒是对母亲说:“妈,你别发愁,等我六月份毕业了,就找份工作,我来养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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